羅馬與耶路撒冷（簡體書）

宋立宏編著的這本《羅馬與耶路撒冷》以14篇文章，分別介紹了羅馬帝國和猶太學兩部分內容。文章有《羅馬人民與革命》、《對“羅馬化”及羅馬帝國文化認同的反思》、《土匪與英雄之間：書信中的巴爾•科赫巴》、《一位以色列漢學家的抉擇》等。

宋立宏，南京市人，畢業于南京大學歷史學系，獲博士學位。現為南京大學哲學宗教學系、猶太和以色列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猶太文明、古代地中海世界方面的研究。編有《從西奈到中國》，譯有《汙名》等書。

羅馬城現存最古老的凱旋拱門，是紀念皇帝提圖斯鎮壓猶太叛亂、佔領耶路撒冷的。拱門內的浮雕上，羅馬士兵炫耀著從猶太聖殿劫掠來的幾件禮器，其中就包括一座七枝燭臺。提圖斯拱門象徵羅馬帝國的軍威，於猶太教卻是汙名。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後，這一汙名有增無減：拱門開始帶有神的威力已從耶路撒冷轉入羅馬教會的意味，象徵著對猶太人不信耶穌的懲罰。猶太人自然對提圖斯拱門心懷芥蒂。許多世紀以來，據說猶太人不能徑直從拱門下穿過，須繞道而行，否則便會運交華蓋。事實上，古代拉比文獻把提圖斯稱為“邪惡以掃的邪惡後代”，而把羅馬帝國叫做以東——這是聖經中以掃的另一個名字。以掃是又名以色列的雅各的孿生哥哥，兄弟倆的爭鬥始自娘胎，出世後矛盾愈發尖銳。把羅馬帝國叫作以東，拉比們顯然將羅馬人目為勢不兩立的敵人。羅馬帝國衰亡後，他們又把繼之而起的基督教國家稱作以東。到了19世紀，猶太人竟然青睞起拱門上那座七枝燭臺，認為它不僅是考古學意義上最本真的聖殿禮器，更是通往民族光榮過去的一把鑰匙。以色列建國後，它被用作今日以色列國的國徽，這不啻是雅各的凱旋。羅馬與耶路撒冷，及其衍生的無盡古今隱喻，是彼此的他者，卻又可以像孿生兄弟那樣互為鏡像。 以上是我編輯這本文集時所想到的。本書選錄了過去十餘年間寫的一些文章，分為上下編。上編七篇與羅馬帝國有關，下編七篇則指向猶太教與猶太認同。每篇所寫，如今看來，無非是圍繞羅馬或耶路撒冷的一些向心力或離心力；有時，這兩股力是非此即彼的——趨向羅馬或以東，就是背離耶路撒冷或雅各，反之亦然。雖然文章之後交代了原刊出處，但我趁此次結集出版，又作了全面修訂，個別篇目甚至改頭換面。隨著新著過眼、讀者物件變化，這些增刪我認為是必要的，但改動並不針對基本觀點，而在於補充新材料，或者讓行文儘量平易生動些。 衷心感謝高峰楓、呂大年和周運諸位先生，他們的好意使這本論題遙遠的小書能納入“六合叢書”，讓我得以回顧自己過往的腳步。也衷心感謝曾刊發這些文章的主事者，他們的鼓勵一直是我前行的動力。 2014年春

當然，置身山外未必一定看得真切。《書藏》作者只是一個信而好古之人，他並不相信有關希臘神話的口頭傳說，而是完全依賴古老、保守的文獻。這使他的作品包含了許多與史詩和抒情詩中所述神話有出入的成分，它們被認為屬於古典甚或更早的古風（archaic）時代。從文體上看，此書敘事平易，不加藻飾，“是希臘神話及英雄傳說的一種梗概”，故不及《奧古斯都史》或新發現的《光明之城》（有意思的是，此書之真偽尚未塵埃落定，已有“去偽存真”的主張了）有諸多可茲發揮之處。善於索隱的人恐怕要失望，但他們知難而上的精神和探索真理的欲望，說不定反而會愈發高漲。 從身後名的角度揣度偽書的作偽動機比較常見，也有人情味。這世上恐怕沒有比身後名更徒有虛名的東西了。曲園老人晚年不能忘情於他的“所著書”，還一再以此叮嚀後人，就一度讓年幼的俞平伯困惑不解，隨著年歲增長，他才漸漸明白身後名還是“有點兒實在的”，因為“我們日常所遭逢的一切，遠不如期待中的那般切實耳”。可見身後名之于平淡人生，未嘗不是一種慰藉和寄託，畢竟“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作偽者把自己著作偽託在名家名下，以期垂傳後世的心情不難理解，《書藏》作者邁上這條通往流芳百世的終南捷徑，亦有可能。不過身後名說到底是自己的名，心甘情願將自己文章拱手讓人者，必淡泊曠達之士。但在希臘化時代以降的古代世界，這種人，若非為時間之沙湮沒，實在是很少的，而汲汲于名利乃至投機取巧者倒可拈出不少。 西元前3世紀的希臘詩人尤佛裡安（Euphorion）在風格技法上摹仿希臘化時代傳誦一時的詩人卡利馬庫斯（Callimachus），以及最早把愛情作為史詩主題的羅德島的阿波羅尼烏斯（Apollonius Rhodius），但這種摹仿的頻繁和有意識，已到了被論家評為無恥的地步。有意思的是，作為卡利馬庫斯的學生，阿波羅尼烏斯曾整段整段把老師的作品用自己的風格移植過來，占為己有，而被乃師指責為剽竊。風格精緻的羅馬戲劇家泰倫斯苛責其粗俗的前輩普勞圖斯粗心大意，在改編希臘劇本時竟然漏掉了整整一幕！他沒有用“剽竊”一詞，因為他誇耀自己比普勞圖斯還要忠實於希臘底本。在泰倫斯看來，希臘戲劇家已把話說盡了，自己的戲劇能介於創作和翻譯之間就算不錯了。不過，當有人批評他在劇本中又加進大量其他劇本的內容，從而“糟蹋”（contaminatio）了希臘底本時，他據理反駁，這個“理”竟是普勞圖斯也這麼幹！這種拼拼湊湊為古典作家廣泛採納，正如墨丘利同為小偷和詩人的保護神所暗示的那樣。其流風所及，連巴勒斯坦的猶太史家約瑟夫斯（Josephus）亦不能免俗。約瑟夫斯在定居羅馬後開始潛心著述，後人發現他在東抄西抄時，經常不加分辨地使用內容彼此矛盾的材料，致使同一作品前後不通，甚至還使不同作品在敘述同一事件時互有出入。《書藏》中的不一致問題也出在作者像約瑟夫斯那樣缺乏批判精神。學者們通過比較《書藏》與所引原典的殘篇，發現作者對原典的迷信到了亦步亦趨的程度，他既沒有依據新學說而把原材料重新排比一遍，又沒有技癢而對原文踵事增華一番。他太敬畏他所依據的那些權威了。套用一句學界現在討論熱烈的話，這算不算剽竊呢？ “剽竊”（plagiarism）一詞在希臘文中意為拐彎抹角、躲躲閃閃，卡利馬庫斯就是在此意義上批評其學生的。它的“隱蔽性”和拉丁文中的“搶劫、綁架”之意（這解釋了泰倫斯避免使用該詞的原因）有微妙的區別。正因為這種“隱蔽性”，“剽竊”和“借用”之間的界限不易識別。但這條界限在彌爾頓和黃庭堅的慧眼裡清晰可辨：前者振振有詞，說“文人間的借用，如借用者不能運用得更好，即為剽竊”；後者在講究“無一字無來處”的同時，又強調“奪胎換骨、點鐵成金”。借此衡量，李維比上述那些古典作家狡黠許多。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其敘事之精湛、辭章之典雅，有口皆碑。他在方法上也遠比許多古典作家高明。他不僅在著作中標明自己的材料來源，還經常討論這些材料的合理性，給人留下言必有據、頭頭是道的印象；遇到不同材料不盡一致，甚至互相矛盾時，他深諳中庸之道：“如果我們必須選擇的話，這些極端之間的中間數目可能最接近真相”（第二十六卷四十九章）。所以他的《羅馬史》連貫流暢，美輪美奐。直到文藝復興時，博大精深者如但丁仍在稱讚“李維不會出錯”。至於柯林武德看出他剪剪貼貼的方法，那是上個世紀才有的事。相形之下，《書藏》的作者雖然也不時標舉所用材料的出處，然其文筆之枯澀、行文之疏漏，斷難當得上“更好”二字。所以，不說他是現代意義上的剽竊，至少也是“低水準的重複”。 人性的複雜怎麼高估，都不過分。古代世界既然有尤佛裡安這類不恥之徒，也難保不會有一兩位自知平凡，雖有所作，終托而隱之人。《書藏》的作者可能就是這樣一個人。既然一涉及作偽者的主觀意圖，就難免雜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們不妨附會此說。我的戲說只想為寂寞的《書藏》吼吼，權且充當失真的揚聲器。反正再怎麼戲說，都無損此書的價值。這種價值體現在現在，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有關希臘神話的原始文獻，從中“可以考見一般希臘人對於世界及本族的起源與古史之信念”；體現在過去，是在一個神話有著比成文法更廣泛影響的社會中，它的編撰向希臘人集中展示了希臘的傳統，從而鞏固了他們之所以是希臘人的那種集體意識。由是觀之，《書藏》簡直偽得可喜可賀了。 P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