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的前沿（簡體書）

關于本書
西方傳統中，社會契約理論是最強大的社會正義理論之一，羅爾斯的正義論在當代首屈一指，但它也未能解決如下三個社會正義問題：我們如何把教育、健康關懷、政治權利和自由等這些平等的公民權利延伸到那些身體和心理不健全者？我們如何把正義和有尊嚴的生活條件延伸到世界上的所有公民？我們如何把非人類動物納入我們的社會正義觀？
瑪莎?C?納斯鮑姆的杰出著作《正義的前沿》，正是從處理這三個長期被現存理論所忽視的、亟待解決的社會正義問題入手，尋求一種可以更好地指引我們進行社會合作的社會正義理論。基于對現有社會契約理論在這三個方面局限性的反思，納斯鮑姆發展出一種基于“能力”的替代理論，這一理論有助于我們更清楚地思考政治合作的目的和政治原則的本質，以及期待一種適應于所有物種包括非人類動物的更大正義。

關于作者
瑪莎?C?納斯鮑姆（Martha CNussbaum），美國哲學家，人文與科學院院士，當前美國最杰出、最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現為芝加哥大學法學、倫理學佛羅因德（Ernst Freund）杰出貢獻教授，同時受聘于該校7個院（系）。2003年榮列英國《新政治家》雜志評出的“我們時代的十二位偉大思想家”之一；2012年獲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被稱為“當代哲學界最具創新力和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她已經出版的17部專著涉及古典學、政治哲學、法學、博雅教育、女性與人類發展等眾多領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善的脆弱性》、《詩性正義》 。
關于譯者
朱慧玲，女，清華大學哲學博士，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師。主要研究領域為西方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主要譯著有：《公正：該如何做是好？》、《公共哲學》、《道德之維》。
謝惠媛，女，清華大學哲學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倫理學。專著《善惡抉擇》獲北京市第十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倫理學視閾中的不正當行政行為問題研究”一項、省部級課題多項，發表學術論文近50篇。
陳文娟，女，清華大學哲學博士，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倫理、共和美德和道德教育。出版專著《政治及其公共性》，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共和政體的道德基礎研究”，發表學術論文近20篇。

關于作者
瑪莎?C?納斯鮑姆（Martha CNussbaum），美國哲學家，人文與科學院院士，當前美國最杰出、最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現為芝加哥大學法學、倫理學佛羅因德（Ernst Freund）杰出貢獻教授，同時受聘于該校7個院（系）。2003年榮列英國《新政治家》雜志評出的“我們時代的十二位偉大思想家”之一；2012年獲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被稱為“當代哲學界最具創新力和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她已經出版的17部專著涉及古典學、政治哲學、法學、博雅教育、女性與人類發展等眾多領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善的脆弱性》、《詩性正義》 。
關于譯者
朱慧玲，女，清華大學哲學博士，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師。主要研究領域為西方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主要譯著有：《公正：該如何做是好？》、《公共哲學》、《道德之維》。
謝惠媛，女，清華大學哲學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倫理學。專著《善惡抉擇》獲北京市第十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倫理學視閾中的不正當行政行為問題研究”一項、省部級課題多項，發表學術論文近50篇。
陳文娟，女，清華大學哲學博士，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倫理、共和美德和道德教育。出版專著《政治及其公共性》，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共和政體的道德基礎研究”，發表學術論文近20篇。

目錄
作品縮略對照1

導論
第一章社會契約和三個懸而未決的正義問題
一、自然狀態
二、三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三、羅爾斯和懸而未決的問題
四、自由、平等和獨立
五、格勞秀斯、霍布斯、洛克、休謨、康德
六、三種現代契約論形式
七、能力進路
八、能力和契約主義
九、尋求全球正義
第二章殘障和社會契約
一、關懷需要、正義問題
二、審慎的和道德的契約版本；公共和私人
三、羅爾斯的康德式契約主義：首要善、康德式個人、大致平等、
互利
四、推遲殘障的問題
五、康德的個人和精神不健全
六、關懷和殘障：基太和森
七、重構契約論？
第三章能力與殘障
一、能力進路：以非契約論的方式闡釋關懷
二、社會合作的基礎
三、尊嚴：亞里士多德式的而非康德式的
四、善的優先性、契約的作用
五、為什么是能力？
六、關懷與能力清單
七、能力抑或發揮作用？
八、直覺主義的指控
九、能力進路與羅爾斯的正義原則
十、類型和尊嚴的層次：物種標準
十一、公共政策：監護問題
十二、公共政策：教育與包容
十三：公共政策：看護工作
十四、自由主義與人的能力
第四章互利與全球不平等
一、不平等的世界
二、《正義論》：被引入的兩階段契約
三、《萬民法》：重新確認與修改的兩階段契約
四、正當性證明與貫徹實施
五、評價兩階段契約
六、全球契約：貝茨與博格
七、國際契約論的前景
第五章超越國界的能力
一、社會合作：權利的優先性
二、為什么是能力？
三、能力與權利
四、平等與充裕
五、多元主義與寬容
六、一種國際性的“重疊共識”？
七、能力進路的全球化：制度的作用
八、能力進路的全球化：什么樣的制度？
九、全球性結構的十大原則
第六章超越“同情與人道”
一、“有權有尊嚴地存在著的生物”
二、康德式社會契約觀：間接義務、同情的義務
三、功利主義和動物的繁榮
四、尊嚴的種類、繁榮的種類：擴展能力進路
五、方法論：理論與想象
六、物種與個體
七、評價動物能力：沒有自然崇拜
八、積極的與消極的、能力與作用
九、平等與充分
十、死亡與傷害
十一、一種重疊共識？
十二、朝向基本政治原則：能力清單
十三、沖突的恒在性
十四、通向一種真正的全球正義
第七章道德情感與能力進路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后記

導論

1社會正義理論應該是抽象的。也就是，它們應該具有總體性，擁有一種使它們能夠超越其時代政治沖突的理論力量，即使在這些沖突中它們是其根源。甚至政治辯護也需要這樣的抽象：除非我們能表明一種政治理論具有長久的穩定性，能獲得公民的支持，而且這種支持遠不是出于狹義的自我保護或工具理性，否則，我們就不能為這種政治理論進行辯護。［1］并且，如果不從即時事件中抽離，這一政治理論也不可能是穩定的。
另外，社會正義理論也必須回應世界及其最緊迫的問題，以及在回應新問題或一些被嚴重疏忽的老問題時，必須對它們的構想甚至結構上的改變保持開放。
例如，西方傳統中的大多數社會正義理論一直以來嚴重疏忽女性的平等訴求，以及在通往那種平等之路上所存在的許多障礙。盡管這些理論的抽象性在某些方式上是有價值的，但在遭遇世界上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時卻是失敗的。充分參與性別正義問題取得了大量的理論結果，因為它牽涉到承認家庭是一種政治組織，而不是與正義無關的“私人領域”的一部分。因此，修正先前理論的疏忽，不僅僅是把同樣的舊理論應用于新問題，而是要修正理論結構。
如今，存在三個尚未解決的社會正義問題，在現存理論中，對社會正義問題的視而不見似乎特別成問題。（毋庸置疑，還存在其他這樣的問題，一些我們至今都未發覺的問題。）首先，對那些生理和精神不健全（physical and mental impairments）的人本書把impairment翻譯為“不健全”，指一種正常身體功能的喪失，如聾、瞎、啞、癱瘓等。另，disability,出現于本章第二節，譯為“殘障”，指向一種結果，即不健全之人在所處環境中不能做某事。在本書中，納斯鮑姆既是指殘障是由于不健全的客觀事實所導致的不能做某事的自然后果，如聾導致不能聽，瞎導致不能看；更是指由于社會缺乏相應的正義安排，導致不健全者不能做某事的人為后果，如一個由于車禍失去雙腿、高位截癱的人，如果社會通過正義的安排，提供一種用手就可以控制油門和剎車的汽車，那么他就可以開車，實現自由移動。如果社會因為太昂貴等理由而不關注這部分人，那么他們就會面臨因殘疾而不能做某事的障礙。當然，納斯鮑姆也承認，“不健全”和“殘障”之間的區分并不十分明顯，詳見第二章注釋5。——譯者注，存在做正義之事的問題。這些人是2人，但是在現存社會中，他們還未成為和其他公民一樣平等的公民。對這些人，繼續教育、健康關懷、政治權利和自由、平等公民身份的問題，似乎更普遍地成為一個正義問題和一個迫切的問題。因為解決此問題需要一種關于公民是誰的新的思考方式，需要重新分析社會合作目的（不是集中于互利），還需要強調作為一種社會首要善的關懷的重要性，因而要更好地面對它，就不僅需要重新應用舊理論，而且還需要重構理論結構本身。
其次，擴展正義到所有世界公民的緊迫問題，從理論上表明我們如何可能實現一個整體上正義的世界，在此世界中，出生的偶然性和民族起源不會彌散性地、從一開始就影響人們的生活機會。因為西方所有主要的社會正義理論都從民族—國家開始，并把它作為基本單元，新的理論結構似乎也要好好思考這一問題。
最后，我們需要面對的正義問題涉及我們如何對待非人類動物。那些在人類手下遭受痛苦和侮辱的動物，常常被勉強承認為一個倫理問題；它幾乎沒有被承認為一個社會正義問題。如果我們確實承認它（并且本書的讀者將不得不自己判斷，對如此做的這個案例是否已被很好地實行），再一次，顯而易見的是，這一新問題要求理論的改變。例如，我們將需要重新檢視無論何地都要求理性的社會合作和互惠（reciprocity）的設想，并且形成一種新的不同類型的合作的設想。
在西方傳統中，有許多達到社會正義的進路。最強和最持久的理論之一是3社會契約論，在那里，理性的人們決定離開自然狀態并出于互利的目的而聚在一起，根據法律進行自治。這樣的理論在歷史上有巨大的影響，最近在羅爾斯的杰出著作中以巨大的哲學深度獲得發展。這些理論可能是我們所擁有的最強的正義理論。在任何程度上，羅爾斯都強有力地表明這一事實：在闡釋、探索和組織我們所考慮的關于正義的判斷方面，正義理論比各種形式的功利主義都做得好。
然而，一個理論可能在某一或某些領域的確存在巨大的、仍然還很嚴重的局限。當開始面對女性平等時，依賴于公—私區分的古典理論就會有嚴峻的問題，即使羅爾斯對此問題的最機智的方法也存在缺陷。［2］羅爾斯本人承認，我剛才描述的三個問題是他契約理論要解決的特別難的問題。他相信，第二個問題終究可能得到解決，并且在其余生，他的大部分著作都致力于解決此問題；不過他聲稱，“作為公平的正義是無法解決”（PL 21）第一、第三個問題的。他建議，需要進一步考察這些問題，以便我們能夠看看這些問題到底有多嚴重，解決它們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