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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區結成
本書以短短三百多頁的篇幅，將醫院二百多年的歷史和重要人物一一介紹，讀者將會發現，醫學、醫院的發展是經歷過一段很長的混沌期，一些我們現在視為平常的衛生常識原來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現代醫院感染控制之父」Ignaz Semmelweis窮畢生之力在同儕間推廣洗手的重要性，但卻被人排擠，鬱鬱而終；「護士之母」南丁格爾的護理改革也不是一帆風順……我們要珍惜得來不易的成果。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梁智仁教授（醫院管理局主席）
序
序一
專業醫護人員與其他專業人士一樣，通常對自己所屬專業的起源和歷史發展均有相當認識。有心人更會多花時間、精力，溯本求源。
醫生、護士一生皆在醫院工作，但會深入了解當中演變的人卻不多。區醫生這本著作正正告訴我們現代醫院的誕生歷程。
本書生動而且詳細地把醫院演變過程中錯綜複雜的各種元素娓娓道來：歷史時空的演進（遠至公元前）、社會結構的變化、宗教的影響、人類的衝突與時代的變革、衞生危機和重大疫情，以及先賢追求創新和醫學突破的熱情，實在引人入勝。
但本書內容並不局限於醫院。書中描述醫生往富裕病人家中出診問症、床邊醫學興起、護理專業的重要性，以及其中變遷發展的細節，亦為作品生色不少。
作者細說源自歐洲，並伸延至北美洲的主要醫學事件，亦詳盡介紹了香港的西方醫學發展及其對醫院的殷切需求。
在討論本港未來醫院發展時，作者提出了值得關注的問題，如醫院規模、科技如何推動醫院發展，以及醫院感染控制。
我相信非醫學界的朋友和病人都會對這本書有興趣。
作者敍事不但讓讀者易於掌握事件的歷史排序，亦會描述細節，增加大家對醫院有更全面的了解。這或許與作者觀察入微的性格有關。我與區醫生於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共事，他擔任質素及安全總監。區醫生的洞察力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總能透過事物表象，例如一些危機，全盤思考一般人往往忽視的重要細節。
我十分享受細閱此書，衷心相信其他讀者亦會同享此樂。
醫院管理局主席 梁智仁教授
序二
本來以為，用一星期時間，讀完初稿，就可以動筆替區醫生這新作《醫院筆記》寫「前言」。怎知道，一讀之下，愛不釋手，一天之內，已經讀完百多頁。
原因可能是：
一、本書大部分在說故事，人物性格鮮明。
二、非人物部分，則融會貫通了歷史、文化、科學、醫學、人文等等。宏觀、微觀兼備。
三、雖然學術性高，但亦不乏輕鬆的片段。如Osler試尿，就令人哈哈大笑。
四、書中描述一些舊時醫院的面貌，例如南丁格爾時代的病房設計，就如1960年代瑪麗醫院的一樣，引起我不少美麗的回憶。
五、書中的圖表，及其中的關鍵字，可以作為總結，甚至是考試的材料。
近年，香港大學醫學院，趁著「三、三、四」大學改制，引入「醫學人文」一科。「醫學歷史」是五大項目之一。區醫生這本書，將會是醫護學生的一本好的參考書。中學生如想入醫學院，亦常被問及醫學歷史，也應該讀讀本書。
不過，也有一些地方，我希望區醫生會多寫一點。例如，香港醫院的發展情況。可能，區醫生身居醫管局高層，不適宜多講。但是，今年底，區醫生將會退休，可能在本書第二版時，多加一章節，談談香港的情況。
另外，以區醫生的宏觀視野，當可窺見到醫院將來的發展。可否又多加一章呢？
又或者，待本書出版之後，區醫生及出版社可以舉辦座談會。到時，我會提出以上的問題，希望得到區醫生的回應。
前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 周肇平教授
序三
區結成醫生是個有心人。
有些醫生行醫是為了想在很短時間內賺很多錢。還好，有些醫生行醫是真的為了想「懸壺濟世」。
一個人最需要照顧的時候是孩提時期，沒有人照顧的話，根本不可能生存下去。另外一個最需要人照顧的時候是我們的晚年，沒有人照顧的話，幾乎可以說是「不得善終」。區醫生大半生的職業生涯就是在醫院中照顧病人的晚年，以及傷殘者的康復。
年前有一部瑞典電影叫A One-way to Antibes。戲中年邁的男主角被子女苦苦進逼，要他賣掉祖屋好讓他們可以分身家。他氣不過來，終於說出以下這句說話。他說「我一向以為人生最大的悲劇是得不到父母的愛。我現在才知道人生最大的悲劇是晚年沒有孝順的兒女。」
筆名區聞海的區結成醫生選擇的專科是老人科。一個很有做人經驗的朋友曾經對我說：「辦幼稚園很賺錢，沒有父母會吝嗇一個月幾千元或甚至萬多元的學費。但辦老人院有時卻會賠本，因為拖欠甚至不交錢的不孝子女為數相當多。」於是，想賺錢的醫生自然不會選擇老人科。
英文潮語中，有cool這個常用字，一般沿用的中文翻譯是「酷」。區醫生就是我認識的cool人，我印象中他永遠是那麼冷靜，永遠是那麼「從容不迫」，不但從不見他發脾氣，連大聲說話也沒有。這才是真正所謂的「酷」。但據聞他在日常工作會議中，有時也會據理力爭，擦出一些火花。假如是原則性問題，相信自也難免。
區醫生從美國著名的Brown University學成歸來就逕自加入了香港的公共醫院服務，相信從來沒有考慮過其他選擇。20年多後，區醫生從臨床退下了，當上整個醫管局人事部的主管，然後又主管醫管局的服務質素及安全管理。
這兩個職位不但責任重大，而且每天面對的棘手問題不少，區醫生出任此職，真是深慶得人。他做事考慮周詳不偏不倚的態度，正正是出任高職的人所必須具備的首要條件。
區醫生退休前，原來一直想還他多年來的心願──完成這本《醫院筆記：時代與人》。
基本上，這是一本「醫院故事」，他介紹的是現代醫學的奠基人物，尤其是和醫院發展很有關係的奠基人物。人類的光輝，人類的進步歷程，在區醫生筆下讓我們看到其脈絡與師承，彌足珍貴，也發人深省。Dr. John Kerr（嘉約翰醫生）與廣州南華醫學堂的故事尤其值得記錄，假若不是看了這本書，我根本不知道有這樣一個偉大無私的人物。
「承先啓後」不是應該輕易講的說話。區結成醫生這本書可真的做到了。可喜可賀！
詹德隆
目次
序
梁智仁教授序
周肇平教授序
詹德隆先生序
前言：十二年後
第一章：初衷
中心思想
醫院初衷
親疏有別
善待外來人
第二章：時空座標，1911
我的父親
1911之前，何啟
何啟，1911之後
像樣的醫生
第三章：革命，1789
臨床醫學誕生，法國
臨床醫學誕生，福柯說
拿破崙時期
Corvisart，檢查身體的御醫
叩診法，向Auenbrugger致意
這樣一個人物
傳教士的家庭教養
第四章：在病床邊
看病人學醫術
床邊醫學不求先進
Morgagni，病床在哪兒？
聽病人說話，不聽病人說話
人物和醫院，排序
第五章：小醫院、大醫院
大大小小的醫院
志願醫院，慈善醫院
啟蒙，俗世怎樣到來
解散修院
Boerhaave，現代醫學教育之父？
從萊頓到愛丁堡
第六章：解剖，知識的時代
表演解剖，知識之光
解剖，在醫院內
解剖用的屍體
要解剖，還要臨床
第七章：醫學家的革命門生
John Locke，政治思想家門生
Sydenham在主流之外
Cullen在愛丁堡
溫和用藥
Benjamin Rush，美國門生
第八章：醫生在醫院幹什麼
病人在慈善醫院
誰在醫院工作？
跟藥劑師打官司
專業地位成形
第九章：法國的醫院激變
Hôtel-Dieu，大火
環形監獄設計，Panopticon
Madame Necker示範新式醫院
在革命與戰爭中
Tenon，現代改革理念
第十章：畏懼瘟疫
歷史上的瘟疫
在瘟疫與動亂中興盛
15世紀，佛羅倫斯的醫院
抗瘟疫不靠醫院
醫生的抗瘟疫角色
第十一章：醫院裏的傳染病
顯微鏡、瘴氣
兩種傳染理論
Fracastoro，梅毒詩篇
傳染理論脫離中世紀
醫院應對傳染病
發燒醫院
發燒病房
第十二章：醫院通往死亡谷？
醫院死亡率的疑惑
維也納總醫院
惡魔產房之謎
Semmelweis苦思感染源頭
孤僻鬱結
相反意見
第十三章：醫院護理變革
現代護士之母
克里米亞戰爭，開先河
南丁格爾的戰地護士，時代縮影
克里米亞之後，兩種使命
應用統計學改革醫院
護理職權引發一場火熱爭辯
第十四章：尊崇外科
Hunter，不需要書本與醫院
從戰場來的外科技術
全身麻醉，乙醚的魔法力量
爭逐「麻醉之父」之譽
Halsted，麻醉藥物試驗的悲劇
無菌手術，外科新世紀
醫院迎接科技時代
第十五章：中國醫院雛形
Parker，複雜的美國醫生傳教士
John Kerr，惠愛廣州
南華醫學堂，現代視野，嶺南
無情的時代，有情的人
金韻梅，美國與中國之間
醫者的行止，天津事業
金韻梅，1911之後
1915，兩點附記
後記
書摘/試閱
第十章 畏懼瘟疫
前面幾章筆記中世紀後科學革命、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醫院與人物，漸漸相互連接起來成為一個時代的拼圖，但是讀者要注意，這幅圖畫並不是完整的，它完全跳過了工業革命與早期志願醫院的關係；背景裏幾乎沒有戰爭。最大的空白是，沒有記述瘟疫。
關於瘟疫的歷史材料和現代著作繁多，我有點不願意跳進去，但不可能視而不見。維基網上百科有瘟疫的列表，包括2003年的SARS新型冠狀病毒。SARS在全世界「只」死了幾百人，比起歷史上奪命數以十萬、百萬計的大瘟疫，是「很小型」的一場疫症，但在香港的醫院現場非常慘烈（我的一本散文集《記得SARS這一年》錄下其中一些片段），成為集體記憶烙印。我懷疑，這也是現在潛意識地遲遲不願下筆處理「瘟疫」這題目的一個原因。
歷史上的瘟疫
歷史上奪命最多的流行疫症是plague，即是「瘟疫」。一般相信這是不同類型的鼠疫，中世紀稱瘟疫為「黑死病」；其次奪命最多的是流感大流行（influenza pandemic）；之後是天花、斑疹傷寒、霍亂、痲疹等，近年世界關注點是一些病毒疾病，包括「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 disease，內地譯「埃博拉」）和新型冠狀病毒（novel corona virus，「沙士」SARS病毒和中東呼吸道綜合症MERS-CoV病毒都屬這類別）。
以下主要談鼠疫。從網上的列表看，歷史上有記載的鼠疫不下30場，特大的鼠疫並不是流行一年半載就完結的，往往延綿數年甚至在數十年間反覆出現。
看歷史，醫院並不是抗禦大型疫症的有效防線。在消毒與現代防感染措施發展出來之前，可以說，醫護人員和醫學科學在中小型的疫症面前也是無計可施。下面的簡表列出中世紀至現代記錄的多次大型瘟疫（鼠疫）和流感大流行，與一些醫學及醫院的發展里程碑對照，從中可以大概想像，後者的力量在瘟疫面前是如何卑微。
以簡表（書中p.175）對比大瘟疫與醫療發展的時序有兩個缺點：一是會錯覺空白的年份就是沒有疫症流行。其實從1347年黑死病爆發，至18世紀，鼠疫一直反覆出現，威脅未曾消失過。1347年至1722年之間，瘟疫在歐洲間歇性地流行數次，都是在沒有通過商隊傳播的情況下，不知來由地爆發。在英國，從1361年至1480年間，瘟疫每隔2到5年就要肆虐一次。1630年米蘭（Milan）有一半的人口消失在瘟疫中。1656年和1720年，瘟疫分別消滅了熱那亞（Genoa）人口的六成和馬賽（Marseilles）人口的三成。在法國大革命後的醫療體制建設期間，1720年馬賽爆發鼠疫，連同周邊地區也死了近10萬人。
簡表的另一個缺點是，看不見各處政府對瘟疫的處理，容易讓人誤以為在這幾個世紀，人只是無奈地聽天由命。
在瘟疫與動亂中興盛
黑死病席捲歐洲大陸之前，13世紀是相對平靜的世紀，歐洲經濟仍以農業為主，教會的威權漸趨薄弱，內部亦呈分裂，但與各地的俗世統治者維持平衡關係，戰爭僅限於局部地區。到14世紀初，意大利動亂，教皇在1305年從羅馬東遷至法國的Avalon，形同流放，70多年後才返回羅馬。在這個不祥的世紀內，戰火不絕，英、法之間的百年戰爭從1337年至1453年才終止。
未曾直接捲入戰爭的意大利在此時期並非統一的國家，而是十多個各有統治者的城邦。大多數城邦由獨裁或無能的君主統治。
20世紀有相對長時期的和平，歐洲人口快速增長，在工商業興起之前，農業經濟缺乏生產力，本來就不敷大量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黑死病也就在這個時代到來。
史學家這樣描述：「在14世紀最黑暗的年代，剛出現不久的西方文明，似乎即將崩潰。然而，歐洲社會具有一種驚人的靱性，每個零件似乎都在拙劣地運轉，但幾乎沒有一個零件完全停止運轉。」教會、貴族和君王的管治沒有癱瘓，有技術的手工業者因逃避戰禍或苛政流入鄉村地區，提高那些地方的生產力。實用的機械和手藝技術及時出現，科學研究的精神在以下兩個世紀蓬勃發展。
然後，有些神奇地，當君士坦丁堡於1453年被土耳其人的奧斯曼帝國攻陷，其中保存著眾多的藝術和文學作品連同古典學者大批流入意大利，造就了文藝復興的契機。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國滅亡的前一年，達文西（或譯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出生。
文藝復興是否可以簡單地說是起始於14世紀意大利佛羅倫斯（Florence），在史學家之間尚有爭論，但本章選取的焦點確是因為筆者對佛羅倫斯有些偏心。部分是緣於我在大學時，窮學生借暑期工之便初次踏足西歐，佛羅倫斯便是我接觸西方人文藝術的第一個驚嘆號。
客觀地看，依本書的脈絡，佛羅倫斯也有獨特之處：南丁格爾是在佛羅倫斯出生和接受教育的英國人，她的名字就叫Florence。
偉大的達文西曾在佛羅倫斯進行過人體解剖。2013年，達文西的人體解剖繪圖在愛丁堡展覽，報章的推介文章這樣記述繪圖的由來：
一天，大約在1507或08年，里安納度・達文西偶然跟一位老人在佛羅倫斯Santa Maria Nuova醫院聊天。老人坐在一張床上，說除了有點虛弱，實在感覺不到自己這個有100多年歷史的身軀有任何毛病。「就這樣」，里安納度記述：「沒有任何特別動作也沒有任何不幸的跡象，他這就離開了這世界。我解剖他，要看看如此甜蜜的死亡會是什麼原因。」這並不是里安納度第一次往一具屍體下刀：在1508年之前，據他自己估計，他已進行了超過10次人體解剖。9年後，這數字更達到30以上。但這一次對「del vechio」（這位老人的）屍體研究，重新點燃了他長期以來對人體結構的著迷。
第十五章 中國醫院雛形
本書的開頭，以1911年為座標，在這最後一章我們也回到1911年前後，晚清與民初的中國和香港。一些讀者或者會期望，本書能以更多的篇幅書寫中國與香港，在我卻是要「知難而退」。
現代醫院的誕生，在西方的脈絡有很清晰的論述元素：脫離中世紀教會控制；志願醫院（慈善醫院）在民間興起；科學革命；大學的醫科匯集菁英；科技的適時突破；醫護專業出現；衛生管理與感染控制。醫院這新事物來到中國時，脈絡卻是十分複雜，不止是自有國情，簡直有些顛倒混亂。
現今主流學者認為，簡單地以西方為中心，以時序為座標，論述現代醫療由西方輻射至中國與其他地區，並不允當。現代性（modernity）應是多種的（multiple modernities）而非單一地擴散。香港大學醫療社會史學者梁其姿指出，中國醫療在清末民初的「近代化」或「現代化」（modernization），無論是知識本身或醫療制度，都是與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文化基礎相關。
複雜的中國與香港近現代史令人頭痛，還因為近現代中國的論述離不開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文化進逼與軍事欺凌，永遠充滿民族情緒。倘若全不理會這些情緒，一味謳歌西方醫學進步，就是頭腦簡單的「白人主義」心態；相反，若是動輒為西方文化影響扣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帽子，則未免是太「偷懶」。
或者終有一天，我會有機緣和胃口去細心梳理其中纏結的問題；在本書這收筆的一章，我只想藉三個人物，來呈現近現代中國醫院雛形的一小片風景。
複雜的美國醫生傳教士Parker
「眼科醫局——廣州醫院」常被視為中國第一家西式醫院。這要視乎「醫院」的定義。在這之前，東印度公司聘用的英國醫生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郭雷樞，1796-1879）於1827年就在澳門開設了能收容40人的眼科醫院。
論規模、發展、影響，澳門眼科醫院當然不及遠遠不如眼科醫局，早在1847年，Parker已經把乙醚麻醉引入博濟醫院，進行膀胱結石摘除等手術。上一章提到，乙醚（ether）作為麻醉藥是William Morton於1846年才首次在麻省MGH示範使用的。
Parker的病人包括在廣州主持禁煙的欽差大臣林則徐。1839年，林則徐因患疝氣病，曾派下屬到醫局請Parker處方藥物及疝帶，並回贈水果謝禮。Parker為林則徐專立病歷檔案，編號6565（載於1840年的《中國叢報》）。
1855年，Parker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公使，廣州醫院由John Glasgow Kerr（嘉約翰，1824-1901）接掌。
Parker在1855年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公使，醫局由John Glasgow Kerr接掌。雖然有說博濟醫院是由擴充眼科醫局時更名創立的，但一手的資料顯示在離開醫局前，Parker向美部會提交醫事報告使用的名稱一直是廣州眼科醫局。Kerr 是在1859年另在廣州南區覓地方重建因二次鴉片戰爭（1856）損毀的眼科醫局時，才命名博濟醫院。
關於Parker有詳盡的傳記專著，其中我特別留意他年輕時充滿狂熱與掙扎的宗教心。他自少年時代已充滿罪人的自責，苦思如何奉獻自己於一種事業，能讓卑微的自己得到上帝的接納。24歲生日後，他漸生海外傳教的想法，26歲申請插班入讀耶魯大學神學院為未來作準備。從耶魯神學院畢業後，Parker遵從教授的意見，為準備海外傳教而接受醫學訓練。這是理論課程，Parker取得資格後，沒有什麼實習即便登船出發。
在當時，美國教會主要面向北美的印第安人，未有像倫敦傳道會那麽熱心派人到遠東傳道。然而Parker的思路和意志十分清楚，他有兩大理由非要到海外傳教不可：一是「海外的異教徒狀況比美國的更為悲慘，邪神崇拜更殘酷」；二是已有「許多人願意派往北美的印第安人區或西部的大峽谷。」Parker渴求比印第安人區更艱巨的任命。
海外傳教在當時是死亡率甚高的任務。往中國的路途需要四個月，大風巨浪、暴風閃電、海盜出沒，還有長期海航，患上壞血病（scurvy）可以致命。
Parker以創辦眼科醫局作為立足廣州行醫傳教的起點，因為中國醫生對眼科疾病基本上無能為力。他本人並不特別專長治眼疾。
在鴉片戰爭前後，醫學傳教士到中國開設醫所，多是先以眼疾作為治療對象。Parker也並不是特別關心眼疾。基本上，在應用麻醉藥和消毒技術之前，西醫比起中國本土醫生的優勢不多。在治療如傷寒等熱病，中醫藥可能更為有效。醫學傳教士的主要優勢，就是簡單的外科手術和解剖學、生理學知識。麻醉藥和消毒技術及時在19世紀出現，不但在西方各國提升外科醫生的地位，也讓醫學傳教士在中國受民眾擁戴。
Parker因醫學傳教而成為通曉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的人，他亦通華語。1844年，美國政府派Caleb Cushing率領使節團訪華，以求均沾西方列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1）後的各種利益。Parker被委任為翻譯顧問，欣然受命。當清廷阻止美使團北上，Cushing聽取Parker建議，發出措辭強硬的書函，其後Cushing更派軍艦直駛黃埔，鳴炮示威。最終迫使清廷就範。
早在1841年，Parker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當中返美，呼籲各教會派更多傳教士來華，又促請美國政府盡速與華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John Kerr惠愛廣州
接掌廣州眼科醫局並重建為博濟醫院的John Kerr是比較純粹專注的傳道人醫生。他沒有像Parker那樣留下大量的日記和活動紀錄，關於他個人內心世界的資料近乎闕如。較翔實的傳記錄入《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
John Kerr是美國長老會教徒，1853年初抵達中國，在廣州開始行醫傳教。1855年他接掌Parker的眼科醫局，但翌年醫局就毀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他被迫返回美國。1859年再返廣州，覓地復建為博濟醫院。
博濟醫院在1863年籌劃再擴建，遷至廣州仁濟橋路，1866年啟用。同年，醫院設立「南華醫學堂」。這是中國第一所西醫學校，孫中山在這兒開始學醫，是他的學生，其後轉到香港由何啟倡議創立的西醫書院。
擴展博濟醫院的資金來自廣州醫學傳道會（美國在華傳教士早於1838年創辦）在美國的募捐，英國教會以及英商也為博濟捐款。隨著醫院的治療效果彰顯，官員包括兩廣總督與民間也樂於捐輸。
擴建後的博濟醫院在1866年10月「開張之日成為當時廣州一大盛事」。擴建後的博濟醫院亦由此轉為一所多功能醫院，設施完備，能常規進行多種外科手術，包括剖腹生產手術和骨科手術。由Parker早年試用的乙醚麻醉和氯仿麻醉也是常規使用。醫院後來引進如X光，是這嶄新的透視技術首次在中國應用。
John Kerr生於俄亥俄州小城Duncansville，23歲在費城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 獲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當了6年多醫生才投身到中國傳道。除了被迫返回美國那3年，他大半生都在廣州（共44年），在中國成家立室，也在中國去世。
去世前3年，他在廣州建立了中國第一所精神病醫院「惠愛醫院」。1892年，John Kerr用自己的養老金和另一位傳教士的捐贈，在廣州芳村附近覓地建中國第一所精神病院，經歷重重阻撓，5年後才落成，取名為「惠愛醫癲局」。這時已74歲的他偕同妻子住進醫院以便照顧病人。1900年義和團之亂爆發，有人鼓動要取宣教士人頭，官員民眾一致聲援保護John Kerr和惠愛醫院。
Kerr規定惠愛醫院治療精神病人要遵循三個原則：第一，凡入院者皆為病人，如果他們的言行表現出非理性的特徵，那並非他們的過錯；第二，醫院，不是監獄；第三，盡管完全出於瘋癲狀態，但他們仍舊是男人和女人，而不是野獸。至他去世時，這「瘋人院」照顧過超過150位病人，當中有衙門的官員，有從街上撿回來的普通人；有從上海、浙江送來的患者，還有的來自遙遠的東北吉林。Kerr去世後醫院仍往前發展，到1927年交予廣州市政府管理時，有500張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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