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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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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能政治:為什麼尚賢制比選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選舉民主制是判斷中國政治進步的標準嗎?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為何很難遴選出優秀的領導者?中國的尚賢制能夠給西方社會帶來哪些啟示?政治尚賢制怎樣與民主制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是一部系統闡釋政治尚賢制這一中國政治模式的開山之作,同時也是一部深入探索西方民主制之外的政治治理模式的著作。
在本書中,全球著名政治學者貝淡甯認為,中國選賢任能的政治尚賢制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影響了過去幾十年的社會變革,也比較適合面臨複雜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大國。民意調查也表明,政治尚賢制獲得了充分的民眾支持。因此,政治尚賢制在中國是選舉民主制的一種替代選擇。
長久以來,學界、政界和輿論界一直以民主制的視角研判中國的政治治理制度,認為只有以一人一票為基礎的選舉制度是好的,其他一切政治體制都是專制統治。然而在當前諸多實行選舉制的國家中,財富和資本集團的利益都掌控著不成比例的權力,美國的大選甚至被稱為“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貝淡寧認為,中國的政治尚賢制不僅能選拔出能力超群的領導者,而且如此選拔出的領導者更具長遠眼光和全域意識,能夠做出更加具有說服力的政治決斷。政治尚賢制比西方的民主制更適合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它能夠有效規避民主選舉制的主要缺陷。
貝淡寧還試圖用政治尚賢制的理想來比照中國的現實,認為中國要真正實現在道德上可取、政治上穩定的尚賢制度,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本書最後諫言,只有真正做到“上層尚賢,中間實驗和基層民主”,中國模式的賢能政治才能成為21世紀備受全球矚目的政治發展模式。
在本書中,全球著名政治學者貝淡甯認為,中國選賢任能的政治尚賢制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影響了過去幾十年的社會變革,也比較適合面臨複雜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大國。民意調查也表明,政治尚賢制獲得了充分的民眾支持。因此,政治尚賢制在中國是選舉民主制的一種替代選擇。
長久以來,學界、政界和輿論界一直以民主制的視角研判中國的政治治理制度,認為只有以一人一票為基礎的選舉制度是好的,其他一切政治體制都是專制統治。然而在當前諸多實行選舉制的國家中,財富和資本集團的利益都掌控著不成比例的權力,美國的大選甚至被稱為“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貝淡寧認為,中國的政治尚賢制不僅能選拔出能力超群的領導者,而且如此選拔出的領導者更具長遠眼光和全域意識,能夠做出更加具有說服力的政治決斷。政治尚賢制比西方的民主制更適合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它能夠有效規避民主選舉制的主要缺陷。
貝淡寧還試圖用政治尚賢制的理想來比照中國的現實,認為中國要真正實現在道德上可取、政治上穩定的尚賢制度,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本書最後諫言,只有真正做到“上層尚賢,中間實驗和基層民主”,中國模式的賢能政治才能成為21世紀備受全球矚目的政治發展模式。
作者簡介
作者:貝淡寧(Daniel A. Bell) 清華大學哲學系與蘇世民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擁有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以及希伯來大學的研究員。其著作包括《城市的精神》《中國新儒家》《超越自由民主》《東方遭遇西方》《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等。此外,貝淡寧還長期在國內外主流媒體上刊登文章,《紐約時報》《金融時報》《衛報》《環球時報》以及新華網、人民網等都就“賢能政治”這一研究主題對其進行了專訪與報導。2017年1月起,貝淡甯將出任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名人/編輯推薦
《賢能政治:為什麼尚賢制比選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榮獲“《金融時報》2015年年度圖書”和“《衛報》2015年年度zui佳假日圖書”。全球著名政治學者首次探討中西方政治模式的集大成之作。該書獲得弗蘭西斯•福山、鄭永年、約瑟夫•奈、餘永定、潘維、閻學通、張維為等數十位中外專家聯名推薦。英文原版出版後隨即得到廣泛關注和推薦,是將有可能為中西方政府官員選拔制度提供參考的權威之作。
序
叢書序一 十幾年來,資產證券化一直都是熱門詞彙,經濟、管理、金融等專業人士自不必說,就是那些對社會時事和熱點稍有關注的人,都會有意無意地感受到資產證券化的影響力。然而,由於中國資產證券化起步較晚,其在中國並沒有真正得到大眾甚至是金融專業人士應有的重視與充分的研究。資產證券化伴隨著利率市場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歷史進程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經濟乃至社會,甚至可以被視為一種變革性的社會現象。本套“結構化金融與證券化系列叢書”全面引進美國主流的結構化金融與證券化的專業圖書,涵蓋廣泛且不失深度,構建了相對完善的知識體系,相信有助於國內讀者熟悉和瞭解資產證券化這一具有創新、最為複雜也最有激情與挑戰的金融工具。
資產支持證券在美國的金融體系裡,被視為固定收益市場的一部分,與美國國債、市政債券、公司債券一起,構建了規模巨大的固定收益市場。按其規模,資產支援證券的總額僅次於美國國債。固定收益市場的發展大大推動了美國直接金融體系的發展。美國的資產證券化產品按照基礎資產類別分為抵押支持證券(MBS)、資產支持證券(ABS)以及債務擔保證券(CDO)。中國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市場人士按照所受監管不同,將其分為企業資產證券化產品和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
從美國的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發展歷史來看,儘管美國的資產證券化發展有很多原因,但是大體可以歸為兩類。
一是市場無形的手。美國原本直接金融體系就相對發達,在資產證券化市場發展之初,就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國債、市政債、公司債等為主體品種的極具深度與廣度的固定收益市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增長黃金時代的來臨,各類經濟主體對金融的需求更加多樣化,不斷增長的需求成為金融創新的原動力。同時,美國居民的金融資產中銀行存款占比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穩定下降,更多的資金通過保險、基金等方式進入資本市場。美國日益擴大的貿易逆差,使得很多國家持有了巨額的美元,這些美元也以投資國債、股票、公司債券等形式進入了美國資本市場。金融體系中積聚的資金為資產支援證券市場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燃料。
二是政府有形的手。美國政府利用金融手段支持個人住宅市場的穩定和發展,成立了兩家“政府資助機構”——房利美和房地美,為以合格貸款為基礎資產的抵押支持證券提供擔保,將聯邦政府信用注入產品,消除了抵押支援證券產品的信用風險,大大提高了這類產品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另外,房利美和房地美為合格的抵押貸款設立了一系列條件,提高了整個產業鏈條的標準化,大大增強了產品的流動性。從發展之初至今,抵押支持證券占美國所有資產證券化產品的比例一直維持在80%以上的規模,成為資產支援證券市場的中流砥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金融市場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對實體經濟的支援作用日漸加強,在社會融資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功能齊全並具備一定規模的金融市場,就無法支撐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行甚至社會穩定。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近些年來銀行間市場的快速發展,為固定收益市場建立了良好的基礎設施,形成了適合中國國情的市場慣例,培育了扎實的投資者群體。所有這些,為中國資產支持證券市場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中國的國情來看,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原有的金融體系面臨著轉型的考驗。在我國債券市場超常發展的同時,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發展卻障礙重重,這種現象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研究。資產證券化與結構化金融作為融資創新安排,企業通過資產而非自身信用融資,或許能夠化解金融市場轉型過程中的債務難題。
總之,資產證券化在中國是一個新生事物,其發展機遇與挑戰並存,風險與收益兼具。對於這類新生事物,我們不應當下一個簡單的是非優劣的定論,而應該多花一些時間,認真研究這些事物的特性與本質,努力做到在實踐過程中揚長避短;多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並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改良與創新,如此才會真正有益於中國資產證券化乃至中國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
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副秘書長
資產支持證券在美國的金融體系裡,被視為固定收益市場的一部分,與美國國債、市政債券、公司債券一起,構建了規模巨大的固定收益市場。按其規模,資產支援證券的總額僅次於美國國債。固定收益市場的發展大大推動了美國直接金融體系的發展。美國的資產證券化產品按照基礎資產類別分為抵押支持證券(MBS)、資產支持證券(ABS)以及債務擔保證券(CDO)。中國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市場人士按照所受監管不同,將其分為企業資產證券化產品和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
從美國的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發展歷史來看,儘管美國的資產證券化發展有很多原因,但是大體可以歸為兩類。
一是市場無形的手。美國原本直接金融體系就相對發達,在資產證券化市場發展之初,就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國債、市政債、公司債等為主體品種的極具深度與廣度的固定收益市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增長黃金時代的來臨,各類經濟主體對金融的需求更加多樣化,不斷增長的需求成為金融創新的原動力。同時,美國居民的金融資產中銀行存款占比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穩定下降,更多的資金通過保險、基金等方式進入資本市場。美國日益擴大的貿易逆差,使得很多國家持有了巨額的美元,這些美元也以投資國債、股票、公司債券等形式進入了美國資本市場。金融體系中積聚的資金為資產支援證券市場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燃料。
二是政府有形的手。美國政府利用金融手段支持個人住宅市場的穩定和發展,成立了兩家“政府資助機構”——房利美和房地美,為以合格貸款為基礎資產的抵押支持證券提供擔保,將聯邦政府信用注入產品,消除了抵押支援證券產品的信用風險,大大提高了這類產品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另外,房利美和房地美為合格的抵押貸款設立了一系列條件,提高了整個產業鏈條的標準化,大大增強了產品的流動性。從發展之初至今,抵押支持證券占美國所有資產證券化產品的比例一直維持在80%以上的規模,成為資產支援證券市場的中流砥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金融市場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對實體經濟的支援作用日漸加強,在社會融資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功能齊全並具備一定規模的金融市場,就無法支撐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行甚至社會穩定。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近些年來銀行間市場的快速發展,為固定收益市場建立了良好的基礎設施,形成了適合中國國情的市場慣例,培育了扎實的投資者群體。所有這些,為中國資產支持證券市場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中國的國情來看,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原有的金融體系面臨著轉型的考驗。在我國債券市場超常發展的同時,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發展卻障礙重重,這種現象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研究。資產證券化與結構化金融作為融資創新安排,企業通過資產而非自身信用融資,或許能夠化解金融市場轉型過程中的債務難題。
總之,資產證券化在中國是一個新生事物,其發展機遇與挑戰並存,風險與收益兼具。對於這類新生事物,我們不應當下一個簡單的是非優劣的定論,而應該多花一些時間,認真研究這些事物的特性與本質,努力做到在實踐過程中揚長避短;多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並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改良與創新,如此才會真正有益於中國資產證券化乃至中國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
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副秘書長
目次
前言
第一章 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嗎?
多數派暴政
少數派暴政
選民共同體暴政
競爭性個人主義者暴政
第二章 政治尚賢制如何挑選優秀領導人
不同情境下的領導力
智慧能力的必要性
社交技能的必要性
美德的必要性
第三章 政治尚賢制的問題何在?
腐敗問題
僵化問題
合法性問題
第四章 民主尚賢制的三大模式
投票選擇智慧且品德高尚的人
水準模式:上層民主和尚賢
垂直模式:底層民主,上層尚賢
第五章結論性思考:中國模式的實現
政治改革的現實
政治改革的理想
中國之外
致謝
譯後記
附錄(一)以“和諧”來衡量社會進步
附錄(二)共產主義者與儒家學者的對話
參考文獻
注釋
第一章 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嗎?
多數派暴政
少數派暴政
選民共同體暴政
競爭性個人主義者暴政
第二章 政治尚賢制如何挑選優秀領導人
不同情境下的領導力
智慧能力的必要性
社交技能的必要性
美德的必要性
第三章 政治尚賢制的問題何在?
腐敗問題
僵化問題
合法性問題
第四章 民主尚賢制的三大模式
投票選擇智慧且品德高尚的人
水準模式:上層民主和尚賢
垂直模式:底層民主,上層尚賢
第五章結論性思考:中國模式的實現
政治改革的現實
政治改革的理想
中國之外
致謝
譯後記
附錄(一)以“和諧”來衡量社會進步
附錄(二)共產主義者與儒家學者的對話
參考文獻
注釋
書摘/試閱
第一章 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嗎?
現代西方社會是多元社會,這已是老生常談了。我們對任何事物都要爭論一番,但卻似乎沒有在任何事情上達成統一意見。然而,我們在一件事上的確擁有共識:應該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選擇政治領袖。1 選舉民主在現代西方社會已經獲得了近乎神聖的地位。我們可以質疑對上帝的信仰,而不會被指控為喪失了道德指南。但是,對質疑一人一票制度神聖性的人,這種寬容消失殆盡。這些人會被認為是為專制的“惡政”辯護的壞傢伙,與那些獨裁者是一丘之貉。
而且,我們同意選舉民主是普適的政治理想。它不僅對我們有好處,而且對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好處。因此,當專制“惡政”垮臺時,它們應該被通過一人一票方式選出的政府取而代之。很少有人思考其他選擇。從規範性的角度看,民主可能被視為最好的政權形式。更準確地說,它是最好的政權可能出現的必要條件。用自由和公平的選舉來選拔政治領袖需要通過其他政治公共商品來補充—有關這些公共商品究竟是什麼(公民社會、社會正義、職場民主、協商論壇、監督權力的額外方式,等等2)的爭論沒完沒了—但是我們都同意這些公共商品(無論是什麼)應該建立在選舉民主的基礎之上。
雖然如此,政治“現實主義者”警告我們,民主不能輕易地在貧窮和發展中國家建立起來。在1968 年出版的著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中3, 撒母耳• 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一個引起爭議的觀點,即政治秩序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政治參與的過早介入—包括早期的選舉,可能會破壞發展中國家原本就脆弱的政治體制的穩定性。因此,現代化的專制政權或許是必要的,因為它提供了政治秩序、法治和成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條件。雖然如此,亨廷頓沒有打算為作為永久性安排的專政辯護。一旦民主所需的砌磚到位,建立民主大廈的時機也就成熟了,從道德角度看,此時再將選舉民主往後推遲就沒有合理性了。
換句話說,“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之間的不同主要在於有關時機的爭論,任何一方都沒有質疑選舉民主理想的正確性。民族衝突、嚴重的貧困、氾濫的腐敗和教育的缺乏或許是民主成功確立和發展的障礙,也是不幸的(希望是暫時的)苦難。這些苦難推遲了法蘭西斯• 福山(亨廷頓的學生)所說的“歷史終結”的到來。到了那時,民主最終將戰勝所有對手。人們普遍認為民主是所有理性的個人都渴望擁有的東西,如果他們能夠得到的話。
或許,令人吃驚的是,選舉民主可能是最好的政治制度這一觀點在中國也被接受(雖遠非被全體認同)。無論我們聽到的中國和西方之間存在怎樣的“文明差異”,許多中國政治思想家都贊同民主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政治制度。在中國組織推行多党競爭的民主選舉是行不通的,但是中國政治思想家能夠也的確在學術期刊著作中表示選舉民主是一種理想。經常能在中國知識份子中聽到的論點是,現在不應該實行民主,因為中國農民的素質普遍偏低,隨著中國人的受教育程度和中國城市化水準不斷提高,民主將變得更加可行。4 政治改革理論家俞可平曾經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呼籲在不同政府層面實行更多的選舉競爭。5 虞崇勝認為,民主的基本構件是有多個候選人參與的競爭性選舉—無論是在地方層面還是中央政府—討論無此基礎的其他形式的民主(如黨內民主、民主協商或者基層民主)都是沒有意義的。6 馬嶺則更謹慎一些,他認為中國的緊迫任務是實施“民主監督”,但他說下一步就應該是民主選舉。7 在此,爭論的焦點與其說是對選舉民主的渴望程度,倒不如說是採用選舉民主的時機問題。8
從表面上看,很難理解為什麼選舉民主能獲得如此廣泛的吸引力。至少有一點,通過自由和公正的競爭性選舉選拔國家領導人的歷史比較短(在大多數國家還不到100 年,而科舉制在中國實行了1 300 年之久)。9像其他任何政治體制一樣,它有優點也有缺點,如果斷言它是一直以來的最佳制度,未免言之過早。更根本的問題是,贊同一種不要求領導經驗(和專長)的制度而幾乎完全不懷疑它,似乎有些怪異。權力的實施有很多形式—在車間、學校、醫院、監獄等地方,自然的假設是高層領導人需要具備過往經驗才會被賦權。任何一家公司或者大學都不可能選擇一個沒有任何實質性領導經驗,尤其是缺乏在本領域內的經驗的人擔任高層領導。10但是,政治權力是個例外:選擇一個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人擔任領袖並沒有問題,只要他(或她)是按照一人一票的方式挑選出來的。
那麼,我們為什麼會相信選舉民主是道德上可取的政治制度的必要基礎呢?很少有人有時間和動力去閱讀政治學期刊上的辯論11,所以關鍵的解釋不可能是反思和認可學術文獻中辯論的結果。12 同等投票權之所以有價值,或許是政治共同體中從前處於邊緣位置的群體—如女性和少數族裔—長期進行政治鬥爭的結果。13 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20 世紀民族身份認同越來越重要:有更多的人認為他們的首要身份認同是與國家捆綁在一起的,他們逐漸看重平等參與國民政治的權利,將其視為獲得尊嚴的關鍵。還有一個原因是,“二戰”後,尤其是蘇聯解體後,美國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霸權地位。美國推動選舉民主,將其視作“民主自由的……標準”,其他國家都必須正襟危坐,仔細傾聽。套用卡爾• 馬克思的話來說,占統治地位的國家的觀點就是占統治地位的觀點。或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已變為“政府面前人人政治平等”。14 而我們要求在政治上平等的觀點轉變為大眾心中普遍存在的錯誤觀念,即實現政治平等必須採取一人一票的形式。15 投票行為能夠賦予人們產生心理滿足的體驗:我逐漸覺得在選擇統治者方面,自己有發言權(即使我的投票並不能產生多大影響),因此我逐漸珍視投票權,而這種賦權意識或許還會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16 任何要修改或者廢除一人一票模式的嘗試都將引起強烈的爭議,因為那些被剝奪了平等投票權的人將會感受到,他們是“失敗者”,或者在做出知情政治判斷的能力方面被正式貼上低人一等的標籤。17 通過競爭性選舉挑選領導人的觀點很容易被理解和實施。投票或許是一種共同體的儀式,強化參與者的團結意識:投票時,我們感受到自己是共同體的成員。而最大的可能是,在不同背景下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不同的組合性影響。18
無論支持投票的歷史和心理機制是什麼,值得提出的問題都是論證選舉民主的觀點在道德上是否具有可取性。哲學家們往往區分有關民主的兩種論證。有些哲學家認為投票權和競選政治職務對個人來說具有內在價值,無論它們對集體來說是否可取:平等投票權和少數服從多數等民主程序具有內在價值,如平等、公平、尊嚴、自主性、參與性、團結、互信等。這些價值本身具有道德威力,無須考慮其是否會產生好的結果。19 但是這種論證一直遭到強有力的反駁20,英美著名的哲學家,從約翰• 斯圖爾特• 穆勒到約翰• 羅爾斯和羅奈爾得• 德沃金(Ronald Dworkin),都傾向于從功利的角度來為一人一票制進行辯護。21 如果目標是在中國推動選舉民主,那麼從投票的內在價值這一角度探討民主的好處可能並不會很有效,因為政治民意調查顯示,東亞社會公民所理解的民主往往是實質民主而非程式民主。22 也就是說,他們看重民主是因為其產生的積極後果而非民主程序本身。
那麼,相關問題就是民主選舉能否產生良好的結果。從後果角度支持民主或許體現在溫斯頓• 邱吉爾的那句話之中:“除了那些被一次次嘗試過的政府形式之外,民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這句話被反復用來為民主辯護,而且往往被用來“封殺”任何針對民主優缺點的辯論。23 無論民主有什麼缺陷,其他選擇都更糟糕,所以就讓我們更加努力地增強對民主的信心吧。甚至西方世界中最尖刻地批判投票權的當代哲學家也承認(雖然沒有任何實證性的證據支持),“與其他競爭者(如寡頭政治)相比,民主的表現更好些,即便選民參與程度不高”。24
現代西方社會是多元社會,這已是老生常談了。我們對任何事物都要爭論一番,但卻似乎沒有在任何事情上達成統一意見。然而,我們在一件事上的確擁有共識:應該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選擇政治領袖。1 選舉民主在現代西方社會已經獲得了近乎神聖的地位。我們可以質疑對上帝的信仰,而不會被指控為喪失了道德指南。但是,對質疑一人一票制度神聖性的人,這種寬容消失殆盡。這些人會被認為是為專制的“惡政”辯護的壞傢伙,與那些獨裁者是一丘之貉。
而且,我們同意選舉民主是普適的政治理想。它不僅對我們有好處,而且對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好處。因此,當專制“惡政”垮臺時,它們應該被通過一人一票方式選出的政府取而代之。很少有人思考其他選擇。從規範性的角度看,民主可能被視為最好的政權形式。更準確地說,它是最好的政權可能出現的必要條件。用自由和公平的選舉來選拔政治領袖需要通過其他政治公共商品來補充—有關這些公共商品究竟是什麼(公民社會、社會正義、職場民主、協商論壇、監督權力的額外方式,等等2)的爭論沒完沒了—但是我們都同意這些公共商品(無論是什麼)應該建立在選舉民主的基礎之上。
雖然如此,政治“現實主義者”警告我們,民主不能輕易地在貧窮和發展中國家建立起來。在1968 年出版的著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中3, 撒母耳• 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一個引起爭議的觀點,即政治秩序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政治參與的過早介入—包括早期的選舉,可能會破壞發展中國家原本就脆弱的政治體制的穩定性。因此,現代化的專制政權或許是必要的,因為它提供了政治秩序、法治和成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條件。雖然如此,亨廷頓沒有打算為作為永久性安排的專政辯護。一旦民主所需的砌磚到位,建立民主大廈的時機也就成熟了,從道德角度看,此時再將選舉民主往後推遲就沒有合理性了。
換句話說,“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之間的不同主要在於有關時機的爭論,任何一方都沒有質疑選舉民主理想的正確性。民族衝突、嚴重的貧困、氾濫的腐敗和教育的缺乏或許是民主成功確立和發展的障礙,也是不幸的(希望是暫時的)苦難。這些苦難推遲了法蘭西斯• 福山(亨廷頓的學生)所說的“歷史終結”的到來。到了那時,民主最終將戰勝所有對手。人們普遍認為民主是所有理性的個人都渴望擁有的東西,如果他們能夠得到的話。
或許,令人吃驚的是,選舉民主可能是最好的政治制度這一觀點在中國也被接受(雖遠非被全體認同)。無論我們聽到的中國和西方之間存在怎樣的“文明差異”,許多中國政治思想家都贊同民主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政治制度。在中國組織推行多党競爭的民主選舉是行不通的,但是中國政治思想家能夠也的確在學術期刊著作中表示選舉民主是一種理想。經常能在中國知識份子中聽到的論點是,現在不應該實行民主,因為中國農民的素質普遍偏低,隨著中國人的受教育程度和中國城市化水準不斷提高,民主將變得更加可行。4 政治改革理論家俞可平曾經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呼籲在不同政府層面實行更多的選舉競爭。5 虞崇勝認為,民主的基本構件是有多個候選人參與的競爭性選舉—無論是在地方層面還是中央政府—討論無此基礎的其他形式的民主(如黨內民主、民主協商或者基層民主)都是沒有意義的。6 馬嶺則更謹慎一些,他認為中國的緊迫任務是實施“民主監督”,但他說下一步就應該是民主選舉。7 在此,爭論的焦點與其說是對選舉民主的渴望程度,倒不如說是採用選舉民主的時機問題。8
從表面上看,很難理解為什麼選舉民主能獲得如此廣泛的吸引力。至少有一點,通過自由和公正的競爭性選舉選拔國家領導人的歷史比較短(在大多數國家還不到100 年,而科舉制在中國實行了1 300 年之久)。9像其他任何政治體制一樣,它有優點也有缺點,如果斷言它是一直以來的最佳制度,未免言之過早。更根本的問題是,贊同一種不要求領導經驗(和專長)的制度而幾乎完全不懷疑它,似乎有些怪異。權力的實施有很多形式—在車間、學校、醫院、監獄等地方,自然的假設是高層領導人需要具備過往經驗才會被賦權。任何一家公司或者大學都不可能選擇一個沒有任何實質性領導經驗,尤其是缺乏在本領域內的經驗的人擔任高層領導。10但是,政治權力是個例外:選擇一個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人擔任領袖並沒有問題,只要他(或她)是按照一人一票的方式挑選出來的。
那麼,我們為什麼會相信選舉民主是道德上可取的政治制度的必要基礎呢?很少有人有時間和動力去閱讀政治學期刊上的辯論11,所以關鍵的解釋不可能是反思和認可學術文獻中辯論的結果。12 同等投票權之所以有價值,或許是政治共同體中從前處於邊緣位置的群體—如女性和少數族裔—長期進行政治鬥爭的結果。13 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20 世紀民族身份認同越來越重要:有更多的人認為他們的首要身份認同是與國家捆綁在一起的,他們逐漸看重平等參與國民政治的權利,將其視為獲得尊嚴的關鍵。還有一個原因是,“二戰”後,尤其是蘇聯解體後,美國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霸權地位。美國推動選舉民主,將其視作“民主自由的……標準”,其他國家都必須正襟危坐,仔細傾聽。套用卡爾• 馬克思的話來說,占統治地位的國家的觀點就是占統治地位的觀點。或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已變為“政府面前人人政治平等”。14 而我們要求在政治上平等的觀點轉變為大眾心中普遍存在的錯誤觀念,即實現政治平等必須採取一人一票的形式。15 投票行為能夠賦予人們產生心理滿足的體驗:我逐漸覺得在選擇統治者方面,自己有發言權(即使我的投票並不能產生多大影響),因此我逐漸珍視投票權,而這種賦權意識或許還會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16 任何要修改或者廢除一人一票模式的嘗試都將引起強烈的爭議,因為那些被剝奪了平等投票權的人將會感受到,他們是“失敗者”,或者在做出知情政治判斷的能力方面被正式貼上低人一等的標籤。17 通過競爭性選舉挑選領導人的觀點很容易被理解和實施。投票或許是一種共同體的儀式,強化參與者的團結意識:投票時,我們感受到自己是共同體的成員。而最大的可能是,在不同背景下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不同的組合性影響。18
無論支持投票的歷史和心理機制是什麼,值得提出的問題都是論證選舉民主的觀點在道德上是否具有可取性。哲學家們往往區分有關民主的兩種論證。有些哲學家認為投票權和競選政治職務對個人來說具有內在價值,無論它們對集體來說是否可取:平等投票權和少數服從多數等民主程序具有內在價值,如平等、公平、尊嚴、自主性、參與性、團結、互信等。這些價值本身具有道德威力,無須考慮其是否會產生好的結果。19 但是這種論證一直遭到強有力的反駁20,英美著名的哲學家,從約翰• 斯圖爾特• 穆勒到約翰• 羅爾斯和羅奈爾得• 德沃金(Ronald Dworkin),都傾向于從功利的角度來為一人一票制進行辯護。21 如果目標是在中國推動選舉民主,那麼從投票的內在價值這一角度探討民主的好處可能並不會很有效,因為政治民意調查顯示,東亞社會公民所理解的民主往往是實質民主而非程式民主。22 也就是說,他們看重民主是因為其產生的積極後果而非民主程序本身。
那麼,相關問題就是民主選舉能否產生良好的結果。從後果角度支持民主或許體現在溫斯頓• 邱吉爾的那句話之中:“除了那些被一次次嘗試過的政府形式之外,民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這句話被反復用來為民主辯護,而且往往被用來“封殺”任何針對民主優缺點的辯論。23 無論民主有什麼缺陷,其他選擇都更糟糕,所以就讓我們更加努力地增強對民主的信心吧。甚至西方世界中最尖刻地批判投票權的當代哲學家也承認(雖然沒有任何實證性的證據支持),“與其他競爭者(如寡頭政治)相比,民主的表現更好些,即便選民參與程度不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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