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國史6：最後的中華帝國‧大清（簡體書）

羅威廉（William T. Rowe），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當代美國最有影響的漢學家之一。他同時也是《晚期中華帝國》（Late Imperial China）雜誌主編、《近代中國》（Modern China）和《城市史雜誌》（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編委。主要研究方向為近代東亞的社會經濟和城市史。著有“哈佛中國史”叢書第六卷《最後的中華帝國：大清》，以及《紅雨：一個中國縣城七個世紀的暴力史》、《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共同體（1796—1895）》等。

李仁淵，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研究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社會與文化史。著有《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等。

張遠，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現為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清朝至近代的性別與通俗文化，著有《近代平津滬的城市京劇女演員1900-1937》《清中期北京梨園花譜中的性別特質想像》等。

導 言

大清帝國是曾立基於今日中國地區的政治實體中最龐大的一個。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國，清帝國的疆域是明代的兩倍多，而人口則超過明代的三倍，至清末已達到5億之多。在清帝國內不只有視自己為“中國人”的人群，亦有許多過去從未整合進中國王朝政體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維吾爾人、某些蒙古部族、西南邊境的緬甸人與傣人、臺灣及其他新近被開發的邊疆與內陸高地之原住民，乃至於佔有清帝國皇位、後來被稱為“滿洲人”者。其廣大領土或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眾多且不斷增長的人口，以及隨之而來的緊張關係，都為其後續政體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承繼。可以從許多角度來看待清帝國，其中之一便是將之視為2000年帝制中國史的最終一章。

……

研究中國藝術與文學的學者，或許可以合理地主張清代的美學作品不能與唐代的詩歌、宋代的繪畫或明代的瓷器相媲美，然而其活躍相容的文化在這些領域都有卓越貢獻，且更在小說、戲劇，甚至是印刷報刊等新的藝術表現形式上開疆拓土。雖說把中國歷史上任何時間點視為與世隔絕都是錯誤的，然而清帝國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交流和相互影響，在性質上無疑比過去更為密切，同時也有更多衝突發生。此影響至今仍未解決。

與四五十年之前相較，史家對大清帝國有相當不同的理解。實際上，或許恰當地說，在20世紀50與60年代世界大部分地方實際上沒有“清史”這種說法。當然，中國史家長久以來以代代相承的統治王朝來組織中國歷史，根據儒家朝代迴圈的模式興衰更迭，清代僅可當作是這其中的最後一個王朝。根據這個觀點，1912年之後初興的中華民國政府如同之前的新王朝一樣，開始編修官方的前朝歷史，終而在1927年出版由前清遺老趙爾巽主編的《清史稿》。5年之後，無畏的學者蕭一山出版了他自己的《清代通史》，爾後基本上成為這個科目的標準範本。

然而至少在西方，20世紀下半葉之前儒家朝代式的史學寫作傳統已不再風行。取而代之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將中國過去500 多年的歷史，以1842 年區分為兩段的觀點。他是美國的中國現代史學之父，以驚人的旺盛精力撰寫教科書、為其他大學培訓師資，並且監製了一套具有開創性的現代東亞史學術叢書系列。依照他的觀點，1842年之前的中國歷史是“傳統中國”的一部分，而“現代中國”則從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帶來的西方“衝擊”開始。從此清朝歷史被分為兩個部分，由兩群不同的學者分別研究。雖然費正清從未明言（即使其他人這麼說），1842年分水嶺之前的帝制中國史本質上是“停滯”的，真正有發展性的變化則始於中國對西方的回應，但是其時代分期卻有這樣的暗示。受到哈佛學派的影響而產出的最佳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中，理所當然地只簡略地涵蓋清朝前200年，而絕大部分關注焦點仍是從1842 年到現在，也就是“真正的”、西化的現代時期。

費正清及其追隨者抱持的這些明顯具有歐洲中心觀的時代分期，並未受到中國史家的挑戰。在列寧主義認為西方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唯獨主導力量的假定之下，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以鴉片戰爭為分界，將其學者組織劃分為歷史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而在臺北，受到“現代化理論”的風潮所及，“中央研究院”也分設歷史語言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兩個機構，分別研究1842年之前與之後的時期。雖然戰後日本的清史研究未有如前述劃分的制度，但是也以類似的分工為基礎。特別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東京大學學者，對他們來說，“現代”中國從鴉片戰爭方開始。

在20世紀70年代確實有一些少數派的聲音，這些聲音讓當時如我這樣初出茅廬的學者感到非常興奮。然而就我所知，當時只有一項學術倡議迥然不同地主張將清代史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忽視了鴉片戰爭的分界。此為當時尚為研究生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於1965 年在耶魯大學創辦的期刊，這份實屬學會通訊的刊物鮮明地以“清史問題”為名。而在中國，難能可貴的《清史研究》在約25 年後的1991 年方開始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

研究所出版。

回顧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清代史研究之演進主要以三個重要的修正性轉向為標誌，唯此情況並不限於美國。首先是轉向20世紀70年代與80年代緩慢成長的社會史。這個轉向受到的影響主要來自由法國歷史學派及其標誌性刊物《年鑒》所激發的歐美史研究。他們的重點不在政治、軍事或外交事件，也非過去的偉大人物；強調的不僅是“時局”（conjuncture），而是相對的、在歷史“長時段”（longue durée）中緩慢消長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結構（structure）。這個學派對中國史領域略為遲來的影響由兩個因素促成。首先是美國的中國史學者逐漸吸收了“二戰”後日本中國史學者龐大的社會經濟史著作，接著是臺灣與北京的大量清宮檔案先後在70與80年代向外來研究者開放，令學者可以嘗試進行年鑒學派所主張的那種長時段歷史研究。

此社會史轉向之結果有三。第一，史家開始批評“衝擊與回應”（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模式對中國近代史起了重要作用的觀點，轉而將焦點集中在中國內部的各種變化，強調中國自身的歷史有諸多可能性，而非停滯不前。這個新潮流由費正清大弟子之一的柯文（Paul Cohen）精簡地以“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這句話來表示。在這種對清史的修正論敘述中，西方對清帝國的影響日益被邊緣化，這是必要的修正，但也許往後亦會引來對這種修正觀點的再修正。最終，一旦我們更適切地以清朝的觀點來理解清史時，歷史學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帶回來”（bring the West back in）。

亞洲四小龍（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韓國）的經濟奇跡與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所促成的第二個社會史轉向之結果，是逐漸拋棄了對清史的失敗者敘述。探究如“為什麼19 世紀的中國沒有資本主義或工業化”（通常與明治時代的日本做相形見絀的比較）之類的研究問題，現已被視為是建立在受誤導甚至是錯誤的前提之上。比較社會學家與美國的中國史專家開始主張至遲到18 世紀中葉，清帝國可能比大部分的西歐有更繁榮的經濟與普遍較高的生活水準。

第三個，也是更顯著的結果是關於時代分期。就在將清朝視為一連貫整體的觀點開始勝過“傳統／現代”的二元區分時，朝代鼎革亦被視為僅是中國歷史結構演進中表面的漣漪。1975年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曾評論道：

社會史家逐漸開始認識到，從16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的這段時間，乃是自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學者放眼中國最後400年的歷史直至共和時期之間的歷史演變，而非視清朝為過去歷史的複製，或將1644年與1911年視為重要的起訖點。長江下游的都市化、以支付銀錢取代徭役、某些類型的區域貿易發展、大眾識字率的增長與士紳群體的擴大、地方管理活動的商業化等等，這些從晚明開始的現象開啟行政上與政治上的變化，在整個清朝持續發展，而某種程度上在20 世紀初期結束。

然而該如何稱呼這個超越明清分界的新時段？一個較薄弱、容易被接受且較流行的詞是“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這個詞意味著不僅是清朝，整個或部分的明朝也同樣屬於一個單一連貫的歷史時期。另一個比較有力而我也贊同的說法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然而這個說法同樣也有許多明顯的包袱。舉例來說，這種說法似乎暗示邁向成熟現代性之前有某些必要過渡的階段，而此現代性也許是一種具有工業化與代議政府、與西方相當近似的現代性。然而這正是修正派史家亟欲挑戰的觀念。更廣的來說，“早期近代性”（early modernity）是有意從歐洲史學研究中借用過來的概念，使用這種概念似乎會將一系列從西方經驗啟發的預設強加在中國之上，以至於模糊了中國歷史自身的實際狀況。此議題至今仍未有定論。

第二種對清史基礎的概念重構化現在通常稱之為“內亞轉向”（the Inner Asian turn）。這是緊跟在社會史革命後的文化史革命之發展結果。重視“再現”（representations）甚於既有“事實”，文化史主張對性別或種族等基本範疇去本質化，視其為文化協商或歷史偶然的結果，而非與生俱來的。對性別角色變遷的關注，是過去數

十年間中國史研究中最有成果也最令人興奮的發展之一，然而是種族或族群認同的相關研究與我們將清朝視為一個歷史時期的概念重構有更直接的關聯。

在修正派提出的核心主張中，“滿洲”認同是滿洲人在征服中國後的歷史建構。清朝接管中國是審慎營造“征服組織”（conquest organization）的成果，其中種族或族群認同很重要，但又可替代更換。這個以滿人為中心的新王朝與之前大部分的王朝（特別是與明朝）有根本上的不同。清朝有意識地將自己視為一個普世帝國、多民族的政體，而前明的屬地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但顯然是最核心且經濟上最有生產力的一部分。為了將大清帝國與之前中國歷朝的迴圈模式分離開來，有些學者堅持清朝自立年號的1636 年方是清朝的建立年代，

而非征服明朝的1644年。

清朝的統治者並非要全然漢化其領地，僅是扮演著儒家的天子角色，一如其他同時用來統治其多元族群屬民的各種角色。其不同屬民各自的族群認同亦未被漢化所消滅，清廷反而謹慎地經營這些認同（雖然通常是在其漢人大臣背後）。今日通常歸入“少數族群”政治標

簽的非漢族成員，因而被賦予一種新的積極主體性與自主動力。在此觀點下，這些少數群體和個人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上，與其滿漢鄰居及統治者共同協調他們自我的認同。

這樣的新清史逐漸取得優勢，推動了一股研究清帝國邊疆擴張的潮流（這些擴張通常為漢人文臣所反對，認為將因此忽略中國本土的內政需要）。重點從視中國為19世紀末西方或日本帝國主義下被動的受害者，轉變成中國本身為帝國主義行動的積極參與者，在18世紀之時最為顯著，然而即使在19世紀乃至20世紀初亦是如此。同時，如同稍早“在中國發現歷史”的運動欲尋求克服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新的清史研究則直接與中國中心主義對抗。受到南亞歷史學家對民族主義的後殖民批判所影響，此時清史研究指出如“中國帝制時期歷史是現代漢民族國家興起的漫長序幕”，或是更普遍的，像“民族國家是歷史發展必然終點”等觀點中的缺陷。漢族民族主義的史學研究被批評是將一套由西歐偶然經驗得來的進步模式強加在另一套相當不同的文化之上，若非這些20 世紀民族主義精英自我本位的行動，也許會有一條完全不一樣的道路。

第三個重大轉向也許可稱之為“歐亞轉向”（Eurasian turn），其主要是從第二個轉向發展出來，但同時也受了世界史與生態史這兩個由來已久的次領域影響。這兩個領域過去只是偶爾注意到中國這個次大陸的發展，其首次與清史的重要相遇，是在中國史學者對所謂“17 世紀普遍性危機”與此危機如何加速明清朝代更迭的研究上。在論及此危機如何影響帝國晚期的中國時，有些學者強調跨國的經濟因素，特別是國際白銀流動的劇烈波動，但同時亦有學者認為應歸因於有小冰河時期之稱的氣候轉變。

然而，從近代早期帝國的比較研究最終引導出一個歐亞大陸整體的新視野。過去歐洲挑戰、亞洲回應的二分法歷史被取代，新的歷史強調歐亞大陸整體的不同部分沿著可相比較的發展軌跡而又各自不同的歷史進程。清帝國不再是孤立的特例，開始被認為與奧斯曼帝國、莫臥兒帝國、羅曼諾夫王朝，甚至拿破崙帝國等陸權帝國有諸多相似之處，如在新溝通科技之下的中央化行政管理、精心建構的多元民族體制與具侵略性的陸地殖民等等。歐亞大陸的新勢力即以這些條件從不同的方向圍攻、排擠那些較古老的（且通常是遊牧民族）文化。

此歐亞大陸修正觀點同時也與斷代問題有重要關聯。如果說“內亞轉向”對好不容易才取得勝利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清史”拋出問題，“歐亞轉向”隱然挑戰將明代與清代包含在一起的“中華帝國晚期”與從晚明開始的“中國近代早期”等修正派的概念。……

因此，本書所討論的大清帝國是個在不停移動的目標。大清帝國在中國歷史脈絡或廣闊的歐亞大陸有何無與倫比的獨特之處，仍然是一個開放的問題。因而，從我們自己的歷史時代研究這個時段、這個地方會有很大的收穫。

第一章 征 服

1688年，正藍旗官員佟國綱上書康熙皇帝，希望將他正式登記的族屬從“漢軍”轉為“滿洲”。他的伯祖父佟卜年於1580年左右在遼東出生，而後遷徙到位於華中的武昌。他以武昌為籍通過1616年的會試，先是擔任明朝底下的縣官，之後受召前往東北防守滿洲。在一場慘烈的敗仗之後，佟蔔年被控叛國，且於1625年死在獄中，但他始終堅稱自己忠於明朝。他的兒子佟國器在武昌長大，並在武昌編了一本族譜，證明自家至少從十代以來都是明代忠勇的軍士，以此為父親的忠誠辯護。不過佟國器於1645年在清軍征服長江地區時被俘，他與他的家族都被編入正藍旗漢軍。

然而原來那些被佟國器誠實地收入族譜、佟家在遼東的後裔，在清軍的征服事業中也表現一如保衛明朝的佟卜年那樣英勇。實際上，遼東佟家的其中一位，後來成為康熙皇帝的外祖父，而使得佟國綱自己亦可算是康熙的叔伯輩。因此，康熙皇帝同意佟國綱的請求，將他重新納入滿洲，然而皇帝也指出，如果將他的遠親也一起改籍可能造成管理上的不便。從此之後，佟國綱和他的部分親屬成為滿人，而其他佟姓族人則仍保持漢人身分。在這樣的時空下，族群認同遠非由基因所決定，而是模糊且具有彈性、可以經由協商改變的。

像這樣的故事對重新從歷史理解這個在1644年入主中國的統治者來說非常重要。不久以前，一般對滿族的認識一方面來自“種族終究是種族”的本質性預設，認為每個種族（如同滿族）都是由生物或基因因素所決定，一旦決定便永遠如此。另一方面，這樣的本質性觀點也同時建立在一種目的論式的漢族民族主義史學之上，認為在20世紀出現的漢族民族國家是中國兩千年王朝歷史的必然結果。在這個邏輯之下，包括異族統治在內的所有國祚較久的朝代都大體相似。如滿洲或蒙古等外族或可征服漢人的地盤，但如果要讓政權保持下去，就得要以中國的方式統治，而最終將他們自己變為中國人。

在這種對清朝統治的設想之下，滿洲作為一個種族或族群在征服明朝之前就已經存在了，雖然他們在各方面都是“野蠻人”，在文化上較漢族低等。但在他們入主中原之後，經過一些內部辯論，滿人選擇以儒家的天子概念來統治中國。這樣的決定不可避免的導向文化“同化”（assimilation）甚而在生物層面上也令滿族消失。一些如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的滿族統治者警覺到，他們族人與其他人群的區別性逐漸消失，主張維持“滿洲之道”（the Manchu way）以為後盾，然而這些嘗試註定要失敗。所以當中華民國在1911年推翻滿清時，真正的滿人已所剩無幾，大部分已融入中國人口當中。這樣的敘述同時也有一種暗示，即日本帝國主義者在20世紀30年代末于東北建立一個滿洲民族國家的企圖基本上是一種陰謀，因為以中國的觀點，所謂滿洲人在這個時候已經不存在了。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清史學家開始以幾乎完全相反的觀點改寫這段敘述。受到文化研究的影響，學者不再相信像“種族”這類生物性範疇的本質化概念，而視種族分類為在特定歷史條件以及社會政治協商過程下的產物。因此，根據這樣的新觀點，在17世紀時實際上沒有“滿洲”這個種族，只有接鄰在明帝國東北邊疆的眾多人群，各自具有相當不同的祖先譜系與文化傳統，其中不少人全部或部分的祖先是漢族。這個承繼明代皇位的群體不是種族上的滿族，而是一個以勝戰為目的、有意創造出來的人群組織。這個“征服組織”的領導者認為，分派不同族群認同給他的成員，如蒙古、漢軍乃至於滿洲等是有用的，而這樣的族裔分派與其說是依循既定的生物事實，還不如說是圖政治之便。如同上述佟家案例，如果情況需要的話，這些初始的分派可輕易地撤銷或改變。

較早的觀點認為，剛開始可被區分出來的滿人隨著時間逐漸被同化或消失，而新的清史敘述則認為滿人在整個清朝都實際存在。乾隆皇帝與其他人的努力與其說在守護一個瀕臨滅絕的民族文化，還不如是說在創造一個具有起源神話、民族語言與文學、明確文化特徵的民族文化，而這個計畫出乎意外地成功。諷刺的是，若滿洲在1644年之前實際並不存在，他們在1911年確實存在了。以這樣的觀點，滿洲國的故事的確如同貝托魯奇（Bertolucci）的偉大電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所呈現的那樣。電影中遜位之後的溥儀從上海的頹廢生活中被喚醒，回應這些他誠心認為的滿洲人民的召喚，領導滿洲人在東北的民族國家。日本人的滿洲國計畫欺瞞之處，並非是純正的滿洲人是否真的存在（此時這樣的群體的確存在），而是謊稱滿洲人會有真正的民族自決。

這樣的新敘述本身可能言過其實。第二代的“滿洲中心”研究主張從清朝肇始，至少在當代人眼中，即存在著族群或種族區別的現實。例如一項對清代滿營的研究顯示，滿營中的居民與周遭漢族人群始終具有顯著的族群緊張關係。然而無論是那種形式，現在多數史學家喜歡新的敘述勝於舊的，而新敘述的假設即為我們故事的基礎。

組織征服

無論清朝征服者是種族特徵鮮明的邊疆民族，或者是被特意建構而成的征服組織，他們的成就實屬卓越。像這樣的雜牌軍怎麼可能戰勝明朝強大戰備、按理說是當時世界最強大的戰鬥武力？

清朝在後來被稱為滿洲的地方（也就是現代中國的東北）崛起，成為一股新興的政治與軍事勢力，是在“愛新覺羅”連續三名部族領袖的努力之下所達成的。“愛新”的意思為“金”，寫成中文即為“金”，也就是由女真人建立、從1115至1260年統治華北的朝代名稱，而愛新覺羅氏聲稱為其後裔。這三名部族領袖是努爾哈赤（1626年卒）、皇太極（1643年卒）與多爾袞（1650年卒）。他們三人為征服明朝所作的準備包括與其他部落結盟、中央化統治與漢化，即採用漢人的組織技術與文化特點（儘管在程度上或多或少有所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