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簡體書）

葛凱 (Karl Gerth)

2000年獲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先後在南卡羅來納大學和牛津大學任教，現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歷史系教授、中國研究首席講席教授。主要研究現代和當代中國的消費主義與消費文化。

代表作品：著有China Made: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中譯本為本書）、As China Goes,So Goes the World（中譯簡體版為《中國消費的崛起：中國消費者如何改變世界》，繁體版為《中國好，世界就好？》），並就中外現代史比較發表了一系列文章。

《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是一本歷史著作，同時關涉經濟及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種考察中國近現代史、探討中國現代民族國家之形成的新穎的視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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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早期的中國，消費者是怎麼被倡導“買中國貨”的？葛凱（KarlGerth）在此研究中遠遠不只是為此問題提供答案，他用反帝抵制外貨和國恥海報、閃亮的展覽廳、婦女的時裝秀、國家支持的商業活動，以及其他豐富的具體事例，提供了廣闊的文化闡釋並進行了圖示（除了文字，還有圖片）。
——高家龍（Sherman Cochran）（康奈爾大學歷史系教授）

導 論

當一個追求時髦的年輕人發現他最 喜愛的產品都是從正在侵略自己祖國的國家進口的時候，他會怎麼做呢？在中國著名作家茅盾撰寫的短篇小說《林家鋪子》（1932年）裡，茅盾描述說，一個小商人十幾歲的備受嬌慣的女兒，因為她的漂亮新衣服是用日本布料而不是中國布料做的，在受到同學和老師們批評之後，心煩意亂地從學校回到家裡。這個女孩能理解他們的這種批評，她也知道日本一直以來都在進行侵略擴張，並逐步控制中國。她被要求抵制所有日貨。儘管她的衣服、化妝品、鉛筆、雨傘，還有其他許多東西都是從日本進口的，但她還是喜歡這些東西。她對於被迫放棄日貨感到憤憤不平，但是，在社會的壓力下，她媽媽要求她馬上把衣櫃裡的衣服都換成國產布料做的。這位元年輕母親的決定顯示出，在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存在一種普遍而深入的緊張關係，正如本書所要討論的，這種緊張是影響中國成為近代民族國家的重要因素。

茅盾小說中的每一個人物都和這種帶有民族意味的商品密切聯繫著。這位女學生的父親因為出售日貨，遭到地方官員的刁難。這位父親認為這種刁難是一種隨心所欲的敲詐勒索，因為每一家店鋪都在出售日貨，地方官員的真實意圖並不是要努力促進民族消費文化，而是在誘使他行賄。然而，他別無選擇。他開始向當地官員行賄，並試圖賺更多來彌補他的損失，使他可以給女兒買新衣服。但是，他並沒有從貨架上撤去那些日貨。相反，為了銷售它們，他大膽地降低價格來陳列這些日貨。顧客們欣然接受這個可以買到便宜貨的機會，他們不再抵觸這些進口商品，生意於是紅火起來。可是，商業上的成功只不過讓他不得不重新面對最 初的問題，他的店鋪引起另一個官員的注意，這個官員正以禁止售賣日貨為藉口尋找另一次受賄機會。迄今為止，其他地區的商人已經支付了賄賂，以確保他們能夠獲得出售日貨的許可。真相逐漸大白於天下，只要商人們撕掉商品上的日本標籤，官員們就會允許出售這些商品。於是，商人和消費者都參與到這場民族消費主義的猜謎遊戲中來，這場遊戲把這些經過這種偽裝的商品當作是“中國產品”或“國貨”，這些貨物被認為是中國工人用中國的原料，在中國經理們的管理下，在中國自己的工廠生產的。在小說所描寫的時代裡，這種事情是眾所周知的。〔1〕結果，當地市場日貨氾濫，商品價格下跌，這些商人很快就破產了。

在茅盾這篇經典諷刺小說中，貪婪的商人、不道德的官員和利己主義的消費者都參與到這種民族消費文化中來，但似乎每個人又都不必為這種消費文化承擔真正的義務。〔2〕很顯然，一個新概念——“產品民族性”（product-nationality）——開始強制約束消費者，並且，人們可以通過喚起這種約束感來增進自己的利益。這種強制是真實的，沒有人否認商品擁有民族性，或者說存在“消費的民族主義類型”（nationalistic categories of consumption）。實際上，茅盾雖然對那些自稱愛國者的人嘩眾取寵地炒作這種消費類型深感厭惡，但他自己並沒有直接挑戰“產品民族性”這個概念。當我們對這種把商品定義為不是中國的就是外國的消費類型進行歷史探索之後，就必須避免那種簡單地給中國消費模式下定義的方式。中國商人們把“日本貨”假冒為“中國貨”並且銷售出去的決定，遠遠不能成為對民族主義化的消費文化霸權的反抗正在形成的證據，相反卻證實了消費的民族主義類型的實際存在。於是，對我們來說，這個問題就變成：“確實已經這樣做了”和“應該這樣做”之間存在的這種差異怎樣為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各種各取所需創造了空間？

為什麼在《林家鋪子》中，消費者、商人和官員都盡一切可能維持民族消費主義的外表？這個故事確實真切地反映了中國的現實。例如，在商業史家高家龍對英美煙草公司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之間的競爭所做的經典性研究中，他寫道：這兩家公司都“意識到他們需要掩飾與外國的聯繫，並且盡可能地裝扮成‘中國的’樣子”(1980:211,218)。但是民族主義和消費主義是怎樣並且為什麼會交織在一起，從而產生這種深入而廣泛的強制呢？是怎樣廣泛的社會語境使維持民族消費主義的外表變得如此重要？

20世紀初期的中國，正在興起的消費文化既界定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又幫助傳播了這種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中國已經開始進口並製造成千上萬的新的消費品，這些商品改變了數百萬中國人每天的生活，他們使用它們、談論它們並為之著迷。同時，這些湧入的進口貨以及由這些商品所引發的欲望對中國的許多方面構成威脅，政治家們開始對貿易逆差及像吸食鴉片和麻醉品這樣新的消費生活方式擔憂起來，這些已經開始閱讀西方政治經濟學著作的知識份子們擔心，在逐漸壯大的外國商品經濟優勢下，無疑會喪失國家主權。而製造商們面對價廉物美的舶來品，則是想知道他們能否維持或擴大他們的市場份額。

把中國作為有著自己的“國貨”的“民族國家”這樣一個概念正在逐漸形成，這影響了中國消費文化的形態。本書論證，消費主義在民族主義明晰化過程中扮演了一個基本角色，同時，民族主義對於界定消費主義也是如此。對所有商品進行“本國”和“外國”的區分，有效地產生了“叛國的產品”和“愛國的產品”這兩個概念，這就使得民族主義塑造出了萌芽中的消費文化的基本形態。這種民族主義化了的消費文化就變成了一個表達場所，在這個場所裡，“民族”這個概念和中國作為一個“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是相關聯的，他們都在被制度化，以及在被實踐著。經由民族觀念來解釋商品消費，不但有助於形成“近代中國”的真正概念，而且也成為中國的老百姓開始認為自己是近代國家的公民這個概念化過程的主要途徑。

創造民族消費文化的努力具有許多不同的社會表現形式，通過規模浩大而且影響廣泛的社會運動，來自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各種力量給消費行為施加了一種文化上的強制感。當時廣為人知的國貨運動，使“國貨”和“洋貨”所具有的二重性的物質文明意義變得普及起來，並且使消費國貨成為中國公民資格的一項基本內容。這項運動包括頒佈新的限制奢侈消費的法令——這些法令要求服裝使用中國製造的紡織品（第二章）、頻繁進行反帝國主義的抵制活動（第三章和第四章）、舉辦大規模的展覽會和發佈無數廣告來提倡消費國貨（第五章和第六章）、舉行婦女國貨年（第七章）以及大量發行愛國商人的傳記（第八章）。這項運動的方方面面創造出了民族消費文化，這種文化促使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形成。〔3〕

消費主義的作用在於說服中國人以近代民族國家的成員來看待自己，儘管這對理解近代中國很重要，但令人驚訝的是，當代學術界有關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幾乎沒有討論這些內容。早期關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學術研究，試圖把中國放置在從19世紀晚期延伸到20世紀早期的“從文化主義到民族主義”的譜系中。政治學者詹姆斯·陶森德（James Townsend）概括說：“核心觀點是：一系列貼著‘文化主義’標籤的思想支配著傳統中國，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性質是相反的，並且它只有在遭受了帝國主義和西方思想的衝擊下才屈服，才產生一種新的民族主義思考方式。”(Townsend 1996:1；也請參看J. Harrison 1969)近年來，歷史學家們已經大大拓展了我們關於中國末代封建王朝的知識，他們揭示了不同地域和種族之間的緊張關係從而質疑了那種認為晚清中國是文化統一體的觀點(例如：E. S. Rawski 1998；Crossley 1999； Rhoads 2000)。儘管如此，學術界在檢驗（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時，通常採用兩種模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第 一種模式探究了知識份子、軍人和政治領導者在民族國家創建中的角色。〔4〕第二種模式則調查了在特殊語境下民族主義的發展，例如當地風俗習慣和宗教習俗的擴張使民族主義有更多的表現舞臺，以及驅逐外國傳教士或者圍困外國商行這樣零星的反帝主義行為的影響。〔5〕

通過消費主義來研究民族國家形成，使我們可以把中國社會各個階層都聯繫在一起。本書延伸了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以揭示更為廣闊的制度環境和錯綜複雜的外部環境——正是在這種環境中，民族國家這個概念被構思出來、擴散開來並得到實施。同時，借由整合中國社會的不同階層，以及把那些隨著時間推移呈現紛繁複雜面貌的現象聯繫起來，本書通過消費主義來研究民族主義也發展了那種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把中國民族國家形成的分析納入消費主義中，如果不考慮20世紀早期中國民族主義化的消費文化高漲的情況，將難以想像這段時間內諸如中外關係、工商企業、領導人物的生活、流行的抗議活動、婦女運動、城市文化甚或1949年的共產主義革命等在內的種種歷史發展。

注釋

〔1〕實際上，相當於《牛津英語詞典》的漢語詞典正是用這個故事來給“國貨”下定義(Luo Zhufeng 1990, vol.3:641)。

〔2〕在使用“消費文化”（consumer culture）這個術語時，我與湯瑪斯·理查有著相同的擔心，因為這個術語“聽起來好像有某種關於消費的獨特的現代意味”(1990:268)。通過將這一文化概念予以限制並將其置於特定的背景之中（特別參考第 一章），我希望能避免這種混亂。“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這個術語範圍更廣，指的是“我們生存的自然環境中，通過文化決定了的行為可以改變的那部分環境”(Deetz 1996:35)。我把消費文化定義為一種具體的、可以批量生產的、以商品為中心的物質文明形式。關於術語“消費”（consumption），參見D. Miller 1995c:30 和 D. Miller 1998。

〔3〕因為“民族國家建立”（nation-building）這個術語暗含著民族國家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專制結構，所以，我使用“民族國家形成”（nation-making）來強調更為廣泛的社會參與。關於“民族國家建立”和“民族國家形成”之間的差別，以及這裡所強調的“民族國家”（nation）這個術語的用法的討論，參見R. J. Foster 1995a。

〔4〕因為自上而下的方法是研究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主要方法，可以把許多研究羅列在這裡。這種研究方法最 著名的例子是列文森在1965年所做的研究，參見F.G.Chan在1981年所作的介紹。對於這些方法近期的評論，參見Mitter 2000:7-15。

〔5〕兩個很好的研究例子是Watson 1985 和M.L.Cohen 1994。一項有關變化中的禮儀角色對創造一種對中國區分種族和民族主義的新認識方面的影響的最 新研究，參見H. Harrison 2000。關於在民族主義者的敘述中，不同地方社會群體中興起的同一性力量的研究，參見Duara 1995: 115-146。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圖表目錄

導論

第一部分 語境與個案研究

第一章 商品危機及國貨運動的起源

第二章 男人形象的民族化

第二部分 作為抵抗的消費

第三章 國貨運動和反帝抵貨運動，1905—1919

第四章 國貨運動和反帝主義抵制活動，1923—1937

第三部分 展覽綜合體

第五章 民族主義商品展覽會

第六章 1928年展覽會建立的民族主義視覺認知

第四部分 民族國家、性別與市場

第七章 女性消費群體的民族主義化

第八章 塑造愛國企業家

結論

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