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廬憶舊（簡體書）

《用廬憶舊》是一位華人物理學家的回憶性散文集，記錄了作者成長和求學的經歷、對中西文化的感悟以及與眾多中外文化名人的交往，有楊振寧、何炳棣、高琨、喬姆斯基等。作者把幾十年生命經歷中與時代和命運密切相關而又具有鮮明個性的故事娓娓道來，對時代和中西文化有深入的思考，具有極高的思想性和可讀性。

陳方正，廣西岑溪人，1939年生于重慶，后移居香港并赴美深造，獲物理學博士學位。任職于香港中文大學，歷任物理系講師、高級講師、大學秘書長，現任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曾先后赴日內瓦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牛津大學工學院、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進行訪問研究，對科學史有深入研究，著作有《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等。

認識楊先生多年了，但說來奇怪，和他的事情沾上一點邊，卻是從李政道開始。那是1970年的夏天，我從研究院出來不久，很幸運得了機會參加艾利齊（Erice）暑期工作營。那是有意大利物理學教父之稱的齊切奇（Antonino Zichichi）在西西里島山上一個小鎮所辦的講習班，它名家薈萃，氣氛熱烈，更有山林清幽，風光如畫之勝，所以年輕學者趨之若鶩。六十年代是黑洞物理學的大發展時期，記得初次聽到許多這方面的驚人成果，就是在這班上。但講習班的重心是李政道，他為人隨和，談笑不拘，記得講題是“弱作用的歷史”，核心就是宇稱不守恒的發現，當時大家都屏息以待，凝神聆聽。然而，一個多小時的報告結束后，我們卻很納悶，有點摸不著頭腦：這不就是在簡單重復大家熟知的事實嗎，要點到底何在？更何況，講得好像也缺少了一塊 —— 怎么從頭到尾好像連楊振寧的名字都沒有提到過呢？這小小謎團一直要到十幾年后方才解開。 1979年底在廣州召開的粒子物理學大會是空前盛事，海內外所有中國和華裔的有關學者都來了，臺上名家各擅勝場，臺下舊雨新知杯酒言歡，熱鬧非凡，只有兩位主角楊、李分坐主席周培源兩旁，不相搭理，顯得頗為尷尬。當時他們不和的消息流傳已久，大家心中有數，只不過到此刻真相方才暴露于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而已。后來一天晚上，海外回國學者忽然接到李的便條，邀請去“討論物理學問題”。這自不可能拒絕，到會的有六七十人，李夫人親自在門口招呼來賓，使我們受寵若驚。會中李先生作了簡單講話，呼吁在中國推動高能物理實驗，然后拿出敦促領導人建造對撞機的公開信請大家支持，這自然也沒有什么好說的，于是我們都簽了名。過兩天，楊先生也發公開信，說明他不贊成此事的理由。大會結束后，我們被招待去北京見高領導人鄧小平，充分顯示當局對此會的重視。李先生的愿望沒有落空：四年后，北京的正負電子對撞機就正式動工了。 會議之后后不久，意想不到，楊先生主動提議到中文大學來訪問。校方自是喜出望外，當時我剛從物理系轉到大學秘書處工作，接待事宜順理成章，就交由我負責。此后與楊先生來往頻繁，開始相熟。到了1983年，他為慶祝六十生日隆重出版《楊振寧論文選集1945—1980》，我也蒙題款相贈一冊，欣喜之余，也不免有些意外和驚訝。此書每篇文章都附有“題記”，追溯其來龍去脈，或談論相關人物，讀起來趣味盎然。令人吃驚的是，李、楊1956年論宇稱守恒的那篇得獎文章的“題記”還附有注釋，在一個頗長的注釋中，我終于發現了十三年前李先生在艾利齊那趟演講的秘密。在題記正文中，楊先生根據記憶和筆記詳細追述了他們兩人作出那個大發現的經過，特別是他本人的主導作用。在注釋中他解釋：除了至親以外，他本來對這一切都準備永遠保持緘默，但在1979年（亦即上述廣州會議那年）他無意中見到1970年李在艾利齊那趟演講的文本，從而意識到李是有意“歪曲”那段歷史（“implied and insinuated various things”），因此覺得有必要把真相說出來。在物理學界，這注釋不啻一枚重磅炸彈，李政道自不可能悶聲不響。三年后，他以預印本（preprint）形式發表了一篇“對稱的破缺”（“BrokeSymmetry”，此文后來收入他在1986年出版的論文選集），復述了他們合作發現弱作用宇稱不守恒的經過，那和在艾利齊的說法已經出現重點轉移，但和楊的說法仍然大相徑庭。他承認自己的看法“完全是個人的，它是從我個人的回憶里找出來的。……這不是那種能讓大家共享的回憶錄范本”，卻又直率地說“他（指楊振寧）對所發生事件的敘述和事實上（衍字，原文如此）很不相同”。（原文是英文，譯文根據季承等在2003年4月編印的復印本《宇稱不守恒發現之爭論解謎》資料集，264頁）。這樣，在李楊中止合作（1962年）之后二十年，兩人的沖突終于從微妙到直接，從無聲到有聲，從私下到公開，那樣地爆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