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本書由六章組成，分別是賓禮的政治基礎及其“去政治化”嬗變、賓禮的主要環節、唐廷外交禮儀的特質、賓禮中的口頭信息傳遞、賓禮“去政治化”與亞洲國際政治新格局、從賓禮“去政治化”看“冊封/朝貢體制論”。從微觀、宏觀，狹義、廣義，中外比較的不同角度對唐代賓禮加以考察。認為唐代賓禮嬗變的根本原因，在於不斷變化的國際關係中相關各方權力關係的演變。
作者簡介
王貞平 ，重慶江津人，文史大家王利器先生公子。1969年-1978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知青。1978年--1981年國際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碩士(中國經濟史專業，1981)。1981年至1983年任北京國際經濟貿易大學講師。1983年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師從杜希德先生攻讀東亞系碩士、博士學位。1987-1988期間獲得日本基金會博士論文獎學金，並在京都大學文學部攻讀日本史一年。博士畢業後，曾任美國新澤西州蘿格斯大學講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研究員及助理教授，現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為副教授。又曾任日本關西大學COE客座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訪問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訪問教授。著有《漢唐中日關係論》、《多極亞洲中的唐代中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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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歷史上北亞及東北亞國家、部落的禮儀習俗曾經相互影響、滲透，它們接待外國來使的禮儀有共同或相似之處，因此有必要對唐代賓禮做比較考察。本書特別強調，中、外賓禮的形式細節雖有類同之處，但相關各方對禮節的政治解讀卻絕不雷同，並由此而引起了賓禮的“虛名化”，出現了禮儀外在形式與固有的政治含義脫節、分離的現象。為從宏觀角度妥善解釋唐代賓禮的這一重要變化，本書首先將視線投向域外國家、部落君主自身“權力中心論”的發展，從政治意識形態的內因，闡明他們對唐代賓禮所采取的實用主義態度。然後，本書將唐代賓禮的“虛名化”置於亞洲地緣政治格局“多元化”這一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解讀，進一步說明唐代賓禮嬗變的根本原因，在於不斷變化的國際關係中相關各方權力關係的演變。
目次
序言
第一章 賓禮的政治基礎及其“去政治化”嬗變
第二章 賓禮的主要環節
（一）唐代賓禮探源
（二）“迎勞”：首都郊外的歡迎儀式
（三）“賜舍”：外國使團在京城的住宿安排
（四）食料：唐廷對外國使團的膳食供應
（五）“蕃主奉見”：朝見皇帝之禮
（六）元日（及冬至）朝賀儀式
（七）皇帝宴蕃國主、蕃國使
第三章 唐廷外交禮儀的特質
（一）嚴格與靈活兼而有之的賓禮
（二）“抗禮”與“爭長”
（三）753年日本使“爭長”事件考辨
（四）作為亞洲外交“公共產品”的唐代賓禮
第四章 賓禮中的口頭資訊傳遞
（一）口頭資訊傳遞的歷史淵源
（二）隋末、唐初重大對外交涉中的口頭資訊溝通
（三）唐王朝外交活動中“譯語”的職能
（四）日本、朝鮮三國與中國交往中的“譯語”
（五）隋唐地方、朝廷官員與外國訪客間的口頭資訊溝通
（六）唐使在外國的口頭資訊傳遞活動
（七）日本、朝鮮半島諸國及渤海之間的口頭資訊溝通與情報搜集
（八）外交溝通中的“不以實對”
第五章 賓禮“去政治化”與亞洲國際政治新格局
（一）亞洲各國“權利中心論”的形成
（二）對“同心圓文化發散論”的再思考
（三）多元時空中的亞洲國際格局
（四）外交中軟、硬實力的運用與賓禮
（五）唐“實用多元主義” 對外策略的形成
第六章 從賓禮“去政治化”看“朝貢體制論”
（一）“冊封/朝貢體制論”概要
（二）“冊封”、“朝貢”的古典含義及演變
（三）“朝貢體制”中接待禮儀與交往內容的分離
結語
附錄
附錄一：《大唐開元禮·蕃主來朝遣使迎勞》
附錄二：《大唐開元禮·蕃主奉見》
附錄三：《大唐開元禮·皇帝宴蕃國主》
附錄四：《旄人奏散判》（一）
附錄五：《旄人奏散判》（二）
附錄六：《率木修防判》
附錄七：《續日本後紀》所載紀三津“自失使旨”事件
參考文獻
後記
書摘/試閱
以“禮”為手段，創造差別有序、和諧相處的局面，也是中國歷代朝廷在構建社會、政治秩序時努力達成的目標。綜觀古代的政治結構，其核心是“君臣上下”的權力關係，而這種關係是以等級制為基礎，以“禮”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五等爵制”、“五服制”都是耳熟能詳的例證。天子在行使統治權時，建立、完善“禮制”是最為關鍵的環節：“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考制度。所以……治政安君也”。天子制定禮制是其獨斷權、最高權威的表現，不容他人覬覦。故而“天下有道，則禮……自天子出”，“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更為重要的是，推廣、普及“禮”的觀念，有利於君主駕馭民眾，是行之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因此“國有禮，……禮有序”是天子行使統治權的最高境界；如此則可以稱為“聖王”，或“有德”之君。孔子曾極力主張“以禮讓為國”，“為國以禮”。當有人向他請教“禮”的真義時，他答道：“大哉問！”充分肯定了對“禮”的正確認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中國自春秋以來陷入了群雄蜂起的亂局。諸侯或與周廷虛與委蛇，或藐視乃至公開挑戰周天子的權威。史書中屢屢出現諸侯僭越、違背周廷禮制的記載，但他們大多只受到輿論譴責，很少受到真正的制裁。這從反面說明，西周天子追求的“以禮治國”的統治方式在實行時有很大的地域局限性，大體只限於被西周武力征服了的黃河流域中、下遊一帶。換言之，西周禮制帶有雙重屬性：它具有濃重的道德規範、理想化的色彩，但在實施中是以法律制約、武力制裁為後盾的。《禮記正義》記西周天子的統治手段之一是“五年一巡守”，如果發現“山川神衹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釁，釁者君討”。“削地”、“罷黜”、“流放”是強制的懲戒手段，而“征討”則是赤裸裸的武力制裁。《春秋左傳正義》記載，除了“征伐”之外，周廷還以制禮、會見、朝見為手段，處理與諸侯的關係：“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但時至春秋戰國時代，周天子與諸侯之間的力量對比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處理與他們的關係時，早已喪失了武力強制手段。“禮崩樂壞”十分貼切地形容了以周廷為中心的政治體系已不復存在的新局面。但“禮崩樂壞”並不意味著周廷禮制中的各種儀式也同樣煙飛灰滅、蕩然無存。一些諸侯、部族君長出於自身利益，有時仍親自出馬或派出使節造訪周天子，周廷的“禮制”因而在禮賓接待的層面上得以維持，盡管這只是禮儀虛像，並不反映周廷與諸侯、外族君長之間權力關係的實質。另一方面，春秋時代的諸侯在相互交往時承襲了西周禮儀的一些做法。當時諸侯中的霸主更以簡化了的天子之禮處理與其他諸侯的關係，春秋戰國時代的禮儀因而表現出延續性。耐人尋味的是，由於當時政出多頭的政治亂象，“禮制”出現了外在表現形式與內在權力關係實質相分離的趨勢，往往名不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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