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華夏的曙光（簡體書）

李振興，文學博士。曾任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現已退休。著有《說文地理圖考》《王肅之經學》《尚書流洐及大義探討》《尚書學術》等。注譯作品有《東萊左氏博議》（與簡宗梧教授合譯）、《顏氏家訓》。

【導讀】先民智慧的曙光

第一章?認識《尚書》

一、為什么稱作《尚書》

二、《尚書》的編集

三、今文《尚書》

四、古文《尚書》

五、偽古文《尚書》

六、《尚書》的大、小序

七、《尚書》的流傳

八、應有的體認

第二章?堯舜的治化

一、堯的形象

二、堯的治化

三、堯的作為

四、堯的求賢

五、舜的攝政

六、舜的即位

七、結語

第三章?皋陶陳謨

一、前言

二、大義探討

三、結語

第四章?禹貢山水

一、禹貢解題

二、九州敷土

三、九州山水

四、治平措施

五、地平天成

六、結語——《禹貢》的價值

七、附載

八、本篇參考書目

第五章?從《金縢》篇看周公的忠藎

一、前言

二、大義探討

三、結語

第六章?周公告成王以“無逸”，乃治國之本

一、前言

二、大義探討

三、結語

禹貢解題

“禹貢”的意義是什么？如僅就字面解釋倒是很簡單，是指禹平水土以后，將全國劃分為九州，而根據當時各州土地的高下、肥磽的等級，而課征的賦稅。但《尚書》研究者往往不這么認為，他們認為經文中除冀州以外，其他八州都說到賦和貢兩個問題。如果貢、賦不分的話，那又為何名稱不同？而且還分別加以強調？這樣一來，問題就復雜了。有的人說：賦，是上稅下的意思，耕田的人按照所耕田的等級出谷，叫做賦。貢，是下獻上的意思，這又有兩種情形：一是將應繳納的谷物（賦）變賣以后，再購買地方上特有物產奉獻叫貢；一是將地方上的特產奉獻天子叫貢。既然如此，那又為何只說貢不說賦呢？這是采取“下”供‘上’的意思。（見《尚書正義》）也有人說：《禹貢》一篇主旨，是說禹的治水，其本來先后的次序記載得非常詳備，篇名雖說叫“貢”，其實它是“典”的體裁（見林之奇《尚書全解》）。更有人說：九州有賦有貢，賦是諸侯拿來供國用的，貢則是諸侯用來獻給天子的，所以用“貢”名篇，含有大一統的意思（《禹貢錐指》引）。

但到了胡渭，說法又有不同，他大致采取了王炎的見解，再加以擴充，并且以禹所區分的五服（甸、侯、綏、要、荒）為依據，作為賦、貢的區分標準。他以為甸服之內為王畿，地方千里，由天子直接課稅，這叫做賦，而侯、綏服的諸侯可自行賦稅以供國用，這對諸侯來說也叫做賦。不過必待供國用以后有了剩余，然后再將剩余的部分獻于天子，但這叫做貢，而不再稱賦了。自要、荒服以外的君長，像嵎夷、萊夷、淮夷、和夷、西傾之類，也都有所進獻，來表示他們仰慕向化的誠意，這也叫做貢。

至于海外的島夷及昆侖、析支、渠搜諸戎，在當時也多能因向往我文化、德義而貢其貴重的方物，類似這種情形也都叫做貢。所以說，貢的范圍非常廣泛，它不像賦，僅止于甸服，貢卻包括了九州，賦僅限于中邦（自甸至侯、綏服。中邦，中國也），而貢卻兼四海以外，賦不可以包括貢，而貢卻可以包括賦。所以史臣用“貢”名篇，實有大一統的意思存在其中。我們如果再能進一步熟讀經文，對經文所說：“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政治、教化遠播于南北日光所照的地方），訖（止）于四海”的記載，就更能體會“貢”字的意義了。

后來孫星衍先生著《尚書今古文注疏》，在《禹貢》篇一開始，就引《孟子?滕文公》篇的話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來說明“貢”只是稅，也就是經文所說的賦，而且所“貢”的東西不在賦外。換句話說，雖有名稱的不同，其實貢也就是賦，賦也就是貢，而且主張賦外無貢。我們則認為用孟子的話，說明取“什一”之稅則可，這種“什一”之稅，天子的甸服和諸侯的侯服以及綏服是沒有區別的。換言之，皆取“什一”之稅。然而如就經文來說，胡渭的見解則較符合經義。但“什一”之稅的稅率，卻彌補了胡氏的不足。

應有的體認

1.《尚書》的價值。《尚書》是一部政書，不僅包括了“二帝三王之道”，同時也是“七經的冠冕，百代的襟袖”（見蔡傳序及《史通》卷四《斷限》第十二），單就這兩項來說，價值就無法估計了，更何況除此以外，舉凡行政事務上所涉及的都與它有關。別的不說，我們放眼當今著作之林，凡是與我國傳統文化有關聯的，也都會涉及它。如研究歷史的人說“六經皆史”；研究地理的人說“《尚書?禹貢》為地理之祖”；研究政治的人說“《尚書》為政治史之嚆矢”；研究教育的人說“《尚書》舜命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研究經學的人說“《尚書》為六經之一”；研究文學的人說“《尚書》為散文之始”；研究天文的人說“《尚書》已有觀象授時之言”；研究經濟的人說“賦稅在《禹貢》中，已有綦詳之載”……以上所舉，都有事實的記載，絕不是附會，而且如果繼續舉下去的話，尚不知凡幾。僅此，就已足可看出它的價值所在了。更何況它寓有二帝三王之道，為宋人言心、言性、言理所出之處。像這樣一部有價值的書，難道還不值得我們去重視、去研究嗎？

2.《尚書》所遭的厄難。這是說《尚書》在流傳的過程中，屢次遇到不幸與災難，在這一段漫長的過程中，不知花費了先賢的多少心血，才能傳到今天。先儒的苦心，我們是應該體察的。根據孫星衍、段玉裁兩位先生的歸納，《尚書》所遭的厄難共有七次，那就是：“一厄于秦始皇的焚書，則百篇《尚書》，僅剩下二十九篇。再厄于東漢光武建武年間，而《武成》亡佚。三厄于晉朝的永嘉之亂，則自漢以來所傳各家及古文，全部無存。四厄于東晉的梅賾，以偽亂真，而鄭氏康成的書學，因而浸微。五厄于孔穎達，則以是為非，而馬融、鄭康成的注解亡于宋。六厄于唐開元時，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這樣一來，就是偽孔傳中所存的二十九篇本文，也失去了真實性。七厄于宋開寶中，李鄂刪定《經典釋文》，遂使陸德明音義也全部失去了原有的面目。”這真是《尚書》的不幸。雖然如此，而今經過了前賢的搜討、整理、校讎與闡發，才有今天這個局面，我們一方面固然慶幸生在這個文化易于闡揚的時代，同時更不可忘了，我們肩上所負的責任也比往昔任何一個時代都重大。

3. 對《尚書》聚訟紛紜的逐漸消弭。在歷代研究《尚書》的過程中，最為聚訟紛紜的，自漢以來，莫過于《洪范》五行。自宋以降，則莫過于《禹貢》山川。從明代以后，莫過于今古文的真偽。漢代的《洪范》“五行說”，因有其時代背景，雖盛極一時，而今已經隨著時代的進步，不攻自破了。至于《禹貢》山川，以前因輿地學的不夠發達，以致影響了研究的正確性，然自胡渭、蔣廷錫、徐文靖諸儒的大著出現以后，已能廓清眾說，尤其在今天地理學大明之后，大部分的地理山川，已經可以使我們就著古籍所載 “按圖索驥”了。

有關《尚書》的真偽問題，經過宋吳棫、朱子，元吳澄，明梅鷟，清朱彝尊、閻若璩、惠棟諸儒的鉤深致遠，多方的探索證明，也能像涇渭一樣很清楚地擺在我們的面前。說到這里，我們心中也許會感到無限的快慰，但是快慰歸快慰，卻不能停止我們的研究工作。因此，首先要確定我們研究的方向，那就是要運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以民生日常的應用為前提，提出我們的見解和主張，所謂“通經致用”是也。如不能與民生需要密切配合，那就難免流于空疏、不切實際，因此也就失去了《尚書》應有的價值，這是每一位治《尚書》的人所不可忽視的。

4. 學術的崇尚。學術崇尚自由，不尚拘檢。學術一定要在自由的環境中才能生根、萌芽、茁壯，而開出美麗燦爛的花朵。春秋戰國時代的大放異彩，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事實。漢代經學的大昌，因素雖多，然而能得以自由的發展，不能不說是一個主要的因素，所以才能有輝煌的成就。尤其是古文“雖不合時務”（因當時崇尚今文，漢代立為博士的都是今文家），而竟能超越今文，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所以顧炎武先生所著《日知錄》卷十七“兩漢風俗條”說：“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我們再看看唐代，因《五經正義》的頒行，經學反而一蹶不振，明代大全出，而經學竟亡，顧先生早已慨乎言之，在學術的流衍上，這幾乎成了不變的公例。

5. 愛護珍惜，發揚固有文化。這是每一位中國人無可旁貸的責任。我國為一文明古國，從古至今，歷五千年，一文物、一制度、一風尚，都是從我們民族的生活需要中產生的，絕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因此，它最實用，也最有價值。其間雖也曾遭到外來的沖擊，然而每遭一次的沖擊，卻能使我們的文化愈發壯大，從這一點正可以看出我們文化的優越性。在沖擊的情勢下，我們為了適應當前的需要，自會加以適度的調整，并吸收外來的文化加以融合，使我固有的文物制度風尚更加充實、完美。因此，我們敢于斷言，中國的文化，將永遠適合于我們的民族，也將永遠地代表著我國固有的傳統精神。所以我們要不遺余力地來發揚、光大才是。政風淳厚、泱泱其國、彬彬其俗，難道不是我們每一位中國人所期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