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1900-1950)（簡體書）

劉鶚，眼淚的力量

劉鐵雲（劉鶚，1857 — 1909）於20世紀第一個十年創作的通俗遊幕小說《老殘遊記》（1906 — 1907）素來被視為社會批評小說之一種，而在其書的自敘中卻專門圍繞“哭泣”一事展開詳述，不免令人費解：

嬰兒墮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環繞，其哭也號啕。然則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其間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為衡。蓋哭泣者，靈性之現像也，有一分靈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際遇之順逆不與焉。……
靈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鴻都百煉生[作者筆名]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
（《老殘遊記》自敘）

作者在自敘中詳述“哭泣”，實屬一種古怪的選擇，而評論家們為此提出，在一個國難當頭、社會動蕩的時代，一位良知未泯的學者完全有理由感到悲傷。這種解釋雖不能說完全沒
有道理，卻遮蔽了作者在哭泣與人性之間建立的根本聯繫。劉鐵雲所持之言，正是波特所認為的中國未有之義，即：情感（sentiment）在人類身份與群體的定義中佔據的中心地位。我們擁有一種天生的能力，可以通過哭泣這一行為，來表達痛苦、悲傷與折磨，劉鶚正是用此種能力來衡定人性的概念。情感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素質，它將一切人性置於平等的地位之上，而不論其社會與政治上的分隔。它是人類在爭取終極平等之時永遠可以訴諸的最小公分母。與此同時，情感又重新劃定了社會等級與社會區隔，為規範人類社會的秩序設立了一種新的原則：感覺強度的大小與感覺真實性的程度高低。於是，一個人哭泣得越多，其人性便越偉大。又因為哭泣與“際遇之順逆不與焉”，所以即便一個快樂的人在一個快樂的時代過著快樂的生活，他或她仍然必須以哭泣來證明自己擁有“靈性”，也就是人性。
波特所持之論，基於她在鄉民之間展開的田野調查，無論從歷史的角度出發還是以民族志的視角觀察，均有立足不穩之處。她所謂“［在中國社會］沒有一種把社會結構建立在情緒紐帶之上的文化思想”（1988， 185），不僅抹殺了在帝國晚期（明清）興起的活躍的情教（the cult of qing），還忽略了在20世紀發生的一次劃時代的轉變，情緒（或愛）由此成為社會生活與文化生活中的關鍵詞。波特將中國人的情緒生活簡化為一系列的肌肉抽搐，即“眨眼”；在“情”的本土話語和舶來的浪漫主義知識相遇之際，劉鐵雲的這篇自敘，正可提供一例絕佳的反證。而且劉鶚的情感哲學，也只是中國多元、異質、擴散性的情感話語之一種，這套話語存在於大量廣泛的文本之中，圍繞著愛、感覺、慾望、同情等話題展開討論，這也正是本書的主要論題。……我在本書中意在突出並強調一種現代性的根本轉變：以表達情緒的術語重新定義個人身份與社會性的概念，換言之，即以情緒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的合法性基礎。
……

情感的話語如何崛起

從晚清民國（1890 — 1900年代）到五四及“後五四”時期（1920 — 1940年代），情感的話語一直在文學與通俗文化的領域中佔據著支配性的地位。在晚清，在寫情小說、林紓（1852 — 1924）翻譯的域外小說（林譯小說）、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和五四及“後五四”時期的浪漫派作品裡，情感同時在主題與意識形態兩個方面彰顯其身。情感的理念是帝國晚期“情教”概念演變而來的，隨著20世紀初浪漫主義自由戀愛的理想和弗洛伊德性慾理論的輸入，經歷了一次復雜的轉變過程。這一過程以碰撞、盜用、壓制為標誌，在社會、文化、政治發生改革與革命的時代，不可避免地同重議並再造個人身份與群體的方式捆綁在一起。
20世紀初，伴隨著通俗出版物的驚人崛起，情感第一次成為一種文學類型自覺使用的標籤——即情感小說。其先驅者吳趼人（吳沃堯，1866 — 1910）是一位多產的小說家和散文家，以譴責小說聞名於世。吳趼人於1906年創作的中篇小說《恨海》與林譯經典《巴黎茶花女遺事》（1899年）成為通俗愛情小說文體的奠基性文本。世人稱此類小說為鴛鴦蝴蝶派小說（鴛蝴小說），而對其影響力與讀者群的認真評述，則直至近年才開始出現。徐枕亞（1889 — 1937）的風行之作《玉梨魂》（1914）標示著鴛蝴小說達到了頂峰，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以文言和白話兩種語體各自寫就的愛情長篇和短篇小說始終不輟，擠占著小說月報、文學副刊、娛樂雜誌乃至政治日報上的文字空間。情感小說排山倒海式地登場，當然躲不過在當時剛剛完成專業化的知識分子們的法眼。他們在同樣的印刷媒介上，就情感小說的技法與社會功用性發表了一番居高臨下的高談闊論。
五四運動雖然未能撼動鴛蝴派的市場地位（實際上，後者對於讀者群體的牢牢把握，始終是令五四作家與知識分子感到挫敗、憤恨的因素之一），卻在文化領域內將鴛蝴派及其關於情感的詩學一併推入了邊緣地帶。與鴛蝴派將情感渲染為一種美德不同，五四一代主張將“愛情”視為自由、獨立、平等的象徵。胡適（1891 — 1962）的獨幕劇《終身大事》（1919） 為“自由戀愛”（free love）的五四式表達設定了一個基調，將其呈現為一場發生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封建與啟蒙、虛偽與真實、遲暮與青春之間的戰爭。馮沅君（1900 — 1974）和丁玲（1904 — 1986）等女性作家， 對戀愛中的年輕女性展開描寫，鮮明而生動地刻畫她們的激情、熱忱與反叛的勇氣，並憑此聲名鵲起，享譽全國。灌注在五四小說中的感覺強度， 在一種新式散文中得以爆發，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腐朽與虛偽展開了熾烈的攻伐。
在五四反傳統精神的驅動下，1920年代早期成為自由戀愛的鼎盛時期。短篇小說與散文如恒河沙數，大舉鞭撻專制的家庭制度和對女性的壓迫，並爭取更大的個人自主與自由。然而，到了1920年代晚期和1930年代，自由戀愛同時遭受兩個陣營的發難：激進主義陣營批判其布爾喬亞式的局限性，保守主義陣營則譴責其對社會道德和婚姻家庭制度的腐蝕。與此同時，一場圍繞愛情、婚姻與性進行討論的社會論爭，以心理學、社會學和歷史學論文的形式展開，形成了一次名副其實的爆發。在此，戀愛或多或少地卸掉了它在過去幾十年中承受的道德負重，進入到日常生活現象領域。求愛以及夫妻之愛的技術，已可在《戀愛ABC》一類的指導手冊中習得。同樣是在這一時期，性跳出了浪漫愛的影子，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話題，也變成了激進主義的表達工具。儘管有一小部分無政府主義者把性奉為實現普世解放的一種途徑，但越來越多的聲音都出面譴責自由戀愛/自由性愛對社會風俗和國家大計造成的惡劣影響。政治理論家們更是大聲疾呼，提出為了把全副身心毫無保留地獻給國家，戀愛的法則必須服從革命的律令。

在一個以啟蒙、民族主義、女性解放和商業文化為特徵的時代，情感的觀念何以如此重要？本研究考察文學創作、知識分子寫作和通俗作品中的情感話語，旨在藉此理解隱伏在情感中心化之下的概念性與社會性議題，並特別處理以下問題：打破中國的傳統中定義個人身份的方式，用情與性慾取代親族或鄉土的紐帶作為個人身份的基礎，其意義何在？諸如“多情人”“浪漫派”“兒女英雄”等基於情感的主體，象徵著何種意識形態的信念與價值？以及，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情”由無性化的道德向浪漫愛、性慾和愛國熱情的意義變遷，從而成為現代中國自我、性別和群體概念演變的組成部分？

……現代主體首先且首要是一種情感性的主體，而現代民族則首先且首要是一種同情式的社群。浪漫小說沉溺於書寫低迴徘徊、顧影自憐的情中人，將個體塑造為自我中心、自成一體、道德自主的單體。於是，民族由此獲得了其最為理想的主體，並通過訴諸一種普世的人性概念，而將自身與諸如家庭一類的排他性結構區分開來。換言之，在民族共同體中，歸屬性差異與社會等級至少在理論上是無效的。每一個人與民族之間的關係，都可以憑藉其公民身份而達到同等、公平，這在浪漫的母題中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演練：不顧家族門第與社會地位，與任何一名公民同胞相愛、結婚。浪漫的心靈展示出一種隨緣與衝動的特性，對於民主民權和原生民族歸屬的理想而言，是一種最難抗拒的支持。五四反傳統者以自由戀愛和愛國主義之名猛烈攻擊儒家家庭，民族主義也是他們最強大的同盟。

致謝/ i
文獻縮寫/ iii
導言與愛何干？/ 1
情感的話語：一則概觀/ 4
感覺的結構/ 8
關於術語的說明/ 21
第一章“情教” / 25
儒家的感覺結構/ 26
“情”：由“誠”至“真” / 39
作為儒家浪漫思想的兒女英雄/ 52
第二章美德情感/ 62
作為貞節的美德/ 63
新小說，新社會/ 78
愛與獻身/ 85

第三章浪漫主義的時代/ 101
“偉大的愛情” / 103
我愛，故我在/ 112
成為娜拉，還是不成為娜拉/ 119
性契約/ 127
偷情/ 135
第四章愛情的微觀政治學/ 150
愛情的法則/ 151
捲入醜聞的女性/ 162
監管的話語/ 166
儒家禮教在理性時代的修訂/ 178
自由的窘境/ 184
性的激進主義/ 190
第五章性的歷史認識論/ 199
接受診斷的女詩人/ 203
為惡婦正名/ 213
被肢解的屠夫/ 219

第六章民族同情的問題/ 235
同情與國民性/ 236
“虛偽”的發明/ 255
愛與共同體/ 265
第七章心靈的革命/ 272
一種文學公式的誕生/ 273
補充的邏輯/ 282
革命的雙人舞/ 300
社會主義的情緒語法/ 305
結論現代性的內部衝突/ 318
“心靈的母語” / 318
儀式與真實性/ 321
註釋/ 330參考文獻/ 351
索引/ 369譯後記/ 388

兩則愛情“醜聞”中的民國女性

同性戀與單身之罪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風捲了媒體的醜聞中，女性總是扮演著一種帶有侵略性的角色。這些醜聞在公眾中引起的反應可為我們提供一個間接的視角，觀察當時的社會是如何調整併適應著變化中的性別關係和親密模式。
在五四時期浮出水面的一代女性，在爭取個人權利和自主的鬥爭張，把自由戀愛作為一種有力的武器抓在手中。與政治參與權、經濟獨立權和受教育權不同，戀愛與婚姻的自由似乎是一種卓然個人化的功業，可以為一切勇敢的靈魂所得，而且最不易受到來自社會制度之惰性的阻撓。對她們而言，個人的就是政治的，而通往解放之路的起點即在自己的家中，始於同父母就婚姻問題展開對峙，包括是否結婚、何時結婚以及與誰結婚。儘管如此，到20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時候，典型的橋段已經發生轉移，從一名女兒對於家庭的反抗，變成掙脫束縛後的女性在缺乏家庭管束的條件下對於愛情生活的災難式管理。在保守派看來，性醜聞的出現證明，從一開始，就不應該把女人交付到她們自己的手中。甚至連自由派的批評家，也慣於把醜聞解讀為女性不成熟、缺乏經驗以及無力在愛的礦藏探尋中保持平衡的證明。可是當涉及可行的解決方案時，公共輿論的區分仍如以往一樣涇渭分明，而在“愛情定則”論爭中提出的議題也一再重現。
陶思瑾和劉夢瑩的個案，把戀愛關係中女性的侵略性或越軌行為的問題，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或者在某些觀者看來，是一個新的低點）。陶思瑾和劉夢瑩是兩名女學生，經由作家許欽文相識，並同宿在許欽文家中。1932 年某天，在兩名室友之間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吵，陶思瑾拿廚房裡的一把菜刀砍死了劉夢瑩。這起事件吸引媒體趨之若鶩，爭相報導， 對其新聞轟動性的開發與利用，持續了數月有餘。許欽文即刻成為眾矢之的，不論是法庭還是公共輿論的審判場，都指控他與兩名女子捲入了一場三角戀愛，並任由嫉妒日益加深，終致升級為一場謀殺。陶思瑾和劉夢瑩的日記揭示出，二人已經維持了一段長達三年的熱烈的同性愛情關係。可即便如此，許欽文依然不斷接到法院的傳票，在刑事與民事法庭上先後受到共計10 項指控。最終，他還被判入獄，服刑超過10 個月之久。“三角戀愛”範式的影響力如此之大，竟足以讓杭縣的地方檢察官以“年逾三十，尚未娶妻”和“以鰥居之人，而容留青年女子”兩項罪名立案起訴許欽文（許欽文，1937，5）。
在許欽文的陳詞中（部分以法庭對日記內容的選擇性披露為依據）， 陶思瑾和劉夢瑩情火熾烈，乃至於立誓永結盟約，併購買訂婚戒指。她們為同性愛的堅強、高貴與親密而深感無比驕傲，而當兩人之間滋生出不協和的信號時，她們又感到無比的苦痛。可儘管事實披露如此，法庭和公眾仍然堅持以異性戀的方式對此事進行解讀，甚至提出，即便不是（有充分的不在場證明的）許欽文，也有其他的男性參與共犯。莫名其妙地成為司法與民意偏見的受害者之後，許欽文對於女性、法庭傳統而保守的先入之見以及媒體之間的火熱競爭，秉持著一種悲憫的心態；可與此同時， 他本人也為渲染這起事件投入了不少筆墨，其中就包括他在《無妻之累》（1937）和《兩條裙子》（1934）中收入的一系列回憶片斷。許欽文在回憶文章中對糾纏數年的審判過程進行了軼事化的講述，並為“性的倒錯”提供了現代心理學式的分析（許欽文，1937，145—150）。從本質上來說， 他贊成普遍認同的觀點，即同性戀是一種未滿足的異性慾望的變體，它可以像後者一樣，在強度上極為“鋒利”，而在表達上則相當“荒謬” （鄭嬰， 1930，3）。如果說，許欽文對於這起事件產生興趣，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潘光旦在他主辦的雜誌《華年》周刊上發表的評論，則更像是受到了專業衝動的驅使。

潘光旦基於法庭材料、新聞報導和他與一位知情朋友的私人通信做出診斷，肯定地鑑別出偏執妄想的症狀，或曰“諭旨式的幻覺”（原文的英文翻譯為“imperative hallucinations”），並把這些症狀歸因於由火熾熱情所催發的酷烈嫉妒心（潘光旦，1993，8：437—438）。潘光旦以他在馮小青研究中同樣的方式（第五章），為這一診斷添加了一劑社會改革的藥方。他感到痛惜的是，中國幾乎不存在合格的精神病專家，可供法院傳喚，以確認被告的精神狀態。他們的專業意見可具有定奪被告生（減刑或無罪釋放）與死（死刑）的意義（潘光旦，1993，440—441）。而即使被告足夠幸運，得以脫罪，又什麼措施可以防止再犯？“試問社會將如何安放。讓她回家麼？讓她再進學校或其他公共場所麼？誰能保她不再發生同性愛，不再妒，不再殺？”（潘光旦，1993，441— 442）。最後，潘光旦指出，目下中國的學校制度裝備不足，難以應對青少年的情緒煩擾。所謂的訓育主任，只曉得如何與洗衣工暗中串通，監控學生手淫的頻率；至於如何幫助學生管理他們的情緒生活，而令他們不再有手淫的必要，訓育主任卻毫無頭緒。潘光旦將問題的根源定位於社會制度的欠缺，與當時主流的道德式回應拉開了醒目的距離；後者的展開，主要依賴的是個人化與極端化的話語：浪漫之愛腐蝕了道德素質；那些為愛而殺人之人，他們的行為都出於可鄙的自私動機；不論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愛情都不能減輕一個人在道德與法律上所犯的罪孽。

情場女俠

另一起牽涉到兩名女子的事件，極具說服力。事件中的兩名女子分別扮演了侵犯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其中侵犯的一方被奉為女英雄而得到人們的追捧，究其原因，便是她居於三角戀愛之外的位置。張璧月與張璧池兩姐妹同在遠方的一所中學求學，而已經訂婚的璧池卻與她們已婚的教師黃長典糾葛在一起。他們的私情被璧月發覺之後，璧池因為懼怕父母的怒火而逃到了另一個城市。璧月與黃長典當面對質，並向他開槍射擊（雖不致命），隨之獲罪入獄。在服刑期間，璧月成為媒體的焦點，轟動一時，公眾也鼓譟喧嘩，一致要求將她釋放。不久，她的學校便將她保釋出獄。在《新女性》上的一則評論中，署名芳心女士的作者區分了公眾反應的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堆砌了大量對璧月的吹捧，將她的行為作為一次向自由戀愛的正面攻擊而大加頌揚。這位作者提醒我們注意到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持有這種觀點的不僅僅是禮教道德家和抱殘守缺的儒家舊黨，還包括自詡的“青年志士們”。第二種反應是譴責璧池的輕信與天真，竟然讓自己甘心接受一名已婚男子的勾引。第三種主要是來自兩姐妹所在學校同窗的聲音，指認黃長典為真正的惡人，厚顏無恥地將一名女學生誘入一段虛假的承諾關係，因而活該被槍擊。公眾情感似乎壓倒性地傾向於璧月，這位意圖謀殺而未遂的罪犯。據說，甚至連冰心（1900—1999）也曾致信給她，稱讚她的勇氣。在娛樂的舞台上，也上演了一出讚美其英勇氣概的戲劇，並冠以一個吸人眼球的標題：“情場女俠張璧月”（芳心女士， 1929）。
芳心女士違逆公眾的熱情，給出了她自己的如下判斷。璧月以暴力恐嚇所謂的同流合污之人，蓄意地干涉了她妹妹的戀愛權利。而璧池也並非毫無指摘之處：如果她有勇氣愛上一名已婚男子並要求他離婚，那麼當情事隱瞞不住時，她也應該有勇氣直面自己的家人。黃長典受到了不恰當的指責，因為他在自己的已婚狀態一事上並沒有欺騙過璧池。他真正的錯誤，只在於他竭力隱藏兩人偷情的秘密。芳心女士在論文的結語中充滿焦慮地指出：“這次慘殺案表示出來，我國社會現存制度下[……]反動的空氣窒息的喘不過氣來的青年男女[……][以及]宗法因襲即封建思想與勢力。”（芳心女士，1929，358）
這位評論者顯然不甘心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違法者得到公眾輿論慷慨的寬恕，而受害者卻只是因為違反了由保守派和自由派共尊的愛情的潛在法則，反而成為公眾羞辱的靶心。璧月被神化為“俠”，說明女子的行動力若想獲得認可與承認，前提是她的行為必須英雄般地代表了某些其他的人或事。如果璧月與璧池兩姐妹都捲入了與這位教師的浪漫糾葛中，則暴力事件將不可避免地被解讀為衍生自三角戀的爭奪，那麼對於璧月的批判便絕不會比陶思瑾所承受的更輕。……然而，來自芳心女士的異質聲音提示出，在後娜拉時代，並非所有的女性都願意接受這種以反浪漫主義的逞勇鬥狠而贏得聲名的角色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