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民國清流：那些遠去的大師們》
民國清流用自己的學養和風骨，寫就的是中國“士”的短暫與輝煌
本書是關於民國清流一代大師們的長篇集體傳記和史詩力作。
民國六年至民國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國呈現了與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相比肩的思想活躍、文化燦爛的局面。繼承了傳統“士”擔當精神的一代民國清流，“以天下為己任”，為民族自尊、學術自尊，在風云動蕩的時局中扮演著先鋒角色。他們學問超絕而又狷介不羈；相互間道義學問相砥礪，卻在時代大潮的衝擊下不斷被分化，一時間龍吟虎嘯，各領風騷，折射了一個大時代的風起云涌、雪雨陰晴。
本書次系統地講述了那些特立獨行的民國文化大師們在思想、學術、政見、工作和生活各個層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鋒過程中的友誼、恩怨、是非、因緣與分合，生動地再現了他們在近代中國的重大轉折時期的生活圖景，刻畫了他們各自獨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忠實講述了他們的偉大與卑微，崇高與缺陷，描繪了一軸無比輝煌的民國文化畫卷。
◇《民國清流：大師們的“戰國”時代》
民國大師分化與交鋒時期的歷史真相
《民國清流2》承接第一部的歷史階段（1917年至1927年），呈現出民國十六年至民國十九年（1927年至1930年）文化主戰場的“戰國”景觀。時值國內政局巨變，國共兩黨合作破裂，政治斗爭激烈而嚴酷。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舉起大旗的文化主將們出現嚴重的分化，蔡元培、魯迅、茅盾、瞿秋白、丁玲、葉聖陶、柔石、胡適、沈從文、林語堂、郁達夫、梁實秋、包天笑、周瘦鵑等紛紛來到上海，文化中心暫由北京轉到上海。一時間，民國文化思想界風起云涌，各文化流派旗幟鮮明，針鋒相對——創造社、太陽社、新月派、語絲派、新感覺派、“鴛鴦蝴蝶派”、唯美頹廢派等派別林立，“封建余孽”、“革命戰士”、“同路人”紛紛亮相，演繹出民國文化思想界的論戰交鋒和恩怨情仇。
◇《民國清流：大師們的中興時代》
隱匿山林還是出世救亡？且看民國大師們的非常抉擇！
本書沿襲《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國”時代》的風格，承接前兩部的歷史階段（1917年至1930年），講述民國二十年至民國二十五年（1931年至1936年）再次成為文化主戰場的北平呈現出的中興景觀。期間，國共兩黨合作破裂之後，政治斗爭激烈而嚴酷，日寇逐步開展侵華活動。民族內憂外患的危急關頭，中國知識分子如何抉擇？
文化主將們嚴重分化後，紛紛從上海回歸北平，新的知識分子成長起來，“天才成群地來”，胡適、周作人、老舍、廢名、章太炎、劉師培、劉半農、俞平伯、沈從文、冰心、金岳霖、蕭乾、張恨水、朱自清、錢穆、傅斯年、陳寅恪、梁實秋等大師，或選擇振臂高呼，團結民眾，救亡圖存，或選擇滅跡山林，躲進小樓成一統，追求個人成就。民國學界一時云蒸霞蔚，是為中興時代。
作者不囿於故有定論，依據翔實的史料，客觀地描寫民國大師們的崇高與卑微、飛揚與落寞，真實地還原他們獨特而複雜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民國清流：大師們的抗戰時代》
大師們的民族大義與家國情懷 大文人的悲壯遷徙和抗戰史詩
本書沿襲《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國”時代》《民國清流3：大師們的中興時代》的風格，承接前三部的歷史階段（1917年至1936年），呈現出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戰時期悲壯而慘烈的文化景觀。
七七事變之後，國難當頭，民國知識分子自覺站在統一戰線的大旗下，演繹了一部壯烈激越的抗戰史詩。無論是在國統區、解放區，還是在淪陷區，抑或上海的“孤島”，“民族”“救亡”的主流都激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讓抗戰時期的文化思想界空前統一。胡適、郁達夫、老舍、沈從文、梁漱溟、茅盾、張恨水、聞一多、鄭振鐸、馬寅初、陳寅恪、吳宓、趙樹理、丁玲、蕭軍等，做著他們認為文人應當做的事情，在抗日救國的路上披肝瀝膽，以各自的姿態，演繹著知識分子的氣節、風骨與擔當。
作者不囿於故有定論，依據翔實的史料，書寫被遮蔽的歷史，刻畫真實生動而豐富的人物命運，立體式地彰顯了民國大師們獨特而複雜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告別與新生：大師們的非常抉擇》
鳳凰涅槃，時代命運中大文人的人生際遇與選擇
本書為經典史詩級民國大師集體傳記“民國清流”系列七卷本的收官之作。沿襲“民國清流”系列圖書風格，呈現出1946年至1948年中國現代文學格局的分化與轉型，客觀描寫了民國大師與政治或即或離的生存狀態，以及面對去留問題時的非常抉擇。
生逢鼎革，山雨欲來風滿樓，站在十字路口，胡適、老舍、沈從文、郭沫若、茅盾、聞一多、張愛玲、林徽因、丁玲、張恨水、曹禺、趙樹理、馮雪峰等大文人，不可避免地為歷史與時代所裹挾，以堅定的道義和擔當、獨立的品格和人格魅力，進行著一場影響個人命運甚至中國文化命運的抉擇。國統區的文人，努力書寫人性的幽曲、精神的覓尋，在與政黨、政治的複雜關係中曲折地成長；而解放區的作家，興奮地以豐富多彩的筆墨為解放戰爭留下真實生動的文學畫卷。在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上，中國文化界何去何從？“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士”，新時代的鐘聲正激蕩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
一如既往，作者不囿於固有定論，依據翔實的史料，客觀地描寫大師們的崇高與卑微、飛揚與落寞，真實地還原其獨特而複雜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走出晚清：大師們的涅槃時代》
時代大變局下，大師們的困惑與突圍
本書為經典史詩級民國大師集體傳記“民國清流”系列的前傳。沿襲“民國清流”系列圖書風格，呈現出1912年至1916年新文化思潮洶涌澎湃的壯麗景觀，客觀再現20世紀初中國文化進程的巨大蛻變。
時值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狂潮，中國面臨民族危機，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嚴復、譚嗣同、黃遵憲、柳亞子、蘇曼殊、章士釗等傳統文人開始思考救國之道並努力付諸實踐。他們倉促而毅然地登上歷史舞臺，以“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為己任，自覺地自我啟蒙，傳播新學，通過文化進行救亡圖存，表現出“民族之正氣”以及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
在這個文以載道的傳統國家，在的時代巨變中，傳統文人遭遇各種困境、苦悶與彷徨，必須做出艱難的抉擇與突圍。他們在精神和思想領域奮力跋涉，以文字為武器，在實現相當文化和文學成就的同時，也希圖借此找到一條走出晚清桎梏的文化轉型之路，完成自身的涅槃。
◇《文壇亦江湖：大師們的相重與相輕》
盡寫文壇江湖事，彰顯人性的光輝與卑微，複雜與多變
盡寫文壇江湖事，真實再現大師們的情誼、恩怨、是非與紛爭，彰顯人性的光輝與卑微，複雜與多變。
他們，個性或狷介，或癡狂，或迂腐；他們，性情不失風骨、風趣和浪漫；他們，品格清風朗月、蒼松勁竹。他們是近現代飄逸浪漫的士人才子，卻也在變幻莫測的時代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演繹著中國文壇江湖的風雨激蕩和恩怨紛爭。
相知、相敬、相重者，莫如胡適與陳獨秀，胡適與李大釗，馮雪峰與魯迅，吳祖光與兩任妻子呂恩、新鳳霞；愛恨糾葛、難分難解者，莫如徐志摩與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交惡糾纏、怨懟一生者，莫如魯迅與周揚，胡風與周揚，丁玲與周揚；孰是孰非實難道斷者，莫如錢鍾書、楊絳夫婦與魯迅……作者用清麗文筆，將風流云散的大文人恩怨風景盡落紙上，如此真實、清晰、可感。
作者所書，不囿於既有定論，不人云亦云，而是鉤稽翔實史料，重尋這些大文人之間相交與相重、分歧與相輕的是非恩怨；通過事實和細節剖析人物個性，透視世道人心，客觀公正地褒貶這些大文人豐富複雜的人格與文化品格。
作者簡介
汪兆騫
生於194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原《當代》副主編兼《文學故事報》主編。中國作協會員。著有《往事流光》《香盈碧蓮花》《春明門內客》《記憶飄逝》《紫塞煙云》《張騫》等，新近出版有經典史詩級民國大師集體傳記《民國清流》系列七卷本和《文學即人學：諾貝爾文學獎百年群星閃耀時》，深受讀者好評。
名人/編輯推薦
1.“民國清流”系列深受文化界和讀者好評
“民國清流”系列七卷本陸續上市以來，得到葉廷芳、曾永義、葉辛、梁曉聲、張抗抗、周大新、肖克凡、解璽璋、何建明、孫郁、張頤武、王躍文、岳南、李建軍、李敬澤、北村、余世存等名家傾情推薦！ 聯合早報、南方都市報、鳳凰周刊、央廣、人民網、新華網、北京青年報、北京晚報等國內外百余家媒體報道推薦。其中《民國清流1》入選《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虛構好書、百道網中國好書榜2015年度人文類好書，《走出晚清：大師們的涅槃時代》入選《中國出版傳媒商報》2017年度影響力圖書。
2.丹心著史，知識分子寫知識分子，文人寫文人
作者汪兆騫是文學界、出版界的老前輩，著名文學評論家、編輯家。汪老先生經手孵化的名作，大多讓人如雷貫耳；汪兆騫做過嫁衣的作家尤其是文學大家，幾乎占據中國當代文壇的半壁江山。汪兆騫是一位秉持道義與良知的知識分子，由他以客觀公正的史家視角講述民國時代文壇，剖析人物的性格與人格，自然遊刃有余，功力深厚。
3.客觀公正，披露真相，還原歷史，刻畫大師們複雜的文化品格
“民國清流”系列為編年體集體傳記，將人物至於大事件大衝突中摹形刻畫。歷史人物在某一歷史節點上的一些表現，往往非常複雜，它必然與時代宏觀大背景息息相關，也與其性格和個人當時的微觀處境緊密相連。
作者憑借翔實的史實與依據，實事求是地撰寫歷史，披露真相，還原歷史，以生動優美的文筆進行客觀公正、不偏不倚的講述與剖析，立體刻畫民國大文人大知識分子在大環境中呈現出來的多種文化品格。
4.關於民國大師和民國文化不可錯過的讀本
“民國清流”系列客觀公正、優美流暢、生動鮮活的寫作風格，編年體集體傳記的寫法，使得這一系列重磅力作既成為關於民國文化史、文學史、思想史和民國大知識分子的史料的有益補充和延伸，又能讓普通讀者在汲取歷史新知的同時，獲得愉悅而充實的閱讀享受。
一套“民國清流”系列七卷本，讀懂整個民國文化史、文學史和思想史，讀懂大師們的崇高與卑微，飛揚與落寞，讀懂中國現代文化的源頭與未來。
書摘/試閱
《走出晚清：大師們的涅槃時代》
★世紀之交，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動，催生了思想文化領域的資產階級啟蒙運動。中國社會涌現了一大批由戊戌變法時期的士大夫轉化而來的維新志士，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嚴復、譚嗣同、黃遵憲、柳亞子、秋瑾、章士釗、陳獨秀、胡適等，他們以“開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為己任，同時自覺地自我啟蒙，宣傳民權，傳播“新學”，鼓吹文化革命，以救亡圖存。民國元年至民國六年（1912 年—1917 年），中國出現了新思潮洶涌澎湃的壯麗景觀。
★隨著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周樹人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先在南京教育部任職，旋又到北京任教育部僉事。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讓他由些許的興奮再次陷入苦悶和消沉。1912 年至1917 年，周樹人沒有一篇像樣的文學作品誕生，拿著豐厚的俸祿每天以抄寫古書、輯錄金石碑帖、校訂古書、潛心於佛道經典，消磨時光。
★康有為在中舉之前，曾以布衣身份，上書朝廷，要求變法救國，提防日本，此舉在大清實乃破天荒之舉，朝廷震驚，全國士人更是欽佩他勇敢諫言，自此康有為聲名大震。等到甲午戰敗，光緒的老師翁同龢想起這個敢說敢言的康有為，認為他有先見之明。
★光緒閱過康有為之“上書”，受到啟發，贊成變法維新，對甲午戰爭及簽訂《馬關條約》也深覺不快，他曾責問李鴻章：“身為重臣，兩萬萬之款，從何籌措？臺灣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公車上書”，表達了士林階層的愛國求強思想，推動全國人民譴責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掠奪的愛國運動。維新志士譚嗣同悲憤地發出“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吶喊，表達了中國國民的沉痛心情。
★康有為們，早就深知，推行維新，皇帝並無實權，慈禧一直是變法的絆腳石，已在謀劃除之而後快。他們發現光緒密詔，提供了一個可乘之機，於是打著“救駕”的幌子，密謀“圍園劫後”鏟除西太后的行動。正是這“圍園劫後”的密謀，將並不想采取激烈手段推行變法的光緒推入萬丈深淵，從此光緒母子恩斷義絕，光緒終究被囚禁致死。這也將維新黨人送上了斷頭臺。
★在如何變法問題，比起康、梁采取激烈手段，“圍園劫後”及製造光緒偽詔，爭取國際社會干預等方面，譚嗣同要比康、梁保守得多。譚嗣同從未出過國門，對西方的實際情況缺乏直接的深入調查了解，所涉及的西學當然是片面的，因此譚強調西學西法，難以與中國國情相結合，他的“變西法”，就顯得一廂情願，頗有些悲劇色彩，他個人也成了悲劇性人物。
★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翻譯傳播《共產黨宣言》的劉師培，並沒有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反而在其政治生涯中，幾度變節，背叛同盟會和孫中山。1908 年，為奪取同盟會幹事職權，提議改組同盟會本部，被拒，遂變節，投靠端方，後被革命黨人捕獲，在章太炎、陳獨秀力保下，獲釋。後來再度變節，充當閻錫山高級顧問，追隨楊度，投靠袁世凱，參加“籌安會”並擔任理事，擁護袁世凱稱帝。
★劉師培在上海認識了章太炎、蔡元培、陳獨秀、章士釗等雄視文化界的一眾清流。在他們的影響下，劉師培開始了自己沉浮多蹇的人生之路。開始，還是大道通天，立志絕意科舉，投身民主革命活動。他是以排滿的姿態，以《留別揚州人士書》一文發表在影響頗大的《蘇報》上，示於人們，並更名“光漢”，即“光復漢族”之意，表示其反清的決心。
★1907 年，劉師培一家人東渡日本，系受章大炎邀而行。當時的日本，無政府主義思潮泛濫，劉師培認識了日本社會黨人幸德秋水，受其影響，很快變成無政府主義者。當時寫的《無政府主義平等觀》，闡明了他自己的無政府主義觀念。
章大炎、張繼和劉師培等人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會”，在中國留日學生中宣講雜糅著國學、啟蒙學、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後來的李大釗、郭沫若諸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響。
★1912 年10 月，梁啟超終於自日本買舟歸國，結束三年的流亡生活。黃興自京去天津碼頭迎迓，頗有修好提攜之意。但不巧因風大浪高，梁氏所乘之郵輪未能按時入港，黃興誤認為系梁啟超故意避而不見，故悻悻而去。
隆重的歡迎梁氏歸國的儀式，是在北京正陽門車站舉行的。袁世凱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長、參議院議員、各政黨代表及各界清流一百多人到站歡迎，交通為之一滯，可謂盛況空前，是梁一生極盡榮耀風光的日子。
★袁世凱的盛情，讓梁啟超心裡很是受用，不久發表長文《中國立國大方針》，更讓袁氏的心中也頗受用。文中希望袁世凱“以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侖、華盛頓之事功”，“為民族立豐碑，為萬世開太平”。梁啟超從保皇派到擁護共和，又到擁袁世凱，再反對袁世凱，可謂“善變”，受人詬病。梁也承認自己本性“流質易變”，但絕不承認別人所批判之政治投機。早在1903 年，在變為支持孫中山革命時，在《政治學大家伯論知理之學說》一文中說：“不憚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
★康、梁攜其家眷到日本後，生活景況大有差異。康擁有保皇黨捐贈之百萬美元巨款，供其與眾妻妾揮霍。而梁卻只能靠賣文為生，日子過得極為艱難，很少得到康氏的接濟，使梁頗為不悅。康以擁有“詔書”而雄視其維新派，“詔書”成了金磚，亦變成沉重石頭，牢牢拴住康氏。而梁多與革命黨人交往，如饑似渴閱覽西書，始傾向革命，準備與孫中山聯合組黨，孫為會長，梁副之。即使此時，梁還念念不忘其師康有為，問孫：“如此則將置康先生於何地？”
★梁啟超在亡命日本時，受日本小說的影響，第一個提出“小說界革命”口號。他在研究小說論文《譯印政治小說序》《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倡言“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盡管梁啟超並不旨在研究文學，而是把小說革命作為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的一種手段來看待的，但客觀上，有利於小說的發展。
1902 年，梁啟超率先明確提出“新小說”概念，晚英國人傅蘭雅提出“時新小說”，整整晚了七年，梁啟超云：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南社骨幹柳亞子、宋教仁、陳其美、蘇曼殊、黃人等堅決反對袁世凱復辟，並在反袁斗爭中，宋教仁、陳其美等社員壯烈犧牲。但南社另有一部分社員日漸消沉，寄愁郁於詩酒逍遙。柳亞子站出來，於1914 年改變南社領導體制，希冀傳統，但事過境遷，柳亞子也無力回天，南社的早期生氣漸消遁。
★蘇曼殊一生漂泊不定，一會兒激進鬧革命，一會兒讀書學畫，一會兒吟詩作賦，一會兒寫小說。1907 年在日本曾與魯迅籌辦《新生》雜志，未果。又與章士釗同住東京民報社，有感而發，在《民報》發表多幅繪畫。皆以宋、元、明、清的民族英雄為題材，筆下流溢著悲壯的愛國主義情懷。
★初聞武昌起義消息，蘇曼殊正在會館給學生上課。課後，即備酒肴。邀學生放懷痛飲，借酒興，他豪揮畫筆，頓刻繪成一幅興會淋漓的《石翼王夜嘯圖》，然後又乘興命筆，給柳亞子、馬君武老友寫信，筆走龍蛇，如有神助，一氣呵成，先是自己速覽一遍，然後大聲呼道：“都安靜，聽我讀！”眾學生立刻鴉雀無聲。
蘇曼殊指了指墨跡未幹的《石翼王夜嘯圖》，朗聲道：“我讀完之後，有能為此信增減一字者，拿走此畫。”
★是年，在袁世凱血腥高壓下，雖時有反抗之聲，但總體看，該年的知識界和言論界，處在一片暗淡、蕭索的氣氛之中。周家兄弟的登場並不華麗，甚或有些黯然。南社之立，“天下豪俊，咸欣然以喜”，成為政治性很強的成就很大的文學社團。而社員柳亞子、陳去病、寧調元、黃節皆為當時風云人物。
★袁世凱站在臺上，掃視了一下臺下到會的自己指派的軍閥官僚、前清遺老和進步黨人，臉上便露出得意的微笑，似乎在向世人說，你們大概還記得宋代邵雍的《觀盛化詩》中的“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云開復見天”一句吧，如今那屬於我老袁的天晴了。在臺下的熊希齡、梁啟超，一臉錯愕。
★是年，蔡元培到廈門，在廈門的北京大學師生聞之，紛紛去拜望曾經的老校長，或宴請，或座談，訴思念感恩之情，正在廈門大學任教的魯迅，卻故意避而不見，蔡元培心感悲傷。但是蔡元培卻一如既往地關照魯迅。不久，蔡元培聘請魯迅為民國政府“特邀撰述員”，每月三百大洋的政府津貼。同被聘的胡適，以“特約撰述員”乃一虛職，並無什麼可“撰述”者，堅拒。這些都是後話，不贅。
★早年，周樹人在路礦學堂讀書時，喜騎馬，但騎術甚差，經常剛剛上馬，即重重墜馬，摔得皮破血流。而自己卻不以為意，爬起來笑曰：“落馬一次，即增一次進步，值得。”每次，周樹人騎馬路過滿人駐防旗營時，總遭到旗人騎兵的奚落。一次，周樹人不服，與騎兵斗氣，兩騎並馳。周揚鞭策馬己奔，不料那騎兵將腿放在馬脖子上。用馬鞍刮撞周的腿，周未能發覺，結果，吃了暗虧。如今重遊故地，周樹人揚眉吐氣。
★周樹人在教育部工作甚少，除“枯坐”，便是幾乎天天到同和居等處宴飲，或到琉璃廠去淘古董，或躲在會館抄古書，輯錄金石碑帖。有人說“魯迅在北京生活得很清苦寂寞”，看看周樹人的日記，單昂貴的狐腿裘抖一買就是兩件，再看看他到津至日租界加騰洋行“購領結”“革履”，可知，周樹人的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貴，卻也過得滋潤體面，這是事實。
★周樹人曾在《吶喊 自序》中說，他原本想通過學醫，畢業後回國救治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但在仙臺學醫的兩年中，見到日俄戰爭的幻燈片中，中國人給俄國人當偵探，被日本人捉了殺頭，而看熱鬧的一群中國人，面對慘劇，神情麻木，使他大受刺激。他深深感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於是他決心從醫治國民的精神入手，中止學醫，改治文藝。
★周作人是在母親魯瑞和兄長周樹人的催促下，又經周樹人到日本勸說、敦促之下，於1911 年9 月，偕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回國的。在日本居住了五年的周作人，一度隨其兄在民報社聽章太炎先生講課，被視為其弟子。周作人早在南京讀書時，便因“《蘇報》案”，對一身正氣的章太炎產生崇敬之情。那時他還是梁啟超和嚴復的學生，直到“看見《民報》上章太炎先生的文章”，由其兄帶動，才由追隨梁、嚴，轉向章太炎，於是就與其弟子錢玄同、許壽裳等人相識，以後產生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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