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余偶拾（簡體書）

本編收錄的文章見於《零墨新箋》與《譯餘偶拾》，兩書同為楊憲益先生學兼中西、融通古今的學術隨筆集，寫作時間從上世紀40年代直至本世紀初，跨越了作者大半生的時間。前書論述的主題較為廣博，後書則更專注於中西交通，以及有關歷史上出現於我國西部、北部各民族的考訂；其中尤其《突厥遣使東羅馬考》《唐代西班牙與中國的通使》《薩寶新考》《東羅馬的鴉片貿易》各篇，旨在闡述西方耶教文明、中東摩尼教等不同文明與我國傳統文明之間的相互交流與影響，對我們當下構建“□□□□”的宏偉藍圖不無有益的啟迪。

楊憲益（1915—2009），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專家、文化史學者、詩人。江蘇盱眙人，出生於天津。早孤，由母親教養成人，祖父楊士燮為前清翰林，父親楊毓璋曾做過中國銀行行長。中學入英國教會創辦的新學書院，1934年入牛津大學墨頓學院讀古典文學及英國文學，並於此結識了相伴一生的愛侶戴乃迭（原名Gladys Tayler，1919—1999）。1940年歸國成婚，任教於戰時後方各大學，並供職於國立編譯館。新中國成立後，除“□□”中因特務嫌疑入獄四年外，主要是與戴乃迭合作，把我國大量的文學名著譯成英文，《詩經選》《楚辭》《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的英文版均獲好評，在西方產生廣泛的影響。

代序，博大精深，高瞻遠矚 王敦書 楊憲益先生是中外馳名的大學者。他將西方古典名著《荷馬史詩》譯成中文；又將《楚辭》《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以及部分《史記》與《資治通鑒》譯成英文，在外國廣為流傳。1993年3月，香港大學因他“對開拓學問知識和人類福祉有重大貢獻，在文學和歷史學上的杰出成就”而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一同享此殊榮的還有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夫人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在印度拯救貧民的阿爾巴尼亞籍特雷莎修女，可見其規格檔次之高。 1990年，筆者有幸攀識楊老，翌年又蒙賜贈1983年出版的大作《譯餘偶拾》一書[　楊憲益：《譯餘偶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版，以後簡作《偶拾》。 ]。該書輯錄了楊憲益在20世紀40年代所寫的文史考證，特別是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文章和筆記，這些文章的內容都是孤陋寡聞的我以前所不知或知之甚少的，讀後獲益匪淺。楊憲益在序言中謙虛地說：“重讀這些青年時筆記，覺得內容上問題不少。”然而，他指出：“但是也有些考證，如關於‘薩寶’是濕婆崇拜，《西域記》的摩醯羅炬羅即吐谷渾的慕利延，以及一些關於東羅馬和古代中國的交往，則今天我還是認為可以成立的。所以也許還值得重新出版一次。”（《偶拾》，第2頁）可惜，我國研究拜占庭（即東羅馬帝國）史的學者在介紹與評述中國的拜占庭研究時卻對楊憲益在這方面的成就只字不提。例如，在鄭瑋的《中國學者對拜占庭史研究綜述》[　鄭瑋：《中國學者對拜占庭史研究綜述》，《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期。 ]和陳志強的《拜占庭學研究》[　陳志強：《拜占庭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章第2節“中國的拜占庭學”中都看不到楊憲益的名字、著作和觀點。因此，不揣愚陋，僅就個人所知，對楊憲益在研究中國與拜占庭關係史方面的貢獻進行探討。 這裡，必須做三點說明：（1）說楊先生“博大精深、高瞻遠矚”，是就他的全部學問而言，其中自然包括其拜占庭與中國關係研究，但並不專指此。（2）所謂“貢獻”，是指他根據對原始文獻的研究和對語言學、歷史學、地理學的掌握，對照中外各家學者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見解，得出獨立的結論，成一家之言，啟人深思，推動了學術的討論和研究，並不是說他的觀點全部正確，□□無缺。（3）筆者對中西交通史和拜占庭史是門外漢，毫無研究。因此，本文只是依據楊憲益的作品，以中國史學前輩著名學者張星烺的名著《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朱杰勤校訂）□□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以後簡作《匯編》，只列頁碼，不注明□□冊。 ]□□冊中的有關論述和齊思和的力作《中國和拜占庭帝國的關係》[　齊思和：《中國和拜占庭帝國的關係》，《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55年□□期；其單行本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以後簡作《關係》，頁碼據單行本。此文又收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世界史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2—101頁。 ]為參照，提出楊憲益在這方面的看法和觀點，不可能、也不必要評論其正確或可商榷之處。如果說了一些話，仍然屬於介紹性的皮相之談，只是拋磚引玉而已。若萬一在某種程度上能為概括半個世紀前中國的大學者們乃至一些外國漢學家在本領域的研究成果，並辨別其異同做出點滴工作，供新一代學者了解，略有承上啟下之意，則超過了筆者的期望。 《譯餘偶拾》共收97篇文章，內容極其廣泛，其中與東羅馬帝國有關者大致是：《秦王〈破陣樂〉的來源》《大秦道裡考》《大秦異名考》《大秦國的制度與風俗》《唐代東羅馬遣使中國考》《宋代東羅馬遣使中國考》《〈嶺外代答〉裡關於東羅馬的記載》《明代拂菻通使考》《清初見於中國記載的東羅馬》《東羅馬的鴉片貿易》《漢武帝與拂菻》，等等。這裡準備分成六個方面來考察。 一、犁軒、大秦、拂菻、安都等地名及其方位 從《史記·大宛傳》到《明史·拂菻傳》，歷代史書多次提到犁軒、大秦、拂菻等地名或國名。外國漢學家紛紛進行考證，提出了眾多的推測和看法。張星烺、馮承鈞和齊思和引經據典地分析諸家異說，並表明自己的態度。張星烺認為犁軒即犁靬，又稱大秦。他偏向愛德京斯（J. Edkins）之說，以為大秦實指羅馬帝國及東羅馬帝國，但歷代正史所記似確各有不同。犁軒原音即由Rome（羅馬）而來。《隋書》及《唐書》的拂菻為東羅馬帝國。至於拂菻之原音，張星烺采俄國學者白萊脫骨乃竇（Bretschneider）之說，主張拂菻是法蘭克人（Farang）的譯音（《匯編》，□□1—13頁、79—85頁）。齊思和認為張星烺關於犁靬乃Rome和Latium譯音的看法可備一說。大秦確為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東羅馬帝國仍自稱羅馬帝國，因之中國仍沿用大秦之稱，但當時實指拜占庭而言。至於拂菻，乃指東羅馬帝國。他采法國學者狄爾和沙畹之說，以為東羅馬人對君士坦丁堡通稱Polis或Polin，意為首都。拂菻即此字的譯音。中國古無輕唇音，“拂”古讀重唇音，與原音正相吻合（《關係》，第4—6頁）。馮承鈞在《大秦考》和《拂菻考》（皆見《景教碑考》，第90—97頁）中認為，大秦是羅馬帝國，拂菻則為東羅馬，但不信拂菻由希臘文Polis而來[　轉見齊思和：《關係》第5、7頁。南開大學圖書館藏之馮承鈞《景教碑考》一書已亡失，故只好轉按齊文所引。 ]。 楊憲益在《大秦道裡考》和《大秦異名考》（《偶拾》，□□66—175頁）中認為，大秦和犁軒在安息西北方向，不可能是西南方的敘利亞、亞歷山大城或羅馬。張騫通西域時西亞的大國尚為希臘而非羅馬，因此犁軒一名必與希臘有關。犁軒之名初見《史記》，而《史記》中匈奴呼天曰“撐犁”，“撐犁”即突厥語Tengri的對音，可知當時用“犁”代表Gri音。犁軒又稱犁靬和犁鞬，軒字既通靬，又通鞬，則其字必代表Kien或Kia音。犁軒相連為Grikien或Grikia音，即希臘。大秦一名在張騫時尚不存在，97年甘英去西域時始為人知。黑海西南地方包括拜占庭在內原為希臘殖民地，曾保持獨立到77年始降羅馬，羅馬改其地為一省，省名Bithynia，或簡稱Thynia，因當地原屬Thyni族人。大秦名既為97年左右事，當即為Thynia的對音。拂菻一名“拂”字為But，與希臘文Polin不同。“菻”字可能為“森”字誤寫，唯“林”字古讀亦可若摻，東漢晉時似有“C”音。《漢書》引司馬相如《大人賦》“麗以林離”，顏師古注林讀若摻。占城古名林邑，亦可作林字讀若占的證明。如此拂菻為Byzantium（拜占庭）的對音似有相當的證據。楊憲益關於犁軒和大秦初指希臘，後指以拜占庭為中心的東羅馬，拂菻為拜占庭之對音的這些看法頗獨特，不同於張星烺、馮承鈞、齊思和以及大多數外國漢學家之說，可謂別出心裁。 《魏書·西域傳》（《魏書》卷一〇二）載：“大秦國一名犁軒，都安都城。”張星烺同意德國學者夏德（F. Hirth）的看法，認為安都即敘利亞首府安梯俄克（Antioch）。唐末阿拉伯地理學家麻素提稱回教徒征服敘利亞時，安梯俄克之讀音已縮為安梯（Ant或Anta）。《魏書》之安都與安梯正同。《魏略》作安谷城，蓋取其首尾二音。宋代趙汝適《諸蕃志》大秦國條，亦作安都（《匯編》，□□2、48—49、149頁）。齊思和接受張星烺說，認為安都是安梯俄克，但駁夏德以大秦為敘利亞的論調（《關係》，第6—9頁）。 楊憲益獨排眾議，在《大秦異名考》中指出若熟悉拜占庭歷史，即知羅馬Septimus Severus於163年（可能印刷錯誤，應為196年——筆者）改拜占庭城名為Augusta Antonina或簡稱Antonina，此名用到330年始改為君士坦丁堡，故大秦都城安都即是Antonina的譯音，與安梯俄克城無關（《偶拾》，□□74—175頁）。楊氏此說值得重視。 拂菻之名在正史上□早見於《隋書·裴矩傳》，但《漢書·武帝紀》（《漢書》卷六）說武帝後元二年“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楊憲益在《漢武帝與拂菻》（《偶拾》，第246—249頁）中認為弗陵一名甚奇，頗似外國字譯音。皇子弗陵即後日昭帝，昭帝生於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漢書·武帝紀》還說太始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而《史記·大宛列傳》又說安息王“以大鳥卵及犁靬善眩人獻於漢”。犁靬既指以拜占庭為中心的黑海方面的希臘殖民地，而拂菻為拜占庭之對音，因此太始三年“饗外國客”中可能有拂菻方面的犁靬善眩人，皇子弗陵恰生於太始三年，則因年歲的相合，弗陵與拂菻或不無關係。隨後，楊憲益又引相傳東方朔所著《海內十洲紀》和張華《博物志》的有關記載，主張武帝行幸甘泉射虎必為太始三年正月事，與《漢書·武帝紀》所載“饗外國客”事相合，此外國客當為拂菻方面人，昭帝幼名弗陵與拂菻有關，似為合理的假設。楊憲益的這一發現和聯想饒有興味。若此說成立，則拜占庭與中國的關係可上推至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

目 錄

一　零墨新箋

關於蘇祗婆身世的一個假設

秦王《破陣樂》的來源

康昆侖與段善本

康昆侖與摩尼教

唐代樂人關於共振現象的知識

民間保存的唐《西涼伎》

《柘枝舞》的來源

鶻打兔

大頭和尚的來源

蛇年談蛇

古代的夾纻術

關於紙的兩個外國名稱

中國青瓷的西洋名稱

桃杏梨是中國傳入印度的

宋代的養金魚

番薯傳入中國的記載

中國記載裡的火雞

含羞草是何時進入中國的

乾隆甲午御詠額摩鳥詩

二　譯餘偶拾

《譯餘偶拾》序

論“夏”字的上古音

《中康日食》考辨

“不得祠”辨誤

論南京別名金陵或冶城的來源

九州戎考

九州戎的西徙

塞種的別名“駒支”

塞種紀元起算的年歲

塞種的故地

義渠國考

漢初孝的觀念傳播西方說

漢初封建制傳播西方說

希臘王尤屠帝摩東征考

古代於闐為希臘殖民地說

大宛為塞種所建考

大宛王都考

關於烏孫的種族問題

月氏烏孫的故地

月氏兩次西移的年代

大月氏王都考

大月氏五翕侯疆域考

大月氏王寄多羅與罽賓王馨孽

《漢書》上的罽賓王陰末赴

漢代罽賓國考

迦膩色迦王的年代問題

阿剌銘刻上的迦膩色迦紀元

迦膩色迦遣使羅馬的記載

盤越與車離

水即大凌河說

論《遼志》水非漢代水

論漢初真番的位置

再論漢初真番的位置

說“縣官”“官家”為“可汗”的異譯

班氏的先世

大秦道裡考

大秦異名考

大秦國的制度與風俗

漢武帝與拂菻

粟特國考

桓譚《新論》裡的佛教思想

漢明帝夢佛求經的神話

漢桓帝時仁孝之辯

漢劉平國龜茲刻石考

龜茲與乾陀的雀離伽藍

晉代的成都大秦寺

讀《北史·西域傳》

《魏書》地豆於即韃靼考

宇文氏名稱的起源

蠕蠕為女真前身說

蠕蠕始祖木骨閭的原籍問題

悅般國的覆滅

《西域記》的大族王摩醯羅炬羅

說西史所見的庫蠻即庫莫奚

說烏孫與庫莫奚為同一民族

昭武九姓國考

隋代的康國都城

釋桃花石

東羅馬遣使突厥考

突厥遣使東羅馬考

6世紀間突厥與波斯的交涉

7世紀初西突厥與東羅馬的聯盟

唐代東羅馬遣使中國考

唐代西班牙與中國的通使

薩寶新考

景教碑上的□□□□地名

東羅馬的鴉片貿易

宋代東羅馬遣使中國考

《嶺外代答》裡關於東羅馬的記載

乣軍二十五部考

蒙古名稱的原意及其來源

塔塔兒六姓考異

約翰長老的原名及其都城

關於《元史》郭侃渡海收富浪的記載

明代拂菻通使考

明代記載中的西班牙斗牛風俗

清初見於中國記載的東羅馬

18世紀關於英國的中國記載

關於蘇祗婆身世的一個假設 《隋書·音樂志》上關於開皇樂議的記載，是我國音樂胡化的重要歷史資料。這段記載裡，提到一位西域樂工，名叫蘇祗婆。他是□□個介紹印度樂調到中國來，而促成了中國舊樂的改革的，所以在中國音樂史裡，他是一位極重要的人物。可是我們知道關於他的事情太少，根據《隋書·音樂志》的記載，他是龜茲人，在北周武帝時，從突厥皇後入國的；他的父親在西域是一位著名的音樂家，此外更無其他關於他的記載。在這種情形下，推測他的身世，似乎不甚容易，所以下面我們關於他身世的推測，只是一個假設，這個假設是否能成立，仍有待於專家的研究。 我們如果相信《隋書·音樂志》的記載，他是隨突厥皇後入國的，那樣我們就可以考定，他來中國的年月，是北周武帝天和三年三月癸卯。也就是568年。因為《周書·武帝紀》說：“天和三年三月癸卯，皇後阿史那氏至自突厥。”關於這件事，《北史·突厥傳》說：突厥王“俟斤（Djigin）先許進女於周文帝，契未定周文崩，尋而俟斤又以他女許武帝……天和二年，俟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俟斤復貳於齊；會有風雷變，乃許純等以後歸。”可見當時突厥皇後來周，是頗經了波折的。若不是因了天時的變化，突厥皇後也許會到了北齊。這對於蘇祗婆至少是非常有利的，因為當時北齊皇帝，似乎對於胡樂頗為重視，善彈琵琶的，甚至開府封王，如《北史·恩幸傳》所載：“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為左右，恩眄出處，殆與閹官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而北周皇帝對於音樂之欣賞，則似乎略差，且也不如此重視樂人，所以《隋書·音樂志》下說：“始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朱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周時，鄭譯有寵於宣帝，奏征齊散樂人，並會京師為之。”由此可見，北周皇帝對於胡樂的興趣，大概還是鄭譯引起的，鄭譯我們要記得，也就是蘇祗婆的學生，他的關於樂調的發明，是由於蘇祗婆的七調。我們不妨假設，他在宣帝時（579年），已經認識蘇祗婆了。雖然《舊唐書·音樂志》上說：“周武帝聘虜女為後，西域諸國來媵，於是龜茲、疏勒、安國、康國之樂，大聚長安。”這大概也是指北齊滅亡後，北周宣帝時的事。 蘇祗婆在北周，大概是不甚得意的，所以《周書》上，也沒有關於他的記載。而當時北齊皇帝，我們方才已經提過，卻非常喜愛胡樂，重視樂人，所以蘇祗婆實在有投奔北齊的可能。假設蘇祗婆到了北齊，他既然善胡琵琶，大概是可能得到開府封王的寵遇的。我們方才已經提到，齊武平中（570—576年），胡樂工開府封王的，有曹僧奴和他的兒子曹妙達。這兩個名字，我們細細一看，就可以知道是由梵文轉譯的：僧奴當然是僧迦達沙（Sangha Dasa）的意譯，因為僧伽可譯作“僧”或“眾”，達沙的意思則是“奴”。這是一個相當常見的梵文名字。我們再研究妙達這一個名字，可發現一件非常有趣而奇怪的事。原來“妙”字普通是梵文“蘇”（Su）的意譯，而“達”字含有生遂諸義，也就是梵文的“祗婆”（jiva）。他們的姓曹是國名，不是真的姓，正如當時其他胡人的姓氏一樣，如上面提到的康阿馱的“康”，穆叔兒的“穆”，這在我國歷史上，是很常見的，不必細說。總之曹妙達的名字，如果音譯，也正是蘇祗婆。這樣在同一時代，在差不多同一地方，居然有了兩位善彈胡琵琶的西域樂人，都名叫蘇祗婆，天下哪裡有這樣巧的事情？除非我們假設，北齊的曹妙達就是北周的蘇祗婆。我們暫且如此假設，看看事實能否符合。關於他們所在的地方的差異，這是沒有多少問題的，因為當時北周都長安，北齊都鄴，兩國時有往來，北周的人到北齊去，是非常容易的事。 關於他們的時代，也沒有多少問題，因為根據《隋書·音樂志》的記載，蘇祗婆來中國，大概是568年，而曹妙達開府封王，則是570年到576年中間的事。不過《舊唐書·音樂志》裡有一段記載說：“後魏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世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為北齊高洋（550—559年）所重，常自擊胡鼓以和之。”如這段記載可靠，則曹妙達在突厥皇後來中國的前幾年，已經在北齊了。可是《舊唐書》成書較晚，未必有《北史》和《隋書》的記載可靠，而且其所稱北齊高洋實是後主高緯之誤，據《新唐書·李綱傳》云：“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為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遍，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這裡明明說寵幸曹妙達或蘇祗婆的是後主高緯，而不是高洋。不過即使是突厥皇後的媵從，也可能早來幾年，因為北周聘突厥王女的事，兩方交涉了十來年，而且其間信使往來甚多。突厥皇後且幾乎改去北齊，所以曹妙達也可能是先突厥皇後而來的。現在□□的問題，就是《隋書·音樂志》說，蘇祗婆是龜茲人，而曹妙達，據他的中國姓看來，則當然是西域的曹國人。可是我們要知道，龜茲是古代中印交通北道的要衝；安息、康居以及北印度諸國與中國的往來，都取北道，而必通過龜茲，所以古代從西域傳來的胡琵琶，被稱為龜茲琵琶，實則胡琵琶並不是龜茲所創造，只是因為我國的胡琵琶，是由那裡傳來的，所以人多以為胡琵琶是龜茲的樂器。西域的胡琵琶，既然被稱為龜茲琵琶，彈胡琵琶的西域樂師，被誤認為龜茲人，更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前面所引《舊唐書·音樂志》的記載，也說曹妙達先祖是曹國的婆羅門，而且曾受龜茲琵琶於商人，所以這是很容易弄錯的。 根據《舊唐書·音樂志》的記載，當時龜茲樂工與康居（即曹國地）樂工的服飾，獨獨完全相同，都是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領，而與西涼、高昌、安息、疏勒等其他國樂工的服飾又都不同，所以更容易使人誤認。再則我們要知道，古曹國是在中亞的粟弋（Sogdiana）地方。《北史·西域傳》說：“曹國都那密水（Zarafshan）南數裡，舊康居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領之。”可知曹國本是康居的屬國，也可以說是康居的一部。《北史·西域傳》又記載，康居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奉佛”。韋節《西蕃記》又說：“康國人並善賈，男年至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其人好音聲。”粟弋是古時中亞的文化中心，又是中亞的商業中心。從後漢到魏晉，康居人民，或為經商，或為避國難，或為宣揚佛教，來到中國的，非常之多。著名的如吳赤烏十年（247年）來建業的康僧會；隋京師靜法寺釋智嶷，本姓康，先祖歸魏，已經十餘世；齊建武中的釋慧明，本也姓康，先祖已於三國時來中國等。這些人都是康居屬國的粟弋人，曹妙達也屬於這一種族。古代康居人愛好音樂，樂器有琵琶的事實，可以解釋曹妙達的音樂天賦，不是沒有其背景的。因為古代康居人，多經商在外，而且國中常有變亂，人民往往為避國難，而去他處，所以我國歷史上記載的康居人，國籍常常被載錯誤，如魏嘉平中，洛陽白馬寺的康僧鎧，本是康居人，曾遊學天竺，《諸經錄》就稱他為天竺國沙門；東晉末的高僧支曇諦，也本是康居人，然而人都冠他以支姓，變成月氏人了。就這些例子看來，曹妙達既也是康居人，同樣被人認為龜茲人，是很可能的。據歷史記載，在4世紀中葉，康居變成了噠的屬國。《北史·西域傳》說：“其人兇悍，能斗戰，西域康居、於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曹妙達的先祖既是婆羅門，而噠又是不信佛教的，也許那時曹妙達的先世，為避國難，就到了龜茲，也是可能的。總之，從4世紀中葉起，康居人民就失了國籍，同現在的猶太人差不多，所以被誤認為他國人民是很容易的。噠後來又被突厥所破，這正是曹妙達時代的事。《北史·突厥傳》說：“俟斤（就是進女於北周皇帝的那一位突厥王，前面已提到）又西破噠，東走契丹，北並契骨，威服塞外諸國。”曹妙達同他的父親變成突厥的臣屬，當然就在此時，所以他們的地方、時代和國籍，都沒有問題，我們可以認為曹妙達就是蘇祗婆。 曹妙達就是蘇祗婆的假設既然成立，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推測他的身世。因為《隋書·音樂志》說：蘇祗婆的父親，在西域稱為知音，是有名的樂人，可能有若幹事跡可以考得出來的。我們如果相信蘇祗婆就是曹妙達，那樣蘇祗婆的父親也就是曹僧奴。我們現在可以看看當時西域有無名叫僧奴，或僧伽達沙的大賢。我們知道，除了中國典籍以外，關於古代西域諸國的外國史籍是很少的；其中□重要的，要算伽難那（Kalhana）纂輯的《罽賓王志》（Rajitarangihi）。罽賓也就是迦濕彌羅，在古代是印度學術的淵藪，而且古印度治聲明的著名學者波黎尼（Panini）的弟子，曾在此敷行教化，古印度的大音樂家馬鳴（Asvaghota）據說也曾在此草《毗沙論》（Vibhasa），所以這裡音樂的研究，是非常發達的。西域的學者，也多來這裡研究學問。我們知道龜茲的鳩摩羅什，就曾在迦濕彌羅治小乘學，師事犍陀羅名德沙門盤頭達多（Vandhudatta）。在5世紀中葉，犍陀羅國著名大德無著（Asanga）的兄弟——世親（Vasubandhu）也曾在此治有部教義（Sarvastivadin）。據《罽賓王志》，世親有一著名弟子，名叫僧伽達沙，在5世紀末年，來迦濕彌羅，弘布大乘，曾建一寶護伽藍（Ratnagupta Vihara），後即死於此地。這位大德僧伽達沙，既是精通聲明的西域學者，又與曹僧奴名同，時代亦同，可能就是曹僧奴。□□的問題，就是《罽賓王志》說他死於迦濕彌羅，而據《北史·恩幸傳》所載，曹僧奴是在北齊開府封王的。不過《罽賓王志》這部書，是後代纂的，其中頗有錯誤，而且《北史·恩幸傳》的話，也許不甚可靠，因為《北史·萬寶常傳》裡，只提到曹妙達能造曲，為一時之妙，《隋書·音樂志》也只提到曹妙達，而沒有提到他的父親，除去前錄的一段記載外，又說：“（煬帝）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因語明達云：‘齊氏偏隅，曹妙達猶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貴汝，宜自修謹。’”可見當時北齊封王的，似乎只有曹妙達一人。恐怕曹僧奴根本沒有到中國來，不過他的聲名，頗為時人所知，所以人誤認他也開府封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