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的市場：美國大學的改革與阻力（簡體書）

[美]路易斯·梅南德(Louis Menand)，美國評論家、散文家，哈佛大學英語教授，其著作《形而上學俱樂部》(The Metaphysical Club)於2002年獲得普利策歷史獎。

前　言
知識是最重要的產業。其他任何產業的成功都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之上，但知識不僅僅具有經濟價值屬性。追求知識、生產知識、傳播知識、應用知識以及保護知識，都是人類文明的核心活動。知識是集體記憶，它連接著過去；知識也是集體希望，代表著對未來的企盼。人類極強的適應性恰恰體現在創造知識並應用知識的能力上。這是人類社會屬性的體現，也是人們變革的方式——有了知識，我們才能腳踏實地地著眼當下，又不失對未來的憧憬。
知識是資本的一種存在形式，通常存在分布不均的問題。擁有更多知識，或更多獲取知識途徑的人，總比其他人更具優勢。這說明知識與權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雖然我們經常強調“知識本身的價值”，但是我們所學的一切知識都讓自己對世界有不同的認知，並且往往能讓我們擁有更多優勢。作為社會集體，美國人普遍堅信，知識的生產應當不受任何限制，每個人都有獲取知識的權利。這是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民主設想。我們認為，任何情況下，一旦涉及知識，我們擁有的知識總是越多越好。我們不認為有任何事物是不需要去了解的，或者有些事物只應該讓一部分人掌握；正如我們同樣不認為某些觀點不需要表達，或有些人頑固不化到不具備投票資格。我們認為，只有更多地生產知識、表達觀點，讓更多人擁有知識，這樣才能做出更好的決定。
因此，美國社會將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投資於特定機構，因為這些機構的宗旨都是生產和傳播知識，即科研與教學。我們給這些機構各種特權和保護，因而，一旦懷疑它們並未按照設想的方式發展的話，我們立刻會感到焦慮，甚至是憤怒。人們對大學抱有某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對民主也是如此）。教學是個異常複雜的過程，有時很難衡量教學是否成功，甚至連準確定義這個成功都很難。科研也是充滿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很多看似好的理念或科學假設，最終都被證實並沒有那麼有價值。美國共有四千多所高等教育機構，超過一千八百萬學生，以及一百多萬教職員工。很顯然，我們不能期待所有學生都受到良好教育，也不能期待每個科研項目都值得去做。但是，我們願意相信，這個龐大而多元化的高等教育體制，身兼多種職能，一定是為了我們的利益而運作的，而非與我們作對。我們同樣相信，在這個體制內，我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教學與科研，並且體制本身並不排斥改革。
知識的發展狀態與實際教學體系之間總是存在一定差距。知識的變更迭代總是早於現有的教學體系。然而，教育機構往往不願意首先變革，教授們素來傾向於堅持學科保護主義，這類做法屢見不鮮。1908年，劍橋古典主義學者F·M·康福德（F. M. Cornford）在《學院現形記》（Microcosmographia Academica）一文中，不無諷刺地對年輕學者喊話，告誡他們教師管理的基本原則就是：“永遠不要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1963年，時任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校長的克拉克·科爾（Clark Kerr）從學術界政治斗爭中吸取教訓，抱怨道：“大學對內部事務的保守程度令人驚訝，要知道大學裡的每個人對其他所有事物都是持相當開放態度的。……有老師在南方因為支持民權運動被捕，但是只要涉及學校改革，卻明顯持雙重標準，因為他們只維護先前教職工一致通過的決定，不願再做任何改變。有些人恐怕並不適合做大學教師。”
大學教授們對體制改革非常抗拒。從旁人的角度看，他們非常可笑。但是對於學校管理者和大學校長來說，簡直就是頭痛，因為他們經常不得不苦心央求教授們接受學校的管理規定。為什麼總有這麼多來自教授們的阻力？本書隨後會深入探討這個問題。其中主要原因還是，在學術界人們一直以來都認為，大學和普通市場不一樣。但是，這些改革的阻力還有個重要的現實原因，那就是任何變革都有可能產生代價。例如，如果強制要求所有學生都修某一門課，那麼他們就得少修一門選修課。如果想增加一門學科設置，那就得想辦法從別的地方尋求資金。如果財政預算增加，大學一般選擇將其用於新的學科領域，同時保持原有其他學科的資金支持不變。但是，2008年經濟危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財政預算也可能減少。
本書試圖回答其中四個有關美國高等教育的問題：為什麼實行通識教育大綱如此之難？為什麼很多人文學科發展舉步維艱？什麼時候“跨學科”成了個時髦詞？為什麼大學教授普遍持相同的觀點？這些問題都是理念問題，從本質上來講，都是可以通過討論和協商解決的。問題本身跟錢沒有關係。但是奇怪的是，問題並非完全透明，卻很少有人拿出來公開討論，也因此很難達成一致。
我的觀點是，這些問題都事關體制本身，即高等教育機構長期以來的組織模式，而其中最重要的事實是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已經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美國大學制度始於十九世紀，其組織架構模式自一戰後幾乎沒有太大變化。但是，美國大學在其他方面變化頗為顯著，包括師生數量、學術思想、財務模式、技術支持、辦學理念、主要利益方以及辦學規模等，所有這些改變都極
大影響了現代大學的教學。但是整個體制依然沿用了在十九世紀末社會環境影響下形成的大學辦學模式。1945年後的一系列大幅度高等教育改革已經讓這個體制不堪一擊。雖然體制本身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知識的生產與傳播，但是要想繼續改革當代大學就好像是用打字機上網，或是騎馬逛商場——體制與時代已經格格不入。
體制問題，尤其是像美國高等教育這種有悠久歷史的體制，其最大矛盾在於，人們已經逐漸忽視了體制本身，因為體制早已內化在美國大學的方方面面。它已經成為固定的思維模式，一種“事情就是這樣的”的口吻，因此很難深度剖析到底為什麼“事情就是這樣的”。在學術界，如果遇到棘手問題，通常原因出在某個系統問題上，但是很難發現到底哪兒出了什麼問題。在所有學術機構、學術領域裡做事的人，都有一套早已習慣成自然的做事方式。一旦要求他們改變做事方式，他們有時會感覺缺乏引導，不知道方向在哪裡。就美國高等教育體制而言，有些促成“事情就是這樣的”的原因是合理的，有些則完全過時。對學術界人士來說，有些事情上，他們應該大膽嘗試不同的做事方式，因為這並不意味著世界末日；但是，有些事情則值得我們努力保持現狀不變——即便付出一定代價——因為它們是維持整個體系最重要的因素。要想區分保留哪些，改革哪些，我們首先需要了解現狀。畢竟，說到底這還是跟知識本身有關。
同其他討論美國高等教育問題的人一樣，我們的討論重點只是整個體系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即一般文理學院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美國四千多所高等教育機構中，大部分都不是文理學院，也就是說，他們授出的學位中有一半以上不是一般性文理學科學位。大學畢業生中，22%的學生專業是商科，只有2%的學生專業是歷史。我要討論的高等教育的問題主要體現在歷史之類的專業上，而非商科專業，我所舉的大部分例子都來自精英文理學院。因為，一直以來都是精英階級掌握各種革新資源，也更有話語權來給整個體系制定標準。但是，對其他很多教育機構來說，我所談到的問題要麼不相關，要麼根本不成問題。就學術背景和個人興趣而言，我始終都是人文學科學者，我將要探討的部分問題對人文學科師生來說要更緊迫一些，而對其他學科領域來說並不盡然。我談到的很多問題，尤其是在自然學科領域，它們都不成立（雖然為什麼對這些學科是例外，其實也是問題原因之一）。
當下，學術界中出現的一部分問題對整個體制並不構成太大威脅（我認為）。例如，我們目前在教學方法上面臨的一大挑戰就是，要改革線型傳遞知識的傳統結構。傳統授課形式是，在50分鐘一節課結束之時，一條單一的知識鏈得以升華，學生有所收獲。而現在這一代學生早已習慣用碎片化的形式同時接受多條信息鏈。曾幾何時，大學教授要具備多種素質，其中最重要的當屬數十年如一日泡在圖書館，浸淫在知識的海洋中，因為這些知識是一般人無法掌握到的。這些一度僅為少數人掌握的知識如今可以輕易在維基百科網頁上獲取。單純的信息傳遞已經不再是高等教育產業的主要附加值所在。對整個教育體制而言，這好像是個挑戰。二十一世紀學術界最重要的學術發展當屬生命科學（特別是神經生物學、遺傳學，以及心理學）與非自然科學領域的學科（如哲學、經濟學，以及文學研究）關係日漸緊密。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合作勢頭正猛，競爭也異常激烈。在這裡，體制正在發揮它本該發揮的作用——通過合作，幫助人們迸發出各種新觀點。

序“大學之思”叢書
劉東
這裡集中收錄的，多是美國同事們對於高等教育——當然主要是他們自己的高等教育——的批判性反思。
要說“挑剔”的話，這幾乎就是在“雞蛋裡挑骨頭”了。——尤其是在晚近的緊張競爭中，人們已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那種既生機勃勃又紀律嚴明的高等教育，幾乎就是這個國家最大的比較優勢了。而且，這樣的優勢竟還能長期地維持不墜，以至於哈佛文理學院前院長亨利·羅索夫斯基在幾十年前講的話，居然可以當作剛剛發表出來的新聞稿來讀：
當外國經濟競爭對手似乎在一個接一個的領域裡超過我們的日子裡，可以再次保證確信一點：美國毫無疑問地主宰世界的一個重大的產業，那就是高等教育。世界上2/3到3/4的最好大學是在美國。這個事實是最近對美國高等教育展開批評的許多人所忽略的……我們經濟中有哪個其他部分能作類似的說明？有棒球隊、橄欖球隊和籃球隊——但名單也到此為止了。沒有人會說今天的美國有2/3的全球最佳鋼鐵廠、汽車廠、芯片製造廠、銀行或政府部門。我們處在高等教育質量表上的高端地位是非同一般的，它可能是一項特殊的國家資產，需要加以說明。
可即使如此，那些遠在大洋彼岸的同事，還是對自己置身其中的高等學府，進行著毫不容情的且不稍間斷的批判。而且，這種批判也並無絲毫矯情之嫌，相反倒是充滿了由衷的憤怒，正如斯坦福大學前校長唐納德·肯尼迪所講的：“高等教育已經融入我們的生活。我們在所有的事情上離不開它，也相信它的價值。當它帶給我們失敗，我們就變得失望；而當它開銷太大，我們就變得憤怒。這種超乎尋常、至關重要的機構究竟是什麼？它是怎樣逐漸成為今天這種狀況的？”——於是也不待言，也正因為這種力道很大又接踵而至的批判，才給了我們這套叢書以持續不斷的移譯內容。
那麼，他們都在“挑剔”或批判些什麼呢？我在為“大學之憂”叢書所寫的第二篇序文中，曾經隨手進行過一些簡單的枚舉：
——憂慮它的過度市場化和企業化，憂慮它的精神流失；
——憂慮它的批量生產和形式主義，憂慮它的鼓勵平庸；
——憂慮它的集體腐敗和拉幫結派，憂慮它的風格趨同；
——憂慮時而出現弄虛作假和剽竊，憂慮它被外間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