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惡的彼岸（簡體書）

[善惡的彼岸]

如果真理是一個女人的話，事情會變成什麼樣？覺得我這種猜想純屬無稽之談：那麼就數數那些教條論的哲學家們，有哪一個是擅長應付女人的？一直到現在，那些家伙都是用那種駭人的嚴厲和執拗的糾纏手段朝著真理前赴後繼，要是用同樣的方式來對付女人，你竟然不覺得他們既愚蠢又丟臉嗎？不過，真理在這些蠢辦法面前保住了自己：所有的教條論哲學家都鎩羽而歸，只能站在一邊唉聲嘆氣。不過前提是他們還站得起來！由於曾經有人這樣嘲諷過他們，說所有的教條都已經垮掉了，它們被打落塵埃，說得嚴重點，就是在茍延殘喘。老實說，雖然這些教條學說一直以來都保持著一種莊嚴神聖且萬分肯定的樣子，但我們卻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拿出來期待一下，這些高尚的論調實際上不過是一種膚淺和不成熟；也許就在不久的將來，人們就會被反復地點明這一點，從古至今，被這些教條論者構筑起來的哲學家大廈，如果需要一個建造的基礎，那麼其實只需一個隨便的概念——任何一種從遠古時期流傳下來的群眾迷信（例如萬物有靈這種迷信思想，到今天仍然以對自我或者對主體的迷信形式為禍世間），又或者是任何一種文字遊戲或文法上的引導，再或者還有未經思考就對一些非常片面又極度人性且太人性的事實作出的一般性總結。希望教條論哲學不過是一個可以流傳千古的諾言，它跟更早時期流傳下來的占星術很像，人們在這項事業上耗費了大量的金錢、時間以及耐性，大概超過了目前已有的所有的實際科學：亞洲以及埃及的建筑藝術能夠呈現出這種宏偉的風格，占星術功不可沒，另一個功臣就是人們想要“超脫塵世”的願望。由此可見，但凡偉大的存在想要將自己塑造成人們心中的永恒，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將自己變成一個龐大而可怕的怪物，以顯示自己的超凡脫俗：這些怪物中的一個就是教條論哲學，亞洲的吠檀多哲學由《奧義書》而來的婆羅門教哲學。以及歐洲的柏拉圖哲學都屬於這一種。雖然我們要對教條論哲學抱有感激之情，但是也必須指出一點，截至現在，所有的謬誤中最可惡、最無趣也最危險的那一個，莫過於柏拉圖創造的純粹精神與自在之善。但是從現在開始，在我們戰勝了這個謬誤以後，當整個歐洲都擺脫了這個噩夢，至少可以享受對自身更有益的安睡的時候，我們（生來就有著保持清醒的使命）就將會成為與這一謬誤進行斗爭時所有成長並壯大起來的力量的後代。的確，如果我們以柏拉圖的方式去討論人的精神及善的本質，就等於在顛倒黑白，對自己透過事物表象所察覺到的真實，也就是所有生命的根本視而不見；大家完全可以擺出一副醫生的姿態去提出質疑：“像柏拉圖這種生於古代的最優秀的材質，究竟是為什麼會染上這樣的病？真的是那個邪惡的蘇格拉底腐蝕了他的精神嗎？難道蘇格拉底真的是會禍害年輕人的壞蛋？難道他喝了那杯毒酒是罪有應得？”但是這場與柏拉圖哲學之間的對抗，或者說得更通俗易懂一些，讓普通民眾也能夠理解，他們的柏拉圖主義就是基督教，與基督教以及教會上千年的壓榨進行對抗，已經讓這個歐洲陷入了一場蔚為壯觀且前所未有的精神緊張之中：從現在開始，人們可以使用這把張滿弦的弓，朝最遠大的目標射過去。不過歐洲人將這種緊張感理解成一種尷尬；他們還通過兩次大規模的運動來試圖將這根拉緊的弦松一松，第一次是耶穌會，第二次是民主啟蒙：這第二次運動無非是用出版自由和報刊閱讀，來緩解自己的精神緊張，讓人覺得不那麼尷尬。（德國人在發明創造上還是有些天賦的——我們該表達敬意！不過後來他們又發明了印刷術，這點天賦也就蕩然無存了。）可我們不一樣，我們不是耶穌會士，也不是民主派人士，單純地做一個德國人也不能讓我們感到滿意。我們是優秀的歐洲人，我們的精神自由，並且非常自由，我們並沒有丟掉它，我們的精神仍然足夠的緊張，我們的那張弓也仍舊拉滿了弦！天知道，我們也許還有箭，還有使命！我們還有一個可以射擊的物件……

賽爾斯-瑪利亞，上恩加丁山谷

[善惡的彼岸]

人類的靈魂以及界限，人類內在經驗至今能夠覆蓋的部分，其深度、廣度和高度，人類靈魂的全部歷史以及各種各樣仍未被發現的可能性：那些參與到這場“偉大狩獵”活動中的天生的心理學家和朋友們，這便是為你們精心準備的獵場。但是你肯定總能看到他在絕望中喃喃自語：“只有我一個！哎，就我一個人在這兒！周圍都是廣闊無邊的原始森林和狩獵場！”他多想擁有數以百計的助手和訓練有素的獵犬，對著人類靈魂的歷史一哄而入，把他想要的獵物從中驅趕出來。但是這一切都是空想：他經過了無數次嚴格並且徹底的實驗，他知道對著那些能夠讓他產生好奇的事物，很難找到助手和獵犬。那些被嚴格訓練過的人，把他們送到這個需要勇氣、睿智與細心，充滿新鮮和危險的獵場上有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剛好在這場偉大的狩獵，同時也是偉大的冒險開始之際，這些人就徹底失去了作用：因為就在此時，他們那敏銳的洞察力和嗅覺就統統失靈了。舉例說明一下，到現在為止homines religiosi[宗教人]靈魂中的知識與良心的歷史究竟是什麼樣的，想要推測並論證這一問題，就需要讓自己那知識分子的良心像帕斯卡爾一樣深陷其中、傷痕累累並且陰鬱：此外我們還要有一片被光明又邪惡的精神支撐起來的天空，這樣才能自上而下地對那些密集的攢動著危險而痛苦的經歷進行觀察，將它們排成序列，並用一些理論強行將它們套起來。但是有誰會對我們伸出援手呢？再說我們中有哪一個人有那個等待的時間呢？答案很清楚，鮮有人能夠成長為一個助手，這樣的人向來可遇而不可求。想要得知一些真相，那麼就必須事事躬親：那就意味著，需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但話又說回來，如我這般的好奇惡習已經是所有惡習中最輕松的一個了，哦，抱歉！我的本意是想說：熱愛真理的回報在天上，更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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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就像基督教在最早的時候想要求最後卻又幾乎都沒能實現的一樣，一直生長在充斥著懷疑論和自由精神的南部地區，那裡曾經歷過長達幾個世紀的針對哲學學園的紛爭，還有Imperium Romanum[羅馬帝國]寬容教育——於是這種信仰就與那種強硬直接的臣屬信仰，還有那種來自路德、克倫威爾或者在精神上接近北方蠻族用以接近自己上帝以及基督教義的信仰截然不同；它更像一種帕斯卡爾式的信仰，它就像一場理性長久地自我毀滅一樣可怕，這種理性堅韌頑強地像一條蠕蟲，並未一朝一夕就可以消滅。這樣的基督教信仰注定了就是從頭到尾的犧牲：精神的全部自由、驕傲以及對自我的確定全都將成為犧牲品；此外這種信仰還是一種奴役、自嘲和自戕。像這樣一種在柔軟、豐富且被寵壞的心靈中建立起來的信仰，從來都不缺少殘酷還有宗教上的腓尼基式做法：這裡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這種精神上的屈服必然是痛苦的難以言喻，這種精神因為其歷史與本質的影響，會很自然地抗拒那種被視為Absurdissimum[最高荒謬]且與自身完全相反的“信仰”。現代人因為對所有的基督教語言都不再敏銳，所以古人那句習語“十字架上的上帝”中所蘊含的趣味性，那種自相矛盾的表述中聳人聽聞的夸張性就再也沒人體會得到。到目前為止，像上面這句話一樣膽大妄為的顛倒再也沒有出現過，它讓人心生畏懼，又忍不住想給出答案，卻又處處透露著可疑：它預示著所有的古代價值都將被重新定義。是東方，那個深藏不露的東方，東方的奴隸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回報羅馬，它那種高尚卻隨意的寬容，還有羅馬人在信仰上那個“普世至公”的精神：讓奴隸們對主人感到憤怒，進而在奮起反抗的原因與信仰完全無關，而是在信仰方面的自由化，是那種半斯多葛式的疏離淡漠的微笑中顯現出來的對宗教信仰嚴肅性的漠然。“啟蒙”點燃了奴隸的憤怒之火：對事物的無條件式需求，只能理解道德中霸道的那一部分，愛與恨一樣的強烈，完全不知道婉轉變化，愛得至深、至痛，愛成了一種病，而他身上那些不為人知的苦難則會對那些看起來想否定這種苦難的高級趣味發起憤怒的反擊。而用懷疑論來反駁苦難的方式，歸根結底不過是貴族階級對於道德的一種態度體現，即便是這種理論跟那場法國大革命帶起的最後一場大型奴隸起義的爆發有一定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