篤信致遠：曾康霖（簡體書）

《篤信致遠：曾康霖》是一部講述著名金融學家、2013年“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獲得者曾康霖傳奇經歷的傳記作品。曾康霖從鄉村稅務員到金融學大師，從金融門外漢到開創金融學科教育，50多年投身中國金融，80余歲高齡依然沒有停下研究和育人步伐，他將自己的大半生都獻給了金融研究和金融學科建設。從他的人生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位金融學家和教育家幾十年如一日的學術碩果和教書育人、誨人不倦的師德風範。

張小軍，財經作家，內容創作與運作機構“考拉看看”聯合創始人，常年從事傳記、企業史和企業創新研究。著有褚時健經營哲學系列及傳記等多部廣具影響力的財經作品。
馬玥，“考拉看看”聯合創始人，擁有豐富的企業文化力打造及圖書創作和運作服務經驗，常年從事企業文化、品牌IP、城市文化IP等研究和出版策劃及運營。

曾康霖是中國金融轉軌大師，中國金融終身成就獎獲得者，中國金融界宗師級人物。他是中國銀行界*高決策層的老師，是金融學科建設中的翹楚；他是教育界的金融家，引入經典金融學理念，廣采博納，推新出奇，親力親為。他“為金融改革實踐提供了理論支撐和操作方案，為發展中國特色的金融學理論做出了卓越貢獻”，他的傳記，為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打開中國金融進程的畫卷。讀懂曾康霖，讀懂中國金融崛起之道。

序一 書寫現代金融新篇章

曾康霖教授是我國著名的金融學家，他和他同時代的金融學家一起，用不懈的努力、辛勤的付出，書寫了中國現代金融學科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新篇章。

曾康霖教授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追隨者，他將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與中國金融改革、發展實踐相結合，致力於研究金融學基礎理論。他的系列學術專著系統地梳理和研究了金融領域中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他的財政銀行體制的改革理論，他的“按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等研究成果，為金融改革實踐提供了理論支撐和操作方案，為發展中國特色的金融學理論做出了卓越貢獻。

曾康霖教授從教50 余載，為人謙遜，誨人不倦，愛護學生，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他為金融實踐部門培養了大量的人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尊師。

這本書及其學術思想記錄了曾康霖教授的師者一生及其學術研究。師者的風範表率、豐碩的學術成果，將勉勵著後輩金融教育和科研工作者不斷學習、不斷進步，為中國金融學科的發展做出貢獻！

劉鴻儒

2015.5.19

第二章　新中國成立後的契機

深感新鮮

曾康霖的家鄉是在1949 年12 月解放的。

當時的解放軍是從合江白沙鎮方向到瀘縣白云場的，那時家鄉的人沒有見過解放軍，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樣子，看到周圍有人出去避風頭，曾康霖也被送到更遠的鄉下一個親戚家，而家裡畢竟還有一些搬不動的東西，後母就留在家照看。

“當時我沒有見過解放軍長什麼樣子，我還問留在場上的人，解放軍穿什麼衣服？是灰色的，還是黃色的？得到的回答是：天黑了看不清。滿街都是人，那可能有成千上萬，像趕場一樣。”

曾康霖離開家的當晚，解放軍就到了，他家的位置比較高，解放軍就把電臺架在他家的桌子上，“解放軍沒待多久，很快就往瀘州走了，第二天我們回場，看到的是解放軍的布告，布告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是解放全國人民的隊伍，維護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解放軍紀律嚴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幾十年後，當曾康霖敘述這段經歷時還記得，“解放軍在白云場的商店裡，拿走雜糖後，還放了銀元在那裡。”

1949 年12 月3 日是瀘縣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刻，這一天，瀘縣宣告和平解放。

根據《瀘縣志》記載，新中國之前的瀘縣由國民黨七十二軍駐守。1949 年冬，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軍第二十八師解放赤水後，與進軍納溪的第十六軍第四十八師分兩麵包圍了瀘縣。12 月3 日，人民解放軍第十軍第二十八師渡過長江，通過電話敦促國民黨第七十二軍投降。當天下午，解放軍與國民黨七十二軍後衛作了短暫的火力接觸，守軍一觸即逃。傍晚，解放軍占領了瀘州市，收編了國民黨起義部隊。

新中國成立後，曾康霖見到的張布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告人民大眾書》，他次知曉了解放軍的總司令員是朱德，政治委員是，而給他留下的深印象是，解放軍從不以“長官”相稱，都稱為“xx員”來表示地位平等。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他感受到的件新鮮事物。

他感受到的第二件新鮮事物是：政府、各事業單位、街道地名都以“人民……”相稱，比如xx 人民政府、人民幣、人民銀行、人民保險公司、人民商場、人民南路、人民百貨公司等。一開始，曾康霖把“人民”當作一個普通的概念，認為“人民”與群眾、老百姓相同，表明共產黨領導就是為人民服務。後來才逐步理解，在不同的條件下，“人民”是一個具有特殊含義的概念，要為人民服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瀘縣解放這一年曾康霖14 歲。那時他就準備放棄學業，爭取參加工作，為人民服務。

其實，曾康霖原名叫曾啟光，按照曾家的輩分，分別是文、玉、朝、庭、啟、安、邦、定、國、清，他是啟字輩。1949 年，他剛念完初中，欣逢解放，機緣巧合，隨後很快便參加稅收工作。曾康霖這個名字是他參加工作以後才有的。

曾康霖還記得在白云場見到的第二張布告，那是《西南軍政大學的招生簡章》，招生簡章規定有高中畢業學歷才能報考。但當時曾康霖還不具備高中學歷，只好遺憾作罷。而後，解放軍第十八軍隨軍幹校招生，規定初中畢業也能報考。曾康霖便和一位同學一起赴瀘州應考。考試的科目是中學的數理化，曾康霖讀中學時數理化可是強項，筆試成績很好，於是他便借口要趕回家要求進行復試。復試的問題並不多，其中他印象很深的一個問題是“你怕不怕死”。也許是年輕不經事，曾康霖沒有多思考，就壯起膽說“不怕”。就這樣，他被錄取了。

但當回家向父母報告時，父母卻猶豫了。一些親戚朋友也向曾父說道：“你們家只有一個，沒有多的男孩，何必讓他走遠呢？”七說八說，錯過了報到時間，曾康霖也失去了參軍的機會。

1950 年，恰逢瀘縣兆雅區稅務所招收交易員，曾康霖便通過父親的介紹，從一個學生變成了一個收稅員。事實上，當時他初中還沒有讀完。可從1949 年10 月份開始，他已經坐不下來讀書了，因為局勢不允許。當時四川並未完全解放，瀘縣也才剛剛解放，百廢待興，都在等解放軍來（四川的解放具體時間），大家再沒有一門心思讀書的耐心了。學校給曾康霖開了個結業證，也就是一張紙，證明他初中的課程已經念完了。

或許是為了給新征程打氣，曾康霖決定給自己改名字。參加工作時，他的名字就改成了“曾康寧”，也是其父取的名。至於“康寧”和“啟光”的關係，曾康霖後來回憶說，為什麼改成“曾康寧”，他本人也說不上來，可能跟舊時的“名、字、號”有關係。

不過今天的曾康霖，名字也不是那時的“曾康寧”。後決定用“曾康霖”是他自己的主意。按他的說法，一是避免重名；二是其含義有差別，“康寧”只為自己，“康霖”要為別人。

2015 年春天的一個周末，回憶起名字的變化，曾康霖還告訴筆者，他這個名字在網上檢索，發現沒有一個重名的。

在曾康霖父親的墓碑上，曾康霖的名依然是“啟光”。

背著槍去收稅

1950 年上半年，曾康霖成為一名稅務員。“我有時候有點膽小怕事，我是十幾歲就工作了，在農村收稅，農村有狗，我那個時候就帶了個棍棍。”

曾康霖說：“我爸爸在新中國成立前收過稅，新中國成立前的收稅，是搞承包，在瀘縣稅務局，誰承包的，一個場的歸你收，交了錢後，剩下的就歸你。新中國成立後，當時財政很困難，每個縣成立稅務局，每個區成立稅務所，到處招人，實際上是我爸推薦我去的。我當時年齡小，怕資格不夠，就虛報稱18 歲，年齡改過的，實際上15 歲。”

當時收稅怎麼收？

當時把收稅的人叫交易員，交易員就是所謂的經紀人。當時農村交易買糧食，買賣雙方是不能討價還價的，要由中間交易員來負責聯繫。農民飼養牲畜拿到集市上交易，也要按交易額的3% 征收“牲畜交易稅”，征收這樣的稅，數額不多，但繁雜。

四川的鄉集一般是附近的幾個集鎮輪流進行，按照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來將時間錯開。交易員們住在一個固定地方，每天都要集體去趕場（相當於農村趕集市），沒有周末休假，因為有集市就有糧食買賣，交易員就要去用升斗量糧食。而且趕集之日必須提前到達，如果買賣雙方已經達成交易，納稅人卻沒找到收稅的人，這就是交易員的失職，很有可能“飯碗不保”。

曾康霖幾乎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8 點之前趕到集市開始工作，一直到下午集市散了後才收拾回住地。每個場鎮和住地都有相當遠的距離，少則10 公裡，多則20 公裡，少年曾康霖就一步一步用腳丈量出這些距離，忙得不知日升月暮。那時的工作非常勞累，早出晚歸，每天如是。但曾康霖精神飽滿，熱情很高。“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們好喜歡……”“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一路高歌，一路暢想，曾康霖與他的同事們一樣，鮮明地反映出剛解放時年輕人的精神面貌。

交易員的職責是維護公平買賣。那時糧食交易的度量衡是“斗和升”。斗的大小是公家的，新中國成立前後用的度量衡是同一個斗，一般斗上會安裝一個竹片，用來把裝滿糧食的斗刮平。量糧食有講究，如果刮放鬆一點，買方就占便宜了。舊社會地主剝削農民，往往是“大斗進，小斗出，大秤進，小秤出”，而此時“交易員”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不能使買賣雙方吃虧。

曾康霖回憶說，當交易員時，要用竹片刮量，如“買米的時候刮刮，刮狠（深）了就少，刮薄了就多。那個斗，一斗十升，斗就大了”。糧食一倒進一倒出，確實也是個體力活，而“交易員”的回報就是用竹片刮後剩下來的糧食。

“那個是很艱苦的工作，每次上班回來，一身都是灰。”交易員那時還不算是正式員工，更不算幹部。“開始當交易員就幹這個事情。初是供給制，我進去，就發了一套衣服，一個月吃飯公家負擔，沒有薪金。我從交易員轉為正式幹部之後，拿薪金確定為行政24 級，也就是底層，20 世紀50 年代也就拿二十幾元。”

由於曾康霖的苦幹實幹、精神飽滿、認真負責，很得領導賞識，於是1950 年11 月優先讓曾康霖轉為正式幹部。這也就是說，他被錄取為交易員，參加征收牲畜交易稅，但依舊是臨時工，表現不好或人數超編時，仍然要被辭退。事實上當時與曾康霖一起參加工作，而後被辭退的人不少。

轉正之事很快批準下來，曾康霖於1951 年1 月成為瀘縣稅務局稅工幹部。稅工幹部之職，首先是當“駐征員”，即住在一個場鎮上負責征收各種稅收，當時要收的稅有：交易稅、屠宰稅、工商營業稅、所得稅、印花稅、酒稅等。學習懂得的稅法較多，工作量較大。一開始曾康霖駐太伏鎮，後來他負責太伏區（太伏區包括四個場鎮，即太伏、新路、白云、萬定）。後來從駐征員升格為“稽征組長”，也就是說要他負責一個區的征稅工作，完成每年計劃的稅收任務。這一幹就是4 年。在這期間，曾康霖兩次被縣局評為先進工作者和優良工作者，獲得筆記本獎勵，並被選為代表參加瀘州專區稅工代表大會。1955 年與呂文欽同志一起被派到四川財幹校學習，曾康霖很幸運當時自己被定為培養、提拔的物件。

負責一個區的征稅工作著實不易，曾康霖那時覺得難的工作是與工商戶打交道。那時征收工商業稅有幾種類型，一是定期定額，二是評定繳納，三是出廠計件，大部分是評定繳納，而評稅即評定稅基是個很傷腦筋的事：一是工商戶總是想減輕負擔少交稅收；二是少交了稅收，又完不成稅收任務。所以這二者的博弈，往往很激烈，很尖銳。一些工商戶不理解稅收人員的“苦衷”， 甚至“仇恨”稅工人員，後來有的工商戶坦言說：“我恨曾康1951 年在瀘縣兆雅鎮稅務所留影霖，收稅把我整垮了，我曾搬著石頭，在小巷子等著。”當時，曾康霖卻沒有想到這些。

現在回想起來，曾康霖也坦言，當時在農業合作化高潮的推動下，對場鎮工商業者的改造（包括加重對私人工商業者的征稅，促使他們走公私合營的道路）比較激進，把握政策偏左，傷了一些人，是不可避免的。

2015 年春節前，曾康霖對這段收稅歲月和他的部分同事列了一個表：1951 年參加瀘縣兆雅稅務所交易員工作，時任所長為陳志澄。同年3 月2 號調所內趕場從業，9 月8 日調楊九鎮駐場從業，10 月25 日回所。11 月提升為幹部。12 月5 日調太伏區工作，當時與劉致興、宋啟瑞等同志一起……

關於這段時間，略為分析即可發現，曾康霖把自己的工作履歷明顯延後了，他實際上是在1950 年上半年即參加了工作，但幾乎對外所有的履歷上的時間卻是從1951 年1 月1 日開始的，這又是為什麼呢？、“主要就是為了好記，沒有什麼別的原因。”曾康霖回憶，“實際上在1950 年下半年開始工作，我為了好記，參加工作都寫了1951 年1 月1 日，實際上是1950 年11 月轉為幹部。”

行文至此，必須要回顧一下當年的情況。

1950 年1 月1 日，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稅務總局成立。隨後《全國稅收實施要則》《工商業稅暫行條例》《貨物稅暫行條例》頒布，規定在全國建立統一的稅收制度。新中國成立前後，新、老解放區實行的稅制不同，計稅價格和征收方法也不一樣。也是從這年開始，全國稅收開始統一，我國新稅收制度逐漸建立起來。

和如今比較，1950 年的收稅風險高出許多。當時在農村地區稅收的是屠宰稅，尤其是1953 年前後，農村幾乎每家每戶都養豬，而且都喂得膘肥體壯，好些豬的重量超過300 斤，稅務所就在農村布點，農民趕豬去殺，稅務員就在現場收稅。

有老稅收人曾回憶，盡管那時候的稅收大部分來自貨物稅和工商業稅，但是難收的應當數屠宰稅。那個年代，殺一頭牛的稅款要幾塊錢，而殺一頭豬的稅款也要幾毛錢，這對很多屠夫來說是很高的成本，所以他們會避開屠宰場選擇私宰。

更不安全的因素來自土匪，“那時候剛解放，社會還較為不安全，有時候還有土匪出來活動。”曾康霖回憶說，那時候收稅，尤其是殺豬的時候，經常殺完已經天黑了，所以每個人都有一把配槍，“為了嚇唬那些土匪，特別是晚上出去，收稅要背著槍”。

其實不僅僅是四川當時如此，根據《廈門60 年見證實錄》記載，廈門那時帶著槍的稅收人員還曾經被屠夫繳了槍。當時的稅務員吳國棟回憶，“有一次，我們半夜去查私宰，那時候文灶還是城鄉接合部，是私宰比較集中的地方，我們就在小巷子裡查到了一起，結果那些屠夫非常兇，上來就把一位所長的槍給繳了。”

曾康霖沒有碰到被繳槍的情況，而他們雖然有槍，但都不隨便開槍。他也沒聽說當時系統內有人開過槍。後來槍就被收走了。

“當時的錢面值非常大，比如一萬元可能也就相當於今天的一元，收稅都是用現金，特別是忙的時候。”曾康霖一直比較瘦弱，他用一個大大的背篼裝著那些稅金，那時候銀行網點很少，他就從一個鎮背到另一個鎮去交。

曾康霖在太伏、兆雅等各個鎮收稅，那時候路不好走，如今從兆雅到太伏，開車十分鐘就到了，但那時全靠走路。

“有一天下大雨，路又滑，錢是一捆一捆的，收到的稅加在一起有三四十斤重”，曾康霖說，“現在想起來，那時候工作熱情非常高，也不知道疲憊，更不知道有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