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與政治理性（簡體書）

英國思想家洛克是現代政治理論的奠基人之一，但學界對他的理解可謂眾說紛紜。本書試圖回答其中根本性的爭論，即洛克的政治理論是否具有清晰的哲學基礎和融貫的論證邏輯。邁爾斯以政治理性為核心，對洛克的政治哲學做出了全新的解讀。

邁爾斯從洛克的自然哲學和自然史方法入手，研究他的自然狀態概念；結合蒙田的學說，分析洛克筆下理性和幸福的複雜關係；從促進理性自治和理性自由的角度解釋洛克的憲制設計，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彼得·C.邁爾斯（Peter C. Myers），威斯康星-歐克萊爾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Eau Claire）政治科學教授，獲芝加哥洛約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美國政治哲學、古典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等。
譯者劉敏，雲南大學法學院講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研究興趣為歐洲現代早期自然法，譯有《廊下派的自然觀》（合譯），發表學術論文數篇。
譯者王濤，華東政法大學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主要從事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譯有《論財產權：約翰·洛克和他的對手》、《邊沁的現代國家理論》等。

1. 本書原書名是Our only Star and Compass: Locke and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為便於中文讀者理解，中譯本書名定為《洛克與政治理性》。“Our only Star and Compass”（“我們唯一的星辰與羅盤”）出自洛克形容理性的名句。
2. 作者邁爾斯結合社會盛行的諸多自由主義理論以及古今政治哲學巨著來研究洛克的政治哲學。
3. 本書以政治理性為核心，對洛克的政治哲學做出全新解讀，作者認為，洛克提供了一個融貫的政治理性主義學說，這是本書最核心的主張，也是最主要的貢獻。

譯 後 記
（注釋從略）

大約十年前，我在為博士論文收集資料時，發現了邁爾斯的這本書。翻閱之後發現，作者對洛克政治思想的分析相當獨到，給我提供了不少啟發，特別是他對洛克的自然狀態概念的分析。因此，幾年後，當好友黃濤邀我一起主編“不列顛古典法學叢編”時，我便提議將這本書納入其中。希望能讓更多的中國讀者看到這項研究。
首先需要說明書名的翻譯。本書的原書名是Our Only Star and Compass: Locke o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為便於中文讀者理解，譯者與邁爾斯、中文版出版社編輯商議後，將書名意譯為《洛克與政治理性》。被省去的“Our Only Star and Compass”(“我們唯一的星辰和羅盤”)出自洛克《政府論·下篇》第58節對理性的形容；被省去的“Struggle for”是“努力爭取”、“努力獲得”的意思，讀者在閱讀本書時想必能領會到這層意思。
本書作者邁爾斯從芝加哥洛約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獲得政治科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約翰·洛克論權利的自然性》(John Locke on the Naturalness of Rights)獲美國政治科學協會1992年的最佳政治哲學博士論文“列奧·施特勞斯獎”。六年後，邁爾斯出版了《洛克與政治理性》。在洛克研究方面，繼《洛克與政治理性》之後，邁爾斯還發表了幾篇有關洛克的論文，例如2005年，他發表了對紮克特的《開創自由主義：論洛克式政治哲學》一書的長篇討論；2013年，發表《洛克主義者、改革派和解放派》。除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邁爾斯另一個學術興趣是種族政治問題。他在2008年出版了《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種族與美國自由主義的重生》一書。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看看。
本書最大的一個特點是，試圖將洛克的哲學和政治學結合起來，或者說解讀洛克政治思想的哲學基礎。由於洛克的政治學經典《政府論兩篇》出了名的“不哲學”，因此邁爾斯的研究重點不是被大量解讀的《政府論兩篇》本身，而是《人類理智論》和《教育片論》、《基督教的合理性》等非純粹政治學著作。對於其他思想家來說，這樣的研究也許並無特別之處，但是對於研究洛克而言，這項工作其實具有很大的挑戰性。我們知道，拉斯萊特在為他編輯的《政府論兩篇》所寫的著名導言中區分了“作為哲學家的洛克與作為政治理論家的洛克”。他尖銳地指出，“《政府論兩篇》……不是《人類理智論》中的一般哲學向政治領域的擴展”。換言之，即使研究者花費力氣閱讀洛克的《人類理智論》等著作，闡述洛克的政治哲學依然面臨一個無法克服的困難，即洛克的哲學(還有神學等)似乎與他的政治學有所抵牾。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洛克思想的融貫性。身處時代轉型、思想變遷和激烈論戰的特殊語境，洛克的大部分作品(包括《政府論兩篇》)都兼有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性質、論證和修辭的雙重功能。如果要從哲學上分析洛克的政治理論，那就必須深究，洛克的概念和論點是否嚴謹和融貫，洛克不同性質的作品之間是否保持一致。有一些學者就認為，洛克的思想似乎在多個地方呈現出一些不融貫，甚至是根本性的不融貫。在這個方面，邁爾斯試圖為洛克辯護。他認為，洛克提供了一個融貫的政治理性主義學說。這是本書最核心的主張與最主要的貢獻。就此而言，邁爾斯的這項研究可謂雄心勃勃，試圖克服上述這些困難，為洛克的政治理論提供一個堅實而融貫的哲學基礎。
另一方面，如劍橋學派一直強調的，洛克的政治理論的“語境”恐怕對於全面理解洛克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和角度。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包括塔利的《論財產權：約翰·洛克和他的對手》、鄧恩的《約翰·洛克的政治思想：<政府論兩篇>的論證的歷史解釋》以及阿什克拉夫特的《革命政治與洛克的<政府論兩篇>》等等。邁爾斯在問題意識、方法論和研究意圖上不同於這類“語境”研究，他在書中與上述這些研究展開了不少交鋒。總的來說，邁爾斯更偏向施特勞斯學派，儘管在某些關鍵問題上並不完全贊同施特勞斯等人的解讀。讀者朋友們也可以在這個層面上閱讀和考察本書。
毫無疑問，洛克對於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來說至關重要，但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確實有點像是組裝拼圖或探尋迷宮，極為考驗學者分析文本、復原語境，把握脈絡等方面的能力。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邁爾斯的某些解讀有點勉強，他自己也坦然承認這點。在本書的某些地方，邁爾斯只能基於一定的猜想或不那麼充分的推理來分析洛克的政治哲學。也許，洛克的政治哲學確實面臨一些無法調和的困難或者說所謂的“缺陷”。不過我們需要注意，他的理論能夠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取得成功並產生巨大的歷史影響力並不意味著他提出了一種完美無缺、天衣無縫的理論。但是，既然洛克的政治著作不僅僅是普通的政論小冊子，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推進人類思想演變的能力，那麼邁爾斯這樣的努力就是值得鼓勵的。
目前，牛津大學出版社1956年啟動的37卷本“克拉倫登版約翰·洛克作品集”(Clarendon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John Locke) 還在陸續出版中。最近一本是2019年3月出版的《約翰·洛克：文學與歷史著作》。接下來還包括《約翰·洛克：<人類理智論>草稿》、《約翰·洛克：論奇跡以及其他神學作品》、《約翰·洛克：論自然哲學和醫學的作品》、《約翰·洛克：論教會的性質》、《約翰·洛克：三卷本日記》等等。隨著洛克作品集的陸續出版，學界的洛克研究必然會進一步加深和完善，相關的爭論肯定也會延續。晚近十幾年，國內學界越來越重視西方現代早期思想史的研究。我們也期待，中國學者將來在這個領域產出高質量的研究。
本書由我和劉敏共同翻譯，我們的合作方式較為複雜。總的來說，一人承擔一半的翻譯工作，最後由我通校全書。我們都對洛克的思想頗感興趣，各自都對洛克做過一些粗淺的研究。翻譯這本書是我們向中國讀者介紹國外洛克研究成果的共同心願。
感謝邁爾斯通過郵件向譯者的一些翻譯問題作出耐心的解釋。還要感謝一些朋友，華東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徐震宇、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王江濤、復旦大學法學院的楊曉暢，他們分別對書中涉及的基督教神學術語、古典政治哲學術語、當代政治理論術語的譯法給出建議。當然，同樣需要感謝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倪為國先生和彭文曼女士，在他們的大力支持下，這本書以及整個“歐諾彌亞譯叢”才得以面世。

王 濤
松江，2019年12月

目 錄


序言 / 1

第一章 導論：洛克、自由主義和政治理性 / 5
第二章 根基問題 / 51
第三章 自然科學與自然史 / 91
第四章 自然史與自然狀態 / 145
第五章 自然與理性地追求幸福 / 186
第六章 洛克的憲制設計 / 241
第七章 結論 / 326

參考文獻 / 333
索引 / 345

譯後記 / 352

論洛克政治哲學的基礎與實質
（節選，注釋從略）

我將政治理性主義置於我的解讀的核心，首先是為了將洛克的工作區別于完全基於或必須基於宗教信仰的那種工作。我將同時論證，洛克一貫堅持認為他的政治原則的理由和證成能夠通過理性發現，而且洛克嘗試將理性生活或理性自由――不論在信仰生活中還是脫離信仰的生活――作為健康政治的條件和目的予以倡導。這個論點針對不少學者，尤以鄧恩和阿什克拉夫特為最。他們以不同方式證明，歸根到底，洛克訴諸基督教信仰作為其道德和政治信條的唯一堅實根基。基於接下來的章節將詳盡闡述的理由，我認為，這類學者在解釋中過於擴大了洛克公開和私下做出的信仰表達，將其作為明顯的、大量的、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證據來證明洛克基督教信仰的真誠。洛克發表和未發表作品中出現的一些明顯反常的段落，至少應該讓學者採納一個更為溫和的立場，即：洛克在內心最深處認為，理性與信仰的關係仍然相當複雜且存在諸多問題。但是我肯定拒斥下述觀點：洛克在發現自己的理性主義無法成功後，逃到基督教啟示那裡尋求庇護。
我希望解釋清楚，我之所以強調，相較於洛克訴諸信仰幫助的做法，他的政治理性主義更為重要，是因為我特別要質疑將洛克歸為簡單的整體論神本主義(holistic theocentrism)。這種做法有效地將洛克排除在當代宗教多元社會有關憲制根本問題的爭論之外。這個論點並不必然否認洛克基督教信仰的真誠。某些學者在為洛克這方面的真誠性辯護時顯示出義憤填膺的激動。作為對施特勞斯學派含沙射影地認為洛克毫無信仰的回應，這種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儘管它根本無法得到證成。儘管施特勞斯和潘戈(Thomas Pangle)小心地指出，他們的論證並不必然得出這個結論，然而他們對洛克隱微的利己主義的證明，難免得出洛克是神學不可知論者或決絕的無神論者的推論。況且，儘管施特勞斯在將洛克解讀為激進革新者的同時，保持了自己一貫持重和審慎的修辭，潘戈卻容許自己有時將洛克描述為歌德筆下的摩菲斯特(Mephistopheles)。潘戈在審慎地否定洛克對理性的抬高要求他“拋棄聖經”的同時，又說“洛克試圖從聖經的角度來駁斥聖經”，他“攻擊聖經概念”以及他的“令人愉快的，仁慈的……瀆神論”。這之間顯然(至少可以說)存在某種張力。我並沒有將某種激進世俗主義或無神論學說歸給洛克。我僅僅建議，我們應努力體察洛克理性主義論證獨有的力量和分量。
對於那些發現洛克的修辭頗為可疑的學者，我們姑且回應說，洛克基督教信仰的異端特徵本身就足以解釋他在許多公開論述(或極可能公開的論述)中的大部分拐彎抹角、曖昧不清和閃爍其辭。洛克的基督教異端信仰――他極有可能是索齊尼主義者(Socinian)――的一個關鍵是必須適應他經常訴諸無需信仰協助的理性的做法。洛克顯然想要通過說明他的政治原則符合(恰當理解的)基督教信仰，向其讀者中的大量信徒證成自己的學說。儘管如此，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除了上述努力，洛克還堅持認為，我們可以基於無需信仰協助的理性來建立相關證明。儘管在《論宗教寬容》(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的論證裡，他甚至設計了針對真正非信徒的某些論證。因此，如果我們注意到他的意圖以及他揭示和展示自己意圖和修辭的複雜性，我們應該謹防，借助洛克的基督教信仰降低我們揭示洛克理性主義的融貫性和深刻性的努力。無論他覺得採取何種方式來說服其讀者中的虔信者是必要或最有用的，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都將努力揭示，哲學家洛克通過怎樣的理性推理，向作為哲學家的自己證成那些政治原則，以及如何努力向所有理性讀者證成那些政治原則。
施特勞斯學派的洛克解讀的卓絕之處正在於此。輕易地認為洛克持有某種17世紀基督教信仰的做法，常常與下述看法相伴而行，即洛克是一位淺薄的、頭腦混亂的思想家。例如，鄧恩將洛克描述為一位“相當不融貫的思想家，不融貫得有些離奇的思想家”。只有基於洛克一系列最終無法驗證的“神學信念”，洛克的思想方能為人所理解並顯得合理。然而，實際上所有洛克研讀者都同意，洛克是一位十分謹慎的人。洛克既頭腦混亂，又出奇的謹慎，這樣的觀點應該會令公允的學者蹙眉。施特勞斯及其弟子認為。“如此明顯的錯誤和不一致性，不可能逃過洛克這等級別和這般冷靜的思想家的眼睛”。他們挖掘出了一位熟諳微妙之道並且哲學上令人生畏的洛克。在洛克經常出現的善意但卻相當糊塗的傳統主義面相背後，實際上隱藏著一位處心積慮的著作家，一個不屈不撓的刨根問底的人。他極端鄙夷毫不反思就屈從思想慣例或思想風尚的做法。
但是，甚至那些同情施特勞斯進路的人也會質疑，施特勞斯學派的解讀是否能夠完全成功地復原洛克的政治意圖和哲學意圖。原因在於，施特勞斯派的解讀將洛克置於現代政治哲學家――他們最終陷入理論危機――的前進(或倒退)道路中，將所有指出洛克不融貫的相對不合理的指控都視為無稽之談。但是，他們卻用一個似乎更合理些的有關不融貫以及其他瑕疵的指控來代替那些有關不融貫的指控。這種不融貫和這些瑕疵，只有洛克這種級別的思想家才能做出來。更為關鍵的是，有人也許會問，不管劍橋學派有多少缺點，劍橋學派的評注家及其他學者就其強調洛克思想的道德維度而言，至少比最初的施派解讀更令人信服些。對這種施派解讀時常有些憤慨的反對還是有些道理的，原因在於，不論最初的施派解讀在哲學上具有怎樣的精密性和有益性，這種解讀為了重塑洛克的持久意義和影響力，付出了模糊洛克的道德意圖的代價，尤其是將洛克的思想與霍布斯“被公正譴責”的道德上虛弱的還原主義和習俗主義勾連起來。
恰當理解洛克的思想高度並不需要付出這樣的代價。通過強調政治理性主義這個概念，我不但要將洛克的事業區別於那些基於宗教信仰或超理性的事業，而且還將其區別於那些建構在亞理性(subrational)原則上的事業。洛克既是一位激進的道德還原論者，也是一位基督教信仰者。儘管洛克明確將自己的思想置於現代培根―笛卡爾科學革命的語境中，而且較微妙地暗示他在根本上同情現實主義者馬基雅維利，同情反目的論的道德革命和政治革命，但是他尤其注意在努力推進現代事業中節制自己的特殊熱情。洛克首先致力於推動理性自由的生活。洛克比同級別的大多數現代早期政治哲學家更清楚地認識到，赤裸裸的現實主義――精巧地將理性或科學還原為純粹的工具，可以為大多數最強有力的激情服務――無法順利地實現這個目的。在這個關鍵方面，能夠最好地闡明洛克自己思想的現代思想家的著作，不是馬基雅維 利、笛卡爾、霍布斯的著作，甚至不是培根的著作，而是蒙田的著作。洛克與蒙田一樣都認識到，將理性生活視為一種完善――既是一種手段，也是一種目的，既是人類幸福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實現人類幸福的途徑――既是危險的，也是恰當且必要的。
儘管如此，確立理性在洛克政治思想中的獨立地位依然需要一些限定。這種要求指向洛克政治理性主義概念的重要性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方面。再重複一遍，否認洛克的政治思想基於超理性或亞理性，並不是將下述觀點歸給洛克，即：理性自身足以支配政治社會，無需其他外部支持。儘管洛克當然對理性自治的前景滿懷希望，但洛克的政治理性主義概念也被認為表明，洛克認識到理性與政治生活之間本身就成問題的關係，故而認識到有必要使理性節制自己的要求以保有自身的支配力。
儘管洛克有些誇張地認為，道德以及政治的法權原則能被歸為證明科學或理論科學，但他並沒有試圖讓政治生活完全服從純粹理性的直接統治。他不是完全靠理性來支配政治生活，而是用一種經過調整以適應政治生活的理性，一種大眾接受的理性或智慧(STCE 140)來支配政治生活。洛克指出，經過此番調整，理性將激情和意志為其所用，從而可以有效地支配我們，特別是首先要注意主流宗教信仰的合理性。從其最寬泛的意義觀之，洛克政治哲學的複雜任務是為理性生活提供恰當的政治辯護，通過推動此種節制的、大眾化的理性的廣泛傳播，確保基於被統治者理性同意的政府的必要條件，但是與此同時，保留理性作為目的本身的尊嚴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