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雪爾與克尼斯：歷史經濟學的邏輯問題（簡體書）

前言

在馬克斯 ·韋伯的同事與朋友中，有一些氣質獨特、心氣高傲的人，比如恩斯特·特洛爾奇（Ernst Troeltsch）、海因裡希·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以及格奧爾格·西美爾（Georg Simmel）。特洛爾奇是海德堡大學的歷史學家和神學家，在宗教史與宗教社會學方面與韋伯興趣相投，甚至在位於Ziegelhäuser 街、俯瞰內卡河的韋伯家中借住多年。李凱爾特是新康德主義學院派哲學家，與韋伯在孩提時代相識於柏林，後又在弗萊堡大學成為同事。李凱爾特是哲學編外講師，韋伯則在那裡獲得了第一份正教授教席。後來，李凱爾特在韋伯之後去了海德堡，在那裡他仔細研究了韋伯方法論著作的發展。西美爾是社會文化科學大師，社會學家、認識論專家、美學家及思想史家。但在其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只是柏林大學一位沒有穩定職位的教師。他是韋伯海德堡家中的常客，兩人通信頻繁。為幫助西美爾在海德堡大學謀取一個教授職位，韋伯到處遊說，但沒能成功。韋伯這三位朋友，在評價同代同行時，從不虛言客套，故作謙虛，也不隨意吹捧。但在威廉德國的思想文化［氛圍］中，這樣的美德顯然既不受到倡導，也沒什麼回報。但這三位都把韋伯視為天才。

李凱爾特與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許多問題上似乎並無共識，就連在雅斯貝爾斯是否應該被指派承擔海德堡哲學教席這個問題上也是如此，但他們都認為韋伯是那個時代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家。雅斯貝爾斯認為，就明晰性、原創性與歷史重要性而言，韋伯的方法論可以與伽利略論自然科學基礎的著作媲美。李凱爾特也拿韋伯的方法論著作與文藝復興時期自然哲學家們有關科學的哲學著述相比較。為澄清研究自然現象的新方法，培根、伽利略與笛卡爾研究了有關科學的哲學。他們的著作對後來的自然科學家至關重要，並且已被奉為經典。在李凱爾特看來，韋伯方法論著作背後的意圖，也是去發展一種“新工具”，一種新的社會文化研究邏輯，一種可以定義社會文化科學主題、問題、方法與理論宗旨的新範式或問題意識。

74 年前，韋伯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方法論文章。55 年前，他的所有方法論著作都被結集出版。韋伯的方法論與我們有何關聯？韋伯認為，任何科學研究或學術研究，在50 年內必然會過時。這是科學進步內在辯證的結果，也是科學分工日趨精細的結果。韋伯方法論的重要性有沒有得到理解與充分挖掘？其局限與缺點有沒有得到揭示與分析？社會文化科學是否已經把握、檢驗、批判、窮盡並超越了韋伯方法論的可能性？是否因為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比韋伯看得更遠？或者，用沙特爾的貝爾納（Bernard of Chartres）在論述12 世紀學者與古代哲學家之間關係時所用的比喻來說：我們都像坐在巨人肩上的矮子？要把握這些問題的修辭含義，無需借助有關社會文化科學史的高深著作。我們對待韋伯方法論著作的姿態遠為謙遜。遙遠的巨像巍然聳立，我們用侏儒的眼光來窺視它神秘莫測的面孔。貝爾納明白其同時代人的著作無法與古人的成就相比。但他也清楚，自己已經仔細地、批判地研讀過他們的著作。然而，韋伯很多重要的方法論著作，以及那些影響過他的人的著作，尤其是狄爾泰（Dilthey）、西美爾以及李凱爾特的著作，都還沒有翻譯成英文，英美的社會文化科學研究者至今仍無緣得見。

經自由出版社與主編查爾斯·E. 史密斯（Charles E. Smith）的努力，作為“解釋性”社會科學之基礎的［韋伯］方法論，得以更為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1975 年，自由出版社出版了韋伯的第一部也是最具雄心的一部方法論著作：《羅雪爾與克尼斯：歷史經濟學的邏輯問題》（Roscher and Knies: The Logical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conomics）。隨後又出版了西美爾包羅萬象的社會文化科學哲學著作，也即《歷史哲學問題》（The Problem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英譯本，這本書常常被韋伯當作重要參引來源。眼前這部《批判施塔姆勒》（Critique of Stammler）英譯本揭示了許多關鍵聯系：“羅雪爾與克尼斯”專著與《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的問題意識之間的聯系；韋伯的方法論與當代許多方法論之間的密切關係，包括彼此交疊的常人方法學、現象學社會學、詮釋社會學（hermeneutical sociology）以及日常生活社會學等學說。自由出版社的艾琳·菲茨杰拉德·德瓦爾德（Eileen Fitzgerald DeWald）負責這些手稿，她的修訂使譯稿更為明晰，文字更為順暢，使這些譯著增色不少。這些譯著得到了蒙莫斯學院（Monmouth College）三筆基金資助。

前言

導論

韋伯的文本

韋伯的方法論問題意識

理解主題與對施塔姆勒的批判

施塔姆勒對唯物史觀的“駁斥”

緒論

施塔姆勒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闡釋

施塔姆勒的“知識論”

對規則概念的分析：規律概念、規範概念與準則概念

對規則概念的分析：“遊戲規則”概念

對規則概念的分析：法律規則概念

對規則概念的分析：法律概念與經驗概念

“施塔姆勒對唯物史觀的‘駁斥’”補論

施塔姆勒著作中的“因果關係與目的論”

施塔姆勒的“社會生活”概念

注釋

索引

羅雪爾的進化概念與實在的非理性

我們已經知道，羅雪爾認為歷史學的宗旨是建立“歷史進化法則”。現在不妨來看看，他在分析由這些進化法則的地位所引起的問題時，是如何表述其認識論立場的—假設這樣一種立場可以歸之於他。

把眾多民族當作某一類別的成員，這種分析顯然假定，可以把每個民族的發展與作為典型封閉循環的單個有機體的發展等同起來。羅雪爾聲稱，至少對那些可被視為有一個文化發展過程的民族來說，事實的確如此54。民族文化的發源、老化與衰落為這一觀點提供了證據。 74 對羅雪爾來說，這一過程雖然表現出各種看似不同的形式，但每一民族的發展跟一切自然物件的發展一樣，都必然經歷這一過程。經濟現象作為這種民族生命過程的一個方面，理當被視為“生理學的”。羅雪爾認為—就像欣茨（Hintze ）的精當之語55 —“民族”構成了一個“生物物種”。他也明確說過，在科學的裁斷面前，每個民族的發展在原則上必然是相同的。雖然看起來正好相反，但事實是，太陽底下並“未”發生什麼“新鮮”事：56 除了同樣的老舊事物，就只剩下一些“純粹偶然的”，因此在科學上也就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這顯然是一種特殊的自然科學57 思維模式。

顯然，一切文化的典型發展軌跡都必須用典型的文化階段來揭示。羅雪爾在《修昔底德》（第四章）中事實上就已經得出了這一結論。“一切歷史研究的根本原則是，在每部著作中，人類（humanity）作為一個整體都必須得到重新發現。”因此，歷史學家的任務—此處羅雪爾主要意指文學史家—是對整個古典文學與拉丁及日耳曼民族文學進行比較，從而為發現所有文學的進化法則鋪路奠基。如果把這一比較延伸至藝術與科學發展、世界觀的發展以及社會生活的發展，就必然得出一系列的發展階段，這些階段在所有文化領域內本質上是相同的。羅雪爾還順帶提醒我們，人們甚至試圖通過品嘗一個民族出產的酒來體味這個民族的性格。一方面，體現在所有這些現象中的形上層面的民族靈魂被視為常量，永遠與其自身同一。既定民族所有的這些“特有屬性”都是從那裡流溢出來的。58 因為它就像人的靈魂一樣，是直接由上帝創造出來的。另一方面，與人類發展軌跡相類似，民族靈魂被視為那些相同發展過程的基石，這些相同的發展過程，就其基本點而言，存在於一切民族及每一文化領域中。典型的、一貫的（conventional）、單個的（individualistic）階段溶入了詩歌、哲學及歷史，甚至進入了藝術與科學。這是一個被嚴格決定的循環，總是在必然“腐朽”的時候終結。羅雪爾利用從古典時期經中世紀與近代直至18 世紀的文學史中的例子完成了這一分析。59 因此，他認為自己的理論表明，歷史分析可以成為我們的老師。未來的人類趨勢是：“往往會重復過去”。因此在解釋其理論時，羅雪爾匠心獨具地運用了修昔底德的著名術語來表述自己的寫作目的（I，22）。對歷史知識價值的看法60 —借助對從轉瞬即逝的現象流中“存留下來的那些東西”的知識，從神化人與憎恨人的兩極中獲得解放—表明，他受到了一點斯賓諾莎的影響。在某些地方幾乎還有宿命論語調。61

我們感興趣的是，羅雪爾在他寫的那篇論經濟學與古典時期的文章（1849）中，運用了這一理論。62

經濟生活顯然也無法擺脫普遍現象的那些典型的連續階段。羅雪爾區分了經濟進化的三個典型階段。在商品生產中，確定了“自然”“勞動”或“資本”這三種典型因素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哪一種，就可以識別上述三個階段。他堅信，“在每個完全進化的民族中”，一定可以識別出對應著這些發展階段的三個時期。

從當代馬克思主義取向的觀念來看，民族發展受這些典型的經濟階段決定乃是自明的。這樣一來，文化發展所導致的民族的最終消亡—我們權且假設羅雪爾的這一論點是站得住腳的—乃是源於“資本”支配對民族與個人生活所帶來的某些無法避免的後果。如下這一點表明，羅雪爾根本沒有考慮過這種可能性：在《體系》63 中著力討論典型經濟階段理論的地方，上述理論僅僅作為一種可能的分類原則被提到（section 28）。他並未進一步考慮這一理論的地位。相反認為，生活基本過程的特性（identity）問題—也即民族的衰敗與消亡的原因問題—就像為人類道德的普遍（卻沒有受到質疑的）必然性尋求自然科學基礎一樣無法回答。在羅雪爾看來，死亡是有限性之“本質”的後果。64 死亡在經驗上沒有例外，這是事實，對這一問題也許存在一些形而上學解釋，但因果說明是沒有的。65 用杜波伊斯– 雷蒙德（Du Bois-Reymond ）的說法，它是一個“宇宙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