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地上：搭火車旅行記（簡體書）

第一章 開往蒙古的列車

第二章 開往大同的內蒙古快線：24 次列車

第三章 開往北京的 90 次夜車

第四章 上海快線

第五章 開往廣州的快車

第六章 開往呼和浩特和蘭州的 324 次列車

第七章 鐵公雞

第八章 開往西安的 104 次列車

第九章 成都快線

第十章 駐足峨眉山：開往昆明的 209 次列車

第十一章 開往桂林的 80 次快車

第十二章 乘慢車去長沙和韶山：“紅太陽升起的地方”

第十三章 北京快線：16 次列車

第十四章 開往哈爾濱的國際快線：17 次列車

第十五章 開往朗鄉的慢車：295 次列車

第十六章 開往大連的火車：92 次列車

第十七章 開往煙臺的“天湖號”遊輪

第十八章 開往青島的慢車：508 次列車

第十九章 開往上海的山東快線：234 次列車

第二十章 開往廈門的夜車：375 次列車

第二十一章 開往青海西寧的慢車：275 次列車

第二十二章 開往西藏的列車

譯後記

第十三章 北京快線：16次列車

在中國，你的想法很容易被否定。前不久我才覺得中國的改革日新月異，一切都欣欣向榮，人們獲得了更多自由，外國投資也越來越多。的確，中國的某些方面從來沒有改變過，比如農民依舊在彎腰種著水稻，鋤草的人依舊站在板凳上勞作，小男孩依舊踩著兩千年前就已出現的灌溉泵，人們依舊要牽著水牛耕地，依舊養著成群的鴨子。不過，在我離開廣州繼續探索中國之前的幾個月裡，人民幣貶值了百分之三十——以前一美元可以換三元錢，現在差不多可以換到四元了，而黑市對於硬貨幣價格的反應也非常敏銳，走在路上最常聽見的問候語就是：“Shansh marnie?”

在一個悶熱的冬日，我去了位於廣州城南、坐落在珠江對岸的中山大學。桉樹密布的校園格外靜謐。學生們在騎自行車，打排球或是慢跑。他們洗衣服，談戀愛，學習。有些人會盯著我看。

一位自稱安德魯（Andrew）的學生——這家伙是廣東人，中文名字叫安拓——說道：“你想知道的一切我都能告訴你。”

我喜歡他的態度，但並沒有很多事情可以問。他告訴我，南方的學生都比較自滿，而且很有經濟頭腦，不像北方的學生那樣熱衷於政治。

我詢問了他自己的打算。

“我想從商，”他說，“做進出口生意。”

“你也許會賺到很多錢。”

“希望是吧。”

“那樣你就成了走資派。”

“也許吧，”他說完偷偷地笑了，“我覺得，我們要學的東西還有很多。我們希望利用資本主義好的一面，而不是壞的一面。”

“那可能嗎？”

“我們可以試試。”

這是新的思維——致富光榮，一個政治正確的口號。中國的年輕人、不斷成長的學生，甚至許多農民秉持的正是這樣的理念。它同時也是鄧小平思想的本質。

安德魯將自己視為一個個體，他有自己的願望和需求。過去35年間，如果你問學生們有什麼志向，人人都會回答：“為人民服務。”但安德魯沒有這樣說，他說的是“從商”“賺錢”和“進出口”。他的思想相當開放，學習也刻苦。他喜歡他的同學們。他同七名室友住一間房，平常都在圖書館做功課。他最喜歡的作家是馬克·吐溫。他在學校的電影院（是由一位姓梁的富豪捐資修建的）看過《金色池塘》《超人》和《第一滴血》。

我告訴他，《第一滴血》的主人公蘭博簡直代表了我厭惡的一切。

“但是他很強大，”安德魯說，“他的身體很有意思，還有他的外表和他做的事。”他關注的是電影中異想天開的內容，這倒也是一個角度。但我問道，“這部電影講的是越南的事，你發現了嗎？”“發現了。”“所以這難道不是一部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極具帝國主義色彩的電影嗎？”

安德魯聳聳肩說道：“我們並沒有太當回事。”

他今年二十一歲。他的父母都是老師。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接下來在他身上會發生什麼。不過，這當然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他去做生意賺錢，他就能實現小康並經營起一個獨生子女家庭。他不會說“為人民服務”之類的話。他會把自己當作“知識分子”，中國人常用這個詞來形容那些不用幹體力工作的人。要是他如自己所願搞起了個體經營，或許他會辛勤地工作。放假時他會來酒店吃一頓—就像我現在住的酒店，他們還有“假日特供”，比如聖誕酒會、新年聚餐（“贈送免費的帽子、禮品和球拍”）以及28元一位的“元旦香檳自助早午餐”。

* * *

懶惰的旅人和遊客為中國的神秘感所吸引，但要了解中國人其實很容易。中國人在不得不聽天由命的時候，總是一副面部扭曲、怒目斜視的樣子。他們要是沉默起來，這世上無人能及。像往常一樣，我到處問了些挑釁的問題，但是沒什麼收獲。

在這潮濕的冬夜，我們在廣州站等著北京快線的到來，據說這是中國最好的列車之一。這趟車按照以前“湖廣鐵路”[1]的路線運行，總共要開36小時——也就是要在火車上度過兩個夜晚，它全程將行駛1500英裡（2400千米），穿過五個省份，自下而上縱貫中國，在武漢跨越長江。

要是你告訴某些來中國的遊客，你將花兩天時間坐火車，他們會嘲笑你，然而他們自己卻不得不在中國的某個機場等上五個小時，直到濃霧散開。這是每一個在中國坐飛機的人都有過悲慘的遭遇。

對於坐火車的人來說，唯一的糟糕經歷就是在月臺等待其他乘客上車。哪些人會跟你同住一個隔間呢？這事情要碰運氣，可比相親重要得多，因為那些人將會和你同吃同睡。我在火車上不但遇到過麻風病患者和討厭的小孩，在去桂林的路上還遇到一個帶了五只鸚鵡而且沒有籠子的男人。

我看著那些正在上車的人。有個穿棉襖的老太太手裡拿著個鐵飯盒，裡面的飯菜很難聞，有燉雞爪和廣東牛腱，還有和一堆海帶混在一起的臭雞蛋——在中國，臭雞蛋可是備受推崇的食物；一個戴墨鏡的小混混走路時還在聽收音機；有個男人拎了三箱行李和一箱香蕉；推銷員隨時都帶著樣品盒—裡面也許是橡皮塞；三個氣急敗壞、胡子拉碴的男人蹬著高跟鞋；還有一個三口小家庭——爸爸面容憔悴，媽媽燙了卷發，小孩見到所有會動的東西都要伸手去抓，真是被寵壞了；學生把頭發梳得跟刺猬一樣，臉上寫滿了不耐煩；肥頭大耳的幹部仍然穿著毛澤東時代流行的套裝；偷偷喝酒的人雙眼浮腫；漂亮女孩身邊有長得如惡龍般的奶奶同行；胖乎乎的香港男孩帶了嶄新的眼鏡；物理學教授正要去參加會議；大嗓門的美籍華人雖然只會說一點點粵語，但卻逢人便說；一對來自日本的中年夫婦保養得很好，臉上沒什麼皺紋，可是神情卻很焦慮；留學生拎著一堆免稅禮品、幾件西式服裝和一個樂器盒；瘦削的人民解放軍面帶微笑，看起來十分可愛，但他們的制服比自己身體大了四個尺碼而顯得不夠威嚴。

我同幾個推銷員住一個隔間。其中有個人簡直是中國版的威利·羅曼[2]，另一個人則很活潑，他笑得太多了，總是跟人說“我是賣機械工具的”，那副模樣跟美國的推銷員如出一轍。第三個人實際上沒什麼存在感，這讓我想到，中國人幾乎已經把擁擠空間中的生存之道演繹到了極致。

賣工具的楊先生稱讚了我的毛衣（“款式漂亮，質量好，又很保暖。你在北京會需要它的。”），他的問題都很直接：“你是——什麼？你大概三十五歲吧？有孩子嗎？”

他送了我一包肉幹作為見面禮，並同我分享了他的茶，我回贈給他一根巧克力棒，他也接受了。我覺得他很友好，但也許會把我弄得筋疲力盡，還好他旅途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睡過去的，只不過鼾聲震天。那個像威利·羅曼的人也睡了很久，可是凌晨四點醒來之後，他就開始在車廂裡做操，搖頭晃腦的同時不停地拍打著前臂。他推銷的是飼料和谷物，行李架上塞滿了他的行李——有盒子也有箱子。他神情很嚴肅，但看見我時，他突然笑出聲來，送給我一個燦爛的笑容。他這一笑來得很迫切，似乎在對我說：求你不要問我任何問題！後來他轉過臉去，眉頭又皺了起來。這樣的行為方式也非常具有中國特色。

火車上的第一夜，我的隔間裡鼾聲此起彼伏。這些聲音呼呼啦啦的，甚至蓋過了車輪的哐當聲，時不時就會將我吵醒。但除此之外，其餘時間我都睡得很沉，第二天直到早上九點才起床。

那天早晨火車上很冷，車窗上凝結起了一層水霧。我用涼水刮了胡子——但不論何時車上的水總是涼的——上午十點左右，我們到達了長沙。幾個月之前我去拜訪毛主席的出生地時，曾經來過這裡。夏天時這裡既潮濕又悶熱，到了冬天，這裡變得煙霧彌漫，到處都灰蒙蒙的，顯得更加難看了。一提到“中國的城市”，我就會有一種奇怪的恐懼感，就如同想起“蘇聯的廁所”“土耳其的監獄”或者“新聞記者的道德”之類的詞一樣。在冬日的寒雨中來到這些城市，能見到的除了一棟棟墻體開裂而且被熏得烏黑的公寓，就只剩下泥濘的街道、細弱的樹木和深褐色的天空，這是它們最糟糕的時候。

然而，這個城市對於列車員來說卻是生火的信號。等到車廂內暖和得差不多，乘客們便脫掉外套，開始穿著塑料拖鞋和皺巴巴的睡衣走來走去。他們站在車廂間的穿堂風中刷著牙，還有一些人在過道上練功夫。

[1] 清末時提出修建的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的粵漢鐵路（廣州至武昌）和湖北省境內的川漢鐵路（漢口至成都）。

[2] [威利·羅曼（Willy Loman）是美國作家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名劇《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中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