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滄海：青花瓷、鄭芝龍與大航海時代的文明交流

觀滄海，知天下
北京大學教授林梅村傾心力作
收錄數百幅文物、圖籍、遺址的珍貴全彩圖片
突破歷史常識窠臼，重新探索海上絲綢之路
重建西方天主教、中東穆斯林和大明王朝的衝突與交流

▍《中華讀書報》2018十大年度好書
▍《21世紀經濟報導》年度好書

——專文導讀——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齊聲推薦——
吳密察（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周功鑫（前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林滿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邱建一（藝術史學者）
胡川安（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蔣竹山（中央大學歷史所副教授兼所長）

◆現藏於牛津大學的《雪爾登中國地圖》，其實是《鄭芝龍航海圖》？
◆葡萄牙人首航中國的登陸地——屯門島於今何處？
◆16世紀全球貿易的中心——雙嶼（Liampo）究竟在什麼地方？
◆景德鎮外銷瓷透過什麼途徑運往歐洲，並對16至17世紀歐洲文明產生過什麼影響？

中國自古以來以農耕文化為主，遵從儒家「重農抑商」的傳統思想，沒有充分開發利用海洋資源。明代以前主要以中亞粟特商人為仲介，經絲綢之路沙漠路線與西方交往。大航海時代以後，才開始與歐洲直接進行經濟文化交流，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在海上絲綢之路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儘管明王朝曾實施海禁政策，但是未能阻止景德鎮青花瓷和龍泉窯青瓷走私中東伊斯蘭世界，穆斯林海商還積極參與了明代景德鎮窯廠青花瓷的設計製造。17世紀，鄭芝龍更擊敗荷蘭艦隊，以臺灣北港為中心，建立鄭氏海上帝國，商船收入富可敵國。
本書借用曹操〈觀滄海〉為書名，多角度地審視了明清時期東西方交流的歷史，在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的進程中，東西方諸文明並無明顯的優劣和主次，都是歷史的推動者，各文明均透過衝突與交流兩種方式，參與了大航海時代的進程。

林梅村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1956年生，祖籍廣東，生長於北京。1977至1982年，就讀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畢業分配至中國文物研究所，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94年，受聘於北京大學考古系（今稱考古文博學院），歷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201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會員。1984年至今，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院刊》（BSOAS）、《古物》（Antiquity）、德國《中亞雜誌》（CAJ）、日本《古代文化》、中國《考古學報》、《文物》、《考古》等海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百餘篇，出版學術專著十四部。
早年致力於佉盧文等西域語言文字研讀，同時專精於絲綢之路考古、中外交流考古等領域，兼通多種語言，對海內外考古和文物藏品如數家珍。學術影響力在海內外甚廣，且文筆優美，著作深入淺出，備受讀者推崇。

 

推薦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吳密察（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周功鑫（前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林滿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邱建一（藝術史學者）
胡川安（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蔣竹山（中央大學歷史所副教授兼所長）

媒體書評
《觀滄海》所收錄的文章，觸及了近些年來最熱門的若干課題，並且開發利用了一些過去看不到或者罕受關注的文獻，加上作者處理物質文化的訓練，因此頗有值得留意的新鮮見解。內容豐富，開卷之後，必能大開眼界。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北京大學林梅村教授新作《觀滄海》，以曹操詩作〈觀滄海〉為主標題，利用海內外最新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從考古、歷史、藝術等多領域，探討了大航海時代西歐天主教、中西亞伊斯蘭教和東亞明代中國三大「文明島」之間的衝突與交流。林梅村教授在書中對各種實物史料的利用，或是引用他人成果，或是與他人一道開展研究，將文獻與瓷器、石碑、錢幣、建築、地圖等等實物史料結合起來，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可以說，這是一次跨學科、跨語種、團隊協作的成功範例，也是未來歷史學的必由之路。
——姚勝（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

本書的面世，對這一時期的中外交流史，乃至時下方興未艾的海洋史、全球史研究均有足夠的啟示意義。以往常見的研究，或時空跨度過大，論者陷入四面受敵，失於鳥瞰泛論，或兜轉於某一人事和器物，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碎片化傾向嚴重。如何打通這種隔閡，立意高遠，不妨把《觀滄海》作為範例來閱讀。
——陳賢波（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林梅村教授是海內外知名的考古學家，專長於中外文化交流史與絲綢之路。其新著繼續了作者研究覆蓋面廣、新材料與新觀點迭見的特點。與多數史學家筆下的絲綢之路研究著述的一處明顯區別在於，本書十分重視文物、圖籍、遺址與文字材料的對證。
——劉迎勝（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考古學研究偏重於零散實物，容易給人碎片化的印象，但好處是所有論述信實可考，加之本書個案研究之外也有貫通性敘述，使整本書既可信又可讀——就像一堆碎瓷片，拼接在一起之後，堪堪可見一件精美瓷器的大致原貌。從宋元時代遠至印度洋的自由貿易，到明朝立國之後官方壟斷的朝貢貿易；從「隆慶開關」之後的開放局面，再到有清一代中國錯失海洋時代帶來的機遇，這段歷史值得後人深長思之。
——《中華讀書報》編輯部

大航海時代之前，世界上各個國家，宛如汪洋大海中的互不聯繫的「孤島」。直到大航海時代來臨，中西方文明之間的交流才真正拉開序幕。北京大學林梅村教授，用十二個專題，數百幅全新圖片，描繪出鄭和下西洋之後的海上絲綢之路，講述大明王朝與西方世界之間的華麗故事。
——中國圖書評論學會


推薦序
欣見《觀滄海》繁體版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林梅村先生的《觀滄海》一書於2018年出版簡體字版。時隔三年，很高興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讓它在臺灣與讀者見面。
書題「觀滄海」三字，來自於樂府詩《步出夏門行》序章之後的第一篇，作者是一代梟雄曹操。東漢末年，曹操北征烏桓，路過位於現在河北省昌黎縣的碣石山，寫了那組詩。詩中最有名的句子其實是末篇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許多人都認為於我心有戚戚焉。
作者借用曹操「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詩句中的「觀滄海」三個字，點出本書的內容關於海洋、島嶼，以及針對二者的觀察、紀錄這類的討論，十分得宜。簡體版副標題上直截了當地標示「大航海時代諸文明的衝突與交流」，具體顯示內容的多樣性。作者的學術背景是考古學與文物研究，對於物質文化的鑽研特別專精。現在的聯經版則把副標題稍許更動了一下，變成「青花瓷、鄭芝龍與大航海時代的文明交流」，更清楚地揭示內容精采處之所在。
海洋占居地球表面甚大，因此在航海不太發達的時候扮演較強的阻隔角色。到十五世紀左右，人類利用海洋的能力長足改善，於是透過海洋的交通便產生了頻繁接觸的機會。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牽涉不同利益的人群，一方面從交流中彼此獲益，另一方面也因利益矛盾或者認知上的誤解而激發衝突。
過去五、六百年間全球交流與衝突的這段歷史，到今天已經累積了汗牛充棟的相關著作。《觀滄海》所收錄的文章，可以說觸及了近些年來最熱門的若干課題，並且開發利用了一些過去看不到或者罕受關注的文獻，加上作者處理物質文化的訓練，因此頗有值得留意的新鮮見解。此外，正因為交流史的內容跨越時空、涉及不同的文化背景，本來容易讓讀者畏難卻步。作者林梅村的敘事手法倒是十分親民，能夠做到深入淺出，並且提供深入其文章的背景資訊，讀起來並不困難。
本人在此推薦大家翻閱此書，也建議細看。不過，有創意的作品，就是有讓人參一腳的地方。我就來野人獻曝一下。
本書第八篇題為《鄭芝龍航海圖》，原刊於2013年第9期的《文物》期刊，原來的題目作〈《鄭芝龍航海圖》考〉。這篇文章討論收藏在英國牛津大學的一幅地圖，在西方世界一般稱作「Selden Map」，前幾年聯經出版卜正民討論該幅地圖專著的譯本，給的中文書名是《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不過，中文世界的不少研究者卻頻頻出點子來為這幅地圖改名字。林梅村先稱之為《雪爾登中國地圖》，本來十足恰當。然而經過他仔細地研究之後，他認為該地圖「集明末東西洋航線之大成，而掌握這些航線的正是鄭芝龍海上帝國」。因此，他認為該圖實在是《鄭芝龍航海圖》。他終究也加入替Selden Map改名的行列。為了證明他的立論有道理，作者周諮博覽，參考了很多的資料，他的主張自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為了主張Selden Map就是《鄭芝龍航海圖》，作者在論述時，也帶出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的，所謂「鄭芝龍題款」《日本印度洋地圖卷》。他並且也正確地推論說，該圖是鄭大郁編印、鄭芝龍參與鑑定的《經國雄略》附圖之一的底圖。我們也可以補充一下說：沒錯！《日本印度洋地圖卷》正是《經國雄略》〈四夷考〉所收附圖的一個抄本；雕版印刷的《經國雄略》附圖畫得一模一樣，只是稍微精緻一點。《經國雄略》現在很容易看到，讀者不妨去翻翻，當會發現這樣小小有趣的事情：原來讓典藏者誤以為是鄭芝龍的題款，其實是來自《經國雄略》的〈倭情〉那一篇文章，可是作者是鄭大郁，而不是鄭芝龍。所謂「鄭芝龍題款」也就是個誤會。《日本印度洋地圖卷》「題款」末尾的「南安伯鄭芝龍飛虹鑑定」諸字，事實上是屬於《經國雄略》下一卷〈奇門考〉卷首的標記。林梅村的《鄭芝龍航海圖》一文雖然沒有講到這麼細，但是卻可以導出若干值得探索、反省的問題，十分有趣。
本書收錄的十二篇文章，主題都不重覆。內容豐富，開卷之後，必能大開眼界。謹向讀者推薦。

 

前言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以農耕文化為主導的內陸國家。儘管中國大陸海岸線長達18,000多公里，但歷代統治者卻遵從儒家「重農抑商」的傳統思想，沒有充分開發利用海洋資源。西元前2世紀，張騫開啟絲綢之路。明代以前中國主要以中亞粟特商人為中介，經絲綢之路沙漠路線與西方交往。大航海時代以後，中國才開始與歐洲直接進行經濟文化交流，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在海上絲綢之路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儘管明王朝實施「片板不許入海」的嚴厲海禁政策，但是未能阻止景德鎮青花瓷和龍泉窯青瓷走私中東伊斯蘭世界。挑戰朝貢貿易的主要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穆斯林海商，他們還積極參與明代景德鎮窯廠青花瓷設計製造，並對正德朝皇家藝術產生重要影響。17世紀初，鄭芝龍成為臺灣海峽最具實力的海盜之王。1628年就撫明王朝，實際上仍保持極大獨立性。1633年料羅灣大捷，鄭芝龍擊敗荷蘭艦隊，以臺灣北港為中心，建立鄭氏海上帝國。鼎盛時期，出入長崎港的鄭芝龍商船數遠超荷蘭商船。葡萄牙人、荷蘭人、西班牙人、英國人、日本人都是其生意夥伴，每年收入數以千萬計，富可敵國。令人遺憾的是，清王朝未能利用鄭芝龍或其子鄭成功海上生力軍開拓疆土，中國失去爭奪海洋霸權的最後一個機會。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本書借用曹操〈觀滄海〉為書名，探討大航海時代西方天主教、中東穆斯林和明王朝的衝突與交流。例如：葡萄牙人首航中國的登陸地—屯門島於今何處？16世紀全球貿易的中心—雙嶼（Liampo）究竟在什麼地方？景德鎮外銷瓷透過什麼途徑運往歐洲，並對16至17世紀歐洲文明產生過什麼影響？當然，本書並非僅限於考古學，而是以考古學為依據，在藝術、文學、科學等領域全面探討大航海時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推薦序 欣見《觀滄海》繁體版 陳國棟
前言
1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2 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經濟文化交流
3 大航海時代中國與西方的衝突與交流
4 明帝國宮廷製圖師考
5 澳門開埠以前葡萄牙人的東方貿易
6 尋找雙嶼港
7 大航海時代泉州至波斯灣航線
8 鄭芝龍航海圖
9 野墅平林圖考
10 大航海時代的忽魯謨斯島
11 普陀山訪古
12 尚蒂伊的中國花園
參考文獻
後記

 

8 鄭芝龍航海圖》
三、《雪爾登中國地圖》實乃《鄭芝龍航海圖》
鄭芝龍是明朝末年臺灣海峽最具實力的海盜之王，西方人稱之為Nicolas Iquan Gasper（尼古拉斯．一官．賈斯帕）。崇禎元年（1628年），鄭芝龍就撫明王朝，授海上游擊，實際上仍保持極大獨立性。就撫期間，鄭芝龍既未領過明王朝的軍餉，也從未聽從明朝政府的調動，雙方只是相互利用。明王朝企圖利用鄭氏集團的力量平定東南沿海海盜騷擾，而鄭芝龍則借助明朝政府之力，消滅劉六、劉七等諸多海上競爭對手，從而壟斷北至吳淞口、南到廣東的海上貿易。鄭芝龍繼閩南海盜林鳳（西方人稱Limahong）、李旦（西方人稱Andrea Ditis）之後，成為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爭奪海權的中國海盜集團之魁首。在鄭芝龍海上帝國鼎盛時期，出入長崎港的鄭芝龍商船數遠遠超過荷蘭商船。葡萄牙人、荷蘭人、西班牙人、英國人、日本人都是其生意夥伴，每年收入數以千萬計，富可敵國。
鄭芝龍還注重收集、編繪日本至印度洋海圖。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一幅鄭芝龍題款《日本印度洋地圖卷》，絹本設色，縱30公分，橫302公分。據周錚調查，此圖內容可分三個部分，凡七圖。第一部分為《日本圖》，共兩圖；第二部分為《東南夷圖》，共三圖；第三部分為《西南夷圖》，共兩圖。各圖前後銜接，依次為：《日本國東南界圖》、《日本國北界合圖》、《東南夷東南界圖（日外）》、《東南夷圖二》、《東南夷圖三》、《西南夷圖一》、《西南夷圖二》。七圖的地理範圍，從日本北方直迄印度西海岸，與《雪爾登中國地圖》的地理範圍（日本北方至印度西海岸古里）幾乎完全相同。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明代海圖卷末有鄭芝龍題款「南安伯鄭芝龍飛虹鑑定」，款左鈐白文「鄭芝龍印」和朱文「飛虹圖書」二方印，圖前標題下鈐朱文「南安伯印」。劉獻廷撰《廣陽雜記》卷四云：「鄭飛虹，幼姣好，其父為府……其父欲殺之，逃往海盜李旦舟中，有寵於旦。旦死，欲置主，卜之於神，飛虹十卜皆吉，遂立以為主。」可知鄭芝龍亦名「飛虹」。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監國。鄭芝龍時任福建都督同知總兵官。八月，鄭芝龍被南明流亡政府封為南安伯，那麼這幅海圖當繪於南明弘光元年（1644年）八月之後。
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有鄭大郁撰《經國雄略》四十八卷，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潭陽王介爵觀社刻本，凡三十冊，附圖。卷一題：「清漳鄭昆貞（十師）、南安伯鄭芝龍（飛虹）全鑒定；武榮鄭鴻達（羽公）、石江鄭芝豹（玄公）校閱，溫陵鄭大郁（孟周）編訂，晉江蔡鼎（無能）參閱，潭陽王介爵（錫九）校梓。」鄭芝龍為此書作序曰：「我國家王氣，自南金重建，得無一非常之人，出而展胸中夙負，秉以灰蕩中原，上報天子，寧甘坐觀淪陷，竟置匡復於不講哉！孟周（鄭大郁的字）是編，搜羅今古……靡不詳載考圖，俾留心經國者，讀此備知窮變度險。孚號忠志，協佐中興。」文末落款：「欽命鎮守福建等處並浙江金溫地方總兵官太子太師敕賜蟒衣南安伯石江鄭芝龍撰」。可知《經國雄略》輯於清軍入關之後。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明彩繪本鄭芝龍題款《日本印度洋地圖卷》或為《經國雄略》所附地圖的底圖，年代晚於清軍入關前所編《雪爾登中國地圖》。鄭芝龍題款《日本印度洋地圖卷》最末是《西南夷圖》。稍加比較，不難發現此圖的印度洋部分取材於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大明混一圖》彩繪本、1402年朝鮮權臣權進跋《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彩繪本，或羅洪先《廣輿圖》萬曆七年增補本《西南海夷圖》。
鄭芝龍為明代末年日本至東南亞海域一代梟雄，天啟年間（1621-1627年）迅速崛起。其勢力範圍與《雪爾登中國地圖》所標泉州至東西洋航線完全相符。清初計六奇撰《明季北略》記載：「海盜有十寨，寨各有主，停一年，飛黃（鄭芝龍的號）之主有疾，疾且痼，九主為之宰牲療祭，飛黃乃泣求其主：『明日祭後，必會飲，乞眾力為我放一洋，獲之有無多寡，皆我之命，煩緩頰懇之。』主如言，眾各欣然。劫四艘，貨物皆自暹邏來者，每艘約二十餘萬，九主重信義，盡畀飛黃。飛黃之富，逾十寨矣。海中以富為尊，其主亦就殂，飛黃遂為十主中之一。時則通家耗，輦金還家，置蘇杭細軟，兩京大內寶玩，興販琉球、朝鮮、真臘、占城、三佛齊等國，兼掠犯東粵（潮、惠、廣、肇）、福浙（汀、閩、台、紹）等處。此天啟初年事也。」
明代後期福建沿海的國際走私貿易點多集中在閩南一帶。清初郝玉麟等修《福建通志》卷七十四記載：「福地素通番舶，其賊多諳水道，操舟善鬥，皆漳泉福寧人。漳之詔安有梅嶺、龍溪、海滄、月港，泉之晉江有安梅（海），福寧有桐山，各海澳僻遠，賊之窩向船主、喇哈（=波斯語nakhota「船長」）、火頭、舵公皆出焉。」泉州安平（或稱安海）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於泊船貿易。由於它地處海灣內側，遠離縣治，既避風，又便於避開官兵巡查。一出灣便是茫茫大海，可直達另一個走私海島─浯嶼。萬曆末無名氏編《順風相送》（約1617年以前成書）所見東西洋針路，主要以浯嶼為始發港。《雪爾登中國地圖》所標東西洋航線，大量採用《順風相送》著錄的針路，主要是泉州（浯嶼）往來東西洋航線。《鄭和航海圖》沒有標示古里至忽魯謨斯、阿丹、祖法兒三艘印度洋航線，那麼《雪爾登中國地圖》漢文注記中提到的三條印度洋航線亦來自《順風相送》。
泉州安平港是鄭芝龍的家鄉，明末清初成了鄭氏海上帝國的大本營。史載：「安平之俗好行賈，自呂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趣利，十家而九。」安海商人不僅從事對外貿易，而且奔走國內市場，遂使安海成了一個國際貿易的商品集散地。史載：「安平市獨矜賈，逐什一趨利，然亦不倚市門，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廢著鬻財，賈行遍郡國，北賈燕，南賈吳，東賈粵，西賈巴蜀，或衝風突浪，爭利於海島絕夷之墟。」
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藏明代無名氏編《順風相送》、《雪爾登中國地圖》、張燮《東西洋考》基本上為同一時代產物。其中，《順風相送》年代最早，約成書於萬曆末年。該書不見「紅毛番」和「化人」，年代略早於《東西洋考》（約1617年）。《東西洋考》和《雪爾登中國地圖》都提到「紅毛」（荷蘭人），但是《東西洋考》不見「化人」，年代早於《雪爾登中國地圖》。在傳世文獻中，佛郎機（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稱作「化人」，始見於18世紀末黃可垂撰《呂宋紀略》。《雪爾登中國地圖》的發現相當重要，將該詞始見年代提前到明代末年。
崇禎元年（1628年）九月，鄭芝龍就撫明王朝後，很快殲滅其他海盜集團，統一臺灣海峽。於是素有「海上馬車夫」之稱的荷蘭殖民者，便成了鄭芝龍最大的競爭對手。鄭氏家族與荷蘭人的恩怨由來已久，因為雙方是東南亞和中日貿易航線上的競爭對手。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占據臺灣，主要購買中國生絲、絲綢，運到日本或者荷蘭貿易。由於荷蘭人無法直接到中國沿海自由貿易，只能透過中國商人轉手。這樣一來，就非得獲得鄭芝龍的特許不可。鄭芝龍不准商船到臺灣，荷蘭人便束手無策。在日本，鄭芝龍亦結交甚廣，娶肥前平戶侯之家臣之女為妻，亦即鄭成功的生母田川氏。因此，鄭氏商船在日本受到比荷蘭商船更高的特殊待遇。為了扭轉貿易中不利局面，荷蘭人曾經威逼、利誘鄭芝龍簽訂貿易協定，而鄭芝龍則出爾反爾，不守諾言，商業競爭逐漸演變為軍事衝突。
崇禎六年（1633年）七月，鄭芝龍遭荷蘭人突襲，二十多艘海船被毀。不過，僅僅一個月後他就重整旗鼓，與荷蘭人在金門料羅灣展開一場聲勢浩大的海戰，史稱「料羅灣大捷」。巡撫福建的左僉都御史鄒維璉〈奉剿紅夷報捷疏〉記載：「此一舉也，計生擒夷酋一偽王、夷黨數頭目。燒沉夷眾數千，生擒夷眾一百一十八名，馘斬夷級二十顆，焚夷夾版巨艦五隻，奪夷夾版巨艦一隻，擊破夷賊小舟五十餘隻，奪獲盔甲、刀劍、羅經、海圖等物皆有籍存。而前後銃死夷屍被夷拖去未能割首者，累累難數，亦不敢敘。蓋臣到海上一月竣事，師不老（勞）而財不匱。說者皆曰：閩粵自有紅夷來，數十年間，此捷創聞。」
此後，臺灣海峽成了鄭芝龍艦隊游弋的內海。不僅如此，鄭芝龍艦隊還控制泉州至馬尼拉，乃至爪哇西岸萬丹港航線。1640年，荷屬東印度公司與這位中國海上國王達成航海與貿易的若干協定，並開始向鄭芝龍朝貢。所有在澳門、馬尼拉、廈門、臺灣、日本各港口間行駛的商船，都必須接受鄭氏集團的管理，穿航在南中國海與東南亞各港口的商船，絕大多數都是懸掛鄭氏令旗的中國帆船。正如17世紀荷屬東印度總督簡．皮特斯佐恩．科恩（Jan P. Coen）所言：「把到萬丹的中國人叫做小商販以區別於那些到馬尼拉貿易的大商人。17世紀的20年代，這些富商也開始派遣他們的船隻到巴達維亞。1640至1680年間，福建大部分的海運控制在鄭氏家族的手中。這個家族最著名成員鄭芝龍（別名一官）和他的兒子鄭成功（別號國姓爺）創建了一個規模龐大貿易機構，在其全盛時期，在中國海上沒有與之匹敵者。在這個時期，幾乎每艘到臺灣或巴達維亞的帆船都是由鄭氏家族所控制或者屬他們所有。」
從《明史紀事本末》、《靖海志》、《明季北略》等中國史書，我們只知鄭芝龍發跡於日本，並與日本保持著密切的貿易往來。17世紀天主教文獻進一步披露，赴日本之前，鄭芝龍曾經投靠澳門的母舅黃程學經商之道。在澳門經商得懂葡萄牙語，而學習葡語則必須入天主教，所以他以Nicolas（尼古拉斯）為教名受洗。鄭芝龍早年從事澳門—馬尼拉海上貿易，曾經前往馬尼拉謀生，並學過西班牙語，因此他還有一個西班牙語名字Gaspard（賈斯帕）。
《雪爾登中國地圖》集明末東西洋航線之大成，而掌控這些航線的正是鄭芝龍海上帝國。崇禎元年（1628年）就撫後，鄭芝龍成了明王朝海疆的封疆大吏，所以這幅航海圖繪有明王朝內陸兩京十三省，那麼此圖實乃《鄭芝龍航海圖》（Nautical Chart of Zheng Zhilong/Nicolas Iquan Gaspard）。崇禎十七年，清軍入關。鄭芝龍見明王朝大勢已去，便於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北上降清。這和《雪爾登中國地圖》不晚於崇禎十七年（1644年）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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