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花實敷：明代植物圖像尋芳（簡體書）

明代在植物知識積累、版刻技術及繪畫藝術三個方面均同時達到一個高峰。《草木花實敷——明代植物圖像尋芳》以明代本草、農書、植物譜錄和園藝著作中的植物圖像為研究物件，精選了197張明代植物圖像，通過對植物知識、繪畫藝術和版刻技術三個維度的探討，還原明代植物圖像的基本圖景，勾勒科學與藝術之間的有機互動。

本書作者：

張鈁，中國政法大學教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博士。

叢書主編：

羅桂環，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主任、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科技史學會生物學史專業委員會主任，全國科技名詞審定委員會委員。

※研究整理我國傳統博物知識的著作：“中國傳統博物學研究文叢”是國內研究和整理我國傳統博物知識的叢書，致力於詮釋經典、傳承文化，弘揚傳統的“博物多識”和優良生態倫理，引導今人努力探索周圍的生命世界，體悟自然和生命之美，提升人們的生態環境意識，從而更有效地保護我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態基礎。

※197張精美明代植物圖片：在圖像時代，博物圖像已經成為當今博物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書中精選197張明代植物圖像，通過在圖像製作、流傳和閱讀過程中“人”的因素將植物圖像與植物知識聯繫起來，由點到面，由面到立體，編織成一幅生動的明代博物圖景。

※挖掘中國傳統博物學文化基因：長期的文明發展中，我國先人對周圍的動植物進行了廣泛的探索，在塑造本民族的人生哲學和形成自己的動植物利用方式，乃至博物學傳統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書的出版是對中國古代植物知識的發展進行進一步的探索和有益的補充，並呈現出中國人多識以求、博物不惑、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傳統精神。

引言 / 001

◎ 章 傳統與圖式：藥用植物的版刻圖像 / 015

節 源：本草圖像模式的形成 / 018

第二節 流：版刻盛世下的《證類本草》圖像流傳 / 027

第三節 繼承：藥用植物圖像的模式與傳統 / 037

第四節 藥式：晚明本草圖像粗糙化探析 / 053

◎ 第二章 革命與保守中的藥材圖：以《本草原始》為中心 / 069

節 革命：李中立與《本草原始》 / 071

第二節 革命後的沿襲：《本草原始》的圖像流變 / 083

第三節 革命還是保守？——藥材圖的定位與結局 / 106

◎ 第三章 圖文關係：以救荒食用植物為中心 / 117

節 圖文體：《救荒本草》植物描述體系的構建 / 120

第二節 《救荒本草》圖文體的流傳 / 139

第三節 其他救荒植物著述中的圖與文 / 148

第四節 圖像還是文本？——讀者的視角 / 158

◎ 第四章 畫者的本草學：彩繪藥用植物圖像研究 / 165

節 明代以前的藥苗文化與彩繪本草植物 / 168

第二節 明代宮廷畫家與彩繪本草植物圖 / 178

第三節 江南閨閣畫家與彩繪本草圖 / 196

第四節 圖像與知識——畫者的視角 / 208

◎ 第五章 譜畫之間：明代的花譜、畫譜與花卉圖 / 217

◎ 節 圖而譜之：明代以前的植物譜錄與植物畫 / 220

◎ 第二節 明代畫譜、花譜之融合及分化 / 230

◎ 第三節 譜錄、花卉圖與物候知識 / 254

◎ 結 語 / 265

◎ 參考文獻 / 281

◎ 後 記 / 295

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 書只求說也。

——鄭樵《通志·昆蟲草木略》

鄭樵在《通志·昆蟲草木略》中，肯定了本草學“務在識真”的傳統。而治本草者為求“識真”，所采取的舉措之一便是求諸圖像。早在公元 6 世紀，就已出現了本草圖像的萌芽，唐代有《新修本草》問世，附圖 25 卷。

然而要使本草圖像真正發揮其功能，圖像的流通與傳播則是必需，故而系統化的本草圖像有賴於版刻技術的發展。因此，宋代以前的本草圖像影響甚微，而宋代朝廷敕修的《本草圖經》，不僅是版刻本草圖像的起始點，同時也塑造了本草圖像的傳統模式，以至於後來諸多本草圖像都以此為藍本進行摹繪。

明代時期，隨著人們對植物認知的增長以及藥物知識的膨脹，藥用植物辨識及藥材炮制的需求也更為迫切，當時又處於版刻盛世之下，因此刊印並新纂了眾多本草著作。這一時期，不僅有官府、書坊甚至有私人對在《本草圖經》基礎上形成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進行多次重刊，同時也誕生了以《本草綱目》《本草蒙筌》《滇南本草》等為代表的傳統本草著作，此外還有《太乙仙制本草藥性大全》《鼎雕徽郡原板合並大觀本草炮制》以及在元代基礎上增補的《本草歌括》等合並了傳統本草與草藥炮制的本草著作誕生。以上這些本草著作中，均有著豐富的植物圖像。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盡管明代處在一個繪本、木刻 圖像都極為出色的時代，但是藥用植物版刻圖像在這個時代卻始終禁錮在《本草圖經》所建立的圖像模式中，未能在其基礎上得以超越；不僅如此，從藝術視角而論，其中很多圖像反而被認為是較為粗糙的，甚至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也未能幸免，一邊是他對《本草圖經》中圖像的苛求，一邊卻是在《本草綱目》中留下較為粗略的圖像，使得這部曠世巨著在這方面有明顯的瑕疵，以至於不少學者努力將其中圖像與李時珍撇清關係。而這類粗略的圖像，由於其學術價值有限，也很少有學者將其納入研究範疇。盡管如此，這些圖像始終是明代藥用植物版刻圖像體系的構成部分，我們無法抹去它們歷史中留下的痕跡。 本章將對現存幾部明代圖像本草著作中的藥用植物圖像進行綜合探討試圖勾勒出明代版刻藥用植物圖像的源流脈絡與基本全貌，並嘗試從本草圖像所處的學術傳統以及參與圖像製作者的關係等方面，梳理當時版刻藥用植物圖像中各種令人費解的反常與悖論。

節 源：本草圖像模式的形成

本草圖像的歷史，源遠流長。《隋書·經籍志》中就記載有《芝英圖》《芝草圖》《靈秀本草圖》等與本草關係密切的圖像。《芝草圖》具有一定的道家色彩與祥瑞象徵，但這並不影響其在生物學史上的重要性，李約瑟曾肯定了它在真菌學史上裡程碑的意義。芝草類圖像在《抱樸子·內篇》“遐覽”中也有記載，葛洪曾閱其師鄭隱的藏書，所見《道經》中即有《木芝圖》《菌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菌圖》各一卷，這也即是所謂的“五芝”。此外，早期還有《瑞應靈芝圖》《神仙玉芝瑞草圖》《仙人采芝圖》等圖，可見芝草圖構成了早期本草圖像的一個特殊類別。《靈秀本草圖》由原平仲著成，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對其有所記載，並注明“起赤箭，終蜻蜓”，這種將植物置於前、動物置於後的編排順序，無疑與很多本草著作的編排順序相一致，而以“赤箭”作為本草植物之始，這又與《嘉祐本草》和《本草圖經》的排列是一致的。因此，《靈秀本草圖》極有可能就是為當時其他本草著作所做的相應配圖。

至唐代，本草圖像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唐顯慶四年（659 年），蘇敬等人共同編修完成了圖文並行的本草專著——《新修本草》，該書由《本草》22 卷、《藥圖》25 卷 和《圖經》7 卷三部分組成，其中“圖以載其形色，經以釋其同異”，藥圖“丹青綺煥，備庶物之形容”，可見當時圖像均為彩色繪製，且圖像的體量遠遠超過了文字內容，足見組織編纂者對圖像之重視。在朝廷的支持下，蘇敬等人下令在全國各地征集植物，並如實繪圖，以供甄選編排。這種從各地征集植物及其圖像的做法並非首創，這種思路或許與各地進獻植物圖像的傳統有一定淵源。早在唐代之前，就已形成一種崇尚祥瑞植物的風氣，認為形狀殊異的植物往往象徵著祥瑞之氣，並將之與王朝氣運相聯繫。此類祥瑞植物受到每個朝代的重視，故而地方各州、郡，如若發現此類植物，就會進獻植物標本， 或是對其繪圖以進獻圖像。《玉海》第 197 卷“祥瑞·植物”整卷都在記載不同時期各地進獻的祥瑞植物或其圖像情況，僅摘取幾例如下：

元和七年（812 年）十一月，梓州言，龍州界嘉禾生， 有麟食之，每來一鹿引之，群鹿隨之，使畫工就圖之，並嘉禾一函以獻。

景德元年（1004 年）正月乙未，趙州獻《嘉禾合穗圖》；四年（1007 年）十月己亥，廣成軍上《嘉禾芝草圖》；九月乙酉衛州、戊子德州獻《嘉禾圖》。

五年（1008 年）五月壬子，亳州獻《瑞麥圖》，有分四歧、三歧、兩歧者；九月庚戌朔，礠州言嘉禾合穗，畫圖來獻，以示近臣。

進獻植物圖的傳統，甚至可以上溯至三國時期，《南方草木狀》一書在介紹水蕉時，就記載有“水蕉，如鹿蔥，或紫或黃。吳永安中，孫休嘗遣使取二花，終不可致，但圖畫以進”。因此，在早期，繪製植物圖像的功能主要在於記錄植物外形的特別之處，描繪其形態，進呈於皇帝。而這種由各地進獻植物圖像或植物標本的模式，與此處《新修本草》中的圖像征集以及後來蘇頌在編纂《本 草圖經》時從各地征集圖像具有本質上的共性，就是植物圖像來源廣泛，都來自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