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宮廷宗教與政治活動研究（簡體書）

故宮學是以故宮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為研究物件，集整理、研究、保護與展示為一體的綜合性學問和學科。故宮學既是人文社會科學的一門獨立學科，也是一門知識或學問的集合。故宮學從21世紀初提出以來，就秉持“故宮在北京，故宮學在中國、在世界”的學術理念，以其開放的胸懷，吸引著多方面學術力量的介入和參與。多年來，故宮博物院著力拓展與國內外知名博物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學術機構的交流與合作，收到顯著的效果。特別是與高校的合作已極大地發揮著故宮博物院和高等院校在學術資源和學術人才方面的優勢互補作用，而故宮學作為學術研究方向和人才培養方向被納入研究生教育體系，對於故宮學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更具有重要意義。
故宮學的學科概念，自提出以來逐漸得到學界和教育界的認可和重視，故宮博物院也十分重視與各有關研究機構尤其是高等院校的交流與合作。或聯合培養碩、博士研究生，或合作成立研究機構，或合作進行有關文物及文物科技保護研究，或合作召開學術研討會等，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目前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高等院校大都有著先進的教育理念、雄厚的教育資源、嚴謹的科學態度和優良的學術氛圍，而且在學科設置和發展上各具特色，優勢突出，並形成各自優良的學術傳統。與高校的合作將極大地發揮故宮博物院和高等院校在學術資源和學術人才方面的優勢互補作用。故宮博物院的發展將得到強大的理論支援和學術後盾，高等院校也將完善自身的學科建設和與社會的溝通，尤其是故宮學作為學術研究方向和人才培養方向被納入研究生教育體系，這對於故宮學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在故宮學研究方面，南開大學是與故宮博物院最早商談合作的大學，多年的合作交流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2012年1月4日，南開大學故宮學與明清宮廷研究中心成立。該中心為從事故宮學和明清宮廷史研究和教學的非實體性研究機構，掛靠於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南開大學的明清史研究成果十分突出，尤其是明清帝王和宮廷史研究的成果最為顯著。長期以來，該校從事明清史研究的學者與故宮博物院保持著良好的交流與合作關係，並積極參與故宮博物院的相關學術活動。以此為基礎成立的南開大學故宮學與明清宮廷研究中心已具備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和良好的交流環境。
南開大學故宮學與明清宮廷研究中心致力於整合該校歷史學院、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南開學報社等單位明清史研究、博物館學和世界史研究的學術力量，充分發揮該校明清史等學科的研究優勢，並吸納故宮博物院相關學者為兼職研究人員，加強與故宮博物院的合作，充分利用故宮博物院的文物收藏，發展和提高該校明清史研究水準，形成全新的故宮學特色學科和研究中心。
南開大學故宮學與明清宮廷研究中心成立以來，積極開展各項教學、科研活動，取得了突出的成績。教學方面，先後聘請六位故宮博物院專家擔任南開大學兼職教授，使中心教學、科研實力大增；2014年在全國首招故宮學方向博士研究生二名，此後又陸續招生，使故宮學有了最高學位申請者；開設故宮學與明清宮廷研究課程，採取專題講座的形式，由南開大學與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共同講授，有力地普及了故宮學；多次舉辦故宮學講座；在故宮博物院支持下，設立南開大學故宮學書庫；組織教師參加故宮博物院故宮學講習班，推薦同學參加故宮博物院故宮學會議。出版和發表有關故宮學與明清官廷研究的著作與論文；2016年在南開大學舉辦故宮學與明清宮廷史學術研討會，有來自中國大陸、臺灣以及美國、法國等國家和地區的50余位元學者出席會議，交流故宮學研究心得，反映了相關領域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序一
序二
序三

明代宗教政策與宗教
論明朝宗教的特點
論明太祖的宗教思想及其影響
明代佛教政策述論
論明代的度僧
論明代中後期的鬻牒度僧
明代皇帝崇奉藏傳佛教淺析
明代北京皇宮中的佛教建築與皇家崇佛活動
明代政府對伊斯蘭教的基本政策和信仰伊斯蘭教的居民分佈

明代宦官與政治、宗教
明代宦官與佛教
佛教抑或伊斯蘭教？也論鄭和的宗教信仰
太監王振與明英宗
太監王振生平考三題

明清皇帝與政治、文化
明朝宗室旌表制度的確立
萬曆年間的“國本”之爭
明光宗死因探析
康熙倡廉探析
康熙懲貪述論
康熙帝與噶禮
論康熙提倡程朱理學
康熙帝提倡真理學述論

明清宮廷史與故宮學書評
《明朝後妃與政局演變》評介
一部明代宦官史、佛教史研究的力作——陳玉女《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北京佛教》評介
一部明清史與故宮學研究的力作——讀章宏偉先生《故宮問學》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讀鄭欣淼先生《故宮與故宮學》

後記

在普遍傳播結束以後，中國伊斯蘭教進入內部發展、完善和成形階段。其突出表現，一是中國伊斯蘭教十個民族形式和兩大系統成形。據調查，我國現有56個民族中，有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烏茲別克族、塔吉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塔爾族、回族、撒拉族、東鄉族、保安族等10個民族信奉伊斯蘭教。這10個民族大體都是在明朝中期前後最終形成具有近代民族基本特徵的民族共同體。根據其民族特徵和分佈地點不同，中國的伊斯蘭教可以分為回族等族系統（包括回族、撒拉族、東鄉族、保安族）和維吾爾等族系統（包括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烏茲別克族、塔吉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塔爾族）。在十大民族和兩大系統形成過程中，伊斯蘭教無疑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回族系統的民族主要生活在中國內地、甘肅、青海一帶。其中，回族是唐宋時已經僑居在我國東南沿海的穆斯林“蕃客”和元朝因戰爭東遷的“回回”後裔，經過長期通婚以及中國境內改宗伊斯蘭教的漢人、蒙古人、猶太人等在民族融合大趨勢下，形成的具有中國人意識的新民族。撒拉族祖先是西突厥烏古思部的撒魯爾人，在河中、呼羅珊地區遊牧，早在8世紀就信奉伊斯蘭教。元朝時期，在蒙古人軍事逼迫下，撒魯爾人的一支遷至青海循化一代，與周圍的藏、漢、蒙人長期融合而形成撒拉族。至明朝嘉靖年間，撒拉族人口已有一萬餘人，宗教上一直虔信伊斯蘭教。東鄉族出現於14世紀中期，是13世紀從中亞遷徙而來的“撒爾塔”和當地的漢、蒙古等族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新民族，因居住在河州以東，故稱東鄉族。保安族的形成說法眾多，據推測其族名可能與其居住的保安城有關，但可以肯定的是保安族同回族、撒拉族、東鄉族一樣，都是外來穆斯林同當地人通婚而形成的民族，在民族融合中，伊斯蘭教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維吾爾系統的民族主要分佈在新疆地區。其中維吾爾族是生活在新疆境內的畏兀兒同哈密、吐魯番等地各少數民族、漢族相互融合進化而成。杜格拉特部同烏茲別克人、巴爾喀什湖周圍一些部落一起融合，形成哈薩克族。烏茲別克人在河中綠洲同當地居民相融合，形成烏茲別克族。明朝時期的塔塔爾族，多為俄國遷入。同以上諸民族信奉伊斯蘭教中的遜尼派不同，塔吉克族和柯爾克孜族信奉什葉派。塔吉克原為中亞土著民，我國境內的塔吉克人為古代新疆南部操印歐語系部族的後代，約10世紀信奉伊斯蘭教，追隨什葉派。柯爾克孜族原居於東亞，6世紀進入中國境內，多數居住在新疆地區，族人大部分信奉什葉派，少數人信奉藏傳佛教、薩滿教。
隨著十大民族的形成，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有了民族化特徵。從伊斯蘭教傳人中國時，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兩大系統就已經存在，內陸地區的穆斯林和新疆地區的穆斯林傳播的伊斯蘭教就有所區別。十大民族形成後，這兩大最初因地域而有所區別的系統逐漸轉化為具有顯著自我特徵的中國兩大伊斯蘭教系統。
內陸及東南沿海地區的伊斯蘭教傳播主要是由唐宋時候在中國定居的信仰伊斯蘭教的外來使臣、商人同當地居民發生姻親關係衍化而來，這些穆斯林主要是以和平的方式傳播伊斯蘭教，通過子孫繁衍增多和後代在內地和沿海地區謀生而傳播。這一系統的穆斯林除了生活方式等同漢民有所區別，在政府和居民尊重其民族習慣的情況下，很少同當地政府、居民發生衝突。例如，回族伊斯蘭教更多地體現伊斯蘭教同漢文化的相互融合，將伊斯蘭教的基本教規、教義、生活習慣同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結合起來，在信安拉、信天使的同時，也推崇儒家的綱常倫理。如果一個回族穆斯林想要成婚，必須尊重中國傳統社會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還要遵從本人同意。這也反映了回族伊斯蘭教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其他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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