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本盤：雙循環下的經濟新空間（簡體書）

近代以來的中國史，是中國逐步融入世界，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

歷史學家唐德剛用“歷史的三峽”來解釋近代中國從帝制到民治這一驚濤駭浪的大轉型。大轉型中蘊含著數不清的變化，十年一變，連變二十變，“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也”。

且不論這一理論框架的解釋力，從政治、經濟到社會生活諸多領域，“變化”的確是近代中國史的核心關鍵詞。

從1840年到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到“百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在激烈震蕩中度過了180年。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習慣尋找社會和經濟運行的規律，並冠以周期之名。對中國人來說，天幹地支，六十載一甲子，這是最顯性的周期。

仿佛是某種巧合，180多年的近代史也按三甲子被分割為不同的周期。從曾經的GDP世界第一到工業文明、信息文明時代的世界第一製造大國，對中國人而言，三甲子的近代史是由一甲子步步沉淪的歷史，一甲子奮力抗爭的歷史和一甲子作為現代國家上下求索的歷史構成的。

1840年，1900年，1960年，2020年，每一個新的周期都以庚子年開啟。大變之年，起始之年，庚子年涌現出的典型人物，區域發展模式抑或某種時代精神總會成為之後歲月裡的精神火種。它是預言，也是序章。

1840年後的農歷庚子年，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它開啟了晚清名臣李鴻章口中“三千年未有之大變”。

“三千年未有”，變在文明輪替。

英國遠征艦隊在廣東九龍的炮響和其後在南京下關江面擬定的條約，某種程度可以視作是對47年前的一樁公案的歷史回響。1793年，英國使臣來華覲見乾隆帝要求貿易通商，卻被乾隆帝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而拒絕。

幾十年後，英國人以堅船利炮強硬叩開了中國的大門，工業文明主導的新興國家迫不及待帶著成果向農業文明下的老牌帝國露出了獠牙。

新興的工業體系支撐著英國戰艦在中國的內河溯流而上，中國人的炮彈無法擊沉鐵甲蒸汽戰艦，中國人的防御堡壘也無法抵抗英軍更遠射程的利炮。古老的帝國自此結束了封建王朝的統治和閉關鎖國的狀態。農業文明時期有著恢宏歷史的中國由此將製造業第一的寶座讓渡給了第一個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

對中國而言，此後是國運不斷探底的60年。國家主權步步淪喪，中國的國門一一洞開，通商口岸在一甲子裡激增至10倍。列強憑陵，等到衰朽的帝國終於在與此前的追隨者日本的戰爭中也落敗，新一輪的瓜分狂潮降臨了。

1900年，庚子再臨。

此次大變，變在國運觸底，中國的知識精英主動投身工業文明浪潮。

這一年對中國而言幾乎是近代以來國族命運最危險的時刻。3000年的沉疴疊加60年積弊，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城時，京師團練僅1500人，半是老弱殘兵。某種程度這是當時中國國力的印證——帝國已棄兵卸甲，日暮西山。

但1900年裡也隱藏著生機。此前的幾個月裡，在南通的鄉間農田裡，新建的紗廠紡輪已經轉動了起來。晚清狀元張謇走出書齋，拋棄了官員的頂戴，躬身入局，期望以地方自治和實業發展來拯救國家危亡。

張謇創辦的大生棉紡紗廠，取名自《易經》，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知識分子的底色猶在，但工業實業家的自覺已生。這是新時代開啟的預言，作為從舊土壤裡生出的新人物，張謇奠定了此後的中國工業化的基底——獨立自主之路，不甘沉淪之心。

南通毗鄰長三角，到上海三百裡，一個離從海上而來的工業文明不近不遠的距離。中國人既能接觸外部世界，又得以形成相對封閉、不被外國資本侵擾的區域環境。從當時的現實境況來看，大生是近代民族資本與列強悍戰後為數不多的幸存品，它雖為工業文明之產物，某種程度上卻又是頑強的小農經濟的表征。它的命運與近代民族工業的大多數參與者一樣，在山河破碎、國家主權淪喪的時代悲歌中走向終局。

張謇和此後的民族實業家們的行為，一言以蔽之，屬主權淪喪背景下的個體奮進。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其中飽含的救亡不屈之心，鼓舞了此後百年無數國人踏上自主發展工業之路。而他們命運中的悲劇性，又讓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在此後60年，如同緊箍咒般時刻縈繞在中國大地上。

時間進入1960，又到庚子年。

經過一甲子的奮斗，中國人終於建立起了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獨立自主和工業化成為不可偏廢的兩大主題。這是對此前60年的繼承和響應。當年春天在東北松遼盆地上開始的大慶油田開發，集中體現了中國人獨立自主發展工業這一時代主題。

外部世界環境兇險，美蘇爭霸兩強鼎立的格局已現，在起點極低的情況下，不依附戰略使得中國的工業化重啟既遭遇西方封鎖，也面臨蘇聯撤資撤援的困境。石油是工業的血液，在自己的國土上開發大油田，既有利於擺脫對外部的石油依賴，維護國家安全，又能為國內的工業發展奠定基礎。大慶開發勢在必行，在艱難的外部環境下，大慶的發展因而展現了巨大的複雜性。改變產業和國家命運的堅定信念與計劃指令的高效，最終渲變為對個體的忽視和對其他產業的壓抑，此後60年，不同的區域發展模式某種程度上都是對這些特性的揚棄。

發展工業的執著毋庸多言。在一片了無人煙的荒原上用20年讓一座石油城拔地而起，大慶充分展示了從邊緣地帶躋身生產力中心所必須歷經的苦難與激情。正是在強烈的使命感驅動下，中國石油工業的奠基者們創造了連續27年年產5000萬噸的開發奇跡。從此，不甘沉淪，不屈從天然地理稟賦，以滿腔熱望改變命運的信念，出現在每一個創新創變的人身上，它是這一甲子中國區域工業進程中共同的母題。

而對計劃經濟的態度轉變，則攸關中國經濟體制變化與發展模式更迭。

“工業學大慶”是20世紀60年代的風潮。在時局推動下，以國防和國家安全為考量的區域工業化浪潮應時而興。中國的西南內陸腹地一大批工業城市如攀枝花、十堰等都借鑒學習大慶建設經驗。自上而下的國防工業化安排平衡了國土上的生產力的空間分布，這是保衛獨立自主發展路線的產物，也是計劃經濟時代獨有的現象。

但隨著時間發展，計劃指令性經濟的弊端也愈加鮮明。到20世紀70年代末，僵化的體制和低下的效率讓國民經濟逐漸走向崩潰的邊緣。對大慶模式所代表的計劃經濟的揚棄成了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經濟生活的重心。

在東南沿海，在長三角的溫州農村和珠三角寶安出海口的灘塗上，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已萌生。溫州的崛起顯示了民營經濟的活力和效率，浙東的農民在國有經濟最薄弱的區域，充分發揮了家庭個體經濟的靈活性，成功實現了區域發展的逆襲。

而深圳特區則是漸進式改革的典範。隨著國際形勢緩和，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變化，重新打開的國門和毗鄰香港各一區位因素，讓引進外部資源成為可能。落後的鄉村由此一躍成了經濟發展的重鎮，東南沿海重新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心。

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國走上了“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發展路線。憑借國內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敢幹敢拼的創變精神和世界製造業從“東亞四小龍”向外轉移的歷史機遇，中國製造實現了狂飆猛進式躍升。到2009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製造大國。

這是獨立自主發展路線和堅定而長期的工業化戰略共同達成的勝利。在此之前，中國發展秉承獨立自主路線，對外不乏借鑒學習，處於學習工業化階段；2010年之後，中國發展越來越倚重內生動能，在一些領域已開始輸出中國經驗。

本土創新浪潮以全世界都難以忽視的方式閃耀登場，突出的案例有互聯網平臺型經濟、依托龐大國內市場而誕生的新消費品牌和新商業模式。這些新生事物並非空中樓閣，它們的根系深扎在中國經濟數十年積累的成果裡，基於特定環境快速成長，也各自面臨挑戰。

2020年，又到庚子，中國又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此次庚子，變在國際力量對比格局，中國發展動力轉軌。

新冠疫情和幾年前開啟的中美貿易摩擦，讓國際局勢中的不確定性大增。中美國力差距縮小，守成大國對體系中的潛在挑戰者敵意加劇，中美雙方在貿易和外交領域的頻繁摩擦使得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與此前40年有極大差異。中國深度參與的全球產業分工鏈條因此面臨斷裂風險，高出口和外向型經濟拉動的增長也可能難以為繼。

正是在外部環境風云變幻之際，中國提出了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意味著產業分布、城市格局洗牌在即，從出口、內需和基礎設施投資層面的生產力分布將開啟新一輪板塊運動。

創變者們並未止步，他們的視線與布局早已超出了狹隘的行政區域範疇。

以更積極地姿態參與國際合作，新的洲際聯通基礎設施如中歐班列有望從陸地上實現與歐洲的高效貫通，中歐投資協定簽署，這都是新格局下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表現。中歐班列這一新興洲際通道，還肩負著更多的使命——基礎設施出海，用中國龐大的製造業供應鏈來鏈接海洋貿易難以企及的世界心臟，從而輸出工業發展和文明，重塑地理。

大內需時代開啟。由於具備龐大的中等收入人群，中國此前在工業發展比較優勢上的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優勢漸消，但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凸顯，基於內需形成具備全球影響力的樞紐級製造品牌具備了可能性。從內需中挖掘經濟的發展空間和動能，產城競合模式也超越了原有的地理區位競爭範疇，誰有能力更好地構建與國內消費人群和產業鏈條之間的聯繫，誰就站在了城市競合更有利的位置上。

對國內大循環的強調，也在呼喚對內開放和統一的國內市場。從區域均衡發展層面看，內陸腹地的廣袤空間迎來了發展契機。產業園區這一為中國工業化的方案發揮著重要作用的經濟組織形式，既呼喚更為專業的運營者，也日益成為城市產業競爭的重要基礎設施。

回顧180年的現代化演變歷程，可以發現中國從沉淪到復興之路，其中隱藏著不可忽視的三重因子——獨立自主之路，區域經濟模式多樣性，不甘沉淪之心。

——獨立自主之路，確保了中國作為工業化後發國家，在國家工業政策和產業發展層面，擁有長期的、科學合理的產業政策引導。

——區域經濟模式的多樣性，使得中國的崛起是多地驅動式的崛起，此起彼伏，如同滿天星斗。中國經濟的活力並不由單一地域、單一要素左右。它意味著自下而上的能動性得以發揮，不同區域的發展模式之間形成良性競爭，中國因而成為新經濟絕佳的試煉場。在充分的試錯空間裡，工業化進程、現代化發展和改革能以漸進的方式進行，由此，中國經濟得以實現接力式的長期穩定增長。

——而這種區域經濟滿天星斗、百花齊放的格局之所以得以形成，離不開人的主觀能動性。正是有從張謇開始的不同時期的創變者們對國家命運的強烈使命感，在一腔熱血和一顆不甘沉淪之心的驅動下，才有眾多的生產力邊緣地帶擺脫區位發展劣勢，讓區域崛起從可能性、偶然性，成為現實必然性的可歌可泣故事。

時間維度的工業化推進，空間層面的區域發展創新和個體創變者不甘沉淪、永不屈服的靈魂，這就是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的秘訣，也是中國發展的基本盤。正是有了這一中國基本盤，區域創新風起云涌，各領當時風騷，中國實現了強勁而穩定的長期增長，擺脫了落後與貧窮，一步步走向復興。

本書的主題就圍繞中國基本盤的三重因子展開，按照時間和空間維度相疊加的區域工業化模式創變演進謀篇。主體分為五大章節，分別論述了近代民族資本在夾縫裡的艱難騰挪，計劃經濟時期創造的工業奇跡，改革開放帶來的生機和活力，以互聯網平臺經濟、新國貨浪潮等新商業現象為代表的中國創新力，新發展格局下超越地理的新變量等主題。

全書共收錄了11種地理或超越地理層面的區域生產力演進模式，包括：張謇在南通的工業化實踐，計劃經濟時期大慶模式的輝煌與局限，三線建設樣本攀枝花鋼鐵與從計劃往市場轉軌的上海寶鋼在建設模式上的異同，溫州民營經濟的崛起與後來的困境，中國最偉大的城市深圳和最強的代工巨頭富士康如何實現共同升級互相成就，過去10年間中國互聯網平臺經濟的崛起與反思，互聯網資本貪婪短視特質對製造業小鎮王慶坨的衝擊，新國貨浪潮崛起背後的中國製造升級之路，循環格局變更背景下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的代表洲際聯通設施中歐班列所承載的雄心和它面臨的考驗，中國製造業大升級之際產城競合模式的變革，被視作改革開放試驗田的園區經濟在新發展格局下的機遇與挑戰，等等。

這11個案例雖發生在不同歷史時期，但始終離不開對5種關係的思考——中國與世界，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邊緣與中心，獨立與依附.這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避無可避的主題，案例的價值和典型意義也正是在不同的參考坐標裡反復被審視而得以確認。

通過分析和總結經濟空間演變軌跡裡的典型模式，探尋工業化進程裡的歷史現場，我們期望逼近那些在歷史大模型中將某種模式由可能性變為必然性的驚險瞬間。人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除了是工業化城市化在不同地理空間演進的歷史，更是中國人應對內外挑戰的主動奮斗史。它並非被動承受的產物，而是中國精英分子主動求索的成果。

因而，本書中所有的模式的本質都是以腳下的土地為試驗場的中國創新創變者的故事。

謹以此書，致敬中國的創新創變者和守護中國創新的人。

前言

第一章 夾縫裡的生存

01 向南通學習什麼：中國獨立探索工業化道路樣本

狀元辦廠：瓜分危機下知識分子自救

開拓者的艱辛：先天不足與後天壓抑

南通模式：工農互補與縣域發展的先聲

第二章 計劃的勝利

02 荒地起油城：大慶精神和所改變的國運

石油關乎國運

苦難與激情：意志力的奇跡

政企合一：一切服從於生產

大慶的遺產和資源型城市的前路

03 鑄鋼為城：攀枝花和上海的兩種路徑

攀西的鋼鐵奇跡：三線建設的模板如何煉成

寶鋼樣本：從計劃經濟到市場化改革的演進

第三章 偉大的改革

04 “代工之王”與特區：深圳的製造業升級之路

一個商人的企圖心和一座新城市

成為”iphone之城”後的新增長點

深圳進化背後的中國崛起

05 溫州的奇跡與困境：草根式崛起和產業空心化反思

“溫州模式”的崛起之路

遭遇困境：利潤“薄如刀片”

如何超越“溫州模式”

新形勢下反思與前行

第四章 中國創新力

06 南山余杭啟示錄：平臺經濟的崛起與外部效應

數字巨頭在中國誕生的土壤

從消費互聯網到產業互聯網

基礎設施與數字霸權

數據治理的困境及迷思

07 王慶坨小鎮的輪回：從互聯網資本吹向製造業的颶風

“流動的長城”

“中國自行車第一鎮”的往事

共享單車帶來的短暫春天

當新科技的“野蠻人”來敲門

08 新國貨浪潮：供應鏈和10億消費者

難以忽視的本土力量

“學會工業化”

中產崛起與消費升級

決戰性價比市場

第五章 超越地理

09 從運河到中歐班列：重塑地理的基礎設施和供應網絡

大運河：封閉農耕文明的王朝生命線

中歐班列：超越政治和戰爭的新可能

流通格局變遷下的超級基礎設施

10 ZHI造城市：國內大循環與區域競合新時代

國際大循環戰略下的生產力布局

製造，“質”造，“智”造

城市競合大洗牌

11 進擊的園區：產城競爭的基礎設施

園區40年：政府主導的改革試驗田

崛起的民資園區

園區在海外：輸出中國的工業化經驗

後記

參考文獻

1895年冬天，張謇開始籌辦紗廠，但直到1899年5月，大生紗廠才正式開車。這中間相隔3年半的歲月，張謇遭遇的最大困境是籌資。由於籌資不易，大生紗廠的性質經歷了多次輪替和搖擺，從官招商辦、官商合辦最終變成了紳領商辦。

紗廠籌資困難，與當時的中國社會對機器大生產的理解和認知不足有關。社會資金難以順暢實現資本化，為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提供財力支持，也反映了在封閉落後的農業國邁開工業化第一步的艱辛。

而即使募資成功，南通和張謇的事業也面臨內在的危機。一是機紗面向的市場是土布織戶，它依然屬於農村家庭手工業範疇，隨著機器大生產對中國傳統生產方式的碾壓，機織終將取代手織。張謇在南通辦的廠始終仰賴本地織戶市場，一旦織戶們的土布銷路不暢，大生紗廠就將面臨困境，而整個大生資本集團的贏利又高度仰仗紗廠。在這條生產關係的傳導鏈條裡，實業發展在全國取得斐然成績的大生資本集團的榮光，建立在並不穩固的根基之上。

另外，近代民族資本主義始終是在半殖民地的大背景下起步的，中國民族工業發展在先天不足和後天壓抑的困境裡艱難騰挪。作為工業發展的後發國家，國家的主權並不完整，華商起步比外洋資本更為困難，更談不上享受本國政府對本國產業的相關保護政策。國內市場還因戰爭、割據等諸多阻隔，分散而破碎。隨著全國範圍內的戰爭爆發，這些近代早期區域工業化的先驅和努力注定以令人遺憾的結尾收場。

1895年年底，張謇初步設定，南通本地和上海各3人，共同組成“通滬六董”，是為大生紗廠的股東。張謇是籌辦者，但他畢竟是讀書人，財力有限，並不在這6人股東之中。第二年，紗廠的規模和需募資金也逐漸有了明細：紗廠為商辦，廠址在通州城西唐家閘，規模為先辦紗機2萬錠，招股60萬兩。

一開始，南通本地的股東頗為積極，但上海的商人十分怠慢，遲遲未見資金。為此，張謇到上海周旋，3位上海股東中有2位買辦商人就此退出了股東陣營。張謇於是又推薦南通本地的木材和典當行的2位商人加入。由此，南通本地商人成了主導。但由於本地商人集資不足，僅靠商人的力量，難以支撐大生紗廠的建設。

此時，狀元的身份開始發揮作用。張謇在官場的社會資源積累派上了用場。他轉而向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大員尋求幫助。商辦計劃此時已經擱淺，尋求來自官府的資金成了紗廠唯一的希望。

張之洞此前在湖廣總督任上曾有興辦紗廠的念頭，因此購買過一批紗錠放在上海楊樹浦碼頭。由於資金缺乏，這批紗錠在碼頭生銹，兩三年無人過問。上海商務局因此與張謇議定，官機作價50萬兩為紗廠股金，張謇另行募資50萬兩，紗廠改為官商合辦。

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商人對官府有頗多顧慮，紗廠的股東中也不乏有人擔心官方幹預過多，因此極力反對官商合辦。經過張謇的多方協調，1897年8月，紗廠又改為“紳領商辦”。具體來說，作價50萬兩的官機對半平分，由盛宣懷和張謇分別募資，每人籌資25萬兩，紗廠即可開機。在紳領商辦的安排下，官府對紗廠的支配權降低，官機的折股只能每年到期領取“官利”，不能干涉企業經營。這也打消了入股股東對官府的疑慮，提高了他們參與大生紗廠籌資的積極性。

1898年年初，大生紗廠的基礎工程建設開始，由於缺乏資金，廠房建設進展緩慢。到秋天才算基本建成，機器安裝過半。要投入生產，還需要原材料和日常成本開支。為此，張謇又去向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和東南各地地方大員求助，但支持者不多。為維系紗廠運轉，用於生產的棉花也被賣掉以應付日常開銷。

到1899年5月，大生紗廠終於正式投產。但此時資金缺乏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紗廠的主導者們決心最後一搏——一邊買棉花，一邊賣紗，用賣紗的錢購買原材料，到完全無力開機時，就關閉工廠，徹底放棄。“定計盡花紡紗，賣紗收花，更續自轉，至不能有花紡紗，則停車而閉廠，以還股東。”大生紗廠運氣不錯，當地市場對機紗需求量極大，加上當年機紗漲價，很快大生紗廠就站穩了腳跟。

在南通籌建紗廠的過程如此一波三折，這生動地體現了在這片國土上創新求變者的困境。張謇在日記裡寫過自己為紗廠募資的艱難，“凡以紗廠集股告人者，非微笑不答，則掩耳而走”。集資辦廠對於19世紀南通的普通商賈而言是徹底的新鮮事，許多人並不了解集資與借貸的區別，當地一些農戶聽到辦工廠，甚至謠傳“要用童男童女祭煙囪”。這就是19世紀中國的現實，興土木、建鐵路、辦工廠，都可能以破壞風水的名義被阻撓叫停。

因而，南通工業發展最初的資本積累全賴主事者個人社會資源變現。張謇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網，成了南通工業化得以實施的前提和背景。從這裡我們也能理解，為何中國最初的實業家們都與封建舊制度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當時，只有這些人才具備興辦實業的客觀條件。

學者伍貽業對這種時代特徵有過很精煉的總結，新的正在萌蘗，舊的並沒有立即消逝，張謇在“新與舊的激烈衝突下，負荷著傳統，勇敢地正視著變化中的現實”。

從這個意義上看，說“先有張謇，後有南通工業”，毫不為過。

大生紗廠開機半年後，紗廠帳面上居然有26850兩盈余，2年後盈利一路飆升，紗廠的規模也不斷擴大。1899年紗廠開機時只有2萬紗錠，到1905年增加到6.06萬錠。盈利能力也頗為可觀，從紗廠開機到1916年，股東得余利273萬兩。這樣的成績在當時的中國頗為可觀。

一組對比數據能反映大生紗廠取得的成績有多驚人。經濟學者嚴中平曾考察1896—1910年創辦的19家華商紗廠，在中外棉紡織工業的競爭中，大生紗廠是唯一的幸存者。“我們找遍上述十九家紗廠，發現未經改組、出租、出賣而能繼續增機增資者，只有南通大生紗廠一家，其余18家莫不曾經失敗易主。”

近代民族工業在西方列強衝擊、本土營商環境和資本主義發展土壤並不充分的情況下，事實上處於九死一生的處境。歷史學者章開沅稱：“這是一場對抗雙方實力懸殊的‘悍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強無暇東顧之際，民族工業有了短暫喘息之機，大生紗廠也是在這段時間快速擴大規模的。到1921年時，大生紗廠的2家分廠歷年累計純利總額為1662萬兩，其中有2/3是在一戰期間取得的。

紗廠生產進展順利後，作為棉紡配套產業的相關工業也納入了規劃。例如，面粉廠利用大生多餘的動力來研磨面粉，既為紗廠提供漿紗的原料，同時也能便利百姓生活；紗廠的下腳料則作為油廠的原料，油廠的廢料油渣作為皂廠的原料，紙廠則利用紗廠下腳飛花造包紗紙。

通過工業化的推進，大生紡織企業形成了一個以機紗為中心的工業集團。它帶動了當地工業企業類型的多樣化，當地的經濟也圍繞著棉紡的前後經濟領域得到發展，植棉、紡紗、手織互相促進。1915年時，南通縣（今南通市通州區）農民已經將70%的稻田改種了棉花，南通本地的土布銷量從大生紗廠開車前的每年約10萬件發展到1904年突破15萬件。

在高度依賴土布銷量的供需關係裡，土布銷售情況直接關係到大生紗廠的紗價，因此大生的企業經營也頗為關注南通土布的銷售情況，甚至包括千裡之外的東北布市價格。在大生系統檔案中記載了不少布價與紗價關聯的條目，如“紗市關係於布，布暢銷則紗銷旺”等。一旦外銷的土布市場萎縮，清末民初的南通普通民眾的收入無力消費本地生產的土布，自然也撐不起旺盛的機紗市場。經濟史學者林剛因此將這種市場關係稱為從“一榮俱榮”到1922年後變成“一損俱損”。

東北的土布市場萎縮，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時局變動、政局不穩、日本侵略者的經濟入侵和軍閥混戰等。日本從20世紀初就覬覦東北市場，一戰後它加深了對東北的控制，20世紀20年代它在東北的勢力進一步擴張。1922年直奉戰爭爆發，東北華北大片地區被卷入戰火，大大影響了從東南運去的土布銷量。大生紗廠經營狀況也急轉直下，很快就負債累累。1925年，為維系營生，大生被債權人上海銀行團接管。張謇和南通商賈喪失了對它的掌控權。

大生易主並不代表南通工業化進程的停滯，但土布市場的萎縮意味著大生紗廠得以發家的鄰近棉產地和紗銷地優勢逐漸喪失。在機器大生產的步步緊逼下，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的頑強性終有限度。尤其是在國家主權淪喪、列強憑陵的境況下，民族工業終將從“悍戰”陷入“鏖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中國近代的民族資本主義和工業發展更是失去了生存的空間和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