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令國家的轉變：奈良時代平安時代前期（簡體書）

★日本史學家阪上康俊的經典力作，以“內行人”的視角解讀“其實很有趣”的9世紀日本

九州大學教授阪上康俊精通奈良時代、平安時代史，也熟知東亞古代史和中國隋唐史，是一位具有“跨文化”視野的史學家。本書以9世紀的日本為核心，著力展現了不為大眾所熟知、但在學者眼中格外有趣的平安時代早期歷史。

★一個逐漸擺脫中國影響、走向文化成熟的時代，以國際視野講述“和風”的誕生。

全面刻畫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後，日本在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尤其是從“唐風”到“和風”的轉變，並著力描寫了日本靠近中國又遠離、在不段試錯中前進的過程。

★寫歷史如同寫故事，筆法生動有趣、扣人心弦。

奈良朝王公貴族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空海、最澄等日本僧侶在中國的艱難求學，在作者筆下宛如歷史小說一般精彩紛呈，讀來酣暢淋漓。

本書是“講談社•日本的歷史”第三卷，講述的是日本平安時代前期的歷史，在時間上相當於中國的隋唐。

9世紀，隨著桓武天皇的即位，日本進入了平安時代，開始擺脫中國的影響，形成自己特有的制度、法律甚至文化心理。天皇的“純潔性”更受重視，血統成為正統性的唯一憑據；朝廷放棄軍國體制，不再防備來自大陸的威脅；遣唐使的派遣次數減少，向中國學習的熱情降低；承襲自唐朝的律令制逐漸本土化，更加符合日本的實際情況……

本卷以歷史學家的獨特趣味，聚焦日本史上向來不被重視的9世紀，洞悉王朝貴族社會抵達輝煌鼎盛前，日本在不斷試錯中發展的進程。

日本歷史上的9 世紀，對日本知識人來說也難以釐清，卻又恰是其歷史發展的關鍵轉折點。作者全方位描寫了這個從律令國家向王朝國家轉變的時代，讀者從中也可以理解“唐風文化”很快轉變為“國風文化”的深層次歷史背景。

—— 北京大學教授 王新生

阪上康俊

1955年生，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現為九州大學名譽教授，放送大學福岡學習中心客座教員。研究領域為奈良時代史、平安時代史。主要著作有《日本古代史系列4：平城京的時代》《唐令拾遺補》《宮崎縣的歷史》《安藝國高田郡司藤原氏的所領集積與傳領》等。

石曉軍

文學博士，現任日本姬路獨協大學人間社會學群教授，研究領域為中日文化交流史及隋唐外交史，著有《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台灣 商務印書館）、《隋唐外務官僚的研究》（日本 東方書店）等，譯有《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絲綢之路與唐帝國》等。

第一章 遷都平安京與皇位的繼承
第一節 革新與回歸的桓武朝
第二節 不安的平城、風雅的嵯峨
第三節 兩統迭立與承和之變
第二章 應該如何定位天皇？
第一節 從神到人
第二節 天皇與譜系
第三節 天皇與作祟、污穢
第三章 帝國的重組
第一節 國際秩序構想的轉變
第二節 對日本列島內部帝國構造的清算
第三節 邊界的內與外
第四章 求法之人
第一節 最澄與空海
第二節 圓仁求法之旅
第五章 政務處理與法
第一節 處理政務的流程和場所
第二節 官僚機構的再編
第三節 格式的編纂
第六章 攝關制度的建立
第一節 攝政藤原良房
第二節 關白藤原基經
第三節 宇多天皇及其時代
第七章 征稅邏輯的轉變
第一節 律令稅制的邏輯
第二節 去神話化與地稅的確立
第八章 地域社會的轉變
第一節 消失的聚落
第二節 郡司的變化與郡衙的消失
第九章 受領與負名
第一節 受領的誕生
第二節 名與負名
結束語 開始的結束、結束的開始

前言 模糊不清的9世紀印像

本書討論的範圍是8世紀末至10世紀初，論述中心是9世紀。換言之，本書主要論述平安時代初期的內容。人們通常對這一時期抱有怎樣的印像？恐怕半數以上的人對該時期都有著模糊不清的印像吧。受眾多美術作品、文學作品以及保存下來的古建築的影響，即便不深究細琢，人們也能對天平時代、王朝貴族的時代建立起清晰的形像。與之相對，人們卻很難把握平安時代初期的情況，可以說對這一時期人們是比較生疏的。

一般人即便想不起來不空羂索觀音像的面容，也不會忘記日光菩薩、月光菩薩盡顯尊貴的體態，而鳥毛立女圖和吉祥天女豐腴的身姿同樣令人印像深刻。因此我們也能理解為何每年秋天日本都要舉辦正倉院展，而且每次正倉院展總是排著長隊了。另一方面，《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日本文學古典名著也不遺筆力地描繪了10世紀後半至11世紀王朝貴族社會的圖景。同時，秋天的淨琉璃寺也呈現出一種不可言傳的雅趣。

誕生於9世紀、夾在上述兩個時期之間的文化在日本文化史上被稱為“弘仁、貞觀文化”。這一時期的文化雖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卻缺乏魅力和親民性。主要代表為密教佛像、佛畫以及漢文學作品。這些密教佛像很難看出什麼大慈大悲，姿態也並不能震撼人心。即便有人能背誦幾首唐詩或《萬葉集》裡的和歌，但要完整背誦一首平安時代的漢詩，恐怕也已經是萬裡挑一了。當然，筆者也不例外。總而言之，在今天看來平安時代的作品是缺乏魅力的。其中能讓人感受到美感的，也只有室生寺的五重塔之類吧。

如此看來，9世紀通常並沒有那麼受歡迎，這與歷史學家的評價有些出入。歷史學家們認為，9世紀是非常有趣的時期。不過也有人認為，學者多少有些古怪，所以他們才那樣說。有鑒於此，筆者想先針對這個因人而異的9世紀印像展開簡單的說明。

首先，請大家在腦海裡描繪一幅“律令國家重建”的畫面，然後推倒重建，描繪一幅“律令制瓦解”的畫面。這樣一來，由戶籍造成的差異便明顯地顯現出來，偽籍一目了然，班田收授也隨之越來越難施行。可以說，上述幾點正是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征。

然而，有實力的農民在同一個時期成長起來，向負名、田堵，甚至是名主階層發展。盡管武士團的起源問題存在很大爭議，但有一點毋庸置疑，即地方武裝勢力為其提供了有力的基礎。如果說像原勝郎所指出的那樣，9世紀是日本從模仿中國文化之皮毛的狀態中脫離出來，並形成亞洲一個類似於西歐的封建社會的萌芽期，那麼問題就來了—這一切為什麼會發生在9世紀？當我們這樣思考時，9世紀在日本史上的重要地位便不言自明了。北山茂夫論述該時期的著作《平安京》（《日本的歷史》第4卷），就是他在兼顧上述兩個方面的前提下，以一般讀者為受眾得出的研究成果。

然而在當時的研究動向中，“從國際關系看日本”這一視角被完全拋棄。簡而言之，當時的學界認為，既然日本已經逐漸脫離東亞世界，那麼不考慮國際關系也相當自然。因此，研究人員多也就是把國際關系當成了其中的一個插曲。

還有一個被忽視的方面。桑原武夫在批評前述北山茂夫的著作時說：“北山氏似乎對孕育出《古今和歌集》的社會環境並不持有肯定態度……這裡面有一種與日本永恆的美密切相關的東西，難道不是嗎？”（桑原武夫《日本史的特色》）的確如此，《古今和歌集》雖然是10世紀初編纂的，但收錄於其中的和歌卻是在9世紀中期臻於完善的。在論述所謂的歷史發展時，歷史學者重視的是生產現場的形態以及變化。不過也有人認為，從文化史的層面來說，9世紀是10世紀的母體，因此我們應該重新評價9世紀。

而如何理解日本律令制的發展這一問題，又與上述問題微妙地交織在一起，成為迄今為止的研究中的一個基軸。我們是否可以說，律令制在奈良時代滲透至社會的各層面，然後又在平安時代土崩瓦解呢？積極研究這一問題的吉田孝認為，9世紀時，日本已完成古典國制的建設。他在為普通讀者重新撰寫的《古代國家的足跡》 （《大系日本的歷史》 第三卷） 及 《日本的誕生》 等著作中，向我們明確闡釋了其這一觀點。歷來的研究往往是在9世紀尋找中世社會的萌芽，而吉田孝則提出了新的觀點。他認為，9世紀是日本古代的完成時期，同時也是中世以後的範本。不過，吉田氏用來佐證日本古典國制的具體例子僅僅是征夷大將軍、攝政、關白等，不免給人稍欠脈絡、徒以羅列之感。

另一方面，在北山氏和吉田氏之間，早川莊八也圍繞這一時期撰寫過一本面向普通讀者的通史著作《律令國家》（《日本的歷史》第4 卷）。在其後的研究中，早川莊八基於對宣命的語言分析，認為天皇的形態以9世紀的桓武朝為界開始出現變化，並成為其後制度的基礎（早川莊八《律令國家、王朝國家中的天皇》）。從這一觀點來看，9世紀之初應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