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譚嗣同不僅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而且是晚清維新運動四大思想家之一，其《仁學》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產生過深遠影響，堪稱思想史上的經典文本之一。譚嗣同著述整理本以中華書局《譚嗣同全集（增訂本）》最為通行，可惜的是，包括此本在內的眾多《仁學》整理本，都未能利用全套的《亞東時報》本，以致在文字上未能足夠權威準確。今逢《仁學》發表120周年，為紀念譚嗣同的摯友、《仁學》首次全文刊發者唐才常逝世，將目前所能見到的最為重要的四個版本的《仁學》進行匯校，厘清版本關係，澄清《仁學》寫作和刊行中的前人謬說，為研究者和普通讀者提供一個忠實展現各本面貌、文字校訂準確可信的版本，特推出《仁學》匯校本。
本書以最早全文刊發《仁學》的《亞東時報》本為底本，以《清議報》本、《清議報全編》本和國民報社單行本為通校本，詳列各本異同，為進一步考索《仁學》寫作與刊行中的史實，觀照譚嗣同與唐才常、黃穎初、梁啟超等人的交往和思想交流，提供豐富的研究資料。同時，通過薈萃各本之長，刮垢磨光，並通過揭示《仁學》主要思想價值和當下意義的導讀，也可為廣大普通讀者提供一個權威可信的《仁學》讀本。
本書特點如下：
1.首次利用全套的《亞東時報》，糾正包括中華本在內的以往各本的脫誤、錯訛與重要異文百餘處。
2.首次匯校5個重要版本，並以附錄文章詳細考索，全面揭示《仁學》的寫作、刊行與傳播，訂正前人成說中的不確之處，為《仁學》版本研究推進一步。
3.撰寫扼要導言，系統總結《仁學》的思想價值，並結合當下實際，從探索精神、批判精神、日新精神、愛與平等等方面揭示《仁學》的當下意義，使本書不僅是古籍整理著作，更是一部具有思想意義的人文讀本。後附文章集中反映了從文獻學、書籍史等交叉視角研究《仁學》的前沿成果。
作者簡介
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詩人，維新派領袖。甲午戰後創辦瀏陽算學社， 開維新運動之先聲。後又參辦金陵測量會、上海不纏足會、女學堂，於湖南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湘報》、群萌學會等，主張修建湘粵鐵路。後入京委為軍機章京，領導戊戌變法，失敗後因不願出走而遇難，為“戊戌六君子”之首。其著述《仁學》為維新派第一部哲學著作，亦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梁啟超稱之為“禹域未有之書，眾生無價之寶”。
張維欣，1989年生，著《譚嗣同年譜長編》；新編《譚嗣同集》整理者之一；紀錄片《我們的譚嗣同》歷史顧問兼學術統籌；瀏陽譚嗣同紀念廣場主要設計者。
張玉亮，天津人。中華書局副編審、《中國出版史研究》編輯部副主任，中國新聞史學會編輯出版研究委員會常務理事，時務學堂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近代文獻整理與出版史研究。發表《譚嗣同著述刊行考述》、《譚嗣同著述新考》、《文獻學視角下的南社史料整理問題》等文，參與整理“新編戊戌六君子集”之《譚嗣同集》《戊戌四子集》。
名人/編輯推薦
近代學者譚嗣同名著《仁學》的深度整理本。
序
前言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又署東海褰冥氏、華相眾生、寥天一閣主、通眉生等，湖南瀏陽人，近代中國杰出的啟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教育家。清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1865年3月10日）生於北京宣南，清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在戊戌政變中殉難，時年三十三歲。
以上是關於譚嗣同較為通行的簡介。名聲帶來流量的同時，也不免使印象刻板。其所著《仁學》雖廣為世人所知，然誤讀也所在多有，對這部偉大思想著作的研讀仍很不充分。博覽深思、撰寫《仁學》的譚嗣同與變法維新、慷慨赴難的譚嗣同是同一個人。讀其書當知其人而論其世，以下就五個問題展開：
一、《仁學》的作者是個怎樣的人；
二、《仁學》是為何而寫，又是如何發表的；
三、《仁學》的主要內容是什麼，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四、今天為什麼讀《仁學》；
五、為什麼要做匯校本《仁學》。
一、寫《仁學》的人
譚嗣同出生於仕宦家庭，於族譜內排行第七，被稱為“七公子”。父親譚繼洵（1823—1899），字子實，號敬甫。歷任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坐糧廳監督；後由京官外放，補授甘肅鞏秦階道，升任甘肅按察使、布政使，官至湖北巡撫，曾兼署湖廣總督。母親徐五緣（1830—1876），一生勤儉，持家有方，教子甚嚴。
譚嗣同少年家庭生活並不溫暖。幼年被父妾盧氏所虐，十二歲時又因“白喉”瘟疫而遭遇“五日三喪”，母親、長兄、二姊先後染疫身亡，他本人亦未能幸免，昏死三日後復醒，因此父親為之取字“復生”，意為死而復生。稍長，其感情最為深厚的仲兄亦病故。他在《仁學自敘》中說：“吾自少至壯，遍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少時之經歷使他體驗到封建禮教的虛偽與黑暗，在他幼小的心靈裡埋下懷疑和反抗的種子,並給其生命底色塗上“蒼然之感”。
自十四歲始，譚嗣同隨父赴甘肅就任，八次往返於秦楚之間，途經湘、鄂、豫、陜、甘、晉、冀、京、滬、蘇、皖、贛等地，遊歷無數名山大川，行程“合數都八萬餘裡，引而長之，堪繞地球一周”。在秦隴期間，譚嗣同曾馳騁於峭壁懸崖、冰川雪嶺，斗酒賦詩，撫琴高歌，與胡兒健卒疾呼，與飛鳥猛獸賽跑，於雪地鑿冰解渴，在深山中縱馬騎射，反映了他與一般書生迥然不同的胸懷志趣，亦體現出“少年盛氣，凌厲無前”的任俠風骨。在甘肅十年，他先後五次參加科舉考試，均落榜，但也開闊眼界，增長了見識，更加關心國事民生。梁啟超在《譚嗣同傳》中稱其“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
光緒十六年春，譚繼洵升任湖北巡撫，舉家移居武漢，嗣同隨之。在此期間，譚嗣同不僅因歐陽中鵠、劉人熙、塗啟先三位老師而深入研讀王夫之《船山遺書》和《張子正蒙注》、《周易內外傳》等著作，且日益“不以師說固步自封”，思想上表現出越來越強的獨立性，對於老師並不推崇的墨家學說有著濃厚興趣。同時他廣泛閱讀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西方自然科學譯著，及廣學會翻譯的國外史地政教著作，涉及政治、經濟、文學、史學、天文、物理、數學、地理、生物、測繪、音韻等諸多領域。其眼界、學養寬厚如此，除見善則遷、勤勉努力等自身因素和家世、環境、教育、交遊、閱歷等外部因素外，還有近代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因素。
光緒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慘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讓譚嗣同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徹底覺醒。譚嗣同極為憤慨，與時在武昌兩湖書院的唐才常、劉善涵“徹夜不寐，熱血盈腔，苦無藉手，泣數行下”，寫下“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慨嘆，並決心告別昨日之舊我：“三十以後，新學灑然一變，前後判若兩人。”他自號“壯飛”，宣布與舊學徹底決裂。
譚嗣同決定先“小試於一縣”，於同年閏五月致其師歐陽中鵠一封萬言長書，提出創辦算學格致以自強的主張。歐陽中鵠閱罷十分贊嘆，認為其思想已然青出於藍，“以學論，不當使在弟子之列”，“論事極有見地，任事極有力量”，“才氣橫絕，足達時變”。他將長信稍加刪節，以《興算學議》為名出版。湖南巡撫陳寶箴亦大加讚賞，“譚復生書粗閱一過，其識度、才氣、性情，得未曾有”，並刻印數千本流布於湘省各書院。時逢瀏陽旱災，譚嗣同在協助賑災的同時，與歐陽中鵠、唐才常等共同發起成立“瀏陽算學社”，後又於兩年後正式建成算學館。唐才常評價道：“湘省直中國之萌芽，瀏陽直湘省之萌芽，算學又萌芽之萌芽耳。”算學社開湖南新學之先聲，成為湖南維新運動之濫觴，瀏陽“可為天下先”。自此，譚嗣同以改革家和啟蒙思想家的身份，活躍在歷史舞臺。
光緒二十二年（1896）春，譚嗣同奉父命成為候補知府，赴京覲見，在京中先後與四川人士吳德吳鐵樵父子、廣東舉人梁啟超、浙江學者夏曾佑及翰林院編修吳嘉瑞、徐仁鑄等維新人士相識。梁啟超盛贊其“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所見未有其比，伯裡璽之選也”。梁、譚自此成為摯友與同志，“促膝對坐一榻中，往復上下，窮天人之奧”，“連輿接席，未嘗一日相離也”。途經上海，譚嗣同於格致書屋拜訪英國科學翻譯家傅蘭雅，與其探討自然科學知識及宗教教理，又見化石、計算器、X光片等物，開拓了視野。六月抵達南京，與佛學家楊文會結識，於金陵刻經處從其鉆研佛學典籍，過從甚密。他曾四度往來於寧滬之間，與梁啟超、汪康年、吳嘉瑞、宋恕、孫寶瑄、繆荃孫、羅振玉、鄭孝胥、劉世珩、蒯光典等富有維新思想之師友暢論時政、結會辦刊。他為《時務報》撰文、推薦作者，與主編汪康年書信不絕，最終被聘為《時務報》董理。被迫成為候補官員雖然無奈，但在好友的啟發和鼓勵下，譚嗣同開始構思撰寫《仁學》。該書於次年春基本完成，這是他最主要之代表作，奠定了其在中國近代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光緒二十三年（1897）秋，盛宣懷主辦漢陽鐵廠後急需煤礦，譚嗣同應邀相助。同時，陳寶箴亦邀其辭官返湘參與如火如荼的湖南維新運動。譚嗣同出任時務學堂紳董，又任中文分教習，為學生批閱札記，與梁啟超、熊希齡、唐才常等人在學堂內傳布科學、民主、民權思想，並為招生考試出題、閱卷。授課之餘，他還常將王夫之的《噩夢》《黃書》、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等宣揚民主思想、反對封建專制的著作印制成冊，加以按語秘密散發，由維新派擔任教師的學堂，卻最終埋下革命的火種，培養出了蔡鍔、林圭、李炳寰、範源濂等矢志革新的青年學子。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譚嗣同參與創設南學會，形式為講演，七日一講。南學會既是團結各界人士的場所，又是講學議政之處，起到了宣傳民主科學、破除封建思想的重要作用。譚嗣同在南學會中講授天文、物理、生命科學等知識，論及中國情形危急、古今中外學術、民權救國等問題。同月，又與熊希齡、唐才常等創辦《湘報》，並擔任董事，使之成為宣傳維新變法的陣地與喉舌。他在《湘報》發表了《治事十篇》、《試行印花稅條說》、《論電燈之益》等重要文章，並提出辦學會、合群力、改官制、變科舉、變法律等具體措施。長沙《湘報》與天津《國聞報》、上海《時務報》呈三足鼎立之勢，同為維新運動進行輿論宣傳。時務學堂、南學會、《湘報》，又成為湖南維新運動的三面旗幟，譚嗣同參與其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維新運動不斷深入，遭到了湖廣總督張之洞和以王先謙、葉德輝為代表的湖南地方士紳的攻擊，湖南的新舊之爭日益尖銳，以至劍拔弩張。維新派陣營的內部矛盾亦開始激化。面對嚴峻形勢，譚嗣同以死相抗，並表示：“寧可殺身以成仁，不能曲學而阿世”，“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其初心乎！”
同年四月，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正式宣布變法。侍讀學士徐致靖以“天才卓犖，學識絕倫，忠於愛國，勇於任事”保薦譚嗣同，光緒帝電召進京覲見。譚嗣同聞訊頓生“絕處逢生”之感，認為國事大有可為，決心應詔北上。出發前為好友唐才常題詩云：“三戶亡秦緣敵愾，功成犁掃兩昆侖。”
不久後被召見，譚嗣同與林旭、楊銳、劉光第同被委任為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他代上擬詔書，曉諭士民，說明朝廷實行變法之苦衷，被稱為“國朝第一詔書”。他又力陳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效法西方議會制度，以統籌變法全局，但遭到慈禧太後斷然拒絕。帝後關係瀕於破裂，新舊紛爭，勢同水火。因閱兵廢上之“預謀”，光緒帝向軍機四卿下達密詔，設法相救。八月三日，先生夜訪法華寺，勸袁世凱起兵誅榮祿，圍頤和園，以保護光緒帝，袁卻模棱兩可，設詞推宕。八月六日，政變發生，慈禧太後宣布“垂簾聽政”，囚禁光緒帝，下令逮捕維新黨人。康有為在政變前一日已離京出逃。譚嗣同勸梁啟超流亡日本，自己則不願出走，將家書文稿托梁保管，慷慨表示：“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八日清晨捕者至，譚嗣同神色不變，從容就逮。入獄五日，瀟灑無懼，慷慨如平日，“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墻作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留下了輝耀千秋的《獄中題壁》詩：“望門投宿鄰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吾自橫刀仰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十三日，在未經任何審訊之下，譚嗣同與林旭、劉光第、楊深秀、楊銳、康廣仁六人被殺害於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臨刑前，譚嗣同對監斬官剛毅說道：“吾有一言！”剛毅躲避不聽，卻令他北跪謝恩，譚嗣同拒不屈從，怒目而視，大聲斥責：“有何恩可以謝！”最後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神色不變，從容就義，時年三十有三。其磊落無瑕之品格，英毅無前之風骨，受到當時和後世的熱烈稱頌。
二、《仁學》的寫作與發表
《仁學》是一部通過重塑人的內心和精神世界，以期改造世界、重組社會與道德秩序，追求自由、平等的哲學啟蒙著作。戊戌變法在政治層面雖以失敗告終，卻因誕生紛涌而至的新思潮而成為近代思想變革層面上一場成功的啟蒙運動。
關於《仁學》的寫作，各家記載頗多，且其中有矛盾之處，筆者認為，譚氏自家文字中之記述，當是最可信據的線索。
譚嗣同著述中關於《仁學》的記述，當始於《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所收之《與唐紱丞書》：“若夫近日所自治，則有更精於此者，頗思共相發明，別開一種衝決網羅之學。亦擬還縣一遊，日期又急不能定，大要歸則甚速耳，彼時當暢衍，此書其先聲也。”《仁學》的寫作計劃在此時已有，據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王夏剛《譚嗣同與晚清社會》考證，此信寫於光緒二十二年九月（1896年10月）。
在另一封給唐才常的信（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1897年4月15日）中，譚嗣同再次提及這個計劃：“乃嗣同蒿目時艱，亟欲如前書所云，別開一種衝決網羅之學，思緒泉涌，率爾操觚，止期直達所見，未暇彌綸群言，不免有所漏耳。”這時《仁學》已開始撰寫，且進展較快。
譚嗣同在給好友汪康年的書信（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1897年2月19日）中，也有關於《仁學》的記述：“去年吳雁翁到金陵，述卓如兄言，有韓無首大善知識，將為香港《民報》，屬嗣同暢演宗風，敷陳大義。斯事體大，未敢率爾，且亦不暇也。近始操觚為之，孤心萬端，觸緒紛出。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寫出此數千年之禍象，與今日宜掃蕩桎梏衝決網羅之故，便覺刺刺不能休，已得數十篇矣。少遲當寄上。”這時，《仁學》已得數十篇，但揆其語氣，當尚未完成。
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光緒二十三年三月，1897年4月）云：“儕輩之中，見有瀏陽譚君復生者，其慧不讓穗卿，而力過之，真異才也。著《仁學》三卷，僅見其上卷，已為中國舊學所無矣。”
據此，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已有寫作計劃，至光緒二十三年三月間，已開始寫作並完成數十篇，但此時應尚未終卷。
那麼，《仁學》大體完成於何時呢？譚嗣同在《與唐紱丞書》中列舉了好友唐才常《質點配成萬物說》對自己《仁學》的六次稱引，在表示“慚惶，慮《仁學》虛有其表，復何以副足下之重許”的謙虛後，也表達了“近依《仁學》之理衍之，則讀經不難迎刃而解，且日出新義焉”的自信。唐之《質點配成萬物說》刊於《湘學報》第5—7號（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十一、二十一）。從中可大體推算出時間。
在同一封信中，譚嗣同又提到，與其同拜歐陽中鵠為師的沈兆祉近日來信說，從《時務報》見到梁啟超稱許自己所著《仁學》，並詢問詳細情況。這裡所指乃梁啟超《說群自序》，刊於《時務報》第26冊，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1897年5月12日）出版。文中說：“啟超問治天下之道於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為體，以變為用，斯二義立，雖治千萬年之天下可已。’啟超既略述所聞，作《變法通議》，又思發明群義，則理奧例賾，苦不克達。既乃得侯官嚴君復之《治功天演論》、瀏陽譚君嗣同之《仁學》，讀之犁然有當於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聞南海之緒論，見二君之宏著，或聞矣見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內演師說，外依兩書，發以淺言，證以實事，作《說群》十篇一百二十章，其於南海之緒論、嚴譚之宏著，未達什一，惟自謂視變法之言，頗有進也。”這裡將譚嗣同《仁學》與嚴復《天演論》相提並論，當是已見到初步完成的書稿。
如果上述推論大致不差的話，那麼，《仁學》的寫作計劃開始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九月，期間經過約半年時間，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的四月間基本完成，期間每成一篇輒與梁啟超等滬上友人切磋，完成後將原稿寄給唐才常，將錄副本交給梁啟超。唐才常得到原稿後大為讚賞，於其主編的《湘學報》中撰文多加征引，梁啟超也在其主持筆政的《時務報》中稱道不已。
目次
目錄
前言1
一、寫《仁學》的人2
二、《仁學》的寫作與發表7
三、《仁學》是講什麼的12
四、今天為什麼讀《仁學》20
五、為什麼要做匯校本《仁學》26
自敘1
仁學界說二十七界4
卷上
一9
二12
三14
四16
五18
六19
七21
八24
九27
一○32
一一38
一二40
一三43
一四47
一五52
一六55
一七58
一八62
一九65
二○69
二一73
二二77
二三80
二四83
二五85
二六88
二七91
二八94
二九96
三○100
卷下
三一105
三二108
三三111
三四114
三五117
三六121
三七125
三八129
三九133
四○136
四一140
四二143
四三146
四四149
四五158
四六163
四七167
四八171
四九175
五○177
附錄
校刻瀏陽譚氏仁學序181
《仁學》評論資料184
糾結的思考：書籍史、文獻學與近代史交叉
視域下的《仁學》193
蝶翼與風暴：《仁學》刊行的書籍史考察220
紙背風云：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籌備與
《亞東時報》本《仁學》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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