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真男：在普遍與特殊之間的現代性（簡體書）

在歷史與民族的深處思考東亞的現代

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視角

李永晶

在現代日本的政治思想空間中，丸山真男享有“戰後啟蒙思想家”“戰後民主主義的旗手”等諸多聲譽，中國知識界也對他的政治思想保持了長期的關注。不過，無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丸山真男”都還是有待解讀的課題。他對民主與自由的出色闡述、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的深刻批判與剖析、對和平憲法的堅定支持，這些構成了丸山思想的精華，但同時也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問題。那麼，我們今天該如何閱讀丸山的學術和思想？通過分析丸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本文試圖闡明丸山真男歷史意識的性格，它體現在對“東亞現代”進行的獨特思考上。這種思考，為我們理解時代境況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參照系。

一、 丸山真男給中國讀者的建議意味著什麼？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的名字開始為中國學術界所認知。早在1991年，丸山的作品《日本的思想》就得到了翻譯出版；隨後，《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丸山真男講義錄》（第六冊）與《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等論文集或專著先後出版，部分甚至再版，可以說中國知識界對丸山保持了持續的關注。人們的這種興趣似乎並不難理解。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日本的廢墟上站立起來的思想巨人，他享有“戰後啟蒙思想家”“戰後民主主義的旗手”等聲譽，在戰後日本的重建進程中發揮了知識分子所特有的作用。在戰後日本的思想史上，以西歐為理想模型對日本進行批判和啟蒙、全身心地擁護西方的“近代”的知識潮流被稱為“近代主義”，丸山真男在日本又被視為“近代主義者”的典範。

在日本歷史的語境中，“近代”（modern age）通常是指明治維新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的時期，而“現代”則大體上是指此後（或1955年以後）至今的時期。要注意的是，日文中的“近代”含義要比中文“近代”更為廣泛；比如，modernization與modernity的中文對應說法是“現代化”和“現代性”，但在日文中則各有“近代化/現代化”與“近代性/現代性”兩種說法，前者更為常見。本文依據討論的脈絡，分別使用“近代”和“現代”兩種說法。

不過，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丸山真男”並不是一個容易談論的物件。他對民主與自由的出色闡述，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的深刻、無情的自我批判與剖析，對和平憲法的堅定支持，這些很容易讓人們對丸山真男的討論轉變為“丸山真男禮贊論”。在丸山的這些業績面前，人們似乎只要學習和贊嘆就足夠了。其實，這並不只是當下我們閱讀丸山時面臨的“困境”。早在1970年代，日本學術界就出現了“丸山真男神話化”的現象，這意味著他獲得了同時代人們承認的同時，還意味著人們多少失去了一些思考真實問題的敏感乃至能力。

那麼，我們今天該如何閱讀丸山的學術和思想？當個體的權利與自由、民主制度、法治理念已經成為人們普遍共有的觀念的今天，顯然，我們沒有必要再次確認並謳歌這些觀念的正當性。丸山似乎對此早有自覺。在1964年為《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增補版）撰寫的後記中，他提示讀者，只需把這本書當作日本戰後思想史、戰後史的一種資料來讀就可以了。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陳力衛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557頁。顯然，丸山有意弱化他這本書所討論的有關近代與現代的理論問題。不過，我們今天重讀他的作品時，如果把這句話簡單視為作者的謙虛，或者認為他的思想和理論不具有超越歷史語境的能力，那我們就將在丸山為後人打開的一扇通向認知和洞察“近代/現代”這一時代性質的大門前停止了腳步。

實際上，我們如果對丸山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有初步的了解，就應該把丸山的這個說法看作是一個進入其思想與認識世界的有效視角。也就是說，日本在近代以來的巨大變遷，構成了我們閱讀丸山的首要背景。一般而言，通過將思想家的作品和他的時代關聯起來，我們可以進行多角度的解讀，比如，知識分子在社會變遷中的角色、知識的政治性格等，都是富有啟發的話題。這也是日本學者進行丸山真男研究或丸山真男論常見的做法。

要注意的是，這種閱讀丸山的視角的提出並非刻意為之。事實上，丸山在一篇題為《摸索思想史的方法》的文章中，一再引用德國社會學家曼海姆“存在的被約束性”（Seinsverbundenheit）的說法，來說明他對思想的看法。

丸山真男：《思想史の方法を模索して》，載《丸山真男集》（第十卷），巖波書店，1996年。換言之，丸山極為重視將思想與思考者所處的具體時代境況、社會位置進行關聯的方法。就此而言，思考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存在被約束性格——亦即“當下”“中國”“知識分子”這些每每被我們視為透明的概念或觀念——實際上構成了“我們”閱讀丸山時一種無法回避的前提條件。這種說法意味著，“我們”的閱讀可能有著我們需要反思才能意識到的一些特性；今天我們如何閱讀丸山真男，依賴於我們對自身的存在狀況所進行的反思。那麼，這些特性或條件可能是什麼？

我們有必要再次注意丸山自身的說法。早在1991年，在為中國出版的論文集《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所撰寫的序言中，丸山特意為中國讀者提供了一種閱讀方法——由於論文集的主題是福澤諭吉，他這樣寫道：

現代中國讀者在閱讀福澤的“思維方法”時，也需要在不同的文脈裡“改讀”，就是說，對福澤思想的“意譯”比“直譯”更重要。在某種情況下，甚至還需要超出“意譯”的範圍，對福澤的思想進行“再創造”

丸山真男：《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歐建英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作者原序，第5頁。。

丸山接著解釋說，這是考慮到他自己的福澤諭吉研究對“現代中國讀者”而言，“能提供多大程度的意義和價值的問題”。這種用意似乎不難理解。但即便如此，這一說法仍然會讓人們感到吃驚，因為它首先意味著丸山努力從福澤諭吉解讀出來的“現代”思考方法，可能不是普適性的；中國讀者有必要從中探求屬於自己的“現代”。

顯然，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丸山真男這是在鼓勵讀者進行無原則的主觀解讀；相反，我們上面提到的曼海姆知識社會學中的“存在的被約束性”命題，依然在這一表述中發揮著作用。丸山的福澤諭吉研究在日本學術界被指責為過於主觀，但他並未直接反駁，根本原因也在於這裡——他看重自己研究特有的“意義和價值”的問題。

日本學者對丸山真男的批判，參見安川壽之輔：《福澤諭吉與丸山真男：解構“丸山諭吉”神話》，劉曙野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如果說這個“意義和價值”的問題與曼海姆的命題有著深度的糾纏，那麼，我們就應該沿著這個路徑進入丸山真男的學問和思想的世界。

因此，我們要水到渠成地提出如下問題：“我們”正在面臨的是什麼問題？我們要尋求什麼樣的價值和意義？按照丸山的提醒，這是我們進行閱讀時首先要意識到的前提，也就是我們自身的問題意識。不過，我們要在此略微停下腳步，因為我們需要的毋寧說是相反的過程——通過閱讀丸山真男，我們會發現、會意識到自己面臨怎樣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並沒有簡單有效的方法去把握並表述我們所關心的“意義和價值”問題；我們事實上生活在形形色色的柏拉圖意義上的“洞穴”當中。我們時刻需要超越我們自身“被約束性”的視角與實踐的工具。

同樣重要的問題是，當丸山提到“再創造”時，這種將主體性推到前面的工作的原則又是什麼？“我們”在進行這種“再創造”時，需要怎樣的資格？提出這樣的問題，似乎讓我們陷入了一種循環論證，因為問題又轉移到“我們”的身上來了。出於這種認知上的困境的自覺，我們今日閱讀丸山時所期待的，正是要借助日本思想史的路徑，進入東亞世界史，進而進入歷史的深處，借以反觀我們自己的時代和我們所處的位置。因為“我們”所面臨的這種困境，正是現代社會的必然伴生物——在現代性的自我意識之下，不存在不證自明的事物。

具體而言，如果說我們對自己時代和位置的把握，正是“現代”、也就是日本語境中的“近代”這一時代狀況，那麼我們今日面臨的課題就是通過丸山的思想史棱鏡，探尋約束我們自身歷史意識的“現代”究竟有怎樣的面孔。這種追問方式，讓我們理解了丸山在前面的文章中提醒中國讀者“再創造”的第一層意圖。因為他知道，日本在近代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出類拔萃的表現，足以構成一部分中國人試圖從日本經驗中借鑒、學習的經驗證據。不過，丸山對這種觀念隱晦地表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提示中國讀者，必須注意“文脈”，注意“意義和價值”，因為它們才和中國讀者的“現代”有關係。

有必要強調的是，我們的這裡的追問並不是我們此刻的設定；事實上，它最初就內在於丸山的學術思想與歷史意識當中。丸山撰寫於戰爭時期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即《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探討的正是日本自身固有的走向“近代”的契機。在戰後發表的第一篇論文《近代的思維》（1946年）中，他對日本戰爭期間的最高思想形態，即以克服近代西歐政治和經濟制度為主旨的“近代的超克”進行否定的同時，對日本與近代“無緣”的悲觀論調，也提出了批評。

丸山真男：《近代的思維》，載《丸山真男集》（第三卷），巖波書店，1996年。而丸山在學術生涯後期對自身研究方法的回顧和闡述，則直接將我們的視線引向了他自身歷史意識當中的“現代”問題。這方面的代表作是發表於1972年的論文《歷史意識的“古層”》，以及其後對這篇論文的進一步解釋，比如《原型、古層與執拗低音》（1984年）等。在這些論文中，丸山提出了日本民族思考方式中的“原型”（ 或“古層”“執拗低音”）問題，為我們理解日本乃至東亞的現代化歷程，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視角。

一些中國學者注意到丸山“原型”“古層”與“執拗低音”等說法，但並未深入探究這種思想史研究方法在把握“近代”上的特殊意義，而這正是本文的討論要點。相關文獻可參見劉文星：《丸山真男歷史意識的“古層”淺析》，載《日本學刊》，2009年第1期；韓東育：《丸山真男“原型論”考辨》，載《歷史研究》，2015年第1期；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三聯書店，2005年，第十四章。

下面，我將通過重新分析丸山對自身獨特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工作和方法的省察，來具體討論一下丸山對“現代”的思考。這裡要再次強調的是，丸山的“現代”觀之所以值得我們特別關注和思考，正在於他對近代日本帝國崛起與失敗的歷史體驗。中國清代學者趙翼在一首評論大文豪元好問的律詩中，有“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一聯，膾炙人口。其實，家國的興亡對於有天賦的思想家、學者而言，其意義同樣如此。他們可以由此洞察時代和人生的真實，為後人提供彌足珍貴的借鑒與意義，避免“後人復哀後人”的歷史悲劇。本文要論述的丸山真男，正是這樣一位思想家和學者：近代日本的崛起和1945年的戰敗，讓他的思想與學術論著獲得了超越時代的生命力。

二、 從“心理”到“執拗低音”的歷史認識

1. 作為靈魂自敘的軍國主義批判

我們的話題首先要從奠定了戰後丸山名聲的論文《極端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說起。這篇被認為“震撼了當時的言論界”的論文，發表於雜志《世界》1946年5月號上。如同很多論者注意到的一樣，這篇文章之所以起到“震撼”的作用，與他率先從思想史的角度——而非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式的、基於政治經濟結構的宏觀分析——對日本法西斯主義進行批判有關。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三卷，“解題”，第365頁。那麼，我們不禁會問：何以這種思想史角度的分析會引發當時言論界的震動？

事實上，題目中的“邏輯與心理”，尤其是“心理”這個說法，正是我們理解這篇文章精神的關鍵。簡單地說，丸山圍繞日本帝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結構”與“心理基礎”的論述，創造出了一種強大的心理效應——他直接訴諸人們日常的心理感受和認知，而不是需要理性抽象的諸如“經濟基礎”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術語。當丸山率先指出，以“萬世一系”“天壤無窮”的天皇和國家為至上價值的觀念彌散於整個日本社會當中，從而支撐了“極端國家主義”的瘋狂行為時，人們對此可謂心照不宣、心領神會，因為這種分析直指人心，會引領讀者審視自己內心深處的幽暗之處。這種心理狀況的揭露與當時言論界中“悔恨共同體”的這一氛圍，可謂互為表裡，從而在人們的內心引發了深深的共鳴，很多人也由此才幡然醒悟，開始了他們的戰後時代。

當時一些讀者的“震驚”狀況，可參見竹內洋：《丸山の時代大學·知識人·ジャーナリズム》，中央公論新社，2005年，第164—176頁。

可以說，丸山的第一篇文章之所以以“心理”為視角，是因為他尋求的正是這種效果。他在文章中說：“只有進行一場精神革命，革命才算得上是名副其實。”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三卷，第18頁。就此而言，這篇打破戰後思想沉寂的名文，是作者對近代日本靈魂病理的剖析與敘述，是他追求靈魂深處革命的肇端。如果注意到這種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獨特性和有效性，那麼我們必然會進一步注意到日本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個性”問題。我們不難推測，正是因為一種被丸山和他的讀者所共有的思想與文化背景，才使得丸山個體的靈魂剖析成為對國民整體靈魂的診斷。

這裡要強調的是，這種將現實政治與歷史進程的觀念動力來源推向歷史深處、在民族共同體心理的深層進行探求的方法，實則已構成了丸山真男思想史研究方法特異之處的先聲。在他面對學生的東洋（日本）政治思想史講座當中，他首先開始了這種方法論上的自覺。在1963年的講座中，他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日本思想史研究中的“原型”和“古層”問題。順便一提的是，中國思想史學者李澤厚在1980年代的一系列中國古代思想研究中，使用了“文化—心理結構”與“原型”說法，在當時的知識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歷史本體論 乙卯五說》等著作中，或提及或具體論述了“文化—心理結構”對中國文化和思維方式造成的恒久影響。在西方思想史中，“原型”這個用法多來自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用於指稱“集體無意識”的構成要素。

［瑞士］榮格：《原型與集體無意識》，徐德林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36—37頁。但它的具體含義包羅萬象，並不清楚，很多學者大致用它來指稱各種心理活動模式。

［美］普安迪：《〈紅樓夢〉的原型與寓意》，夏薇譯，三聯書店，2018年，第17頁。

下面我們將看到，丸山真男使用的“原型”等說法，雖然不是來自榮格的精神分析理論，但它和榮格的心理分析有著近似的問題意識。他們都要探求人們日常行為背後源自古昔時代的積累與沉澱，從而將人們對“現代”的認知目光，投向歷史與民族的深處。

本輯主題：

中島隆搏 丸山正男論近世日本政治思想史中的自然與制作

李永晶 在歷史與民族深處思考東亞的近代：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視角

趙京華 戰後啟蒙時代與最後的知識分子：讀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

王 前 丸山真男與現代性：一個未完成的Project?

裴自餘 擬制：丸山真男的現代想象

商兆琦 從荻生徂徠到福澤諭吉：丸山真男對於“近代性思維”的探索

盧 華 丸山真男的中國革命論：以三民主義為中心

筆 談：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

羅志田 從天下視角看五四

章 清 新文化運動的展開及其影響機制

瞿 駿 前史、實時與後續——重構五四運動的舞臺

韓子奇 章太炎的《齊物論釋》與五四精神

陳學然 在國家與地方之間：香港的五四

張仲民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世界語運動——以錢玄同為中心

彭春凌 五四與儒家三題：價值·歷史·世紀節點

沈 潔 地方、日常與細枝末節中的“後五四”時代

唐小兵 從個人解放到社會問題：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另一種視角

周月峰 新文化運動中的關聯與互動

季劍青 清末至五四時期的“國家有機體”說及其不滿

袁一丹 創造一種新的可讀性：文學革命前後的句讀論及其實踐

高 波 五四時期關於“西方衰落”問題的爭論

徐佳貴 五四初期的概念史與地方史

李浴洋 五四闡釋史的意義與認識價值：以1989年京滬兩地學人的五四論述為例

專題：百年中國思想

王汎森 1920年代以後反主義的思想言論

章 可 胡先生的困惑：再思五四前後的“人道主義”觀念

段 煉 文明尺度、世界認知與革命的正當性：以李大釗思想演變為中心

於海兵 五四時期民粹主義思潮中的烏托邦意識

柏林與斯特勞斯之爭在中國

馬華靈 二十年來中國的思想格局

黃 濤 伯林與施特勞斯的紛爭：重讀《刺猬的溫順》

蘇光恩 中國語境中的柏林與施特勞斯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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