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著中國史(全五冊)（簡體書）

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敘事中，中國史與世界史是分隔的，中國史看不到世界，世界史裡找不到中國。《姚著中國史》兼容了中國、日本和西方史學的研究與寫作方式，打破了傳統中國史的認知繭房，具有以下鮮明的特色：

1.突破了傳統中國史由中原向外層層推演的藩籬，為秦楚這些半邊緣國家正名。

2.對東漢以來豪族演化的歷史敘事，蘊含著為生民立命的庶民情結。

3.對五胡建立的胡-漢聯合政權的本質辨析，客觀展示了大分裂時期的民族紛爭與融合。

4.正視遼金元這些來自長城以北的草原征服者，並將其與漢族政權進行平等觀照。

5.在域外與中國動態聯繫的環境中考察中國歷史，爬梳了中國同周邊國家關係的歷史淵源。

6.擺脫了傳統歷史偏向於政治史敘述的窠臼，廣泛利用考古學、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增強了歷史解釋力。

當前中國已經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國民亟需一種世界主義的知識視野。《姚著中國史》超越了中原王朝循環的線性敘事模式和漢族中心主義的內觀視角，作者姚大中先生對中華文明飽含熱情而又異常冷峻，他用畢生精力完成了世界史視野展示大中華文明的書寫，為今天的我們成為世界歷史民族提前做好了知識儲備。

《羋月傳》歷史顧問、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王子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馬勇聯袂推薦。

 

《姚著中國史》全書共5冊，全書汲取中國和日本歐美俄蘇多地研究成果，用全新的架構、獨特的視角敘述從遠古到清代的中國歷史。

第一冊《黃河文明之光》【東漢末年前】爬梳了最早的中國，並剖析了中華第一帝國秦漢的勃興與崩解；

第二冊《古代北西中國》全景透視了“游牧中國”和“農業中國”的競爭、共生與融合；

第三冊《南方的奮起》【公元189年至581年】描繪了歷史的曲線——正統朝代南移與北方民族大融合，熔煉、孕育著一個新帝國；

第四冊《中國世界的全盛》【公元581年至960年】詮釋了隋唐帝國確立中國在東亞秩序的軸心地位的歷程；

第五冊《近代中國的成立》【公元960年至1911年】

展示了宋以後中華民族諸成員全部登上舞台的場景，及中國的重新整合。

《姚著中國史》打破了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的界線，在域外與中國的動態聯繫的環境中考察中國歷史。其“漢族中國主聲部”非常清晰，同時與之相配的其他“次級聲部”的聲音也相當豐富。它們大致可以按照地緣來劃分，除了作為主聲部的中原核心中國這一區域外，其他的次級聲部大致有以下幾種：西方聲部、東亞聲部、中國西部邊疆聲部、南海聲部，所有這些主次聲部都有自己的聲音。一般的中國學者寫的中國通史是將中原作為一個核心，一層一層向外看，而這部書則是從匈奴、月氏、日本、朝鮮等向內看，角度新穎，堪稱世界史視野下的大歷史。

姚大中

一九二四年生於江蘇省吳縣。中央大學（南京）法商學院政經系畢業，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做政治經濟研究，台灣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姚大中先生集傳統士人風骨與匠人精神於一身，對中華文明飽含熱情而又異常冷峻。他耗盡畢生精力獨自創作了《姚著中國史》這部生平唯一恢弘巨著，奮力在中華歷史長河中撐篙前行，尋找中華民族卓越向上的力量。同時，他毫不忌諱中華文明的中衰，並告誡後人，“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但沒落的世家子而盡緬懷昔日榮華，表示的惟是懦弱。知恥庶近乎勇。忘懷歷史的民族注定滅亡，顧影自憐或自怨自艾，又或只會自打嘴巴，同樣為沒出息”。

 

《姚著中國史》是一部超越漢族中心主義的中國通史，顯示出作者學術創新的勇氣。作者對大一統的偏愛，超越漢族中心主義的立場，顯示出文化和情感上的民族主義。與錢穆相比，作者更為理性和冷靜。我相信，這種健康的情感背後，浸潤著作者對於中華文明的摯愛，它體現著一個知識人的社會關懷。——知名評論家張弘

本書的一大特色是別開風氣，獨具一格。去除了經濟史、政治史等研究的牢籠之界，於民族、邊疆史著力頗多。文字古雅，尤能在大歷史中突出傳統文化緊要之處的細節，如論語的成書，魏晉的清談等。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雖在字裡行間充滿對本國傳統與文化的尊敬或自豪，不過卻在*後提醒人們：“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但沒落的世家子而盡緬懷昔日榮華，表示的惟是懦弱。知恥庶近乎勇。忘懷歷史的民族注定滅亡，顧影自憐或自怨自艾，又或只會自打嘴巴，同樣為沒出息”。——知名評論家解璽璋、李禮

前言
歷史，今日已係人文科學諸分野的共同基礎。
我終覺得，傳統中國歷史的敘述方法與解明方式，對上項需要，尚存有其可待補充處——
其一，中國今日的人與地，須包含東北、蒙古、新疆、西藏，則其記錄，應該突破傳統“東部十八省”的漢族中國范疇。深一層說，中國在世界非為孤立，應該從敘述空間適度再擴大。傳統的歷史現像說明，於時間上是懸空的，應該拉下到今日人的立場！傳統歷史偏向於政治史的敘述，但人類活動非限於政治層面，則同時也應該注視當時人的社會、經濟生活。還有，今日發達的考古學，應該可以加以利用，以改變傳統專憑文獻資料的習慣。同樣，社會學、地理學等諸學問，又何妨與歷史學結合，對歷史解明，應該只有幫助，而不致拒斥。
其二，研究中國歷史，今日已非限中國人自身。本國人筆下的本國史，容易主觀而作身在其“內”的環顧，觀察自有所局限。外國人置身事外，自上鳥瞰的客觀性係其長處，但究竟非中國人，透視深度不夠或只見屋頂未及屋內，又或存在先入為主偏見時，便非只遺憾而已。於適切今日時代的歷史觀點之下，調和中外雙方的治學方法與態度，又非不可能辦到。
基於如上兩項構想，乃有這套中國史的撰寫。每冊分則各自獨立，合則成套。
走一個新的方向，自不能必其成功與正確。然而，我的動機，原正不過“只開風氣”。
後語
常言道，歷史是一面鏡子。然而，如果鏡面模糊或破碎，反映的已是不明顯或不周全的我；如果任令厚積塵埃不加拭抹，便任何面貌都不能反映；再如果鏡面乃是變形的哈哈鏡，則尤系歪曲歷史。
於此，如下立場須得站穩：
第一，歷史的立腳點是今日，須以今日立場說明歷史（什麼?）與解釋歷史（為什麼?）換言之，今日為樞紐而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否則歷史懸空的，不切實際的——有現實的我，才反映鏡中的我。
第二，相對方面，不能以今日基準批判歷史，或以今日教條規範歷史，否則將全無是處。時代永遠在進步，過去畢竟非由今日復制，今日也必不能比擬未來——現實的我，究與鏡中的我有別。
人不能十全十美為眾所周知，事也兼具其正面、負面因子，歷史事件與措置必有需要才存立。只是，任何主義不隨時代修正，定必僵化；任何良法美意不能適應時潮，抑且阻擋時潮，定必被淘汰或倒轉形成反動。人類歷史之初，如無階級成立，由胼手胝足的勞力者飼養坐享其成的勞心者，文明決無由提升。科舉以鑽八股死胡同終幕，揭幕時卻是敞開平民參與政治大門的高姿態，象徵開明與前進。幫會是近代史一大社會力量，不能以今日已代表罪惡與黑暗而抹殺其歷史貢獻，反過來說，也不能因之曲予原宥而任憑存在，倒退回舊日道路。同一事件的“是”與“非”，必須分別辨明與衡量，混淆與偏頗都是不公平的，猶如鏡面的被污損或扭曲，不論有意或無意。
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但沒落的世家子而盡緬懷昔日榮華，表示的惟是懦弱。知恥庶近乎勇。忘懷歷史的民族注定滅亡，顧影自憐或自怨自艾，又或只會自打嘴巴，同樣為沒出息。這又是後語的贅言。

第一卷《黃河文明之光》
【黃河文明的誕生與展開】
中國文明的光源
人類的發生·文明的始源
北京原人/河套人/山頂洞人/札賚人
黃河—中國文明的中核
黃河文明的廣域性
傳說與歷史
古代中國的成立
中國歷史之曙光——夏朝
殷朝國家與其都市文明
卜辭的世界——信仰/曆法/產業/社會
週革殷命與封建制
禮樂文化
時代的躍動— —紀元前八至前三世紀
從都市國家到領土國家（春秋）
光與熱的大奔放期
中央集權制萌芽與中國“國際”統合的準備期（戰國）
漢族的誕生
百家爭鳴——中國思想史的黃金時代
【漢族中國統一後的中國世界】
秦漢大世紀
統一朝代的偉大繼承
四百年漢朝盛衰
紀元前二百至後二百年間的科學與技術
漢朝人的生活·流行
思想·學問與獨尊期儒家
漢朝社會·經濟層面剖析——鄉里與豪族
東洋—中國文明圈形成
南方的改造：百越/南蠻/西南夷
東方的黎明:東夷
主要參考書

第二卷《古代北西中國》
內容簡介：
本書分兩個線索來解明古代北西中國自身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諸形態，以及與漢族間的交涉和文化交流，實為一部古代蒙古、新疆史。
目錄：
【北方游牧勢力的衝擊】
草原游牧社會與其獨立文化的形成
游牧民族大躍動的歷史意義
草原經濟·游牧文化的特質
騎馬·游牧民族的起源
北亞細亞青銅器時代與“胡人”
歐亞大陸游牧文化圈連鎖
中國歷史演進的雙軌性
長城內外的對立
兩個世界的分隔標誌
長城的最初性格——國境線
漢朝攻勢長城與後代防禦長城
游牧主動與其外向性
與耕地相斥的草原歷史路線
匈奴—北亞細亞大風暴
匈奴雄長的世界意義與其漢族依附性
北亞細亞最早的統一
婚姻·軍事·經濟·精神生活
游牧封建與單于繼承法
匈奴聯盟中的漢人集團
戰爭與和平
巨大游牧壓力下的漢朝和親政策
由和到戰十年間九次大遠征
從漠南無王庭到匈奴降伏
和平波折與北匈奴西遷
南匈奴進入長城後的質變
東胡·西羌·前期突厥諸民族
四至六世紀間新漢族誕生與草原新形勢
東胡·烏桓·鮮卑
從鮮卑游牧帝國到投入長城後的北魏
戎、羌、氐、月氏
後漢政治痼疾——西羌問題
草原“朝代”嬗代中的柔然
丁零·高車·鐵勒·突厥
【漢族中國以西的世界】
認識古代“西方”
二千年前漢族世界眼光的擴大
貴霜—大月氏與嚈噠
中亞細亞古代歷史的基本認識
中國史料與所指“西域”範圍
新疆與河西走廊
沃洲地理櫥窗與人種博覽會
經濟繁榮面下“新疆”政治的向上
“新疆”歷史命運
河西走廊—吐魯番盆地
從“通西域”到“西域經營”
中國西方事業起點的“鑿空”
漢朝的“新疆”—中亞細亞征服
區域性共同防衛與都護統制體系
“三通三絕”的後漢西域支配
長史統治與高昌國成立意義
考古—古代學上的“新疆”
歷史壯觀復原與敦煌學
漢朝西長城制度
埋沒沙中的鄯善王國
南北道古代史閉幕
東—西方文化、商品交流的早期形態
中國對西方關係從混沌到開朗
外國通商·外國商人
世界性絲貿易與國際交通
古代世界東—西大動脈“絲道”
古代西方的“中國”認識
中國容納外來文化的源泉與內容
中國文化傳播西方
主要參考書

第三卷《南方的奮起》
內容簡介：
自二世紀末到六世紀末的漢族中國四百年大分裂時期，中國在動盪紛亂之下的面貌並非全是破壞的，歷史意義也非全是消極的，其間各存在其積極的一面。在積極的方面，即是迎接統一再現的準備諸分野，以及充滿了新生命、新活力的新漢族孕育，江南文化的發達，與中國—東亞文明圈的堅實奠定。
目錄：
歷史曲線兩次高峰間的低潮
漢朝崩壞與分裂局面的持續
外戚、宦官、黨人
黃巾之亂與所開啟的英雄時代
分而合·合而分
五胡十六國連鎖反應建國運動
南方切離近三個世紀的南、北均衡形勢
大分裂末期新時代的孕育
二至六世紀社會·經濟問題總決算
古代鄉制破壞後世族中心社會的成立與式微
世族門閥的歷史評價
大流亡潮期間的戶口問題
江南·南方開發與地方行政體系推移
分裂期產業·流通諸面貌
交通都市商稅貨幣
土地國有製從試驗到完成
農村社會生產秩序大變革與租稅制度再編定
四百年轉型過渡期文化
六朝文化根源的老莊思想與“清談”
文學、藝術與相關聯的學問
史地學、科學與技術
地下史料所見魏晉南北朝人的生活形態與風俗
宗教與宗教思想史展開
道教的起源與誕生
佛教傳入中國固定化的輪廓
佛理·譯經·中國佛教教義
佛教藝術與南北朝造像運動
樂浪時代結束前後遠東新態勢
高句麗的從中國史轉移入韓國史
朝鮮半島三國的南北朝文化浸潤
魏志倭人傳·宋書倭國傳。
大和國家的形成與歸化人
主要參考書

第四卷《中國世界的全盛》
內容簡介：
漢族形成的充沛活力，帶動了中國模式政治、文化為基底的東亞“中國世界”，自漢朝的時代塑定胚型。新漢族於隋唐時代再形成，又培育、提攜“中國世界”成員，共同內耀博大而絢爛的中國文明之光。隋唐世界大帝國成立的意義，初非只中國史上的偉大朝代而已，也是關係東亞史全體的。這是本書敘述的主軸。
目錄：
世界帝國的榮光
隋唐新漢族·大統一成立
從“貞觀之治”到“開元之治”
“天可汗”國際秩序軸心
國家規模的超越·政治平等的複活
社會關係與均田法施行實況
大運河與產業·經濟發展
開放性的生活、思想與文化
大唐的榮華
條條大道通長安
外來宗教與佛教思想的百花齊放
學問、科學與文學平民化
有容乃大·東西吞吐（一）天竺·大食·新羅
有容乃大·東西吞吐（二）日本
中天之日換入斜陽期
盛唐明暗面——八世紀前半
盛世傾斜起點的安史之亂
均田制墮壞期的變貌——八世紀後半
藩鎮／宦官／朋黨
九世紀社會·經濟新境界
巨大帝國崩裂的震力與轉運期開創
黃巢之亂前後的唐朝五十年暮運
新時代誕生的陣痛期——五代十國
八至十世紀的東方世界
主要參考書

第五卷《近代中國的成立》
內容簡介：
十世紀中國，是個歷史的大轉捩時代。因此，橫的方面，漢族朝代與征服朝代並行或交替存立；縱的方面，近代社會以宋朝建立為標誌而設定。
歐洲曾經歷漫長的中世時代，但短短約三個世紀的近代歐洲，十八世紀後半以來便以產業革命成功，快速轉換現代社會。中國領先歐洲快速通過中世時代，近代中國的歷史分期，時間卻停滯十個世紀，清朝之末，才在痛苦的、被迫的形勢下勉強向現代化舉步。
本書便以如上諸課題為中心，說明“什麼”以及探討其“為什麼”。
目錄：
【中華民族大舞台全成員登場】
亞洲內陸世界霸權推移
北亞細亞突厥巨潮
蒼狼的子孫——文字的後期游牧國家
突厥時代最後榮光
回紇與游牧社會文明化
中亞細亞突厥化
大西南地區民族運動
吐谷渾三百五十年
吐蕃興衰
西藏佛教與喇嘛法王支配
雲南五個世紀獨立時代——南詔、大理
模寫漢族中國兩範本
“海東盛國”渤海
西夏“君子”
征服朝代成立
契丹·遼朝——二元支配體制的創始
女真·金朝——中原化快速變容者
世界史的最大征服
從蒙古帝國到大元帝國
元朝身份制社會與蒙古至上主義
東西交通·文化交流最盛期
北元以來草原封建制的成熟
十七世紀後的清朝蒙古
【漢族中國的近代化】
絕對主義的時代
宋朝歷史的近代要素
外侮最劇的漢族朝代
文治主義與君主專制絕對化
科舉·學校·士大夫
漢族光輝的明暗
南方優位下的社會·經濟
諸產業的分化開發
財政與社會結構再調整
商品·貨幣經濟時代的都市
新文化的展開
士人·庶民文化結合
理學——儒家思想再出發
宗教思想·學問的進展與停滯
高峰科學·技術的終頁
主要參考書
後語

漢末魏晉准許游牧民族內徙的開放政策反思
三、四世紀之交晉朝社會混亂情況，可謂便是二世紀後半後漢末年的重演。八王紛爭內亂造成勞動人口不足，灌溉網與防洪公共設施事業被大規模破壞，土地放棄，城市與鄉村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農民反抗情緒激化，以及各地農民、流民演化為盜賊蜂起事態的展開，這些都非常相似。但有一點差異非常顯著，那就是在混亂激流中“五胡亂華”局面的形成。
東自遼河流域，西至天山與哈薩克斯坦草原，北起貝加爾湖與南西伯利亞森林地帶，南迄西藏高原的此一廣大地域內，自古都屬從事游牧諸種族的活動天地。游牧民族以家畜的飼牧為主要生產手段，也以羊、山羊、馬、牛、駱駝等家畜為社會財富準則，往往恃其強大騎兵的機動力，急速集中攻擊力向周圍農耕地帶文明國家突襲與掠奪戰利品。
漢朝統一國家形成初期，便時時遭受強盛的歐亞大陸游牧民族東方盟主匈奴侵略。公元前二世紀後半漢朝對匈奴的連續性大征伐與前一世紀中呼韓邪單于降伏，大敵匈奴才被壓制臣服，而具有匈奴整族救濟性的長城線以南移住最早經驗。後漢立國與匈奴分裂，一世紀中，立於漢朝保護之下的南匈奴便援引舊例，獲准越過長城線進入漢族中國領域，被分配以鄂多爾斯地方或綏遠省，以及山西省北部為移住地，以與漢人雜居。
今日經濟史、農業史的常識，以牧畜為主生業，通常所稱的游牧民族，原非不知農業，待移住並定居農耕地域，必然因適應新環境而主要生活方式轉向從事農業，南匈奴便是歷史上特為著名的例子。他們一方面隨定居時間而人口自然繁殖。另一方面，長城線以外的匈奴人仍在不斷向內移住，於是新居住地益益發展到擁有山西省的汾水盆地沃地。其時，進入長城的匈奴人以美稷地方為新的活動中心，遠隔沙漠與草原環境，食糧豐富，深一層容易浴於漢族高文化的日光中，傳統游牧素質脫落。早期移住內地時尚能維持的固有氏族制，也正漸漸發生變化。
到三世紀初曹操專政時代，單于制度終於倒塌，而分五部實行自治，匈奴固有社會組織的最後殘餘痕跡拭盡。在此一百多年漢族環境中生長的匈奴人新生代，上層階級的漢化傾向尤為強烈，他們因與漢族通婚混血而姓名改變漢式，也幾乎都感染漢族上層文化人的優異教養，深通漢族古典文學。所以，屆抵漢末魏初，所謂“匈奴人”，實則殘餘的僅已一個名詞，依五部自治的權利才顯現其異於漢族的獨特性，差別也僅止於此。
漢朝方面，後漢邊郡人口原較前漢為少，一世紀中以後匈奴人被准許移住邊郡，亦即基於補充漢人居民不足的理由。迨二世紀中國連遭羌禍與黃巾前後的戰亂，西北并州漢族人口愈益銳減。三世紀前半時魏國所接收漢朝的郡縣建置，已退縮到山西省中部為盡頭。又堪注意，漢末動亂期的匈奴人，以立於自治體制的政治保護傘下，相反能得保全其人力，較之同一期間過度損耗的漢人數，正呈現了鮮明對比。
如上依新制自治系統而立於漢—魏支配的匈奴人，當郡縣南移之際，也陪伴南移而生活地域擴大到山西南部，如《晉書》四夷傳北狄—匈奴條所指出： “（匈奴）多歷年所，戶口漸滋、瀰漫北朔。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眾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故茲氏縣（魏屬南遷後的西河郡）；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屬太原郡）；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漢屬河東郡，魏分河東設平陽郡，蒲子縣屬平陽郡）；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郡，南遷）；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屬太原郡）。”河東郡於漢朝屬司隸校尉，魏、晉時代也與所分設的平陽郡同屬司隸校尉部改名的司州。換言之，都已是京畿地區。
早期被准許進入漢族中國領土的游牧民族或胡人非只匈奴，西方邊境同種異類的氐、羌，又是另一龐大系統，安置地在甘肅、陝西方面。匈奴以東則通古斯東胡系烏桓，被移住於今日河北、熱河、遼寧一帶。三世紀初曹操撲滅袁氏勢力，追隨袁氏的烏桓遭受曹操毀滅性打擊，“胡漢二十餘萬口”全數被勒令南遷內地後，原依長城線與烏桓分居長城內外的外緣同種族鮮卑，又自長城外南移，接替了東北邊境烏桓原居住位置。
鮮卑種族於其時發達為替代匈奴種族的北方民族主流，系歷史一大劃期，一世紀南匈奴的進入長城，其內蒙古故居地也以位於長城外東側的鮮卑人向西移動，漸漸接收了內蒙古全域。到移住長城線以內的匈奴人自早期移住地綏遠與山西省北部南移，再循一世紀後同一軌跡，內蒙古鮮卑人又繼續南向填補，而鑄定自東向西，整條長城線內外均由鮮卑種族分佈的形態。此由《三國志》魏志鮮卑傳可獲明顯了解。
漢末與魏、晉之間或紀元三世紀時，胡人內徙的愈益蔚為潮流為值得重視的現象。所以然原因，仍係後漢政策的繼續，由於戰亂中與戰亂後填補大量流失的漢族人民所需要，而出諸政府獎勵。群雄割據與三國時代彼此所爭奪的標的，非限土地，也在包含了胡人在內的人口。泛胡族不斷內徙與定居地不斷向南伸展的結果，三世紀中所見，陝西渭水流域與山西汾河流域間廣大地域，亦即逼近國都洛陽以北與以西，都形成華夷雜居狀態。
三世紀時中國北方邊境地帶胡人大移動潮流展開之受政府鼓勵，以及政府對移住者表示歡迎，自以為得計的心情，不難從晉朝初年一位胡人厭惡者的對策中見出：“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彰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晉書》阮種傳）
同時期相類似，且預言一時之利必將於未來招來禍患的言論，尚有如：“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三國時魏國滅蜀統帥）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万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晉書》傅玄傳上疏）以雜居內地胡族適時全數遣返原住地特具代表性的主張，系惠帝初年的江統《徙戎論》。
如上這些少數意見的當時未被重視，漢族歷史家以及受其影響的今日外國歷史界，幾乎都感到惋惜。事實上，三世紀開放政策是否錯誤？很不容易斷言。而且，和平時代如能延續，生活於漢族領土上的胡人定必愈益加大、加深其文明化或漢化，此一推想也必須認定。所以，持平之論，錯誤不在開放政策，而是政治、經濟環境不能保持穩定。於此，晉朝皇室與上層階級腐化與野心引發的激烈內亂，便難辭其咎。
相對方面，三世紀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間儘管存在胡人厭惡者，“五胡亂華”展開，須注意卻未附帶民族意識，也絕無任何一“胡”附帶民族意識，或者以此號召。其時胡人生活於漢人間的狀況，與今日台灣山地同胞頗為相似，今日山胞誠然仍殘留若干象徵性固有文化，保有部族名稱與一部分純粹血統，但漢式教育水平，以及與漢族同系“中國人”的意識，則已向漢族看齊而合一。
以今仿古，同樣適用於五胡時代。儘管山胞—漢族（今日），戎—晉（五胡時代）都仍保留民族分際，卻彼此共同自承為中國人。惟其如此，所謂五胡亂華，他們反抗的動機與目的，與漢人盜賊可謂無異，與外國歷史家喜愛指為外族入侵的解釋，距離尤遠。
因此，“五胡”特有的非漢族因素固值得重視，他們的早已文明化，以及便因願意漢化而自後漢以來三百年間陸續被允許移住漢族領土，以向漢人學習文明而漸漸蛻變其游牧特質轉向農耕的背景，仍須辨別。他們受同時期先已爆發的漢人叛亂影響而叛亂，以及與漢人不滿現實者匯合，毋寧又便受漢人鼓勵，係向漢人學習的意義。依此了解，五胡亂華的“外族”色彩便不宜誇大或強調。
他們的叛亂行動，與同一時期的漢人盜賊應屬同一形態，乃是中國領土上的“中國”人民內政，較之“入侵”，性格迥然不同。一個明顯的比較，如果前漢呼韓邪單于以前，匈奴自草原佔領長城以內，才堪稱外族入侵，五胡時代已不符合如此條件。抑且，四世紀如不發生五胡亂華或五胡十六國事態，漢族自身類似漢末群雄割據或三國分立的局面，仍會出現。
漢族光輝的明暗
宋朝乃是中國歷史上“中國人”與“漢族”截然區別的起點，前此的時代，入於中國則中國之，儘管“中國”所指仍是漢族中國，漢族卻具有豁達的容含外來民族胸襟。惟其如此，漢族歷史兩大巔峰期的漢唐，漢族血統並非全行一致，也因而與其狹窄的謂為漢族，不如稱之中國人為恰切。以外侮最劇期的宋朝為劃期，漢族於元朝征服統治與種族差別支配為頂點的痛苦壓迫下，被動的、也是自動的停止歷史性外族同化機能，“漢族”意識才被固定化，自此的歷史才真正堪謂漢族歷史。明朝推翻元朝，便是漢族強化民族意識後，名實相符的漢族民族革命。
明朝革命成功，激發的已是新的“漢族”精神，“中國人”還原“漢族”四百年，已在萎退中活力回复鼓舞的一次強心針。漢族反抗元朝的民族運動之始，以浙東沿海鹽商方國珍舉兵之年起算，系元順帝至正八年或紀元一三四八年，勢如燎原的全面性白蓮教徒?紅巾軍之亂興起，則至正十一年或紀元一三五一年，紅巾革命軍後期轉移由分支之一郭子興部將，新崛起貧民出身的朱元璋指導，而回復中國全域的漢族統一政權。朱元璋二十五歲投身郭子興軍中（紀元１３５３年），四十歲在金陵建明朝，七十一歲崩。在位三十一年間，對外，明朝威光加諸四方；對內，努力於漢族文明的振作與復興，改革官制，刷新軍制，更定律令，恢復科舉，整飭吏治，實測戶口田土，定里甲之製，均賦役，興學校，獎勵儒學與學問，推廣全民道德教育，國運如朝陽之升，充滿光明的一片新氣象展現。明太祖朱元璋少年時目不識丁，以後治學甚勤，其人於清朝趙翼筆下，是“一人而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兼而有之者也”（《廿二史劄記》明祖以不嗜殺得天下篇），其領導漢族矯除宋朝以來疲態，無愧中國史最偉大君主之一，第一流的軍事家、政治家，以及組織家。明朝中期以後君主幾乎都不成材，而能享國近三百年，須便賴太祖初制之善。
明初漢族籠罩東方世界的威光下，東洋史學者形容東方諸國對明朝的態度，朝鮮是恭事，日本則媚事。日本方面的記事：合一南北朝，確立室町幕府支配體制的獨裁者與太上天皇足利義滿，明惠帝建文三年（紀元１４０１年，日本複小松天皇應永八年），以“日本準三後道義”名義而敬稱“大明皇帝陛下”抬頭，向明朝呈上國書。翌年，明朝複使到達日本，義滿盛大歡迎，禮拜受領載有“爾日本國王源道義”文字，正式冊封國王意味的勅書，以及頒下奉正朔所需的大統歷。同年明朝成祖登位，義滿再上書時，署名已是“日本國王臣源”，自承於明朝屬國之列。由是每年彼此使者往復，成祖且以封日本“壽安鎮國之山”而頒御製碑文。日本對明蜜月外交或相對意義的屈辱外交，迄足利義滿死後（明朝賜諡恭獻王），其子執政期的紀元一四一一年（明朝永樂九年，日本應永十八年），幕府突然的“國交斷絕”行動而中止，原因據推測，便是簡單的國體恥辱有損顏面。
東海諸國明初多已通貢，《明史》呂宋（菲律賓）傳：“洪武五年正月，遣使偕瑣裡諸國來貢”等，都是說明。東洋史學者對鄭和的評價：如此偉業，實係為全體東洋人揚眉吐氣。
當時與回教世界合一的海上圈，已完全被這位宦官統帥的威風壓服。雄大艦隊縱橫印度洋，其規模之偉，為太平洋戰爭以前，人類歷史所未曾見。
惟其如此，如謂漢族民族革命，驅逐蒙古人時所建明朝，領土較之蒙古人元朝已縮小甚多，可知乃是錯覺。明初較之元朝，聲威未遑遜色，自東北庫頁島，西南越大洋到非洲大陸東岸的大勢力圈成立，為空前所見。東方從未來入貢的呂宋、琉球，以及倭國時代以後的日本，也都自其時朝貢，隆盛殆與前此的漢族朝代漢、唐齊駕並驅。
然而，明朝國威四播，非唐朝以前世界帝國復活的意味為堪注意，漢族於民族主義本位下也再無憑藉回復舊觀。海禁斷行，私的國際交通全面關閉，公式朝貢又固定在天朝聲威的敬畏基點，乃是國家閉鎖性較之宋朝猶烈的最直接說明。而待之小中核的政治指導力鬆弛，鼓舞漢族奮起的活力激素立形消失，封閉性格限制國力的弱點也立刻暴露，乃為必然，偉大的永樂時代由宣德時代接替時，衰兆由是初見。徵候之一，越南迴复漢族中國領土統治後二十年的宣德二年（紀元１４２７年），廢交阯布政司，承認越南民族運動領袖黎利政權，重建宗主、屬國秩序。之二，太祖以來收為內地的開平衛，原設於今內蒙古多倫，宣德五年以唇齒相依的大寧衛廢棄，戰略形勢上太過突出的理由，而也南移獨石口（今河北省沽源），並與原正北邊所有同由後軍都督府直轄的實土衛所，改隸同年新設置於宣府衛的萬令都司。再次代英宗正統年間，隸山西行都司（治大同府）的東勝衛（今內蒙古黃河外側東端托克託縣），繼永樂時廢棄復置又確定廢棄。經過土木之變，明朝對外已不得不改採消極政策。所以，土木之變以前，河套北、東的明朝內蒙古直屬領土，幾乎已全行放棄。
土木之變，表像是英宗急躁行軍的結果，實質已是漢族元末以來回升的衝力退潮，前進高姿態重向保守化逆轉時，弱勢於外力考驗下的明顯表現。自此，太祖、成祖時代意氣高揚的蒙古高原進出斷念，從現實變化為政策上的守勢，以及事像上的步步後退，如一部教科書的簡約說明：“大寧廢（成祖分與兀良哈部）、開平棄（宣宗時）而遼東、薊州、宣府之備多，河套失（世宗時）而太原、大同、榆林、固原、寧夏之患急，哈密棄（亦世宗時）而甘肅、西寧、洮河、松茂之寇滋”，漢族已以北方全邊境線處處挨打為結局。
正面北方局勢的變化，連鎖反應帶動漢族勢力從四面八方退卻。宣德時尚系直接支配體制的東北奴兒乾方面，正統以後已放棄，奴兒乾都指揮使司廢止。漢族勢力著著向遼河下流域後退，明朝後期的國防第一線已置諸開原、瀋陽。接替明朝的清朝始祖努兒哈赤，便於此一情勢形成之際，由瀋陽以東佟佳江方面女真人建州三衛中的建州左衛崛起。而大長城以山海關為起點或終點，吸收州縣制機能的遼東都司轄區孤立於關外的形勢，以及瀋陽被建設為關外時期清朝國都盛京的原因，清朝入關，遼東漢族聚居地因而被列東北龍興之地，單獨劃出於漢族中國的本部十八省之外。
明朝暮運，與南宋十分相似。軍事上回复仰仗募兵，重文輕武社會意識卻愈益根深柢固，一方面是軍人的士氣低落而軍紀廢弛，一方面士大夫相互間激烈黨爭傾軋，文臣不度時勢，徒逞意見。情況的與南宋如出一轍，《廿二史劄記》明末書生誤國篇曾慨乎言之。抑且，失敗因素還較南宋複雜，絕對君主專制政治的君主個人明斷，重要性也為絕對，南宋只多庸君，明朝多的卻是武宗以來昏君，世宗、神宗且均二十餘年不視事的隔絕臣僚。昏君在位，誘發的各地民變，明朝中期以來幾乎未間斷，內部疾恙並發症的外部打擊，北虜、南倭之患幸得平息，而萬曆三大徵接踵。政治癱瘓，又加兵力、財力大量消耗，人民負擔極度沉重的結局，十七世紀三十年代激起根據地流動不固定的盜賊集團，所謂流寇的最大波，自陝西北部而長江流域以北全域蔓延。流寇群中與張獻忠分系聲勢特盛兩主流的李自成陷北京，毅宗自縊，明朝滅亡。清軍趁此漢族中國大變亂，長驅進山海關，佔領北京，消滅流寇與轉輾流亡的南明抵抗勢力，漢族中國全土征服。於此，明朝最後命運又是南宋重演，差異是從邏輯上說，明朝正統命脈的斬絕係由流寇，以及清朝君臨漢族中國，天下乃得自流寇之手，漢族自身內潰時外來的得利者。
總結本章，十世紀中國是個歷史的大轉折時代。一方面，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征服朝代出現，自此，漢族朝代與征服朝代並行或交替存立，一方面，中國近代社會以宋朝建立為標誌而設定，以迄十九世紀清朝末年的迎接現代化。
近代中國的成立，同時也是漢族民族國家形態的明顯轉變完成期，中世以前漢族中國世界帝國的時代終結，國家性格以宋朝為斷，前後時代的對比分明。而國家性格轉換，又以歷史主役者漢族性格的變化為背景。漢族的形成，開放性原係其特質，恃此特質而吸收、混合異民族成分，一方面是推滾雪球似不斷擴大漢族範疇，另一方面，階段式更新血統，注入新的活力，而持續保持其旺盛的創造力與生命力，朝代的世界帝國性格乃陪伴漢族此一開放性而鑄定。宋朝立國期間，遼、金、元征服朝代相續登場，壓力愈施加愈沉重，外在形勢已逼迫國家性格轉向內縮，宋儒強調大義名分而明華夷之別，內面又強烈的漢族民族意識激發。漢族民族性格的前、後期區分由是漸漸明顯，固有的前期漢族開放性喪失，轉向排外的、封閉的後期漢族變化。
宋朝終於被元朝滅亡，元朝乃是第一個支配漢族中國全域的征服朝代，其蒙古人至上主義，悲憤的被壓迫者漢族惟有愈強固其自身族性，明朝推翻元朝所憑恃便是漢族民族主義大纛。卻是，宋朝對外關閉尚只正面敵人的北方陸上，南方盛大海外貿易倒反建立其中國歷史上特殊的朝代地位，明朝則是對外的全面關閉。後期漢族拘謹的、保守的民族性愈凝固一層，漢族再無機會回复前期原形象，也確定中止其再成長與再壯大，接續又正是第二個全面征服漢族朝代清朝君臨。
後期漢族仍然是個大熔爐，征服朝代統治者除了蒙古人例外，也仍然都以熔入漢族為結局，歷史路線的外貌似乎與前期漢族時代無異，實質則全非。後期漢族代表的已是守舊與衰退，征服者便以向漢族學習腐化面的享受主義而不自覺同化，熔入漢族，轉變漢族的意義，只是加深漢族暮氣，迥非前期似的增大漢族朝氣與進取精神。簡言之，擴大漢族的現象相同，對漢族素質變換的正、負面已全行倒易，遼朝契丹人，金朝女真人、清朝滿洲人的軌跡，如出一轍。特別關於最後全面征服漢族的滿清征服朝代，加諸漢族的高壓統治與弱化、奴化政策的雙重打擊，於自身無力拒絕漢式社會生活誘惑，終也變化漢族的命運，毋寧為一大諷刺。
辛亥革命成功是振頹起衰，漢族回復活力與再強壯一新起點，舊中國也由是向新中國脫胎換骨，則中國歷史的再創新，也有待對應中華民國國號而成立的中華民族，完成實質的、單一的民族內涵，而非形式的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複合體。於此，重要的是：
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期有意分割中國領土，切斷“內地”或“本部”所製造而仍殘留迄今的“邊疆”意識，必須清除。中國便是中國，可以區分東、南、西、北、中部方位別，領土性質卻是統一的。
漢族本位的歷史敘述傳統必須修正，中華民族內諸分子民族站立的地位是平等的，各別存立於中國歷史的位置因之也是同等的。歷史活動遺留資料的豐瘠固影響記錄分量，尊重的態度則須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