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今古文之爭與近代學術嬗變：青年學者張凱關於近代經學的學術力作（簡體書）

 《經今古文之爭與近代學術嬗變》是關於近代學術轉變的學術史研究著作。近代中國學術史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領域，由於其複雜性與難度，廣為關注。經今古文問題為清學漢宋之爭的子題，後演化為清末民初政教、學術轉型的樞紐。晚清今文學復興，尤其是康有為公羊改制學說引起一系列學術文化思潮，牽涉到晚清民國政治、社會、思想、學術等諸多層面，經今古文之爭一直是海內外學界關注的焦點。本書歷時性考察經今古文之爭在晚清民國時期的淵源流變，虛實相濟，貫通經史，*示出儒學義理與科學史學二者誠有珠聯璧合的可能，為我們認識近代中國提供了深入的視角。

張凱，湖北武漢人。中山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晚清民國社會與文化，嘗試在現代學術語境中溝通義理與經史之學，建構義理、制度與事實三者間的能動系統。在《哲學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國哲學史》等刊物發表論文三十余篇。

1.關於近代經學與近代學術關係的系統論述；
2.將近代經學以學術史、思想史為研究方式的深入討論；
3.清晰梳理近代經學的發展，以及近代經學史中的關節問題及關鍵人物。

導言

章 《今古學考》與廖平學術旨趣的確立及其轉承

一、著述緣起：蜀學復興與專求大義

二、通經致用：別戶分門與息爭調和

三、學術回響：從平分今古到尊今抑古

四、經史分流：廖平、康有為學術公案的余緒

第二章 今古之爭：四川國學院時期的廖平與劉師培

一、“有東西無南北”

二、天人性命與禮制之別

三、“古文流派至此確然卓立”

第三章 政學糾葛：近代今文學系譜的演化與生成

一、 “復原孔教”與“康學大興”

二、“古學復興”視野中的今文學敘述

三、中國的文藝復興：今文學運動

四、真偽今文學之辨：《公羊》與《穀梁》

第四章 “述文化於史”：宋育仁與近代經史學之省思

一、“治經門路”與“史家本色”

二、孔學統系：人倫與政教

三、形意之辨：國學與分科

第五章 今古分合與民國學界的古史派分

一、經今古文之爭與民初古史學

二、“儒家正統史觀”與“諸子百家之言”

三、“考信”與“辨偽”

四、方法和宗旨

第六章 今古分合與“國史”重建

一、文化與古史

二、史術與史學

三、義理與制度

第七章 文史分合：章氏國學講習會與國難之際國學走向

一、國學講習

二、宗旨異趣

三、“章氏之國學”

四、求真與致用

第八章 “超今文學”與民國學術流變

一、“再興末次今古文論戰”

二、“回到廖平”

三、“辨偽”與“析學”

結語 文明的估價與開新

參考文獻

《經今古文之爭與近代學術嬗變》 導言

近代學術，西學東漸，新舊嬗替，轉化傳統與引介西學成為近代學人重建中華文明體系的必要方式。黃侃有言：“治中國學問，應置身於五口通商之前”，“治中國學問，當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論。”二語既為治中國學問者指示門徑，也暗示了道咸以降，中學式微，晚清民國學人在接收西學時，往往是“接收新理論”，以新理論解釋固有材料。誠如有論者指出：“近代以來，中西新舊，乾坤顛倒，體用關係，用夷變夏，已成大勢所趨。”近代科學史學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突破傳統桎梏，成為創新文明的必要手段，中國歷史文化的“國故化”徹底顛覆了傳統政教模式的學理基礎，開啟中國學術體系革命性轉向與現代知識生產機制的形成。史學脫離經學而獨立，作為整體的經學系統退出歷史主流，現代學術分科體系逐步建立，此為近代學術轉型的關鍵環節。衍至今日，現代學術分科逐漸陷入新材料不斷擴充與理論無法突破的危機，面臨社會科學化的宏大敘事與“碎片化”之間的困境：標榜實證主義的客觀性，以考據方法為學與社會科學理論相配合，實則難免以現代意識的價值標準去審視、評判歷史文化。

經學史學化、以史代經成為近代學術破舊立新的關鍵環節，新文化派側重以方法與材料為準則判分新舊中西，無形割裂傳統學術與現代學科、價值與知識之間的關聯。近代“新學術”之建立，形成由史學方法來承擔全局的趨向，以科學方法辨析“材料”成為近代新舊派分的重要依據，導致民國學術與清代學術的關聯集中在“材料”與“方法”層面，中國學術流變的內在理路被截斷眾流式的派分所割裂。如若切斷近代學術與傳統文化母體的價值關聯，惟新求是，標舉為學問，而學問的後果或將使科學史學逐步演變為純粹的實證知識之學，喪失在傳統、現代與未來之間建立有機關聯性的能力，難以為文化重建與文明走向提供有效的路徑。此一趨勢導致近代學術流變的脈絡難明，更使中國學術的本意被曲解。近人按照新文化派以分科眼光形成的學術史敘述，見證與催化了“用夷變夏”的歷程，而突破分科之學的局限，以疏源浚流的方式進一步梳理和呈現中國固有學術在晚清民國時期傳衍流變的實情，或可成為超越“外國框框”的突破口。

實際上，道咸以降，傳統學術內部流派紛呈。王國維提出清代學術“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道咸新學繼承乾嘉專精之學，目睹世變，以經世之抱負，“務為前人所不為”，“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清末民初政局轉變，與今文學之興起，有莫大關係。晚清今文學的興起引發了經今古文之爭，今古立場的分殊導致近代學人轉化傳統學術的方式迥異。晚清今文學復興，尤其是廖平以禮制平分今古、康有為公羊改制學說引起一系列學術論爭，牽涉到晚清民國時期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諸多層面。經今古文之爭一直是海內外學界關注的焦點，深入闡釋經今古文問題在晚清民國時期演化的多元線索與內涵，有助於準確把握近代學術轉型的多重路徑與複雜性。以此為憑借，上可探近代中西、新舊學術的糾葛，下可究民國以降學術的發展變遷。

長期以來，學界在革命與現代化的敘述中，將近代經今古文學與戊戌變法緊密結合在一起。湯志鈞認為經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近代經今古文學傳承漢代經今古文學的學風，今文經學從維護封建統治到昌言改革、變法維新；古文經學發揚經世傳統，進而宣傳排滿。近代經今古文在學術與政治方面的異同、分合，反映了社會變革時期知識分子的心態。列文森認為近代中國儒學政治已受到反孔非儒等所謂近代目標的全面攻擊，廖平作為儒教與歷史分離的代表人物，其思想與歷史無關。康有為將廖平的抑古尊今思想轉變成了現實的政治改革行動，為儒學提供了“後一次服務於近代中國政治的機會 ”。蕭公權側重闡發康有為如何發展儒家學說、參與政治行動的真正意義與現代價值，認為康有為是對儒家思想現代化做出了卓越貢獻的儒家修正主義者、富於世界主義觀念與想象的理想主義者。

誠如有論者言，就清學而言，經今古文問題僅是漢宋分爭的子題，或者說只是少數人的問題。有清一代，真正可以稱作今文家者，寥寥無幾，如果沒有康有為言公羊改制，經今文學應當不會進入晚清思想界的主線。長期以來，近代今文學的譜系多以康有為為核心展開，以公羊學為中心，側重發掘其經世內涵。楊向奎、陳其泰、黃開國等學人系統考察清代公羊學的展開系譜。孫春在在現代化理論框架中勾勒清末公羊思想經歷了準備期、興盛期、完備及蛻變期的線性發展歷程，認為莊存與因與和珅斗爭失敗，遂回鄉著述，轉向公羊經學，借助經典譏諷時政，進而主張“為了避免關於清代今文經學的線性歷史敘事的固有偏見，我們應該以開端代替終結。這並非輕視今文經學在光緒1898改革維新裡的重要性，而是要將開端當作開端去發掘，不要流於事後聰明的歷史目的論。”艾爾曼將今文學的重點由“康梁”轉向“莊劉”，引發新一輪關於近代今文學起源的大討論。劉桂生在艾爾曼著作譯介之前，就指出莊存與入值上書房講授《公羊》，其學說具有“講義”的性質。劉大年認為今文經學起源於莊、和矛盾斗爭之說，存在極大的疑問，僅僅憑借莊氏特殊大家族的研究，不可能達到解決思想史與社會史“斷裂”的目的。所謂從研究“康梁”轉為研究“莊劉”是忽視了莊存與、劉逢祿與康有為、梁啟超今文經學時代背景的區別。陳祖武強調莊存與晚年痛恨和珅禍國殃民，但若以此為莊氏結撰《春秋正辭》的初衷，似可再做商量。王義俊指出莊存與同和珅之間根本形不成對立和斗爭，莊存與治經貫穿其一生，絕非到晚年才轉入治《公羊春秋》。相形之下，湯志鈞則認為今文經學所貴在其大義，由“家學”而“顯學”，傳“微言”，講“大義”，與時政有密切關係。徐立望從康雍乾三朝君主對胡安國《春秋傳》的清算及《春秋》公羊學的批判，尤其是《春秋》公羊學立嫡理論與清代秘密立儲原則存在衝突，說明莊存與在上書房講述《春秋》公羊學說並不可信。

正如有學者所言政治斗爭、經世思潮與社會變動對於探討今文學興起不無裨益，但“學術理路尤需重視”。今文家重“義”輕“事”，重論輕史，古文家重視音韻訓詁、典章制度的考據，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學風對於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上的核心議題，晚清經今古文之爭的學術理路主要圍繞下列問題展開。其一，晚清經今古文學與漢代今古文學的異同。李學勤認為晚清以前的歷代學者，雖常論及今文、古文，卻沒有以今文與古文分派，用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來看漢代經學，“始於四川學者廖平先生的名著《今古學考》”。若重新研究許慎的《五經異義》，“結果與廖平《今古學考》的學說是不一致的”，應當重新檢討漢代經今古文學的問題。黃燕強從今文與古文、孔學與史學、《王制》與《周禮》、義理與考據等四方面，論證經今古文學之爭是晚清所特有的經學形態，與兩漢事實不大相符。郜積意考察漢代今、古學的禮制分別，重新審視廖平禮制學說及其來源，並指出經今古文學之分的知識學傾向因各種原因未能得以充分展開。其二，辨明康有為、章太炎等近代經今古文之爭代表性人物的學思歷程，考察晚清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生成與演化。江湄追跡章氏《春秋》學的變化發展，以《春秋》學為中心，考察章太炎“六經皆史”說的本意。劉巍從康有為、章太炎經學立場的建立過程，窺探晚清今古文經學爭議的關鍵面向。康有為學術經歷了記誦之學、分辨今古文而兼采今古，專宗今文而全面攻擊古文的發展歷程，康有為的今文學可謂中國儒學經世傳統的近代轉承。章太炎提煉新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對抗，旨在捍衛國史的尊嚴，以國史經世。

百余年來，在考察近代今文學學理問題中，廖平與康有為的學術公案成為學術焦點，大致形成了四種意見：一是康有為“剽竊”廖平學說。此說傳布廣，朱維錚視此為晚清學術的版權官司，認為廖平至少充當了康有為理論體系的助產士，《教學通義》的刊布更證實在廖平指點後，康有為才由經古文學改宗經今文學。二是康有為並未抄襲廖平學說。房德鄰立足於康有為早年的今古文立場評述康、廖之間的學術公案，認為康有為《教學通義》早已有今文經學的觀點，廣州會見時廖平並沒有給康有為看過他的《辟劉篇》和《知聖篇》“兩篇”，長期流傳的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兩考”抄襲廖平《知聖篇》《辟劉篇》“兩篇”之說乃是不實之詞。三是廖平“影響”康有為轉向今文學。劉巍系統考察廖平與康有為的學術交往，認為廖平影響康有為主要在“新學偽經說”的啟發，“六經皆孔子所自造”以及經典所傳先秦制度事實都出自孔子托古改制等兩個方面。四是廖平與康有為相互影響。此說關注者較少，卻頗有啟發性。章權才主張著力尋找康、廖在今文經學研究中的共同點，而不應“簡單歸結為你抄襲我，或我抄襲你”。

在上述基礎上，學界逐漸反思近代今文學的系譜問題。蔡長林以研究常州學派著稱，敏銳地注意到公羊學難以包容近代今文學的整體脈絡，從宏觀視角分析莊存與到民初崔適之間，存在“偏向考證的今文學與偏向義理的公羊學”兩種研究方式，合二者為一，可命名為今文學派。張勇從梁啟超三種關鍵的清學史著述（即《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第八章《近世之學術》）入手，還原梁氏前後敘述的不同語境，澄清其在晚清“今文學”運動中的角色，將梁氏及譚嗣同、夏曾佑等人的“今文學”言論加以歷史的解析，呈現出一個逐漸生成和變化著的過程。於梅舫層層剖析戊戌前後士林與官場人士對康有為學說的認識與反應，揭示戊戌變法中各派各層人物的政治與學術分野，並非似地域、今古、新舊、帝後那般涇渭分明。王鷙嘉考察19世紀以來學術史的論述，發現以莊存與為始祖的今文學傳承譜系的構建中，存在魏源等“今文”學者人為推動的因素。這一論述在近代被不斷地強化並成為目前的主流認識，近代今文學系譜的建構歷程堪稱學術話語變遷影響學術史敘述的絕佳案例。

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呼聲與新一輪的“國學熱潮”，學界開始反思原有革命史敘事，力求綜合探索“學術議題”的“典範轉移”，以期更貼近晚近學術變遷的整體脈絡。王汎森系統論述了疑古思潮與晚清今文家說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後以近代以來學術典範的轉移為軸心，描述分析了中國近代學界的內部變化，以及不同學人或派別對中西思想資源的利用以圖應時而變等近代學術多元動態的走向。羅志田揭示近代經史遞嬗，“新宋學”對民國學術的影響，著重討論了整理國故和“科學”的關聯，深入分析民國學者對“國學”與“國故學”的不同詮釋，以及近代學人關於“整理國故”的幾次思想論爭，呈現民國學界多元的思想光譜與學術脈絡。桑兵首先對晚清民國學術作了通貫的綜述分析，再分別以人物（梁啟超、胡適、陳寅恪、“老輩學人”、章太炎、傅斯年、金毓黻、馬裕藻等）、機構（清華國學院、東方考古協會、廈大國學院、中國史學會等）、方法與理念（“道統與派分”“新史學”“史學即是史料學”等）為中心展開論述，揭示中國近代學術傳承中複雜糾葛的“學”“人”“事”，對晚近以來“分科治學”、嚴辨“中西新舊”等學風予以切實的糾正，反思以新文化派敘述編成的民國學術史，從地域、人物、議題等方面為考察經今古文之爭與民國學術的關係拓展視野。與此同時，汪榮祖、李帆、張昭軍、趙沛、吳仰湘、蔡長林等學人分別系統研究了近代經今古文之爭代表性人物廖平、康有為、章太炎、劉師培、皮錫瑞、崔適等學人經學立場的建立與轉變過程。路新生、鄭師渠、王學典、張越、陳勇、蔡方鹿等學人集中考察了錢玄同、顧頡剛、錢穆、蒙文通等民國時期經今古文問題論爭中重要學人的學術旨趣與經史轉變歷程。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經史異位、經學史學化已成定局。劉巍以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來龍去脈為線索，聯繫晚清今古文經學之爭與民國新史學家提出的“六經皆史料”的口號，扼要勾勒了“六經皆史說”的影響與轉變，深刻地反映了中國近代經學的衰敗及其主導地位被史學所取代、而經典自身不能不以“史料”的身份寄身於“史學”的歷史命運。余英時、羅義俊、陳祖武等學人認為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結束了晚清以來的經今古文學之爭，經今古文之爭演化為史學問題。劉巍進一步論述民國學者雖然承繼晚清學人的學術議題，吸收他們的某些治學路徑，但學術研究的旨趣已經變異。就經今古文問題研究而言，典型地反映出“經學沒落、史學主位或經學史學化的趨勢”，“經學今古文問題的研究討論主要著眼於史料辨偽，它所要解決的只是‘史學’問題，並不是為了‘通經致用’”。王汎森將廖平與蒙文通師徒視為經學向史學過渡的典型，認為蒙文通的學術有兩個重點：一是“古史多元論”，一是“大勢變遷論”，兩者與廖平獨特的經學觀念相關，都牽涉到近代從經學向史學過渡的複雜學術背景。張志強深入追問“究竟是何種經學向何種史學的過渡，構成為蒙文通成學過程的關鍵”，提出不能忽視不同經學向不同史學過渡的具體歷史脈絡的複雜性。從思想根源上厘清廖平、劉咸炘、歐陽竟無、蒙文通等學人學術理念的分合，進而指明蒙文通對經、史、儒關係的重構，“創造性地經由今文經學的路向，將逐漸脫離儒學義理價值立場的經學和史學重新納入到一種以史學為知識統合手段的儒學系統當中”，這既與章太炎從古文經學向史學演化的路向截然不同，又“不同於梁啟超從今文經學中開出史學和哲學的路向”。

進入新世紀，在學術與政治的推動下，學界開始重新認知經學研究之於理解中國傳統學術與確立當下中國文明主體性的價值和作用。陳壁生指出康有為、廖平彰顯孔子一王大法，可謂今文經學的現代發展，以六經之抽象價值為國家構建的理論源頭。古文經學遭遇現代民族國家，章太炎通過民族主義史學，尋找歷史上的“中國”，建立現代意識上的中華民族。今文經學與近代經今古文問題之於當下文化自覺與民族國家構建的意義得以進一步揭示與拓展，力圖經由近代今文學為重建政教、“重回王道”提供理論基礎，為國家體制的現代化尋求一個儒化面貌。張廣生從漢宋今古之辨入手，梳理近世今文經學的經世觀念，嘗試在近代今古之變的歷史脈絡中，探尋現代中國政教轉型過程中現代國家建設的理論與現實困境，力圖在儒學系統與當下中國之間建立有機聯繫，為中國當代政治文明尋求新出路。透過廖平《知聖篇》，審視清末今文學者思考帝國形態向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儒家的教化理想與政教體系如何重建等議題。張翔從道統之爭到全球文化整合的視角，重新審視清代今文經學與“大同立教”思想在近代中國流變的複雜線索，揭示清代今文經學與中外思想碰撞與交織，“試圖從一個側面呈現中國文明自主性意識的確立過程，以及對將西方要素納入中國文明體系之內、同時重塑自身的方式和道路的探索”。傅正受到劉小楓在中國傳統內部尋找現代性危機根源的啟發，梳理蜀學今文學與近代革命的關係，嘗試彌縫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裂痕。

綜上可知，經今古文之爭作為近代學術思想轉型的樞紐，學界既往研究側重於從事實與方法層面，論述康有為公羊改制與清末政局、劉歆造偽問題與疑古思潮的關聯；近來則致力於從今文經學中開出文明轉承的新道路。兩種思路在學術本位與文化自覺、歷史意見與時代意見之間不無錯位且缺乏對話，關於近代今古文學的經義分殊及其流變的內在脈絡尚有較多探討空間。若要進一步把握經今古文學之於近代學術乃至當下文明走向的關係，應當突破以材料與方法為學，反思以意見為義理的研究立場，以源流互質的方式緊扣時代主題，洞悉學術源流，體會學人的本意，揭示學術思想與歷史語境之間的張力。

如何在德性之學與政教體系、社會秩序之間建構能動關聯，既是宋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又是近代古今中西之爭背後的根源性問題。乾嘉學人意圖超越宋明先天預成的形上學，卻群趨考證學的知識實踐，進一步割裂義理學與經史學的關聯，各派學人基於各自學術立場，嘗試從中國固有學術傳統中開辟出應對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有效方式，近代經今古文之爭由此興起。研究近代經今古文問題，必須本其學術脈絡，總體考量，體會學人的學術主旨，辨明相關著作的撰述緣起，“知人”與“論世”兩相結合。“論世”旨在接近學人行事思維語境，尋找“了解之同情”的有效途徑，但若不能“心知其意”，往往只能限於自己的眼界“橫看成嶺側成峰”。治學之道，甘苦自知，一如柳詒徵所言：

凡論一家之學術，莫難於其人未曾自曝其宗旨，非就其生平種種著述比較而歸納之，不易得其要領也。若其人生平已歷述其宗旨，則後之學者第須就其宗旨演繹而導揚之，不必更下己意，善學問之事，甘苦自知，他人之議論，斷不如自身之舉示之確也。

若能將學人的夫子自道或著作要旨與當時學界回響相結合，多方比較與綜合學人的著述緣起與旨趣分合，或能在學術源流與歷史語境中更真切地體會學人的學術理念。比較著述需要辨析著述緣起，盡量復原相關學人所發表、改訂各文的原貌，將學人的言行置於其所處歷史語境中，落實言說物件與本意，梳理演化過程，而非以後來的觀念格義與分科。以此為基礎，本書力圖在學術源流與歷史語境中，知人與論學相輔相成，分析各家著述要義與主旨分合，虛實相濟，考察各派學人之間的交往、論學，辨明近代學人處理經今古文學問題的分殊與糾葛，以此呈現傳統學術近代轉承的不同理路與複雜性。下列各章節充分吸收學界既有研究成果，詳人所略，略人所詳，在晚近學術、社會的發展大勢之中，歷時性考察相關學人個人境遇與學術思想的演化，闡釋學術流變的內在理路與時代的關聯。

（1）《今古學考》與廖平學術旨趣的確立及其轉承

中國學術的南北派分，由來已久。自從廖平著《今古學考》，以禮制平分今古，欲作《十八經注疏》，“以成蜀學”，與江浙學術立異，成為晚清民國四川“好今文家言”者的群體追求。分析《今古學考》的撰述歷程與內在系統，揭示廖平學術起點，探討廖平學術一以貫之之道：重構道與六經的關係，順時構建經學系統，揭示六經之道，以期經世致用。《今古學考》以家法條例重建古代文獻的歷史層次，為聖人改制奠定基礎。晚清學術界對《今古學考》內在緊張的批評，促使廖平調整其學說，在此過程中廖平與康有為的學術碰撞，相得益彰，有效激發二人學術思想的深化。廖平致力於整合六經以期學術大同，晚年將六經放在孔經哲學的框架上重新解釋，維系儒家義理的普適性。康有為提倡三統三世說與觀世知化的史學視野，無疑啟發其弟子梁啟超以新史學融貫經史，考察中國文明史的演化。

（2）今古之爭：四川國學院時期的廖平與劉師培

民國初年成立的四川國學院，名師云集，今古文大師廖平與劉師培角力於此，是近代學術史上少見的文化現象。劉師培主張學分南北，宋育仁弟子楊贊襄提出學術之分在晚清以降當以“東西”代“南北”，“東”是漢學大本營“吳越”，“西”是以今文學開出新考證學的“楚蜀”，就“理論”而言，吳越也要納入今文的範圍，“理論漸趨統一而事實隨之”。國學院院長吳之英希望劉師培與廖平抗衡，扭轉院內競相研習今文的風氣。廖平、劉師培二人在經史關係、天人性命之說、經今古文起源等重大問題上，“持各有故，言各成理”。抽繹出廖平與劉師培這段民初經今古文碰撞的學術線索，有助於勾勒經今古文學在民國初期的淵源流變。劉師培此後殫心三禮，以禮制為本，按家法條例研究經學，力圖挽救漢學“支離破碎、不識大體”的弊端，建構古文學新體系響應今文學，以期承前啟後、開儒學之新路。

（3）政學糾葛：近代今文學系譜的演化與生成

經今古文問題是清學漢宋之爭的子題，後演化為清末民初政教、學術轉型的樞紐，海內外學者大多認同從常州學派至康有為公羊改制為主軸的近代今文學譜系。歷時性的梳理近代今文學系譜的演化與生成過程，不難發現，戊戌前後，經今古文的學派意識尚未形成。圍繞“康學”的爭議，集中於“素王改制說”所引發改革方式的分歧，並非《公羊》《左傳》的經今古文之爭。清末古學復興，學界提出以國學取代經學，重新梳理中國學術史，在評述晚清今文學的過程中，近代經今文學與古文學的派分意識日漸清晰。民初整理國故運動興起，梁啟超將清代學術比作中國的“文藝復興”，大大渲染了公羊學與康有為在近代今文學譜系中的地位。此後學界大體接受梁氏的觀點，晚近今文學的毀譽褒貶皆系於此。廖平弟子蒙文通、李源澄質疑以康有為公羊學為中心的今文學系譜，認定晚清公羊學近乎偽今文學，以禮制為本，按家法條例治《穀梁》才是成熟今文學。以康有為公羊改制為中心的今文學運動引領晚清思想界革命，為傳統學術的外在轉向拓寬道路；廖平弟子對近代今文學系譜的重構，不僅豐富了晚近學術流變的脈絡，更揭示傳統學術內在深化的可行性路徑。

（4）“述文化於史”：宋育仁與近代經史學之省思

清代學術，以復古為解放。新文化運動後，胡適、顧頡剛倡導的整理國故和古史辨運動繼承乾嘉漢學，在今文學的影響下，回歸原典，新文化派旨在以科學取代古代儒家經典的微言大義。老輩學人宋育仁、廖平組織國學會，以期扭轉經學史學化的流弊，挽回世風。宋育仁提出“述文化於史”，以經馭史，進而重塑孔學統系，貫通義理與制度，在共和語境下重構儒學人倫與政教體系，嘗試以孔門四科統攝現代學術分科，闡發孔學經義，守先待後。宋育仁濃厚的復古、尊孔意識或有可商榷之處，若以宋育仁與新文化派的學術分合為線索，回到歷史現場呈現近代學術流變的複雜理路，既可豐富理解中國歷史文化本意的路徑，又為當下反思以西律中的分科之學，謀求溝通中西、融匯新舊的新學術體系提供思想資源。

（5）今古分合與民國學界的古史派分

近代古史研究，實導源於晚清經學。廖平與康有為的托古改制說本以解決經學糾紛，演變為古史之探索。整理國故運動興起，經今古文問題引發南北學界紛紛擾攘的古史論爭。近代今文學的疑古思潮為整理國故與古史辨運動變經學為古史學，以史代經提供思想資源。顧頡剛汲取今文學的疑古思想與清代漢學的考據方法，期望改造經學為古史學，重建中國文化史；柳詒徵師徒認同古文經學，貫通經史，闡揚固有文化，振興民族精神；蒙文通堅守今文學立場，研究古史旨在建構儒學義理與歷史變遷的能動關係，為其以史證經、以經御史埋下伏筆。澄清民國各派學人古史研究的本意與分殊，進而反思近代學術的“新舊”派分，或許能為時下古史研究走出新史料的擴充與理論無法突破的局面提供思想資源。

（6）今古分合與“國史”重建

在現代社會與學術語境中，調適儒學價值立場與客觀經驗，無疑是重建中華文明主體性的重要議題。民國學人將經古文學視為“經學中之史學”，今文學乃“經學中之哲學”。由古文轉史學，其道順；由今學入史學，其道逆。柳詒徵、蒙文通的學術立場有著鮮明的經今古文學色彩，均注重發掘與轉化傳統經史之學，以“國史”重建學統，整合義理價值、經史傳統與文明歷程。雙方圍繞中國歷史文化與經史關係等議題交涉頗多，對於如何梳理中國文化與古史，認定中國史學的功能以及義理與制度的抉擇，取徑有別。柳詒徵秉持儒家正統史觀，倡導史術通貫經術，確立國性與文明主體；蒙文通建構儒史相資能動系統，闡發義理化的經史之學，以經御史，落實與實踐以“明體達用”之儒學塑造中華文明主體性。

（7）文史分合：章氏國學講習會與國難之際國學走向

章太炎晚年曾與金天翮、陳衍組織成立中國國學會，雙方後因人事糾葛與學術立場異趣分道揚鑣。金天翮提倡復興理學，讀史明變，文以載道，以詩文感世傳心史。中國國學會致力於國學研究的提高與普及，激發民族精神，適應學術平民化的潮流。章太炎認為文即是道，國學應不尚空言，坐言起行，以語言文字與經史為宗。章氏國學講習會旨在為後進示以治學軌轍，守先待後，以民族文化與國族精神整合經史之學與經今古文之爭，確立華夏文明的實體性與主體性。章氏國學系統中求真與致用互為體用。求是與致用是落實文史學的兩條道路，無文史學之求真，即無文史學之致用，求真是致用的必要條件，致用是求真的自然歸宿。以章氏國學講習會的成立因緣為線索，考察國難時期學術風氣轉移和派分糾葛，當可呈現近代學術多元走向。

（8）“超今文學”與民國學術流變

1930年前後，“今古”之見支配民國史學界，新一輪的“今古文論戰”成為各派學人實踐學術理念，開辟新學術之路的起點，“超今文學”逐漸成為學界共識。胡適提出“回到廖平”，重審廖平以禮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章太炎提倡上溯先秦之學，考辨經史，糾正近百年今文學運動；錢穆、劉咸炘以史事澄清秦漢學術演化軌跡，解決近代今古文之爭，反對於經說中強求異同；錢玄同、顧頡剛進一步將今古文問題史學化，從“辨偽”與“析學”的層面明確主張“超今文”。蒙文通、李源澄發展經史分流觀，以“理想”與“陳跡”分別今古，闡發秦漢新儒學的“革命”精神，並以井田、辟雍、封禪、巡狩、明堂五種制度支撐今文學“革命”理想。

清季民初經今古文之爭是近代新舊遞嬗、經史易位的重要樞紐，“今古文辨義”成為民國學界分殊的源頭與縮影。近代新史學主張以史代經，視經學為史料，以此完成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但經學中的“義理”是否全無意義？畢竟史學不僅須秉持科學與考據的方法，還有闡釋人文與義理的功能，若離此義理，“史學”不過“史考”、“史料”而已。通過考察晚清民國經今古文問題的多元走向與傳衍脈絡，綜合比較廖平、康有為、劉師培、章太炎、蒙文通、古史辨等學人與學派的學術分合，可以揭示經今古文之爭促使民國學界開辟出多元經史轉承的道路。章黃學派以文字語言與歷史為主歸，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學為中心，重塑國學正統，探求民族文化的變遷。章太炎新古文經學的基本方向是經學史學化，側重從“致用”與“經制”視角闡釋史學，有助於催化現代科學史學的知識品格。廖平門生立足今文學義理，力圖在義理、經制、史事之間建構能動關聯，因事明制，儒史相資，整合漢宋、今古、經史之爭，從中或可開辟出“事義兼備”“理事相即”與“今古融合”的學術系統。發掘經今古文之爭與近代學術轉型的內在關聯，可進一步呈現近代學術流變的多元脈絡，揭示儒學義理與科學史學二者誠有珠聯璧合的可能。

近十年來復興傳統與重建中國文明主體性的呼聲蔚為風潮，考察中國學術近代轉承的多元路徑當是守成與開新的關鍵。理解與同情作為整體的中國歷史文化系統，以源流互質的方式探索近代學術的多元出路，貫通經史，虛實相濟，或能認知中國學術流變的實情，以國故整理科學，會通中西，為當下建構中國學術本位提供有效的思想資源與知識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