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1949年至1966年，彈指一瞬，但“十七年文學”寫就的宏大敘事，給中國當代文學史留下了輝煌的一頁，在民族精神譜上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
本書收錄了丁玲、老舍、曹禺、趙樹理、馮雪峰、聶紺弩、王蒙、柳青、蕭也牧、沈從文、張愛玲、孫犁、杜鵬程、曲波、王願堅、茹志鵑、峻青、周立波、李準、草明、宗璞等40多位作家，詳述他們的成長經歷和創作生涯，對他們的成名作品及代表作品進行客觀的評價，重點賞析了他們在“十七年”時期創作的最有影響力的作品。
這些中國當代作家，自覺地將壯麗鬥爭的歷史記憶和人民創造新生活的現實記憶，鑄成文學的情感與經驗，內化於心性血脈，以清醒保持中國傳統文化的身份、發揮自己的民族特色，以其品種、顏色和香氣競相爭妍於家國的姿態，顯示了文學的繁榮與力量。他們和他們的作品，構成了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啟幕史。
作者簡介
汪兆騫
生於194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原《當代》副主編兼《文學故事報》主編。中國作協會員。著有《往事流光》《香盈碧蓮花》《春明門內客》《記憶飄逝》《紫塞煙雲》《張騫》等，新近出版有經典史詩級民國大師集體傳記《民國清流》系列七卷本、《文學即人學：諾貝爾文學獎百年群星閃耀時》《我們的80年代：中國文學與文人》，深受讀者好評。
名人/編輯推薦
★重返“十七年（1949—1966）”文學現場，一個時代的文學記憶與歷史敘事。
★40余位作家、文人的生動群像，構築中國當代文學無法繞過的特別發軔：丁玲、老舍、曹禺、馮雪峰、聶紺弩、王蒙、蕭也牧、沈從文、張愛玲、周作人、孫犁、杜鵬程、吳強、馮德英、劉知俠、曲波、徐光耀、方紀、梁斌、王願堅、茹志鵑、峻青、周立波、李準、歐陽山、草明、宗璞……
★作者汪兆騫與這些文學大家、文化大家打了一輩子交道，熟悉其作品，又熟稔其人。汪兆騫對他們的人生與創作進行了有血有肉、細節豐富的講述，展示了他們透視世道人心、探索人的靈魂時的文心與人格。
目次
引 子 安排客居香港的文人墨客回燕京古城 / 001
故園柳色催南客，春水桃花待北歸。
——劉長卿《時平後春日思歸》
第一章 丁玲的命運悖論 / 011
春風自恨無情水，吹得東流竟日西。
——蘇軾《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詩錄示民師》
第二章 榮膺“人民藝術家”稱號的老舍 / 029
時來天地皆同力，遠去英雄不自由。
——羅隱《籌筆驛》
第三章 “遵命文學”讓曹禺難有佳作 / 045
癲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杜甫《絕句漫興九首》
第四章 心“有一個熟悉農村的包袱”之趙樹理 / 063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蘇軾《贈劉景文》
第五章 中國“別林斯基”胡風的自信悲劇 / 081
遊人不管春將老，來往亭前踏落花。
——歐陽修《豐樂亭遊春》
第六章 有些書生氣的馮雪峰 / 095
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矰繳絕須防。
——杜甫《官池春雁二首》
第七章 “雨巷詩人”戴望舒與他享盡哀榮的葬禮 / 109
詩家清景在新春，綠柳才黃半未勻。
——楊巨源《城東早春》
第八章 落拓不羈的狂狷之士聶紺弩 / 125
客散酒醒黃昏後，更持紅燭賞殘花。
——李商隱《花下醉》
第九章 王蒙青春放歌《青春萬歲》《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 / 135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第十章 “農村社會主義史詩”柳青的《創業史》 / 151
世上功名兼將相，人間聲價是文章。
——劉禹錫《同樂天送令狐相公赴東都留守》
書摘/試閱
1948年11月23日，在中共的安排下，郭沫若、茅盾等與三十余名愛國民主人士，分批乘豪華海輪，由香港起航，駛向解放區瀋陽。他們是李濟森、沈鈞儒、馬敘倫、章伯鈞、譚平山、於立群等。他們一路談笑風生，欣賞途中風光，觸景生情，便吟詩作賦。這些革命文藝工作者和民主人士，是我黨從解放戰爭開始，陸續從白色恐怖的國統區轉移到香港保護起來的。如郭沫若，便是1947年由葉以群陪同，從上海轉至香港，住進九龍公寓的，在此主持中國學術工作者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工作。不久，其夫人於立群及五個孩子也被接到香港，與陸續到港的茅盾、胡風諸人會合。
革命的作家到安逸繁華的香港，當然不只是為了躲避國民黨的政治迫害，在香港享受舒適生活。實際上，我黨早就在香港建立了黨領導的革命組織，使其成為黨活動的橋頭堡，也是革命文藝的重要陣地。
1948年1月，國民黨改組派首領孫科，在國民黨節節敗退的形勢下，想與共產黨接頭，就派其友人韓侍桁到香港找潘漢年。韓侍桁與潘漢年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在上海見過面。韓侍桁通過馮雪峰見到馮乃超，然後與潘漢年見了面。經中共中央批準，潘漢年與孫科的代表鐘天心會談，但條件分歧太大，會談並無結果。
不久，韓侍桁到了上海，將會談情況告知馮雪峰。為了後續工作，2月，馮雪峰赴香港，見潘漢年、邵荃麟，又會見夏衍、馮乃超、葉以群、周而複等人，一周後返回上海。
是年3月，由內地轉到香港的革命作家，在那裡出版了《大眾文藝叢刊》，對胡風的“主觀論”文藝觀進行第二次批判，從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關係上，從作家與人民的關係上，批判胡風背離《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胡風自己講，香港發動對他的批評，對他是很不公平的，使他“感到迷惑”。是年9月，胡風寫《論現實主義的路》，回敬夏衍、馮乃超等人對他的批評。這種爭論，一直持續到1955年，胡風和他持相同文藝觀的一大群作家、詩人，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事件已經平反，“但無論對於生命個體，還是社會群體，無論對於血肉之軀還是靈魂，胡風‘集團’案所造成的創傷都是極其深巨、難以癒合的”（謝泳《思想的時代》）。
新中國的誕生，讓作家們完全沉浸在歡樂和憧憬中，根本想不到政治與文學、權力與文學、宗派與文學、作家群落與精神氣候等產生的矛盾，離他們並不遙遠。
如今，他們乘風破浪，前往解放區，大有“春風伴我返故鄉”的慨歎。中共中央特派原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專程從中共中央的中樞地區西柏坡到瀋陽，隆重迎迓這批各界名流，足見中央對他們的重視程度。
1949年2月18日，又一艘豪華外籍客輪“華中輪”，在濃濃的晨霧中，從香港起航。二十七位社會賢達和進步作家，由喬冠華具體安排指揮，悄悄乘船，駛向渤海。他們是柳亞子、葉聖陶、鄭振鐸、馬寅初、趙超構、陳叔通等人。曹禺和方瑞於2月剛由中共地下黨組織安排，秘密抵達香港。這次也一同回內地。
此次航行，比兩個月前郭沫若等人歸國那次，要緊張多了。就在三天前，國民黨海軍最大的巡洋艦“重慶”號，剛剛在吳淞口宣佈倒戈，即被國民黨派轟炸機擊沉。國民黨對海域加強了封鎖。“華中輪”在行駛途中，有國民黨軍的艦隻監視尾隨。但歸人的興奮沒有被敵人的威脅壓倒，南社詩魁柳亞子憑欄遠眺，撫髯即興歌曰：“六十三齡萬裡程，前途真喜向光明！”
為避開敵艦的尾隨，喬冠華指揮“華中輪”改道，舍瀋陽而駛向韓國，然後掉頭至煙臺拋錨，時間是3月5日。
次日，華東局秘書長郭子化、宣傳部副部長匡亞明，從山東青州匆匆趕來，為貴賓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安排了精彩的京劇演出。他們至萊州，又應軍政之邀，參加了熱鬧的三八婦女節聯歡晚會。是夜，在革命口號和評劇、花鼓戲歡快悠揚的唱腔裡，來賓感受到解放區的新生活是多麼幸福和充滿活力生機。
到了濟南，當地駐軍領導許世友，還有從北平趕到這裡，專程歡迎貴賓的鄧穎超，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大會，讓貴賓感受到歸家般溫暖，他們熱淚盈眶，無比激動。
然後，主賓同乘火車，一路歡快交談，一路放聲高歌，開進紅旗招展的北平，下榻北京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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