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協同應急情報研究（簡體書）

目錄
第1章 緒論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相關研究工作 3
1.3 研究內容與本書貢獻 10
第2章 智庫運行的情報研究 16
2.1 智庫活動的情報流程 16
2.2 智庫產品的情報體系 21
2.3 智庫影響力提升的情報流控制 26
第3章 智庫應急情報體系理論模型 34
3.1 智庫應急決策的情報架構 34
3.2 智庫資源的情報分析與挖掘建模 36
3.3 智庫的知識語義揭示與組織 40
3.4 智庫協同快速推演的情報架構 44
第4章 智庫知識庫的應急決策 50
4.1 智庫情報的知識組織理論基礎 50
4.2 智庫應急知識庫體系的內在關聯 57
4.3 常識性知識庫 59
4.4 事實經驗知識庫 63
4.5 推理知識庫 66
第5章 智庫協同應急情報流 71
5.1 應急情報的協同模式 71
5.2 智庫協同網絡形成 75
5.3 應急響應的情報流分析 78
5.4 應急響應情報流刻畫 81
5.5 情報流對智庫跨組織協同的影響 82
5.6 智庫協同對情報流的反饋效應 85
5.7 政策建議 86
第6章 情報對應急決策的引導 88
6.1 情報視角下的應急模式 89
6.2 應急情報流程重構 90
6.3 情報驅動機構重組與協同 98
6.4 情報支持的應急過程優化 100
第7章 情報體系對應急決策的支撐 104
7.1 情報體系的總體構成 104
7.2 情報體系的研究框架 107
7.3 應急情報體系構建 110
7.4 情報體系在應急響應各環節中的作用 114
7.5 政策建議 117
第8章 智庫應急的情報服務 121
8.1 政府大數據能力建構 122
8.2 智庫運行體系 124
8.3 應急需求的情報資源配置 125
8.4 智庫應急的情報能力與影響因素 128
8.5 智庫應急的情報服務體系 131
8.6 政策建議 136
第9章 政府數據開放模型構建 138
9.1 政府數據開放平臺傳播模型構建 139
9.2 數值仿真 143
9.3 仿真結論 151
第10章 智庫應急決策過程 153
10.1 智庫情報采集 153
10.2 “情景—應對”分析 159
10.3 決策生成與優化 165
參考文獻 174

第1章 緒 論
1.1 研 究 背 景
突發事件因破壞性大、牽涉面廣、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給政府的應急決策帶來了壓力。已有的智庫中匯聚了領域性強、論證充分、邏輯嚴密的各類解決方案，這些方案凝練了各領域專家學者的智能，是突發事件應急決策的可靠依據，“十三五”規劃再次強調“健全決策咨詢機制”“建立風險識別和預警機制”，對國家應急決策來說智庫是非常重要的戰略知識儲備。而突發事件難於應對的關鍵在於其演化過程的復雜性，也正是演化使其破壞性更為嚴重，演化的復雜性迫使政府決策者需快速地對事前的預測、事中的處置、事終的善後等不同階段妥善地給出相應的應急決策方案。應急決策不僅需借鑒同類歷史案例，更需實時感知各階段、各領域中情景蘊含的問題特征並快速推演突發事件可能演化生成的各種情景趨勢，及時給出關聯情景的應急決策方案。
為此，期待某一領域智庫完成所有這些研究且給出最終的執行方案是不現實的，必須由不同領域的智庫有效地開展分工協作，智庫間的數據交換、信息資源共享、情報溝通等尤為重要。而現實中各領域智庫相互獨立，重大突發事件的情報整合難度較大，亟須從情報視角依據各領域智庫的比較優勢，進行主題標引、完善智庫的檢索和分析功能，提高智庫的實際運用效能，形成智庫協同模式，實現應急情報資源的協同與聚合。保證在不失時機的前提下降低決策不確定性，減少應急處置失誤，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現階段，應急決策工作大多以知識庫為基礎，進行關鍵科學問題、預警關鍵技術、決策方案分析的研究。在我國，突發事件涉及面越廣、破壞性越大，越需要政府從更高層面、更大視野來調配資源、控制事態，進行應急決策。應急決策不僅需要獲取現場實時信息進行分析，更需要立刻實現領導意圖，在決策者對應急處置做出部署或現場指導救援處置工作前，必須產生切合實際、論證嚴密且可執行的應急方案。為此，應急決策不局限於知識庫的知識供給，更是在智庫的視野進行推演決策，快速地為治國理政者提供專業政策分析和決策方案的選擇。智庫連接知識生產、政策制定、媒體傳播等不同公共領域的跨界組織，構成了研判事態及推演決策的重要智力支撐。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從情報視角拓展智庫應急決策應用領域
情報學為智庫的研究奠定知識基礎、提供情報資源、優化方法與技術，是智庫發展的重要支撐學科。本書從情報視角拓展智庫應急決策領域的研究，以目標為中心、以問題為驅動解決突發事件的實際困難，夯實了智庫遵循的資料搜集、研究分析與擬訂方案的“三步走”戰略基礎。通過項目的研究更加凸顯了這種學科關聯，如智庫情報保障中的文獻再現、信息呈現、知識發現、情報“映現”等多個方面，這些有益的拓展給情報學學科發展注入了新活力。通過本書的研究有望進一步顯現情報對決策科學化的基礎作用，更呈現智庫應急對情報資源的依賴，實現為政府的應急決策“集智”“貢智”“用智”。
2）形成智庫“深加工”的知識組織新模式
對智庫的應用不是簡單的“拿來”，而是由“向下解構、向上建構”的探索思路對智庫整體進行基礎組織模式、知識發現、關聯網絡、多維知識組織等“深加工”，實現用於知識發現和利用的本體、面向決策的知識地圖、關聯分析與方案重組的新應用。基於此，勾勒智庫與知識庫在結構和功能上形成的開放、優化的可擴體，打破智庫中解決方案知識發現的封閉系統，構建雙庫協同的內在聯系“通道”。為智庫內解決方案的快速產生提供創新思路，為最大限度地克服大數據增加引起的算法失效及固有的智庫實時知識獲取困難的問題提供了可行的解決思路，同時也克服了知識庫巨量性的問題。
3）實現應急數據資源、應急工具方法與應急專家智能協同的情報工程化運作
情報服務在邁入情報工程化階段顯著特征是多源數據集成，方法工具流程化，專家智能協同及系統優化整合。在情報工程化服務模式下，對應急聯動的各類數據源、用於智能分析的各類方法與工具、參與情報決策的專家進行快速關聯、組織，促使應急情報采集者、應急情報分析者與應急情報決策者實現協同工作，形成高內聚、松耦合的跨學科合作、跨平臺協作的智庫協同應急模式，有利於提升應急決策情報支持能力。從而實現應急決策情報服務工程化真正“落地”，實現感知透徹、智能分析、協同聯動、隨需應變的預警與應急的聯動。
4）將“智庫協同”嵌入政府應急決策的時代意義
智庫協同以情報流為疏導，為智能向力量的轉變、向實際效益的轉變提供了渠道，將危機應急研究置於危機發生之前，將從數據到信息最終到知識的提升過程推演到每一個、每一類應急決策過程；智庫協同能從全局視角兼顧政治、經濟、社會等約束條件，充分利用智庫對各領域知識的覆蓋，避免零散的應急知識臨時組合造成的“百密一疏”，從而導致決策過程的“失察”，最終為政府決策提供所需的直觀明了的決策知識指導；智庫協同以豐富、全面、嚴謹的應急知識儲備與經驗積累幫助政府來進行危機診斷、方案決策和監督執行。
1.2 相關研究工作
在新形勢下，如何建立科學的突發事件決策應對模式，進行及時、有效的應急管理，已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範維澄等，2015）。結合本書的研究內容，本書主要從情報視角的智庫特征、應急決策對數據環境依賴、基於知識庫的應急決策研究、智庫對應急決策的智力支持、智庫協同對應急決策推演的支撐五個方面展開研究綜述。
1.2.1 情報視角的智庫特征
現代意義上的智庫最早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被描述成預測軍事計劃政策分析的“密封環境”，如蘭德公司。國外學者對智庫的研究始於1971年，Paul Dickson將智庫界定為：一種穩定的相對獨立的政策研究機構，其研究人員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對廣泛的公共政策問題進行跨學科的研究，並在與政府、企業及大眾密切相關的政策問題上提出咨詢建議。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中國智庫迎來發展的“黃金時代”。張家年和馬費成（2015）多維度、系統地研究美國國家安全情報體系結構，深入揭示了國家安全情報組織體系、運作流程等對智庫的影響。蘇新寧和朱曉峰（2014）建立了突發事件環境、規模、事件類型、算法模型等為一體的突發事件解決方案智庫，為各類突發事件發生前的預警、發生中的處理、事件平息後善後提供解決預案。李綱和李陽（2015）研究表明智庫以優質的情報資源作為支撐，智庫的數據支持與情報保障能力尤為重要，情報學是智庫建設的重要支撐學科之一，情報服務是新型智庫建設整體框架中的重要內容。陳升和孟漫（2015）研究了國內39家智庫，得出結論：智庫的主要功能是預測趨勢，解決問題，儲備更多的替代性政策，時刻準備為政府解決問題。張軍等（2015）從全球權威智庫的研究視角提出從數據基礎設施建設著手，做好多源異構數據的采集、整合，基於數據的研判、識別將有助於增強科技情報系統的核心業務能力，創新情報分析方法體系、優化學科領域情報服務。數據是智庫開展研究的基礎資源和支持研究成果的重要依據，對數據進行累積和分析，能產生增值效應，這些觀點得到了同行專家的認同。李純和張冬榮（2015）提出了智庫在為政府決策提供服務的過程中，需要大量的數據資源作為研究支撐，且對數據的依賴呈現越來越強烈的趨勢。基於數據存儲、數據整合、數據分析運用等具有大數據研究特點的智庫研究平臺，促進戰略決策從“業務驅動”轉變為“數據驅動”，前瞻性地做出決策建議和對策，最大限度實現數據“增值”。
1.2.2 應急決策對數據環境依賴
突發事件應急決策的快速響應需要有豐富的數據基礎、高超的數據處理技術手段，大數據中蘊含著突發事件演化的全程信息，應急決策行為將構建在對大數據的挖掘和分析上，而並非基於經驗和直覺。這方面研究順應了網絡社會化時代大數據的產生背景，揭示了現實物理世界—虛擬網絡空間耦合環境中大數據給突發事件態勢感知帶來的機遇與挑戰（Marx，2013），隨著突發事件大數據的匯聚，數據關聯程度不斷加深，大數據呈現的宏觀趨勢越發清晰，揭示的隱藏知識更為深刻（曾大軍和曹志冬，2013）。李廣建和化柏林（2014）進行了大數據分析與情報分析關係的辨析，在數據定量分析、多源數據融合和強調相關性分析方面有著共性，在數據物件、數據規模、分析任務與分析時機方面又各具特色。Chen和Fu（2017）闡述了大數據的應用、機遇與挑戰，以及前沿大數據技術和處理大數據的基礎方法。尤薇佳等（2014）研究微博等信息傳播渠道，凸顯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對於應急響應良好的作用，從信息發布、信息消化、信息響應三個方面優化了應急決策依據。以微博、微信為代表的實時性高、社交性強的自媒體在各類突發事件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De Maio et al.，2012）。徐宗本等（2014）也指出了現階段大數據分析與理解的底層支撐技術不足，大數據固有的稀疏性和低價值密度特性顯著。Craft和Howlett（2013）采用了電子定制資源有效的知識處理方式，為各學科快速提供文獻資源服務。Corda等（2011）創新性地提出對全文進行自然語言處理與文本挖掘，更好地支持用戶對文獻的使用與理解。隨著網絡上“開放關聯數據云”等語義結構化數據的快速增長，關聯數據對於信息的高級導航、可見度、集成、復用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Abelson，2019）。Othman等（2017）通過分析用戶路徑，提出一種新算法，為用戶推薦合適的新文獻信息。Gil-Garcia等（2014）研究了潛在新知識的信息物件語境及與產生假說的推理，從而實現了知識配送服務方式。進一步地，通過自動或半自動方式從已有的數據資源中發現潛在概念及概念間關係等本體元素（Yu et al.，2014）。Moulik等（2015）提出一種關聯規則的方法來發現資源描述框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RDF）數據的依賴關係。
1.2.3 基於知識庫的應急決策研究
現階段，為了提高應急指揮及決策部門的應急反應和處置能力，國內外各級政府部門紛紛在應急管理系統中引入應急知識庫（裘江南等，2009），輔助專家會商，為決策方案的生成及指揮調度提供支持，為構建面向突發事件應急決策的快速響應情報體系理順知識環境。李永海等（2014）充分考慮了應急方案實施效果，計算目標案例與歷史案例的相似度，構建具有有效相似歷史案例集，生成了最大有效歷史案例的應急方案。洪婕等（2014）在領域知識庫的基礎上提出一種新的查詢推薦算法，有效提高了面向專業領域的主題檢索精度。將標注映射到知識庫中已知的最合適的相關實體，解決了突發事件涉及的領域廣、專業性強，並由事件的演化產生的諸多專業術語給決策者全局化決策帶來的障礙（李鈍等，2015）。Lee等（2018）將醫學信息與術語映射到本體術語，以領域醫學知識為輔助，實現了藥物—藥物與藥物—疾病相互作用的實時知識發現。知識庫中存儲的數據有限，針對數據挖掘後的知識過載問題，對挖掘出的關聯規則進行聚類分析，並對照已有的領域知識庫進行新穎度分析，減少規則數量，提高新穎度分析的效率和精確度，有利於規則的組織和存儲（張玲玲等，2015）。管清云等（2015）通過分析決策層信息融合和應急決策特點，研究距離熵的應急決策信息融合方法，有效解決了決策層信息融合中知識庫巨量性和融合結果科學性不足的問題。劉丹等（2013）針對突發事件應急決策典型的分布式組織決策，研究了多主體的應急決策組織建模，實現了跨知識庫協調機制。蔡華利等（2011）給出了突發事件地名實體定義，分析了轄區範圍變化、位置分布等規律，提出了事件發生地點判斷方法。邵荃等（2009）提出了適合突發事件模型知識表示和模型運行的層次網絡表示方法，實現了突發事件模型根據不同決策環境和決策物件的求解。王偉軍和宋梅青（2014）提出一種面向用戶偏好定向挖掘的協同過濾算法，解決協同過濾推薦的可擴展性問題和數據稀疏性問題。畢強和王傳清（2015）從超網絡視域研究數字資源深度聚合，揭示了資源元素間關係更為細粒度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