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行動、結果：社會科學方法新論（簡體書）

本書是唐世平教授在過去幾年裡發表的方法論文章以及一些研究成果的集成。

作為中國秀的社會科學家之一的唐世平教授，同時也是一位杰出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探索者。本著方法是為了解決實際的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唐世平教授在過去的幾年逐漸發展了一些重要的方法論討論，比如如何綜合運用多種方法，如何讓時間和空間的作用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得到更為充分的體現等。

唐世平，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陳樹渠講席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其研究領域廣泛，且著作眾多。2013年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專著——《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獲得了國際研究協會（ISA） “年度著作獎”。2021年正式成為國際關係和國際安全研究領域的期刊《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的編委會成員。

唐世平教授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國社會科學家為前沿的方法論探索。

部分理念

章 觀念、行動和結果：社會科學的客體和任務

第二章 超越定性與定量之爭

第二部分 比較與混合方法的實踐 

第三章 石油是否導致族群戰爭？ 

第四章 歷史遺產與原蘇東國家的民主轉型

第三部分 尋找時空中的機制 

第五章 社會科學中的時間：時序和時機

第六章 社會科學中的時空與案例選擇

第七章 社會科學中的因果機制與案例選擇

第八章 運用“半負面案例”甄別機制：北約與華約的命運為何不同？

後記

我的研究方法探索——從不自覺到自覺（代序）

緣 起

在我進入社會科學領域之初，我從未想過我會花這麼多時間來探索一些有關研究方法，以及社會科學哲學的問題。 我在社會科學方面受過的正規訓練只有兩年（嚴格來說只有一年半， 因為中間我回國實習找工作花了半年），除了正經地學過博弈論的入門之 外，其間並沒有修過別的方法論的課（盡管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系 的方法課程應該是非常優秀的）。不過有兩本和方法論有關的書使我印象 深刻：一本就是當時試圖一統研究方法的加裡·金、羅伯特·基歐漢、悉尼· 維巴（Gary King，Robert O.Keohane and Sidney Verba，簡稱 KKV）的《社會科 學中的研究設計》（Designing Social Inquiry，1994）；另一本則是當時許多人 都不以為然的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的《系統效應》（System Effect， 1997）。事實上，這兩本書都是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但它們的差別 實在太大了。

我對 KKV 的《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的印象是，盡管他們宣稱 是基於自然科學中的實驗方法來討論社會科學的方法，但他們至少沒有完全弄懂自然科學中的實驗。為關鍵的是，自然科學中的實驗其實不止費 希爾（Fisher），以及內曼（Neyman）發明的“（農業）田間實驗”一種，至少還 有一種實驗邏輯，那就是通常在化學和分子生物學、分子遺傳學等領域中 為核心的實驗邏輯：以甄別或者確立“機制”（mechanism）或者說是“路徑”（pathway）、“串聯”（cascade）為目標的實驗。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有絲分裂、減數分裂、三羧酸循環、細胞凋亡、脫氧核糖核酸（DNA）結構和復制過 程、基因表達調控（如著名的操縱子理論）等機制或過程，都是由後一類實驗貢獻的結果。事實上，幾乎所有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都是授予後一類實驗的結果（關於這兩種不同的實驗邏輯，我將在別處詳細討論。工作論文版本，見：Shiping Tang，2019，“Two Logics of Experiment in Biology and Medicine：Mechanistic/Pathway versus Populational/Treatment”，https：//fudan. academia.edu/ShipingTang/Papers）。這些對於我這樣一個受過分子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訓練的人來說，自然是常識。

 因為KKV認定，自然科學中的實驗就只有費希爾發明的“（農業）田間實驗”一種。基於此，他們進而認定，從費希爾和內曼開創的基於群體樣本的“隨機控制干預”（Randomly controlled treatment，RCT）的實驗才是理想的實驗，因而也是社會科學必須盡可能逼近的方法。這當然是錯誤的。不幸的是，很多KKV的批評者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事實上，即便在自然科學哲學中，這兩個不同的實驗邏輯也沒有被清晰地定義。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面對觀察數據，如何運用統計技術，逼近隨機控制 干預的境界而獲得確定的“因果推斷”（causal inference）肯定更加棘手。而 如果社會科學都做能夠嚴格的隨機控制干預，在這一種實驗邏輯上，那麼 就和自然科學同樣的實驗邏輯沒有區別了。這背後的挑戰非常棘手，也是 絕大部分定量分析方法試圖解決的核心問題（如果不是核心問題的話）。

羅伯特·杰維斯的《系統效應》是一本令很多人困惑的書。這本書肯定 不能算是方法論的書籍。事實上，我認為來維斯對研究方法的運用基本上 停留在“花絮性”證據的水平。這一方面是由於他的主要興趣是發展理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年他上研究生的時候政治學還基本沒有成型的方法討論。但是《系統效應》是一本結合了本體論和認知論的書籍，它告訴我們 “系統效應”是自然界和社會的真實存在，而且幾乎無處不在。因此我們看 待世界的認知論必須是“系統範式”（system paradigm）。而因為在 KKV 之 後，大家更強調方法，反而沒有人能夠理解本體論和認知論這類問題的重要性。不過對於受過地質學和生物學訓練的我來說，系統效應無處不在當 然也是“常識”，加上杰維斯在這本書裡更加旁征博引，我一下子就被這本書所折服。但是和我有交往的好幾位同學卻都不以為然。（我還很清楚地記得，我向當時一起上課的一兩位同學提到並推崇這本書時，他們的發言是，完全不知道這本書所云，完全不知道這本書有何用。因為它不告訴讀 者該去怎樣研究系統效應！因此可以想象當年杰維斯出版這本書的某些內容時的困難了。見《系統效應》的前言。）

在我回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期間（1999—2005），我這些初和研究 方法的“接觸”卻並沒有持續。那段時間，我寫的許多作品都是相對偏政策類的，對方法的要求沒這麼多。如果非要說對方法論的討論有用的話，那便是我知道案例研究，特別是通過“過程追蹤”（process-tracing）的案例研究是必要的。因為這個做法和化學、分子生物學、分子遺傳學等領域中以甄別或者確立“機制”或者說是“路徑”“串聯”為目標的實驗幾乎是一個邏輯。因此在我早期的幾篇偏理論捎帶實證的作品中，我都是在不自覺地運用“過程追蹤”的案例研究方法。在那期間，我猜重要的是我意識到我還 需要學習更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