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與英國保守主義（簡體書）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將《九十五條論綱》張貼在維滕堡大教堂的大門上，“宗教改革”的序幕由此拉開。五百年過去了，這場改革運動的影響早已越出了純粹的宗教範疇，越出了歐洲的邊界。在進步主義的文明史論述中，宗教改革無疑是一起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在黑格爾看來，宗教改革是
聚集各個民族最後的新口號，是自由的旗幟、真正的精
神的旗幟。這是新時代的精神……到我們目前為止的時代，
沒有什麼其他的苦勞和功勞，無非就是把這個原則塑造為現
實，從而使這個原則獲得自由的形式和普遍性的形式。
無論是黑格爾，還是其進步史觀的當代傳人，都會將宗教改革視作西方文明興起的一個標誌。這是因為，宗教改革是“現代”的開端，是啟蒙運動的前奏，它為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假如沒有宗教改革，人類有可能仍然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紀。
可在思想史家沃格林眼裡，宗教改革卻是一場徹徹底底的“大混亂”。根據沃格林對宗教改革的描述，路德、加爾文等改革家的事業與人類的“解放”毫無幹係，相反，他們的出現恰恰是基督教文明衰微的表現，是他們進一步加深了西方世界面臨的政治和精神危機。在這場大混亂中，各種特殊化的力量紛紛崛起，打破了基督教歐洲從前普遍的精神和智識秩序。這其中的每一種力量都要求精神和政治上的統治權，試圖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給其他人，但它們未能建立起一個新的普遍秩序，反而造成了巨大的分裂和無序。在黑格爾看到人類自由之曙光的地方，沃格林卻診斷出了西方文明內在的痼疾，並且他認為，人類直到今天，仍然在這場危機的後遺症中苦苦掙扎。沃格林的判斷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他對宗教改革的觀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16世紀英國的神學家和政治思想家理查·胡克的啟發。

惠特吉弗特在第3冊中的章節為卡特萊特帶來了極大的困擾，以至於後者對依託於博學之士權威的一切確證發起了更加咄咄逼人的攻擊。而卡特萊特在《第二篇答覆》中的滔滔雄辯也促使胡克在卷2，章7中做出響應。卡特萊特確信，人的理性在上帝的事務中只具備微不足道的力量，在《聖經》之外，不存在任何權威，即便是那些被恰當聲張的“在多數情況下僅由權威和人的信譽高舉著的東西……也不能給基督徒的良知帶來任何倚靠”（《第二篇答覆》，頁20）。卡特萊特準確地指出，惠特吉弗特“給一兩個人的權威賦予了如此重大的分量，以至於他認為這是他能提供的最佳證明，並將摧毀他對手的抗辯”（《第二篇答覆》，頁22），這種訴諸權威的方式，恰恰是惠特吉福特乃至胡克之外的其他辯護者偏愛的方式。不出意外，卡特萊特在貶責惠特吉弗特時回到了《聖經》權威的問題：“他應該理解，〔《聖經》〕解釋的正確性並不取決於人的權威，也不依賴對它做出這番解釋的虔敬博學之人，而在於解釋本身要與經文整體彼此吻合。”（《第二篇答覆》，頁22）
正如我所表明的，章7直接立足於《第二篇答覆》較前章節中卡特萊特駁斥惠特吉弗特的論點。卡特萊特談到，自己更喜歡那些依據理性、而不是仰仗權威的論證：“沒有權威的理性是好的，沒有理性的權威一文不值——正如此話所言，那些依據理性的論證要勝過仰仗權威的觀點。”（《第二篇答覆》，頁20）我們可以較有把握地堅持說：正是卡特萊特，為胡克指明了響應長老派的方向。卡特萊特暗示，他可以接受依據理性的論證，同時他也拒絕和英格蘭教會決裂——這也許導致胡克拋棄了訴諸權威的經典方式，並儘量避免單純引用博學之士的觀點。無論如何，胡克的確致力於權威這一根本問題，自惠特吉弗特的著述以來，這個難題始終沒能得到解決。之所以卡特萊特直接從《聖經》著手的解決方案始終沒有受到質疑，是因為惠特吉弗特的追隨者們（尤其是布裡奇斯）仍舊以大量徵引博學之士的方式“證明”自己的觀點。
胡克對卡特萊特的響應十分冗長，請允許我僅擷取其要點著重說明。既然就設計政治體而言，上帝之言並沒有給人們帶來任何絕對可靠的證據，那麼或然性的信念就必須作為政治體的基礎，同時，具有理性的人們應當將它視作神聖許可的確證接受下來。卡特萊特主張，自足的《聖經》不依賴於屬人的權威或見證，因此《聖經》和釋經者可以分離開來，但胡克絕不可能分離二者。在卷1考察聖書的目的時，胡克就強調：為了建立一個政治體，《聖經》必須始終得到解釋。而卡特萊特和特拉弗斯這類釋經者從《聖經》中推演出長老派的戒律，恰恰證明，相比於那些在《聖經》之外（extrascriptural）取用論點、支持既有政治體的釋經者，他們的釋經技藝還不夠精湛。
因此，“博學之士的判斷和意見”必須總是得到遵從。但在解釋這條伊莉莎白時代辯護文章的基本準則時，胡克至少在三個要點上超越了惠特吉弗特。首先，他考慮了如何識別最好的“判斷和意見”的問題。其次，他分析了此類意見的基礎。最後，他還提供了一套論證，證明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政治體有可能反映出上帝的意志。
胡克使教會和《聖經》只在與政治體有關的事務上依靠屬人的見證，這讓他得以將討論限制在“人的評價與褒贊”的範圍之內。胡克的策略是提醒他的讀者，真理是在不同層次的確定性中得到把握的，人的權威只能“在公道所要求的範圍內”伸張，“它的觸角伸不到更遠的地方”（卷2，章7，節6）。屬人意見的權力則有“某種力量和分量”“某種價值”“一定程度的可信性”，戴有“某種信譽的頭銜”。胡克總結道：“因此我們無法相信，上帝的意志竟會叫我們拒斥屬人的權威，將其視若無物。”（卷2，章7，節8）理性的權威已經表明，英格蘭政治體一定比新興的日內瓦體制具有更大的可信性，因為支撐英格蘭政府的，不是“單薄的無根之論”，而是“那些世上最博學的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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