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國家與民族：施萊辛格教授分析政治話語與身份認同問題的集大成之作（簡體書）

前言

近年來，我們的政治生活發生了不少標志性的重大事件，而本書的寫作即與這些事件密切相關：自由民主國家出現了政治暴力；冷戰及其對人們思想造成的重大影響；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問題近來重新成為討論的焦點。我向來對媒體社會學抱有強烈的興趣，故而在分析這些問題時，多從“交流”這個切入點下手，當不足為怪。不過，我絕不認為這是一種局限；相反，我認為這是廣泛探討的起點。
盡管本書所涉及的內容並不連貫，各章節的寫作目的和時間也非常不同，但最終促使我將這些散亂的文章聯繫在一起並匯編成書的理由，是我意識到，定義與解釋的爭論過程在政治文化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或以一句過時的話來說，就是思想斗爭及其背景。
編輯原稿的主要工作是剔除重復的內容。時間的流逝意味著，在某些情形下需要補充背景知識並更新關鍵的參考書目。而對於補充背景知識這項工作，需要我在寫多（寫得十分詳細）和寫少（只寫個梗概）之間做一個權衡。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我選擇了後者。
第一部分中的幾章，探討的是媒體在報道政治暴力方面的角色及圍繞政治暴力展開的爭論。其中，第一章是首次以英文出版，它提供了一個在探討如何將“暴力”的範疇概念化諸問題時的切入點，並闡述了暴力與合法性、與國家的關係。這為第二章提供了背景。第二章對自由民主國家意圖對“恐怖主義”相關報道展開審查進行了批判性的評估。這兩章的寫作大背景，都是國家與其敵對勢力所采取的針鋒相對的宣傳策略。而我之所以給“恐怖主義”加上引號，是因為它和“暴力”一樣，都是在政治話語中頗具爭議性的詞—任何想要給“恐怖主義”下一絕對定義的企圖，都是在控制大眾對於當前社會斗爭的理解。在第三章中，我從理論剖析轉向了分析審查實例，那就是著名的倫敦伊朗大使館人質事件。關於類似人質綁架事件的成因，以及國家力量的運用問題，那時提出的各種問題直到今天仍未消失。
第一部分的內容提供了討論“國家和社會的敵對勢力與暴力問題的關係”的視角，而第二部分則對這一主題的一個關鍵方面進行了更為充分的闡述。在1989年“東歐劇變”宣告冷戰正式結束之前，我們一直生活在一個摩尼教式的精神世界中：即使我們並沒有接受它，也不得不與之爭辯，否則就得直面其引人注目的存在。
由此，我們就進入了第四章。第四章對國內恐怖主義的斗爭與結束不久的冷戰之間產生關聯的多種方式進行了考察。曾經的意識形態強敵對當下的反暴亂實踐所能造成的干擾，已經微乎其微。而相關的恐怖主義研究，也不再受其影響，進而逐步發展壯大。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我與已故的良師益友菲利普·埃利奧特一起寫的。如果他沒有英年早逝，這兩篇文章本可以繼續延伸，而成為一本著作的；不過，我從沒有放棄過這一想法，只是最終的成書一定會與埃利奧特寫的有所不同。在第五章中，我把大眾媒體對共產主義的報道以及政治科學對其的分析聯繫在一起進行討論。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闡述一個觀點：得到充分發展的政治話語，其結構複雜且十分微妙。這裡涉及了關於“歐洲共產主義”的斗爭，這是意識形態冷戰的重要部分，第六章將會進行詳細解釋。正是因為在意識形態的斗爭中，冷戰的雙方都需要一種相對清晰的政治概念，所以相對模糊的“歐洲共產主義”才會兩邊不討好。通過一個具體的案例，我對雙方敵對的外交策略進行了說明。這些外交政策中的某些部分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它造成的許多問題，尤其是歐洲或稱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某些地區應該實行怎樣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問題，仍舊擺在我們的政治議程上，而且這些問題可能比以前更加難以預測。
現在我們來到第三部分。我闡述了構筑敵友印象的另一種思考方法，以及敵友印象在構建我們想象中的政治世界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而討論了存在於社會集體和文化集體中的個體認同問題。這是最後的一個主題，展現了我近期工作的一些成果，帶有濃厚的自傳色彩。開始寫這一部分時，我正在義大利的一個“歐式”機構中工作。這促使我展開了一條與“審問”有關的研究線索，並很可能會堅持做下去。第七章和第八章原本是一章，但是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我把它分成了兩篇，這也是我在任何情況下都奉行的第一原則。在第七章中，一項關於近年來媒體理論的調查讓我得出了一個結論：理論研究應該是我們對“國家”、“文化”這類集體概念進行思考的基石，但遺憾的是近年來它被粗魯地冷落了。更可怕的是，不少人就“交流對於文化集體的重要影響”提出的大量嚴峻問題也被有意地回避了。在第八章中，我已然開始從各種當代社會學理論的角度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分析。當然，關注於“交流的過程”，往往會讓問題顯得過於初級。為了彌補這一點，我顯然還需要做點什麼。於是，便有了第九章。這一章也是首次以英文出版，它闡述了當下關於“歐洲性”的爭論的動態領域。
就這樣，本書從多方面對民族國家、政治暴力、政治合法性、敵友印象的構筑，以及涉及媒體的當代社會斗爭方式與集體身份認同問題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繫等，進行了探討。毋庸置疑，今後，隨著各種關係不斷發展，我們又有必要重新對它們進行思考了。但那就是後話了。

菲利普·施萊辛格
1990年9月於斯特靈

【目錄】
前言
致謝

第一部分 政治暴力和新聞媒體
第一部分導讀
第一章 對暴力的理解
第二章 “恐怖主義”、媒體、自由民主國家：對正統的批判
第三章 處理人質事件時的媒體政治：以伊朗大使館人質事件為例

第二部分 與舊意識形態敵人的斗爭
第二部分導讀
第四章 論反暴亂思想的形式和範圍
第五章 從文化角度看共產主義
第六章 政治口號的出現與消亡：以“歐洲共產主義”為例

第三部分 集體認同問題
第三部分導讀
第七章 論民族認同（一）：文化政治和媒介學家
第八章 論民族認同（二）：社會學理論中的集體認同
第九章 無解的困局：歐洲變局中的集體認同

索引

第一章
對暴力的理解

在當代自由民主政體中，我們理解事物的框架是如何影響我們對於暴力問題的思考的？顯然，我們首先需要應對定義和分類的問題。因此，我將先從理論層面對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進行簡短的評論。這讓我進一步思考了控制社會記憶以操作關於當代暴力的認知是何等重要，同時，也為討論當前官方對大眾傳媒與政治暴力的關注提供了舞臺。我的這些思考將在接下來的章節中為各位呈現。

問題

迄今為止，學界仍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明確概念能夠定義“暴力”。相反，正如許多當代評論家所指出的那樣，“暴力”這一術語，如今正遭受著概念和語義上的雙重貶值。在許多人的論述中，“暴力”被視為某種社會病態的一部分，而罹患這種社會病的我們始終生活於混亂和衰退的威脅之中。而亦誠如學者指出的那樣，此類論述“豈止是杞人憂天，甚至可說是一種危言聳聽的災變論”。歷史學家埃裡克·霍布斯鮑姆曾觀察
到，對於大多數自由民主國家的居民來說，對於“暴力”的這般陰暗印象和其日常生活的現實情況並不相符，持此論者對“暴力”的理解尚停留在狹隘的“身體暴力”層面：

直接地，它（暴力）以交通事故等形式廣泛存在著—對於多數受害者來說，暴力是偶發的、意外的、無法預測的，也是無法控制的……間接地，暴力普遍存在於大眾媒體和娛樂產業中……甚至更久遠一點，我們都應該記得這兩種暴力同時存在的，那個充滿著恐怖的大規模屠殺的年代……另外，在社會的某些領域和場合，身體暴力也是十分普遍的，甚至有進一步升級的可能。可以說，和平與暴力共存。
只是，現在的你，感受到“和平”了嗎？霍布斯鮑姆寫下這番話的時間，距離本書寫作之時已經過去二十多年。在這二十多年中，歐洲部分地區的人民不但沒有感受到“和平”，反而是切身體會到了恐怖主義的威脅。切爾諾貝利事件之後，所有人都親眼看到了核戰爭可能帶來的慘重後果。除此之外，過去的二十年裡，我們還見證了多種形式的政治暴力的發展歷程，其中大多數是民族主義運動，偶爾也有反體制運動；有些政治暴力的範圍僅限於一國之中，而有些則是發展成了國際性的事件。這些運動大多都被打上了“恐怖主義”的標簽，與其象徵意義上的重要性相反，其對物質層面的作為乏善可陳。以“國際化的恐怖主義”為例，暴力行為從中東之類的衝突頻發地區起源，這之後往往會被輸送到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國家或地區。比如北愛爾蘭的地區衝突最終是在大不列顛島上解決的。但這些僅僅是恐怖主義暴力的大量實例中最為公眾所知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由各個國家針對自己的國民所實行的內部鎮壓得到的關注則少了很多。
因此，談到當代的“暴力”概念，就會冒著過於包羅萬象的風險，它可能包括了多種不同的權力運用的表現形式及其影響：譬如所有犯罪性暴力、公眾騷亂和軍事行動。我們應該如何把這個課題弄簡單一點？關於這一點，我建議把“對於暴力的理解”作為一個出發點去下手，把目標放在與此相關的一些問題上。雖然這樣肯定無法讓暴力現象消失，但它至少可以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在做什麼，然後我們就可以對各類思維模式進行評估，並予以選擇。
在思考暴力在當代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時，必要的一步是思考它與現代國家的關係。而這又反過來要求我們搞清楚不同性質的國家之間的區別。但是在處理這些問題之前，讓我們先簡要地思考一下“暴力”究竟意味著什麼。

定義的限制

要想了解對暴力進行定義的危險性，我們需要略微參考一下那些關於暴力和恐怖主義的文學作品。當然，對暴力進行定義和歸類是很難做到中立的，因為這牽扯到它究竟合法與否的問題。有一句十分著名的口號，即“汝之恐怖分子，彼之自由戰士”，實際上就反映了這一點，它強調了在評估某種力量及其使用者時，我們的思維方式十分重要。
要想對暴力進行理性的分析，就不能過於寬泛地對“暴力”下定義。這樣，我們就能夠大概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究竟是多麼的暴力，以及隨意對待暴力會帶來多麼慘重的後果。而如果只是簡單地把諸如象徵性的抗議、不平等的經濟決策對窮人的惡劣影響、政府官僚主義的不義以及民眾的死傷等關聯在一起，是沒有任何意義可言的。雖然照理說，選擇這樣一個概念上相對保守的立場很簡單，但實際做起來是相當難的。我隨機選擇了幾個對於暴力的細節性定義，旨在闡明其中所蘊含的邏輯分析上的問題。
一個比較近的例子是阿蘭·薛內斯，他致力於研究過去兩個世紀所發生的暴力行為，並提出：“世界上唯一一種沒有學術爭議的、可以衡量的暴力就是身體暴力。其傷害直接作用於人體。它有三個特點：野蠻、可見、痛苦。其根源在於使用了物理上的力量。”社會學家羅賓·威廉姆斯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觀點：“最無可爭議的暴力就是那些造成身體傷害的暴力，這些暴力具有目的性，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其造成的影響直接可見。”而哲學家泰德·杭德裡克則進一步提出了限制對暴力的定義的想法，他說：“暴力行為……就是把一種強大的、具有破壞性的力量用於對抗人或事，以及攻擊某種社會準則。”
想要把這些定義整合起來並不是什麼難事，所以的確已經有人這麼做了。在此之上，我們可以再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對它們進行分類。比方說，在上述的三個例子中，薛內斯認為暴力的基本含義是對於單個人類個體的身體暴力；威廉姆斯認為暴力是對不特定目標造成身體傷害，擁有目的性、直接性等嚴格的約束條件；杭德裡克將人和事都包括在暴力的目標之中，並將對於暴力的討論限制在了“攻擊社會準則”這一框架之中。
公平地說，這些定義之間並沒有非常大的差別，並且我們或許可以用某種更加概括的方式把三種論述中的精華元素集合起來，形成一個囊括各方面訴求的定義。然而，這樣的話問題只會變得更加棘手。因為對“暴力”下一個公認的定義並不意味著能為其相關研究和分析提供可靠的規則或標準。我們或許能夠就定義達成一致，但是之後在分類的細節問題和尋找相關證據的方法上，又會產生更多的爭論。
因此，薛內斯把暴力分為“個人”和“集體”兩類。犯罪、自殺和事故被歸為“個人”暴力；而蘇聯國家恐怖主義和西方反國家恐怖主義則屬於“集體”暴力。威廉姆斯將集體暴力和個人暴力做了區分。集體暴力包括“內戰，革命，遊擊戰爭，暴動，叛亂，政治清洗，騷亂，處死政治犯以及暗殺”。而個人暴力則囊括了“蓄意殺人，過失殺人，強奸，人身侵犯，故意毀壞公共財產，以及其他對他人及其財產的攻擊、破壞”。而杭德裡克則頗有見地地指出，我們應當去探討暴力是否意在改變現有的民主政治體系。
如此多相異的分類策略令人不禁想要放棄這條探求暴力定義的理性道路。正如政治科學家麥肯齊所說：“讓問題起源於神話傳說，也好過一個定義。”他認為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符號和暗喻。總之，毋庸置疑的是，當我們在討論我們生存的時代是否比之前更加暴力時，我們必須強調：一，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交流溝通如何構筑了我們關於目前自身所處的危險境地的看法；二，暴力所扮演的角色，就像連續劇一樣每天都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
然而，這僅僅只是可供研究的一條線索而已。正如亞歷克斯·施密德在研究政治暴力和恐怖主義時所指出的，要想搞清楚現代社會究竟有多暴力，只能以實驗為根據，並通過嚴密的時間和空間上的比較來得出，而這又需要我們收集海量的數據。理想狀態下，我們需要達成以下目標：一，實行一種明確、公認的對於暴力的分類方法；二，明確所研究的時代；三，研究物件是幾種可比較的社會形態；四，需要通過足夠的證據和數據，從理論上形成一個概括性的結論。
我不想在這一點上贅述太多。但是很顯然，即使我們竭盡全力列舉一個社會中可以被明確歸類為暴力的行為，暴力的分類方式很大程度上還是受到了我們所處的政治制度的影響。比如，當英國為福克蘭群島戰爭進行動員的時候，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這屬於在外交失敗的情況下合法地運用政府權力。而如果我們參考過去十年英國政府對於國內暴力的關切程度，就會知道這場“局部戰爭”及其導致的傷亡，絕對不會像足球流氓、恐怖分子炸彈襲擊、礦工罷工之類的事件一樣被統計公布。
除此之外，我還想談一點，就是關於社會上的一種最為保守“客觀”的應對暴力的方法，即犯罪統計，經常用於進行國際間的比較研究。但正如我們所知，不僅在不同文化之間，對暴力犯罪的分類方法和對於犯罪動機的理解有所不同，即使在同一國家，關於犯罪的新聞報道、執法力度、逮捕率、判刑尺度等在不同時代也都是不同的。當然，這樣的不同並沒有給對暴力的比較研究產生不可逾越的阻礙，但始終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

權力、暴力和國家

正如麥肯齊所說，解決暴力問題的一種辦法是“把它和政治力量聯繫起來，把政治力量看作集體決策的必要基礎”。我們若要對暴力的定義進行思考，勢必要認清這些都是與規則系統緊密相連的。
根據馬克斯·韋伯的研究，對暴力的形式進行控制是現代國家的基本特點（當然不是唯一特點），國家以此作為把權力運作控制在政治秩序之內的關鍵：“國家的本質是一個人類群落，其（成功地）在某一特定區域內宣告了物理力量的合法壟斷地位……國家是使用暴力之‘權利’的唯一來源。”比韋伯稍小一些的知名歷史社會學家諾伯特·伊利亞也主張中央集權民族國家在自己的領土上實行權力壟斷，他還指出：“當權力壟斷正式形成，一個相對平靜的、沒有暴力行為的社會空間也就形成了。”此處所說的“暴力行為”是指未經授權的個人和團體對物理力量的使用。在現代社會，“酷刑折磨、監禁以及人身侮辱已經被權力中心所壟斷，在日常生活中幾乎無法見到。通過壟斷，由統治者所施行的對於個人的身體威脅正在逐漸喪失人性”。
這種壟斷暴力的“權利”導致裁判機構和執法機構在決策過程中逐漸顯露出了非人性的殘暴一面。雷內·吉拉德曾對此進行過描述，實際上，國家的“絕對權威”通過將復仇合理化（“一個被無止境的、無限制地重復的過程”）來保護我們。但是那些自稱在從事社會保持工作的人，反過來也必須祈求所謂合法性能夠在指責他們壟斷了暴力的攻擊中保護他們：在合法性的庇護下，他們采取的暴力措施和那些與國家作對的人所採用的暴力措施變得截然不同，於是，動用這些暴力措施也就變得合法了。尤金·沃爾特在他關於政治恐怖的研究中指出：

根據我們所熟知的一些案例，當某種暴力行為被規定或定義為一種合法的懲罰方式時，其有害性會被加以衡量，國家也會做出一些限制以避免這種暴力造成過分的傷害。權威所做的定義往往會把這種暴力行為從暴力這一概念中抽離出來，至少從社會全體的角度來看是這樣的，並且為它配備同樣被社會所允許的帶有脅迫性的工具和技術。

如果接受了該論點的定義，那麼，國家對暴力的壟斷，其本身或許就是與他們自己制定的用來限制政府肆意妄為的法律框架相悖的。正是基於這一點，我們開始就國家的恐怖主義化或就其使用令社會無法接受的手段（譬如嚴刑拷打）展開討論，而這些東西，恰恰是他們妄圖予以否認、掩飾或加以美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