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祿與晚清政局（全新增訂版）

序

金沖及

馬忠文教授的新著《榮祿與晚清政局》，顧名思義，着重探討的是兩個相互聯繫的重要課題：一個是晚清政局中的榮祿，一個是從榮祿的處境和作為來考察晚清政局。這是兩個問題，也是兩種視角，對深化近代史研究十分重要，但以往的研究卻相對薄弱。這部新著在這兩方面都有所推進，值得重視。

榮祿在晚清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可謂眾所周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庚子事變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中，他都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榮祿不是宗室親貴，但他一生最後幾年卻身膺首席軍機大臣，又被授以文華殿大學士，位高權重，這在晚清歷史上實屬罕見。

然而，遺憾的是，長期以來除了簡略的官修傳記和幾篇碑傳文，沒有一部有關榮祿的完整而具有較高學術水準的傳記或專著。當然，這也並不奇怪。最大的困難在於：有關榮祿的歷史資料極為散亂，既沒有人為他編過稍完備的文集，也沒有年譜長編之類的資料集。庚子事變中，他的府第被焚燬，自己保留的早年文稿、往來書信、檔案等文字資料都付之一炬。如果要對榮祿進行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就得拿出‌「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從蒐集散見各處的原始資料做起，並對這些資料進行細心比較和考證，去偽存真，做好紮實的資料基礎，這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只是這項艱巨而細緻的工作，比起研究同時代其他歷史人物所需花費的工夫要多得多，難免使人望而卻步。

忠文正是本着這種精神，知難而進。他熟悉晚清朝政掌故，著有《晚清人物與史事》，在確定榮祿研究的選題後，又花了極大精力，奔走各地，細心搜尋查閱資料，諸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台北故宮所藏清代硃批奏摺、錄副奏摺、傳包檔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醇親王、李鴻藻、張之洞、鹿傳霖檔案，上海圖書館所藏盛宣懷檔案，有關人士如翁同龢、袁世凱、李鴻章、劉坤一、張蔭桓、王文韶、廖壽恆、那桐、榮慶、陳夔龍的文集、日記、書信、筆記、年譜，以及報刊文獻等，每有所得，如獲至寶。在盡可能佔有詳盡資料的基礎上，忠文經過嚴謹細緻的比核梳理，終於比較完整而清晰地再現出榮祿一生的基本經歷和關鍵時期的思想活動。這是一項開拓性的工作。此中甘苦，誠如古人所說，‌「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史家論述歷史人物，應力求做到能夠知人論世。忠文這部新著，比起他以往的研究，明顯又前進了一步。他不只是停留在對歷史人物個人經歷的微觀剖析，而是力求擴大視野，透過榮祿的研究，對晚清朝政的全局有比較宏觀的考察，並做出自己的論斷。

這些論斷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他認為甲午戰後的變法浪潮，包括戊戌變法在內，並不只是圍繞康、梁的維新運動展開的，而是民族危機加深的時代背景下朝野各方尋求救亡自強出路的產物。甲午戰後的變法，既有康、梁等要求的以日本、俄國為榜樣的激進改革，也有清廷自上而下推行的以練兵、開礦、修建鐵路、興辦學堂為核心的實政改革（也就是洋務派式的改革）。榮祿當屬於後者。以往受到康、梁宣傳的影響，學界對於清廷的實政研究關注明顯不夠。二是清末新政所以沒有根本性的進展，同甲午戰後清廷財政枯竭、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重重、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等情況有關。以往對晚清朝局的研究也比較薄弱。本書用很多篇幅描述辛酉政變後統治集團高層內部的分歧與矛盾：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真正看重的是個人權力；滿洲宗室中的恭王、醇王、端王、慶王等各有懷抱，在地位上此起彼伏；滿洲大臣中，榮祿和剛毅相互對立，明爭暗鬥；漢族大臣中，先有李鴻藻、沈桂芬為首的‌「南北之爭」和清流、濁流之爭，光宣之際又有袁世凱、盛宣懷間的勾心鬥角、相互傾軋。如此不一而足。像清朝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初期那種朝氣奮發、敢有作為的氣象幾已蕩然無存。就是當時被人稱為‌「有血性」的能臣榮祿，也貪戀錢財，唯慈禧馬首是瞻。讀者不難感到，對這個暮氣沉沉的封建王朝已難寄期望。

當然，帶有開拓性的探索不可能盡善盡美。作者的有些論斷和敍述是否恰當，還需要做更深入的研討。以榮祿與晚清政局的關係來說，當他進入統治集團最高層的時候，清朝已面臨王朝末日。他病逝不到十年，統治中國兩百多年的清朝統治終告覆亡，有着兩千多年歷史的君主專制制度也告結束。這樣的歷史性巨變，在此前十多年早見端倪，但書中的論述和分析尚不夠到位，似乎還不能使讀者對將要到來的歷史巨變產生強烈的預感。當然，這是個複雜的問題，不可能在一本書中都得到很好的解決，也許可以喚起更多史家一起做進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