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力商人：塞繆爾‧英薩爾、托馬斯‧愛迪生，以及現代大都市的創立（簡體書）

序

引 言 1938年7月16日，巴黎

第一章 奔流不息：來自愛迪生的召喚

第二章 蚌中珍珠：愛迪生的電廠

第三章 危機與合並：摩根收購

第四章 開放之城：英薩爾前往芝加哥

第五章 愛情與戰爭：英薩爾結婚，戰爭逼近

第六章 新型權力：英薩爾樹立形象

第七章 爵士春秋：1920年代的繁榮

第八章 穩住場面：1920年代中期的丑聞

第九章 四面楚歌：崩盤、潰敗和歌劇院

第十章 退位與流亡：英薩爾逃離美國

第十一章 直面困難：英薩爾因欺詐受審

第十二章 時機成熟：英薩爾的遺產

後 記 周而復始

參考文獻說明

參考文獻

特別鳴謝

英薩爾相關名勝

索 引

把被告放在證人席上通常會讓辯護律師戰戰兢兢。被告可能會情緒崩潰，忘記細節，變得好辯，消磨掉陪審團的同情心。不過，唯一能夠恰當地為塞繆爾·英薩爾辯護的人正是他本人。75歲的英薩爾彎腰駝背，聲音沙啞，走路得拄著拐杖。11月1日，法庭擠得水泄不通，他站在證人席上，看上去“身體近乎垮掉”。他身穿一套熨得很好的藍色嗶嘰西裝和白色亞麻襯衫，開始發表當時最不正統的證詞，格拉迪絲皺著眉在法庭後排聚精會神地聽著。英薩爾對著檢察官的桌子怒目而視，說道：“很抱歉，他們（其他被告）與本案沒有什麼關係，就像你們一樣。”之後，他開始講述只有他自己才能講述的故事。

證人席上，英薩爾看上去就像一只被打敗的、蜷縮的斗牛犬，在證詞開頭的戰略陳述中，他用自己已經幾乎不存在的倫敦口音漫談起來。英薩爾更像個吟遊詩人，完全不像個人民公敵，他將法庭上的人們帶回他早年還是倫敦窮小子的那段時光。絕佳的記憶力使他回想起自己卑微的出身，那時他生活在城市的貧困地區，14歲就參加了工作。他愉快地詳述了他那一代偉大的美國傳奇。他在倫敦每周只掙幾個先令，還會在晚上學習優秀文學和速記。他不斷跳槽，一步一步走向托馬斯·愛迪生代理人的辦公室。他驕傲地透過夾鼻眼鏡直視著陪審團，直接對他們說：“我恰好有這個榮幸去操作第一臺美國境外的電話總機長達一個半小時。”

然後，他被派往美國與偉大的愛迪生會面，處理這位發明家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從回復他的信件到熨燙他的衣服。當提到愛迪生的第一任妻子——那位曾像母親和朋友一樣關心他的女人，他的眼圈就紅了，海象胡子也垂了下來。他又瞥了一眼陪審團，用一些愛迪生軼事（後來成為一家芝加哥報紙上的一系列插圖）迷住了他們：“有一次愛迪生推薦我加入一個工程學會，但是申請表格上有一欄寫著‘申請人在何地接受教育’，愛迪生先生在那一欄填了‘在經驗大學’。請原諒我這麼說，我來美國是因為愛迪生迷住了我，只要他活著，我就會一直對他著迷。”

現在，陪審團則對英薩爾著了迷。無論控方宣稱英薩爾做了什麼，都很難將他們親眼所見的最真實的美國發跡史的光環抹去。英薩爾擦去眼裡的淚水，繼續講述他是如何幫助愛迪生籌集資金、創辦通用電氣並滿腔熱情地接受他導師的勸告：“讓它運轉起來，薩米。”

看到英薩爾對陪審團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索爾特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表示反對。“這一切都很有趣，但我們應該了解這與公司證券的欺詐銷售有什麼關係。”

湯普森笑了笑，讓英薩爾繼續慢慢講述他自己在芝加哥愛迪生公司最初的那些日子。英薩爾花了好幾分鐘描述他如何來到芝加哥領導一家微不足道的、資本不足的公司，年薪只有羞辱性的12000美元。索爾特再次站起來表示反對：“這一切與本案有什麼關係嗎？”湯普森立馬闡述了理由：“也許控方律師並不清楚它的目的，但我所知道的對一個人晚年行為最有說服力的檢驗標準，就是他在構建自己的生活和經歷的那段時期表現出來的性格，如果不讓陪審團對他的早年行為有一定的了解，英薩爾先生甚至都無法描述他的晚年行為。”

英薩爾解釋了他如何為芝加哥愛迪生公司融資——他從馬歇爾·菲爾德那裡獲得了25萬美元的貸款，以及他如何通過出售股票來避免一場早期金融災難。他開始自命不凡，猛地抬起頭來並解釋說，無論當時還是現在，他都對證券估價有著堅定的想法。記者區附近的一名聽眾俏皮地說：“這位老人正推銷自己。我敢打賭他現在就能賣出公司證券的股票。”

證詞采集到現在，英薩爾不再是一個破了產的過氣人物，他帶觀眾回到了1928 年，那時他還是個公用事業大帝。證詞不斷深入，他的聲音變得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堅定，他用右手食指強調要點，並威嚴地向陪審團發表講話。他的發音幹凈利落，解釋自己的公司如何將財富擴大到整個密西西比河谷及其他地區時，他的敘述變得越來越詳細。他恢復自己的傲慢態度，講述了自己對小型公用事業公司的多次收購：“他們說我是在合並成堆的垃圾。”他緩和了語氣，悲傷地看著陪審團，告訴他們自己如何在拯救公司的過程中失去了一切，以及他本可以在1926年應英國首相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的請求，在芝加哥套現並成為英國電力委員會負責人。令人意外的是，他主動承認了自己的一個過失，那就是在1929年的金融危機之前沒有向東部的銀行示好：“如果我對紐約或費城有一點興趣，那麼我想在1932年的春天，也就是我急需資金的時候，這裡的情況可能會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