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考古學（簡體書）

第一章 導 論

第二章 話語的規則性

1.話語的單位

2.話語形成

3.物件的形成

4.陳述樣態的形成

5.概念的形成

6.策略的形成

7.評語與結論

第三章 陳述與檔案

1.確定陳述

2.陳述功能

3.陳述的描述

4.稀缺性、外部性、累積

5.歷史的先天性與檔案

第四章 考古學的描述

1.考古學與觀念史

2.原創的與有規則的

3.諸矛盾

4.比較的事實

5.變化與諸轉換

6.科學與知識（savoir）

第五章 結 論

索 引

譯後記 福柯與他的考古學

在當代法國的“哲學劇場”上，哲人們紛紛戴著思想面具登臺亮相，各自兜售著自己的思想和學說，像極了古希臘時代的哲人們。毫無疑問，蜜雪兒·福柯是“哲學劇場”的主角之一，他的哲學猶如萬花筒般變幻著“思想面孔”，令人耳目一新卻又困惑不解，讓人著實難以勾勒他的思想肖像，把握他的哲學精髓。

考古學是福柯早期思想的核心主題，既貫穿了“考古學三部曲”（《古典時代瘋狂史》《臨床醫學的誕生》《詞與物》），又是《知識考古學》的研究焦點。福柯採取舊詞新用的方式，改造了考古學的含義，他的考古學不再是地質學意義上的考古學，而是有關話語、知識與話語實踐的考古學，要像考掘考古學的遺物和遺跡一樣呈現層層累積、錯綜複雜的話語與知識。《古典時代瘋狂史》（1961）通過區分瘋癲與理性來考察精神病學的誕生，探討疾病的新話語可能呈現的斷裂時刻，旨在確定一種在瘋子與正常人、瘋狂與理性之間的沉默考古學。《臨床醫學的誕生》則關注1790—1815年間醫學話語的深刻變化，醫學知識的物件、觀察疾病的技藝、疾病記錄與檢測、描述疾病的詞彙與醫學概念都進行了總體調整和改變，標誌著啟蒙運動向19世紀過渡的曲折變化，正如其副標題所標示的那樣，探索著“一種醫學凝視的考古學”。《詞與物》（1966）通過“知識型”來探索西方不同時期“詞”與“物”之間的關係，致力於研究普通語法學向語文學、博物學向生物學、財富分析向政治經濟學的轉換，著重研究這些科學的話語變化，尤其指出了西方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兩次重大的非連續性，由此來確立人文科學考古學。而《知識考古學》（1969）則深入探討歷史學科，將考古學與觀念史相對立，“試圖要創造一種有關人類說出來的東西的、截然不同的歷史”。〔1〕福柯以令人眩暈的巴羅克風格構建了一種概念叢生、晦澀難懂的考古學，陳述、話語形成與話語實踐成為核心概念，由此從以陳述為主導的話語形成轉向了側重實踐向度的話語實踐，從以時間為軸向的歷史學轉向了以空間為向度的考古學。

如果說“考古學三部曲”是福柯具體的考古學實踐，從不同的視角與維度對考古學進行探索與研究，為我們理解考古學提供了豐富而生動的諸多案例，那麼《知識考古學》則致力於話語本身的分析與研究，將考古學確定為探討話語實踐的理論與方法，對考古學進行系統闡述與反思，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把握福柯的思想發展歷程。“一般說來，《古典時代瘋狂史》用相當大且令人費解的篇幅來描述所謂的‘體驗’，由此指出人們在何種程度上接受匿名的、一般的歷史主體。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多次嘗試的對結構分析的求助，有可能回避所提問題的特殊性和考古學特有的層次。最後在《詞與物》中，明確的方法論標示的缺失能夠使人相信那些根據文化總體性所進行的分析。”（AS，26-27）方法論問題的確是福柯一直想解決的重要議題之一，他在撰寫《詞與物》時就考慮以前言的形式來闡述方法論的框架，但他的老師伊波利特和康吉萊姆建議他在以後的著作中再進行專題論述，他聽從了他們的建議，計畫撰寫《詞與物》的續篇《過去與現在：再論人文科學考古學》。他在1967年4月曾對喬治·費盧斯（Georges Fellous）透露過，“我現在準備進行的工作是一項方法論的工作，關涉著語言在我們的文化中的存在形式”〔2〕，這便是他在突尼斯大學任教期間完成的《知識考古學》，他從理論和方法上對“考古學三部曲”進行分析與反思，指摘了它們各自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因而《知識考古學》亦被認為是福柯前期思想的概括與總結，是《詞與物》的“理論補充”或“理論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