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小學闖關記：不輸在起跑線的精英教育（簡體書）

超負荷

今天是星期二，所以我把太郎的球衣、短褲和襪子都在門口擺開。“快點，快點，快點啦！”下午3點左右，我在門口迎接太郎，幾乎是扒掉他的校服，幫他穿上運動服。他把書包遞給我，我給了他一個背包，裡面裝著足球。由於沒有時間坐下來吃點心，我往他嘴裡塞了一塊糖。我和太郎有一個詞專門用來形容這種投食行為——nageire，字面意思是“扔進去”，但實際上是插花藝術中的一個專業術語，指的是用自然隨性的方式插花。我們在公寓地下室的車庫抓起自行車，用20分鐘騎到了足球場。

“你能不能別歪歪扭扭地騎了，”在穿過公園的小路上，我跟在他後面大喊大叫，“你這樣會浪費更多時間。”和多數日本家庭一樣，我們也成了“上課狂人”。我給太郎報名參加了各種課後補習班，希望他能像其他孩子一樣學會遊泳和算術，或許我甚至能意外發現一項屬於自己的天賦。二年級時，他要上六個不同的課後補習班。星期一是珠算課，星期二和星期四有足球課和珠算課，星期三是鋼琴課，星期五是遊泳和珠算課，星期六有英語課和柔道課。

在日本，這是相當正統的選擇，80%的小學生會參加課外班，而且這些課程並不便宜。太郎每個月的課外班支出約400美元。這樣高昂的補習費對社會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日本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平均每個家庭只有一兩個孩子，日本婦女經常表示撫養孩子的高昂成本阻礙了她們生育更多的孩子。太郎的大部分同學都沒有兄弟姐妹。2015年，當這些孩子十幾歲的時候，日本的人口出現了自1920年人口普查開始以來的首次官方下降。

“你們家孩子上什麼課呀？”這是母親們之間常問的問題。大家都想確保自己沒錯過什麼東西，導致孩子落於人後。跟太郎同一級的大多數孩子都參加了遊泳課程，部分原因是為了確保在一年一度的學校錦標賽中有出色表現。每年秋天，在家長們的歡呼聲中，每個年級的四個班都會在各種形式的接力賽中互相競爭。遊泳池有25米長，在一年級的比賽中，大部分孩子都能遊完全程。雖然大家都很有禮貌地給孩子們加油，但你一定不想在最後落得木村太太那樣的下場——她的兒子拖累了班級隊伍。雖然他遊完了全程，但中途停了好幾次，還擦了眼淚。木村太太一遍又一遍地微微低下頭，夸張地皺起眉頭，對周圍的人說：“真是對不起。”其他母親們則報以克制的掌聲。

這些課外班通常被安排在每天放學之後，所以精力不足成了家長會上經常討論的話題。父母們擔心的問題包括自己家孩子常常昏昏沉沉的，或者總是弄混各種各樣的課程所需要的手提袋。由於許多孩子放學後直接從學校去課外班，所以他們早上就必須帶好遊泳課或珠算課要用的手提袋，這樣一來，孩子們很容易把袋子落在火車或公交車上，或者把別人的東西認成自己的。

我上二年級時，日本很少有課外班。所以每次放學回家，我把書包往門口一扔就跑出去玩，一直玩到天黑。我記得在公寓大樓裡滑旱冰，躺在公共操場上的秋千上做一下午的白日夢。而太郎和他的同學們即使有休息時間也玩不痛快。太郎上珠算課時，哪怕是片刻的走神，老師也會大喊：“集中注意力！”有一次，他在一場足球比賽中倚靠在門柱上，漫無目的地望著雲朵在天空中飄過，有幾位爸爸（爸爸們會來參加周末的比賽）喊道：那個守門員是怎麼回事？我瞬間呆住了。我沒有想到太郎到底有多疲憊，也沒有想到看到一個孩子全神貫注地沉浸在一分鐘的幻想中是多麼美好。而是一直在思索，如果球進了球門，我會多麼羞愧。我本應該減輕太郎的負擔，但當時所有的課外班似乎都不可或缺。太郎喜歡足球，這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可以為一項自己並非高手的運動而興奮不已的時候了。培養團隊精神不是很好嗎？珠算是醫治他加減法計算速度慢的良藥，可以幫助他集中注意力。鋼琴幫助他打開了音樂鑒賞力的大門，英語可以幫助他打開世界。至於遊泳，這是學校運動會的必備技能，也是一項生存技能。太郎的爸爸在太郎開始上學後就和我們斷絕了聯繫，我希望柔道能讓這個缺少父愛的男孩熏陶一些武士道精神。

課外班也使我們有機會結交更多校外朋友，其中許多人都是我們的新鄰居，與他那些身處特權階層的同學相比，太郎的交際圈更加多元。當然，我可以繼續令人生厭地為這些不合理安排找借口，但我不能否認的是自己其實只是想趕上其他人。偶爾太郎會說一些話，讓我猛地清醒過來，面對太郎的課程安排得太滿的現實。“你早點到那裡，就能……”一天晚上，我試著想辦法誘惑太郎快點去參加下一個活動。在寒冬的冷空氣中，太郎氣喘吁吁地跟在我身邊跑著，算盤珠子在書包裡晃動，因為剛遊完泳，頭髮還是濕漉漉的。他笑著替我說完了那句話：“……抽出時間出去走走嗎？”

當然，還有學校的課程。太郎二年級的課程包括藝術、日語、數學、體育、綜合學習、音樂和英語。和所有日本小學一樣，這所私立學校使用的是政府批準的教科書。老師們會用學校自己編寫的、更進階的課件進行補充教學。在大多數課程中，學校教授的概念完全超出了該年級的標準教學方針，並沒有遵循日本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減少必修課程和縮短課時的政策，而且以此為豪。面對如此嚴苛的學習安排，太郎從一開始就跟不上。在一次家長探訪活動中，我注意到他在課堂上有很多問題都回答不上來，擔心他不像其他孩子那樣能夠迅速吸收新知識。我跟森町老師講了好幾次自己的憂慮，但只得到了他漫不經心的回答，說他會密切關注太郎的情況。我詢問了一位兒子在高年級的母親，想知道針對這種情況，學校是否會提供一些額外輔導。

“啊，這個沒有的，”她說，“私立學校的老師只會迎合高水平學生的需求。”

因為家長們把孩子培養得越來越好，學費也隨之高漲，所以他們不希望學校為了幫助學習困難的學生跟上進度而放慢速度，降低自身的標準。學校希望我，而不是老師，能夠讓太郎跟上大家的步伐。快到二年級結束的時候，我問森町老師，太郎是否應該接受學習障礙測試，以免我在強迫他做一些他確實當然，還有學校的課程。太郎二年級的課程包括藝術、日語、無法完成的事情。“太郎幾乎算是沒有學習障礙。”森町老師的回答讓我有點困惑。學習障礙這種問題，一個人要麼有，要麼沒有，不應該如此模糊，不是嗎？但森町老師的話恰好迎合了我不實際的想法——太郎沒有嚴重的學習障礙，也暫時阻止了我進一步調查太郎的問題。我幻想著太郎成績突飛猛進，每門功課的分數都比同學高，覺得這些成就能夠凸顯出自己是擅長做母親的。或許，我可能只是想借此補救一下自己一事無成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