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文化地理(全2冊)（簡體書）

《中國歷史文化地理》是享譽國際的地理學家陳正祥先生的代表作，兼具現代地理科學的專業視角和宏闊的歷史視野。作者學識廣博，研究角度獨特，重視從正史、方志、遊記等各類傳統典籍中汲取素材，縱論中國大地上的大江大河、名城古跡，展現了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的時代變遷及相互影響，以及其對中國文化精神特質的塑造。作者見識深邃，論證細密，並且非常重視數據的力量，不遺余力地製作了大量精致圖表，化繁為簡，堪稱妙品。

陳正祥（1922—2003），國際著名地理學家、生態學家。祖籍浙江海寧。1942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地理系。1945年之後，留學澳大利亞、日本、英國等國，獲地理學博士學位。曾在臺灣大學任教，並創辦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和“國際研究中國之家”，後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地理學講座教授（第一位被任命為英制大學講座講授的中國人）、東京大學特級教授等。

陳正祥教授研究領域廣泛，著述豐富。據統計，1932—1992年間，他撰寫了中、英、德、日等4種文字的著述共計624種，其中專著和專刊256種、論文368篇，這在國際地理學界juewu僅有，其早期關於祖國西南、西北、海南島等地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這些地區的寶貴歷史文獻。國際地理聯合會前會長卡爾·特羅爾（Carl Troll）稱其為“中國地理學界第一人”，並推崇其為“東方的亞歷山大·馮·洪堡”。

◎作者陳正祥在國際地理學界享有崇高聲譽，是英制大學首位中國籍講座教授，也是中國學術界數據可視化的先驅。

◎《中國歷史文化地理》兼具現代地理科學的專業視角和宏闊的歷史視野，展現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的時代變遷及相互影響，以及其對中國文化精神特質的塑造。

中國文化是全世界延續最久、影響最大的文化，它發源於黃土地帶，然後向周邊擴散，波及整個東亞和東南亞，並向西伸入西域。在秦漢和唐宋時代，中國文化曾放發無比的光輝。自北宋王朝滅亡，中國文化開始失落；但在廣闊的漢文化圈內，經濟開拓繼續向南方發展，生產技術仍不斷有所改進。

漢文化基本上是農耕文化，特別是水稻的栽培。稻米是人類最好的糧食。漢文化愛好和平，努力建造城池來抵御侵略。大批城池成為中國特有的地理景觀。

農業的高度發展，需要適當的水熱條件。中國文化中心的從西北移向東南，一方面固然是不斷受到遊牧民族的壓力，但也受到東南地區較佳生產條件的吸引。科學實驗知識告訴我們，在同樣的耕作技術下，愈炎熱濕潤的地方，農業生產的效果愈好，但當然也有限制。從華南而南洋，乃至澳大利亞的北部，都很適宜漢文化的發展；又因為漢文化是緩進的、和平的，它的自然發展會給各地的原居民帶來安定和繁榮。唯此項自然發展，受到了歐洲侵略勢力的阻撓。

十五世紀初葉明王朝偉大航海事業的中止，是漢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中國的勢力從印度洋和非洲東部退縮，給歐洲人以機會，讓他們紛紛搶奪新世界。明代中後期蒙古殘余勢力的侵擾長城內外，倭寇的不斷襲擊東南沿海，兩面夾攻，更削弱了中國的勢力。亞洲人內爭方殷，歐洲人傾巢而出，侵占了全部所謂新土地。這是漢文化和歐西文明發生差距乃至優劣倒置的基本原因。到了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歐洲的殘暴勢力終於侵入亞洲。

歐洲人要掠奪亞洲的資源，並確保新侵占的土地，關鍵在乎能否阻擋中國勢力的南下。因為當時在力量的對比上，可能抵抗他們邪惡勢力的便只剩下古老的漢文化。於是他們首先殘酷地屠殺漢文化前哨城市像馬尼剌［拉］、巴達維亞［雅加達］等地的華僑，後來又想出利用鴉片毒害中國的狠辦法。英國人大做鴉片生意，先摧毀中國人的健康，再麻痹中國人的意志，然後以真刀真槍，劫掠中華大地美好文物，並且破壞不能搬走的！

鴉片戰爭對漢文化的打擊是空前的，它揭穿了當時中國人的虛弱，破壞了漢文化在東亞和東南亞的傳統突出形象；科學和技術的相形見絀，使有煙毒後遺症的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從此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力量，無法繼續向南擴張。中國過剩的大量人口無法向外移殖，接著連漢文化本身，也受到了可怕的腐蝕，直到今天！漢文化圈的外圍，包括日本、朝鮮和越南等，一向崇尚漢文化的，都遭遇極大的震蕩，開始懷疑這古老文化的優越性，爭相擺脫漢文化的影響，轉而接受歐西的文明。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稍後的所謂日英同盟，都是鴉片戰爭的附屬產品。

優美中國文化的如此失落，好似美滿家庭因不肖子弟吸食鴉片而突然破產，曾長期令人迷惘！中國文化經受這惡毒的打擊，難道永遠不得翻身？我不相信。中國文化如果真的不能復興，中國人就要永遠做世界的二等公民！於是我發奮努力，多多旅行，用功讀書，一直使自己在地理學研究上遙遙領先，最後主持了包括各國專家學者的世界農業地理委員會。我在北非各國考察並指導沙漠灌溉，首先把中國人的影響力帶回非洲！

據說我還是第一個直接選任英制大學講座教授的人，但我從來不講求這些！我只做每一個知恥中國人應做的事。1952年美國地理學會慶祝創會招請的地理學家中，我是亞洲的四人之一；1957年日本承擔召開國際地理學會首次在亞洲舉辦的區域會議，因其時未脫窮困，舉辦方發表的邀請名單僅有十一人，我是亞洲的兩人之一；1959年是現代地理學之父洪包德［堡］逝世一百周年，柏林地理學會聯同國際地理學會邀請的亞洲學者，我是三人之一，並且是全體一百人中最年輕的一人。這些我做到了，其他只會空喊復興漢文化的人，又做出了一些什麼貢獻？

我從臺北轉職到了香港，很想對鴉片戰爭的發源地做一番實地考察。英國人以香港作基地，對中國欺辱搜括了一百多年，我誤認他們已知罪疚深重，要從事懺悔，想做點善事，才創辦這所新大學，我可能對此做出貢獻。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到香港後不久，便發覺鴉片戰爭的邪惡意識及犯罪形象依然存在！

要挽救中國文化的沉淪，阻止它的繼續被腐蝕，進而恢復它固有的光輝，我想這一代的中國人實應負擔較多的責任。為達成此項目標，首先要認識中國文化，而我願以身作則。我一直是念理科的，有了這個信念之後，就得改變我的研究方向，用文史哲的知識代替腦海裡的符號同公式。有幾段頗長的時期，我只讀中國的古書，樂而忘倦；所訂購的科學書刊，任其塵封。終因文史的根基不夠好，進步甚為緩慢。所寫的有關論文，多數屬於嘗試性質。

本書所收的文章，大部分發表過，但不見得都很成熟。《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是1979年在日本廣島大學和國土地理院的講稿，稍後又刊載廣島大學《地理科學》季刊第32期。《方志的地理學價值》是1964年我就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時的就職演說，也就是英國制大學的所謂Inaugural Address，曾經由該大學印刷發行。上述文章，皆或多或少經過了修訂。《北京的城市發展》，是國際研究中國之家於1977年出版《中國研究叢書》第三號《北京》一書的摘要。《長城和大運河》是殘卷。我在過去三十年間，對長城和大運河曾收集大批資料，包括地圖和照片，兩者皆可單獨成書；但1977年底離開中文大學時，大部分稿子都不見了。大運河的因為摘要油印過，部分賴以保存。

在學習過程中，我體會到文化地理和歷史地理實難以嚴格劃分；譬如地名，它是文化地理的一個構成部分，但卻追隨歷史而不斷改變。我最近所寫的另外七八篇論文，體系倒比較完整，有朋友勸我應先發表《中國歷史地理》一書。但我總覺得中國靠歷史吃飯的人太多，對此應該特別小心謹慎；同時內地近年從地下發掘出了許多古文物，必定有一些可充實我的歷史地理著作，不妨再等待數年。因此才決定先出版這一本書。我知道應該提到而未能觸及之處尚多，可是我目前的研究工作實在太忙，無法面面顧到；若有缺失或不妥當，希望讀者指點和批評。

我的研究考察旅行，尤其是在東亞，使我深信漢文化並非單獨屬於中國人，而是為整個東亞人民所共有。我和我的許多日本朋友，都認定漢文化是很優美的文化，特別是在精神感召方面，否則它不可能延續得這麼長久；漢文化圈是一個偉大的地理單元，否則它不可能養活十二億人口。

放眼世界，局勢激蕩。我呼吁廣大漢文化圈人民的大團結，用較大的經濟、文化聯合力量，迎接非常艱難但也可能轉運的二十一世紀。我們要忘卻過去的是是非非，而努力爭取將來。日本人應該放蕩胸懷，盡量消除因狹窄生存空間所產生的偏激。我們應該互相了解，加強合作。我一直就想通過我的學術研究，特別是文化地理的研究，能對促進漢文化圈人民的了解和合作有所貢獻。或許也就是這個心願，才引導我在艱苦的環境中不斷努力工作。

1980年9月25日於日本廣島

《中國的城》節選

中國自古為農業社會，初期所發展的城市主要是農產品集散中心。農民把產品運送到市集去，回程要購買一些日用品或補充農具和陶器。這就使市集出現制陶和冶煉等手工業。在邊界地區，還產生實物交換的貿易，例如以絲和茶交換馬匹及毛皮之類。這也會產生市集。市集的人口增多，生活的需要也隨之增加，而以商販和手工業為生的，也漸向城市集中，於是城市的範圍日益擴大。城市愈擴大，商業和手工業愈興盛；這是互為因果、循環影響的事。

中國城的規模，尤其是城墻所包圍的土地面積，遠較歐洲及日本的城堡為大。中國城不但包括民居，還有農田、園圃、山林、川泉。這並非完全為了保護老百姓，也是為持久性的防御設想。城中有農田和水利，圍城的威脅可以減少。若干大城，其內有大片空地；配合水源，開關為公園或遊玩地區。古代長安的曲江，洛陽的天淵池，開封的龍池，南京的玄武湖，北京的三海以及濟南的大明湖等，都是佳例。只有這樣的格局，人民心目中才會起“大亂在城，小亂在鄉”的念頭。福建的泉州城，在1945年經航空測繪訂正的地圖上，仍有四分之一是空地。民國初年完成的二萬分之一蘇州城圖，顯示城內也還有不少農田。（參閱陳正祥《中國地圖學史》附圖，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79年出版）

中國較大的城，特別是在北方的，給水每有困難，常須從城外遠處引河水入城。我在《北京》一書中，已做出了詳細的論述。現再以洛陽為例，說明引水對於城內土地利用的影響。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

元豐初，開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諸園為廢，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勢遂減。四年（1081），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復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師，與伊、洛匯，以通漕運，隸白波輦運司。詔可之。自是由洛舟行可至京師，公私便之。洛城園圃復盛。

中國的城，多數造得很高大。根據方志的記載，低的也有5米，高的則達18米，防御的功用顯著。用軍隊衝殺，很難越過城池。比較有效的攻城辦法，是挖地道、架云梯或用水淹。中國歷史上曾發生過和這些行動有關的無數故事！歷史小說對這些故事的描寫有聲有色，非常生動精彩。

周文王征伐商朝西部主要同姓諸侯崇國，就是利用鉤梯、臨車、衝車等攻城器械，攻陷崇城，一舉滅掉崇國。

西漢景帝三年（前154），以吳王劉濞為首、包括邯鄲的趙王劉遂在內的七個諸侯王，發動叛亂，史稱七國之亂。漢王朝為維護統一，堅決出兵打擊。《漢書·高五王傳》關於出兵趙國，有這樣的一段記載：

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欒布自破齊還，並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

《明史·莊烈帝本紀》（卷二四）：

崇禎十五年（1642）夏四月癸亥，李自成復圍開封。……九月壬午，賊決河灌開封。癸未，城圮，士民溺死者數十萬人。

在金朝末年，也就是滅亡前兩年，蒙古兵圍攻河南歸德城，久攻不下，曾經發生過如下的一件弄巧成拙的趣事。

《金史·石盞女魯歡傳》（卷一一六）：

正大九年（1232）二月，以行樞密院事守歸德。……方大兵圍城，議決鳳池大橋水以護城。都水官言，去歲河決敖遊堌時，曾以水平量之，其地與城中龍興塔平，果決此口則無城矣。及大兵至，不得已遣招撫陳貴往決之，才出門，為遊騎所鈔，無一返者。三月壬午朔，攻城不能下，大軍中有獻決河之策者，主將從之。河既決，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濉水道，城反以水為固。求獻策者欲殺之，而不知所在。……五月，圍城稍緩，頗遷民出城就食。

內蒙古昭烏達盟（今赤峰市。編按）的寧城，曾是遼代的中京，1958年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發掘。這座城經過遼、金、元、明四個朝代利用，也有外城、內城和皇城；城門、道路、宮殿、官署的布局，明顯模仿了中原的都城制度，是契丹族接受漢文化的一種表現。從遼穆宗開始，契丹受漢族的影響逐漸加深，遼代墓葬中反映了此項演變；在興宗重熙以後的遼墓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東北地區在草原和森林交接地帶，也很早就建築城堡了。黑龍江肇東縣（今肇東市。編按）八裡城的金代城堡遺址，曾經正式發掘，城周4公裡，開有四門；門外有甕城；城外壁布置馬面，環繞壕溝。從城的建築和出土的許多武器觀察，這裡可能是一處屯軍的城堡，但同時又出土了大批的鐵農具，而且種類繁多，形制和中原地區相似，表明農耕已到達這一帶。牛、羊、豬骨和三股倒刺魚叉的發現，證明居民兼營家畜飼養和捕魚。就當時的政治情勢說，這些農民可能大部分是金人從中原擄掠來的。類似八裡城的屯軍城堡，在松花江流域尚有不少。

中國所有的城，並非完全為漢人所筑。古代和漢族交錯雜處的少數民族，稍後也學會了筑城，用以防範漢族的進侵。例如分布在陜西涇河和漆河以北的義渠，就曾經建造了許多城。《史記·匈奴列傳》（卷一一○）：“當是之時，秦晉為強國。……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其後義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水經注》引《晉書》：“涼州城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南北七裡，東西三裡，本匈奴所筑也。”

云南洱海地區南詔早期所建的城，一般都很小。例如劍川縣鄧川舊城東北1公裡的城址，建在背依大山、西憑深塹、東臨彌苴河的山岡上，用夯土筑成，面積僅3,000平方米，顯然是南詔學習漢人筑城，用來防御漢人的。大理的太和城、羊苴咩城以及劍川的羅魯城，面積也都很小。但昆明一帶九世紀中期以後所建的城，像拓東城和喜洲的大厘城，卻在交通便利的平地上，面積也比以前的城擴大。這反映了南詔晚期政局的比較穩定和經濟的發展。

西藏的主要寺院，也建有城。例如日喀則西南的薩迦，便有高大的城堡，形制完全模仿中原。薩迦分南寺和北寺，而以南寺為主寺。寺的東、南、西三面俱設街道，隔街建有石砌的多層平頂僧房。南北兩寺共收藏三萬函藏文書籍，除佛經外還有文學、傳記、天文、醫藥等書籍，大多數是14世紀以前之物。日喀則東南的夏魯萬戶府城址，平面作正方形，四隅有角樓基址，四壁各開一門；門外有甕城，城周掘壕。著名的夏魯寺在城的東南部，占了全城面積的三分之一以上。寺外壁的東墻上，鑲嵌了以藏民生產為內容的石雕版畫，其中有農耕、紡織、制陶、冶鐵、營造等圖像。寺的大殿使用了重檐歇山屋頂，鋪有琉璃瓦；梁架結構也採用漢式，還有小木做裝飾。這些表明了西藏文物和中原地區的淵源關係。

帝國聲威空前強大，而國都之城非常簡陋的，似僅有和林一例。和林亦作哈拉和林，為蒙古初年三帝駐蹕之地，到元世祖遷都燕京，尚尊稱其地為上都，並建置嶺北行中書省以資守護。《元史·地理志》說太祖十五年（1220）建都和林，但當時只有行帳，到太宗七年（1235）才筑城垣。歐洲旅行家魯不魯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約1215—1270）到達和林時，其地已筑有土墻，位置在和林川的東岸。他描述此土城為龐大蒙古帝國商路的焦點，常有外國商人及使節來到，城內有許多從各國俘虜來的工匠。城四周的土墻，開有四個城門；在每一城門旁邊，有一個指定的市場。東門旁邊的市場買賣谷物，西門旁邊的市場買賣綿羊和山羊，南門旁邊的市場買賣牛只和車輛，北門旁邊的市場買賣馬匹。蒙古人當時建造這座土城，一定是很勉強的——因受到漢文化的傳統影響，不得不筑以阻擋牛馬駱駝而已。當時蒙古騎兵耀武亞歐大陸，各國使臣奔走和林，不絕於途。其中頗有些人，對和林做了記載。只是和林遺址，不在目前我國境內，暫且不去提它。

中國城市的形態，絕大多數是方形的。在平原地帶，特別是較小的城，形狀常呈正方形。使用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可在華北平原找到許多例子。正方形的城，包括的面積最大；中國人筑城，講究以最低成本，取得較大的面積，於是正方形便成為中國城的傳統形制。試觀古代的國都，從西安、洛陽、開封到北京，所有的城都是方形的。北京一地，從戰國時代燕國的薊算起，曾建造過五個大規模的城，但都是方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