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堅帝國：一部全球史（簡體書）

本書徹底顛覆了美國例外論，以大膽的、全新的全球視角來看待美國的歷史。論證美國和其他西歐國家遵循了類似的發展軌跡，走上帝國擴張道路，成為全球化力量的中介。

作者以全球化的三個階段分析美國歷史。在早期全球化階段，歐洲軍事-財政國家陷入擴張危機，引發英屬北美殖民地的革命，美國是帝國殖民的產物。

在現代全球化階段，美國和歐洲諸帝國一樣，困擾於國族建構、民主化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動盪紛爭。為了轉移矛盾，美國逐步侵吞加勒比和太平洋的諸多島嶼，走上殖民擴張的道路，成為帝國列強之一，在經濟、政治、文化上重現了歐洲的帝國主義。

在二戰後的後殖民全球化時代，民族獨立浪潮衝擊全球，終結了歐美帝國罪惡的殖民時代。

本書是一部全景式著作，視野開闊，又有豐富的材料，作者以比較史學的方法指出了全球化進程中殖民帝國一再重演的衰敗命運。

A. G. 霍普金斯（A. G. Hopkins）是劍橋大學英聯邦史榮休教授、劍橋彭布羅克學院榮休研究員、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前沃爾特·普雷斯科特·韋伯歷史學教授。著有《全球史》《世界史中的全球化》《英帝國主義，1688―2015》等。

美國是如何崛起的？在全球化時代如何看待殖民主義？ 《美利堅帝國》一書給我們展現了不一樣的視角：將帝國歷史和全球化進程相融合，論證帝國是全球化力量的傳播中介。

美國並不是例外的國家，它也經歷了和其他西方帝國相似的命運。這些帝國面臨相似的矛盾和危機，轉向殖民擴張，這個過程將越來越多的亞非拉地區拉進全球化的複雜大網。借助殖民剝削，帝國列強完成了民族-工業國家的建構，發展了資本主義。

以這種開闊的視角，作者挖掘了美國歷史很多有意思或被忽視的方面，例如美國獨立後英國對美國的非正式影響力，美國的民族-工業國家建構過程與全球化的關聯，從古巴、夏威夷、菲律賓、波多黎各的視角觀察美帝國，美國在伊拉克重演英國的悲劇等。本書篇幅巨大，細節豐富，引發我們多多思考。

序 言 i

序 章 解放的教訓：伊拉克，1915―1921 1

第1章 三場危機和一個結果 11

第一部 非殖民化與依賴性

第2章 軍事-財政國家的推進與潰敗 45

第3章 從革命到憲法 92

第4章 為獨立而鬥爭 137

第5章 兼併的戰爭 183

第二部 現代性與帝國主義

第6章 不均衡發展與帝國擴張 231

第7章 實現有效獨立 274

第8章 取得一個不例外的帝國 322

第9章 島民眼中入侵的世界 366

中場休息 泰山的現代性之鏡 419

第三部 帝國與國際失序

第10章 現代帝國主義體系：從征服到崩潰 425

第11章 統治被遺忘的帝國 472

第12章 加勒比狂歡節 514

第13章 太平洋裡的天堂 565

第14章 “困惑的殖民主義的黃昏” 610

第四部 結果：後殖民全球化

第15章 後殖民時代的統治與衰落 659

尾 聲 解放的教訓：伊拉克，2003―2011 694

注 釋 703

出版後記 932

尾 聲

解放的教訓

伊拉克，2003―2011

……

在1915年開始的庫特圍城戰和2003年經過庫特的侵略軍之間，顯然有一些相同之處。最著名的是，英國和美國都宣稱自己是作為解放者而不是作為佔領者到來的。接著，它們安頓下來的方式卻使它們無法早早撤離。侵略者們毫無疑問地相信自己價值觀的優越性，對他們將征服並控制的人民則了解有限。伴隨著軍事勝利的是對戰後秩序規劃的欠缺。佔領所激起的反抗被人誤解，也被錯誤應對。這兩支軍隊都沒有接受過如何應對“叛軍”的訓練。民事和軍事當局之間的溝通常常欠缺，有時還出現失調。這兩個大國都沒有撤軍策略，又都被害怕丟臉的心理所強烈地驅使。大國都自我肯定，感覺自己比其他國家更優越，這點不足為奇。自信和無知混合起來驅動了武斷，從而造成了規劃的缺陷，湯森德和葉夫寧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明白了這點。戰事甚至攪亂了最完善的規劃。預測中的短暫戰爭輕而易舉地變成了泥潭。毀滅既簡單又迅速，建設則費力、複雜而代價高昂。當地社會遠比對它們的刻板形象複雜。每一次發生侵略時，這些事實都會被當成新鮮事被人重新發現。

評論家們援引了這些及其他相似事例，來支持有關英國和美國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的宏大斷言。美國被視為“帝國的繼承人”，這兩個大國都被拿來和羅馬相比。對西方各帝國做全面排序是為了預測。此前的帝國最終都衰落了，有些則突然覆滅。英國從羅馬身上學到的東西，美國可能也會從英國身上學到。如果將歷史分析和當今專業知識結合起來，決策者們可能就可以避免衰退，鞏固主導地位。

然而，在這裡，明智的做法是暫停一下。這種程度的比較需要足夠程度的相似性，這樣才能識別個別的差異。比較史學最早也最著名的實踐者之一伊本·赫勒敦明白，在不同研究對象間建立聯繫時需要小心。他寫於1377年的著名作品《歷史緒論》（Muqaddimah）將歷史展現為一種系統性研究，關注的是經濟及政治力量的互相作用，以及它們對社會和國家興衰的影響。他認為，比較的好處在於既讓人發現相似性，又讓人發現區別。他也注意到，意識形態的企圖可能會歪曲這一做法，方法的錯誤也可能會產生誤導，導致錯誤的類比和災難性的政策。伊本·赫勒敦的規誡強調，在比較對象的不同點可能更重要的時候，尋找它們之間的相似性會帶來許多危險。

英國和美國都是主要大國，都表現出了一些共同特點，其中有些剛剛已經列舉。但是，其中許多相似性不僅確實存在，也是老生常談，除了這兩個被選中比較的國家，也適用於一系列其他國家。此外，如果說這些共同特點就能論證英國和美國都是帝國，那就有誤導之嫌，除非對“帝國”一詞采用非常籠統的解釋，用其指代所有控制著種族核心之外地區的國家。然而，這樣的說法帶來的是蒙昧而不是啟迪。羅馬、威尼斯和美國的共同點可能不如它們之間的區別那樣重要。

甚至在英國和美國之間，這些比較也不能成立，儘管它們是同時存在的工業民族國家，繼承了共同遺產，也被認可為世界大國。正像全書論證的那樣，英國和美國身處的全球背景在三個世紀中發生了大幅改變。英式和平所運作的時代要么偏好要么要求領土控制，而在美式和平發生的時代，吞併要么不現實，要么毫無必要。比較研究的潛力存在於20世紀上半葉，美國在那時獲取並管理著一個領土帝國，但這一可能性被人忽略了，因為學者們長期以來把島嶼屬地扔在默默無聞的幽暗之地。矛盾的是，比較研究在20世紀下半葉美國成為世界大國和潛在霸權國時激增，不過事實是國際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島嶼帝國已經瓦解，比較的基礎已經被深刻地改變了。

在英國占主導地位時，帝國不只是國際舞台常見的一部分，也被視為國際聲望的一個衡量標準。美國則在後殖民時代運轉，這個時代對帝國主義和帝國都充滿敵意。大英帝國在其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對付原型民族主義抗議，而不是在應對完全成形、組織完備的大眾運動。美國不得不在一個由獨立國家組成、建立於自決原則之上的世界裡尋找自己的道路。 1915年對伊拉克的侵略是民族國家間戰爭的一部分，英國可以通過動員印度軍隊來保衛帝國領土。美國則是在與超國家的運動組織相戰鬥，依賴的是由國家公民組成的志願軍。英國人遭遇的抵抗無法超越當地的攻擊範圍。美國則面對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從地球任何地區進行打擊的可能性。後殖民發展使毀滅手段民主化的速度，比使生活水平民主化的速度更快。

如果無視或低估歷史背景，可疑的論點就會得到可信度。不同國家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威力方面常常被比較，彷彿可以不顧時間的流逝。如果這樣估算，在比較美國和此前的大國時，就會得出美國是超級大國，甚至是“超級帝國”的結論。然而，絕對尺度所忽略的事實是，國際關係中的實力也是相對的。恰當的比較方法是把一個國家的實力和它所面臨的問題聯繫起來。這樣算來，美國擁有的龐大軍事威力在運用於被標為“叛亂”的運動時是不合適的，通常還適得其反。此外，“9·11”事件顯示出，一次小規模行動可以造成大規模後果。如果大衛用彈弓和石頭就能打倒你的話，那你就算是歌利亞也沒有任何優勢。

與其說問題在於集體性健忘，不如說問題在於選擇性記憶。就像其他大國一樣，所謂的“健忘症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nesia）傳承了有利於當權者的歷史元素，同時拋棄了可能會挑戰主流正統的其他元素。因此，“解放的教訓”常常不為人知或被人忽略。接著，傲慢就向著天譴發展，這在英國一例中來自過度擴張，在美國一例中則來自過度自信。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實際上，可能根本沒有解決方案。大國可能無法克服它們過往的勝利所施加的限制。只有在回溯過去時，替代政策才開始受人讚同，但這已經太晚了，無法轉為有效行動。正像2009―2010年駐阿富汗聯軍司令斯坦利·麥克里斯特爾（Stanley McChrystal）承認的那樣：“我們曾經懂得不夠，現在也仍然懂得不夠。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對現狀和歷史的理解都非常膚淺，而且我們對近年的歷史――過去50年的歷史――所持有觀念簡單得令人恐懼。”這些觀察很有代表性，可能也格外誠實。麥克里斯特爾是在2011年說出這些話的，那時他已經在兩場海灣戰爭中服過役。但是，在2003年侵略伊拉克之前，他所缺乏的那些知識就已經存在了。研究殖民統治和非殖民化的專家都清楚，一切都會以淚水終結。淚水依然在流淌。

1401年，伊本·赫勒敦作為與埃及政府關係密切的顯赫大法官，不得不跟隨馬穆魯克王朝蘇丹納西爾·法拉傑（al-Nasir Faraj）領導的軍事行動。這場違背伊本·赫勒敦建議的遠征規劃不足，而當埃及軍隊的大部分力量從戰場中撤下時，已輸得無可挽回。此時，69歲的伊本·赫勒敦發現自己被可怕的征服者帖木兒圍困在大馬士革。此外，和陸軍少將湯森德不同的是，他毫無獲得增援的希望。絕望的情況需要絕望的解決方案：伊本·赫勒敦安排好別人用繩子將自己沿著城牆降下來，這樣便可以和敵人談判。在七個星期裡，他用自己的博學給帖木兒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乃至他得以為自己和手下爭取到安全通行權，不過為了達成協議，他不得不向俘獲自己的對手提交一份關於北非的詳盡情報的報告。

伊拉克泥潭很快就誘人上鉤，然後緩慢地淹沒了他們，這再次確認了伊本·赫勒敦的智慧，即歷史是（或者應該是）一門“取得優秀統治”所需的實用藝術。儘管“歷史教訓”存在爭議，但我們仍然可以爭論它們的價值和缺陷，以確保政策至少是在接受證據而不是在不顧證據的情況下制定的。如今，歷史學家不用為了自己國家的政府而被迫將自己置於人身危險之中，尤其是因為不同於伊本·赫勒敦，他們現在遠離了權力的走廊。但是，考慮到知識缺陷和政策缺陷之間的關係，這一行業仍需要準備好在必要的時刻用繩子將它的代表們沿著城牆降下來，以確保它的聲音能被強權者帳篷裡的人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