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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評論‧作家訪談6（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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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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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評論》作家訪談系列**一輯，收錄以下15位作家的長篇訪談：拉爾夫·艾裡森、羅伯特·弗羅斯特、伊利亞·愛倫堡、路易-費迪南·塞利納、阿瑟·米勒、約翰·多斯·帕索斯、海因裡希·伯爾、哈羅德·布魯姆、欽努阿·阿契貝、羅伯特·戈特利布、約翰·勒卡雷、A.S.拜厄特、喬納森·弗蘭岑、埃馬紐艾爾·卡雷爾、凱爾泰斯·伊姆萊。
唐江、陸源、彭倫、文澤爾、楊向榮、林曉筱等15位譯者聯袂翻譯。
**收錄10+幅珍貴作家手稿圖，帶你重返文學杰作的誕生現場。
唐江、陸源、彭倫、文澤爾、楊向榮、林曉筱等15位譯者聯袂翻譯。
**收錄10+幅珍貴作家手稿圖，帶你重返文學杰作的誕生現場。
名人/編輯推薦
“作家訪談”是美國文學雜志《巴黎評論》最持久、最著名的特色欄目。自一九五三年創刊號中的E．M．福斯特訪談至今，《巴黎評論》一期不落地刊登當代最偉大的作家長篇訪談，最初冠以“小說的藝術”之名，逐漸擴展到“詩歌的藝術”“批評的藝術”等，迄今已達四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世界文壇幾乎所有重要的作家。作家訪談已然成為《巴黎評論》的招牌，同時樹立了訪談這一特殊文體的典範。 一次訪談從準備到實際進行，往往歷時數月甚至跨年，且並非為了配合作家某本新書的出版而作，因此毫無商業宣傳的氣息。作家們自然而然地談論各自的寫作習慣、寫作方法、困惑的時刻、文壇秘辛……內容妙趣橫生，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加上圍繞訪談所發生的一些趣事，令這一欄目本身即成為傳奇，足可謂“世界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文化對話行為之一。”
目次
拉爾夫·艾裡森（1955） 唐江/譯
羅伯特·弗羅斯特（1960） 徐淳剛/譯
伊利亞·愛倫堡（1961） 陳焱/譯
路易-費迪南·塞利納（1964） 陸源/譯
阿瑟·米勒（第一部分，1966） 黃建樹/譯
阿瑟·米勒（第二部分，1999） 黃建樹/譯
約翰·多斯·帕索斯（1969） 晏向陽/譯
海因裡希·伯爾（1983） 吳筠/譯
哈羅德·布魯姆（1991） 劉志剛/譯
欽努阿·阿契貝（1984） 楊振同/譯
羅伯特·戈特利布（1994） 彭倫/譯
約翰·勒卡雷（1997） 文澤爾/譯
A.S.拜厄特（2001） 楊向榮/譯
喬納森·弗蘭岑（2010） 林曉筱/譯
埃馬紐艾爾·卡雷爾（2013） 朱艷亮/譯
凱爾泰斯·伊姆萊（2013） 舒蓀樂/譯
羅伯特·弗羅斯特（1960） 徐淳剛/譯
伊利亞·愛倫堡（1961） 陳焱/譯
路易-費迪南·塞利納（1964） 陸源/譯
阿瑟·米勒（第一部分，1966） 黃建樹/譯
阿瑟·米勒（第二部分，1999） 黃建樹/譯
約翰·多斯·帕索斯（1969） 晏向陽/譯
海因裡希·伯爾（1983） 吳筠/譯
哈羅德·布魯姆（1991） 劉志剛/譯
欽努阿·阿契貝（1984） 楊振同/譯
羅伯特·戈特利布（1994） 彭倫/譯
約翰·勒卡雷（1997） 文澤爾/譯
A.S.拜厄特（2001） 楊向榮/譯
喬納森·弗蘭岑（2010） 林曉筱/譯
埃馬紐艾爾·卡雷爾（2013） 朱艷亮/譯
凱爾泰斯·伊姆萊（2013） 舒蓀樂/譯
書摘/試閱
拉爾夫·艾裡森
◎唐江／譯
拉爾夫·艾裡森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看不見的人》榮獲一九五三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時，作者在獲獎感言中既沮喪又欣慰地指出，他把該獎頒發的物件，稱為“(創作)一部重要小說的嘗試”。他的欣慰可以理解，如果考慮到艾裡森先生對自己的作品何等客觀，那他的沮喪同樣可以理解。他認為美國小說的狀況如此不容樂觀，以致獲得這一重要獎項的，只能稱之為一項“嘗試”，而非一項成就。
我們許多人都不會贊同艾裡森先生對自己作品的評價。它那光彩照人、精彩紛呈、時而狂野卻始終節制的行文，還有它那憑借形式而呈現出來的關懷和邏輯，足以證實我們的判斷，尤其是它的主題：一個南方出身的年輕黑人——沿襲詹姆斯筆下的海厄森斯·魯濱遜和司湯達筆下的於連·索雷爾的傳統——開始過上了法外之徒的冒險生活。
一九五四年夏天，艾裡森先生開始出國旅行和講學。他的行程在巴黎結束，在那兒的幾個星期裡，他跟美國僑民群體打成一片，他們熟悉他的作品，也對它們很感興趣。在他動身離開的前一天，他在第六市政廳咖啡館跟我們聊起了藝術和小說。
拉爾夫·艾裡森對待藝術和小說都很嚴肅。第六市政廳咖啡館也有一項嚴肅的傳統，因為朱娜·巴恩斯②令人贊嘆的長篇小說《夜森林》也在這裡寫就。這裡還有一項詞鋒犀利的傳統，因為巴恩斯小姐筆下的主人公奧康納醫生，經常用他的雄辯言辭吸引大批聽眾，所以這裡有著肅穆和注重修辭的氛圍。艾裡森先生說話的時候很少停頓，盡管他將思緒組織成形的壓力有時顯而易見，但他的遣詞造句，他的思想那平靜而穩定的流淌和發散，令人心折。聽他講話，就好像坐在大禮堂後面，感到講師那遙遠的目光直盯著你的眼睛。那抑揚頓挫、近乎教授般的語調，透著淡然、自信，還有溫暖的幽默底色，令人驚訝。
——艾爾弗雷德·切斯特、維爾瑪·霍華德，一九五五年
拉爾夫·艾裡森：我先聲明，我這本書①並非自傳作品。
《巴黎評論》：你沒像小說裡的男孩那樣被學校開除？
艾裡森：沒有。不過我像他一樣，換過不少工作。
《巴黎評論》：你為何放棄音樂，開始寫作？
艾裡森：我並未放棄音樂，只是通過不斷閱讀，對寫作產生了興趣。一九三五年，我發現了艾略特的《荒原》，它令我感動和著迷，但我從中分析不出個所以然——那時我的分析能力有限——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之前從未讀過美國黑人作家寫的同樣富於激情和感性的作品。後來，我在紐約讀到理乍得·賴特②的一首詩，正巧第二周，他來到了城裡。那時他正在編一本叫《新挑戰》的雜志，請我給沃特斯·E．特平③的《這些低地》寫篇書評。有了這篇書評打底，賴特建議我嘗試寫一篇短篇小說，我照辦了。我熟悉乘坐貨運列車的滋味，試著把它用在了小說裡。他挺喜歡那個短篇，接受了它，它走到校樣那一步的時候，因為材料太多，被從那期雜志上擠掉了。緊接著，那份雜志失敗了。
《巴黎評論》：可你還是繼續寫作……
艾裡森：挺難的，因為那是一九三七年，時局蕭條。我去了俄亥俄州代頓市，跟我兄弟一起打獵，出售野味謀生。夜裡，我練習寫作，學習喬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斯泰因和海明威的作品。尤其是海明威，我讀他的作品，學習他的句子結構，怎樣構筑故事。我猜，當時不少年輕作家也在這樣做，但我第二天進入野地的時候，還會把他寫的打獵經驗付諸運用。我從十一歲就開始打獵了，但從來沒人給我分析過飛鳥該怎麼打，正是讀了海明威，我才學會了在瞄準飛鳥時留出提前量。當他在紙面上描述一件事的時候，信他就行；哪怕他描述的是棒球或拳擊的技藝，也是信他就行。他都親身經歷過。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受當時的社會現實主義影響？
艾裡森：我那時正在學習，社會現實主義是一門深受推崇的理論，不過我對所謂的無產階級小說並不在意，哪怕我當時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我對當時共產黨人引為同道的馬爾羅深感興趣。但我發現，每當《人的境遇》中的主人公在自我意識強烈的時刻看待自身處境時，他們的思想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其實，他們要比現實生活中的原型來得思想深刻。當然，比起那個時期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作家，馬爾羅更主要的還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也更是一位藝術家。在寫《人的境遇》的時候，他是藝術家兼革命家，而不是政治家，這本書的生命力並不在於它切合那個時代的政治立場，而是因為它對人的悲劇性斗爭抱有深切的關注。那個時期大多數的社會現實主義者，更在意的還是不公，而非悲劇。我從前和現在首先在意的並非不公，而是藝術。
《巴黎評論》：這樣說來，你認為你的長篇小說是一部純文學作品，有別於社會抗議傳統中的作品。
艾裡森：要注意的是，我並不承認藝術和抗議是對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在具有多重特質之余，是對十九世紀理性主義局限性的抗議；《堂吉訶德》《人的境遇》《俄狄浦斯王》《審判》——所有這些作品都體現了抗議，甚至是對人類生活自身
◎唐江／譯
拉爾夫·艾裡森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看不見的人》榮獲一九五三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時，作者在獲獎感言中既沮喪又欣慰地指出，他把該獎頒發的物件，稱為“(創作)一部重要小說的嘗試”。他的欣慰可以理解，如果考慮到艾裡森先生對自己的作品何等客觀，那他的沮喪同樣可以理解。他認為美國小說的狀況如此不容樂觀，以致獲得這一重要獎項的，只能稱之為一項“嘗試”，而非一項成就。
我們許多人都不會贊同艾裡森先生對自己作品的評價。它那光彩照人、精彩紛呈、時而狂野卻始終節制的行文，還有它那憑借形式而呈現出來的關懷和邏輯，足以證實我們的判斷，尤其是它的主題：一個南方出身的年輕黑人——沿襲詹姆斯筆下的海厄森斯·魯濱遜和司湯達筆下的於連·索雷爾的傳統——開始過上了法外之徒的冒險生活。
一九五四年夏天，艾裡森先生開始出國旅行和講學。他的行程在巴黎結束，在那兒的幾個星期裡，他跟美國僑民群體打成一片，他們熟悉他的作品，也對它們很感興趣。在他動身離開的前一天，他在第六市政廳咖啡館跟我們聊起了藝術和小說。
拉爾夫·艾裡森對待藝術和小說都很嚴肅。第六市政廳咖啡館也有一項嚴肅的傳統，因為朱娜·巴恩斯②令人贊嘆的長篇小說《夜森林》也在這裡寫就。這裡還有一項詞鋒犀利的傳統，因為巴恩斯小姐筆下的主人公奧康納醫生，經常用他的雄辯言辭吸引大批聽眾，所以這裡有著肅穆和注重修辭的氛圍。艾裡森先生說話的時候很少停頓，盡管他將思緒組織成形的壓力有時顯而易見，但他的遣詞造句，他的思想那平靜而穩定的流淌和發散，令人心折。聽他講話，就好像坐在大禮堂後面，感到講師那遙遠的目光直盯著你的眼睛。那抑揚頓挫、近乎教授般的語調，透著淡然、自信，還有溫暖的幽默底色，令人驚訝。
——艾爾弗雷德·切斯特、維爾瑪·霍華德，一九五五年
拉爾夫·艾裡森：我先聲明，我這本書①並非自傳作品。
《巴黎評論》：你沒像小說裡的男孩那樣被學校開除？
艾裡森：沒有。不過我像他一樣，換過不少工作。
《巴黎評論》：你為何放棄音樂，開始寫作？
艾裡森：我並未放棄音樂，只是通過不斷閱讀，對寫作產生了興趣。一九三五年，我發現了艾略特的《荒原》，它令我感動和著迷，但我從中分析不出個所以然——那時我的分析能力有限——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之前從未讀過美國黑人作家寫的同樣富於激情和感性的作品。後來，我在紐約讀到理乍得·賴特②的一首詩，正巧第二周，他來到了城裡。那時他正在編一本叫《新挑戰》的雜志，請我給沃特斯·E．特平③的《這些低地》寫篇書評。有了這篇書評打底，賴特建議我嘗試寫一篇短篇小說，我照辦了。我熟悉乘坐貨運列車的滋味，試著把它用在了小說裡。他挺喜歡那個短篇，接受了它，它走到校樣那一步的時候，因為材料太多，被從那期雜志上擠掉了。緊接著，那份雜志失敗了。
《巴黎評論》：可你還是繼續寫作……
艾裡森：挺難的，因為那是一九三七年，時局蕭條。我去了俄亥俄州代頓市，跟我兄弟一起打獵，出售野味謀生。夜裡，我練習寫作，學習喬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斯泰因和海明威的作品。尤其是海明威，我讀他的作品，學習他的句子結構，怎樣構筑故事。我猜，當時不少年輕作家也在這樣做，但我第二天進入野地的時候，還會把他寫的打獵經驗付諸運用。我從十一歲就開始打獵了，但從來沒人給我分析過飛鳥該怎麼打，正是讀了海明威，我才學會了在瞄準飛鳥時留出提前量。當他在紙面上描述一件事的時候，信他就行；哪怕他描述的是棒球或拳擊的技藝，也是信他就行。他都親身經歷過。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受當時的社會現實主義影響？
艾裡森：我那時正在學習，社會現實主義是一門深受推崇的理論，不過我對所謂的無產階級小說並不在意，哪怕我當時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我對當時共產黨人引為同道的馬爾羅深感興趣。但我發現，每當《人的境遇》中的主人公在自我意識強烈的時刻看待自身處境時，他們的思想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其實，他們要比現實生活中的原型來得思想深刻。當然，比起那個時期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作家，馬爾羅更主要的還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也更是一位藝術家。在寫《人的境遇》的時候，他是藝術家兼革命家，而不是政治家，這本書的生命力並不在於它切合那個時代的政治立場，而是因為它對人的悲劇性斗爭抱有深切的關注。那個時期大多數的社會現實主義者，更在意的還是不公，而非悲劇。我從前和現在首先在意的並非不公，而是藝術。
《巴黎評論》：這樣說來，你認為你的長篇小說是一部純文學作品，有別於社會抗議傳統中的作品。
艾裡森：要注意的是，我並不承認藝術和抗議是對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在具有多重特質之余，是對十九世紀理性主義局限性的抗議；《堂吉訶德》《人的境遇》《俄狄浦斯王》《審判》——所有這些作品都體現了抗議，甚至是對人類生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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