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研究（簡體書）

《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研究》以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文本為研究物件，以康有為儒學思想為主線，具體涉及康有為維新變法思想、物質救國的工業化道路以及大同社會的理想設計等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問題的探究。康有為對儒家經典的創造性詮釋產生於中西文化激烈衝撞的近代中國，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向的重要拐點。康有為關於儒家經典的創造性詮釋，對新儒家緣起、孔教運動發展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劉星，山東大學哲學博士、中國史博士後，內蒙古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先後主持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2017M62222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17YIC72006）、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9BZX070）以及山東省社科基金德政項目（19CZD14）等，在《鵝湖月刊》《孔子研究》《自然辯證法研究》《湖南大學學報》《山東社會科學》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4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2部。零擔《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哲學原著導讀》《論語研讀》以及《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等主幹課程的教學工作。

清末民初是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古老中國經歷著“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資本一帝國主義利用軍事侵略、政治控制、經濟掠奪以及文化滲透的方式動搖了腐朽的清帝國根基，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自幼就胸懷經營天下、救國救民之志的康有為應時而生，在內憂外患的時局下踽踽前行，為尋找救國良方進行著不懈的努力，對儒家經典的創造性詮釋以尋求救國救民的理論依據成為其矢志不渝的追求。康有為在兩年的時間裡，完成了《中庸注》（1901）、《禮運注》（1901-1902）、《論語注》（1902）以及《孟子微》（1902）等儒家經典的詮釋工作，而對《春秋》《易》《書》的詮釋也包含其不同時期的著作之中。應該說，中國哲學史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經典詮釋的歷史。經典要想永續流傳、永葆青春，必須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應時代之需、不斷推陳出新以反本開新，守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與基本精髓，在繼承的基礎上開拓創新，只有這樣才能永葆其活力，深度融入現代社會，彰顯其旺盛的生命力。
本書旨在對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文本進行深度解讀，著重考察康有為儒學思想的邏輯線索，立足於康有為儒家經典的代表性著作，探究西方科學視域下康有為所建構的儒學思想體系的嬗變與重建。此研究的具體內容延續至變法的具體措施、大同的理想設計以及物質救國的工業化道路等方面。康有為對儒家經典的創造性詮釋具有極強的“通經致用”特徵：側重“經世”、重視《周禮》的“民功”，關注的焦點從“民功”“物用”層面提到經學理論、政治制度層面的高度。他以學術為契機，後逐步落實到制度層面，積極參加政治和社會活動以期推動政治和社會的變革與進步。康有為從早年崇尚古文經學的治學理路到今文經學立場的轉向，從“托古改制”到維新變法，從“三世”進化到“大同”理想的建構，從“物質”與“道德”並重到以“儒學”為宗並將其奉為圭臬的“普遍價值”，其學術思想隨著時代形勢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而逐漸推進、轉移和深化。概言之，康有為一以貫之的立場在於：“通經致用”的人世精神，“尊儒”“尊孔”及“尊中”的堅定立場，整合東傳之西方科學與今文經學以求中西會通的學術方向等，而所有這些都和西方科學、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密切相關。
儒家經典具有現代性、與時俱進的特質，本書重在對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文本進行系統研究，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涵括了其所建構的進化思想、科學思想、民主思想、自由平等思想以及近代經濟思想等方面。康有為對儒家經典的詮釋方式也較為大膽，運用諸多西方文化與佛教語匯，為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對儒家經典文本進行創造性闡釋。康有為利用儒家經典為媒介，以今文經學為基本框架，把個人的西學知識、政治理論與思想主張融入儒家經典的詮釋過程之中。但其“六經注我”的解經模式導致康有為對儒家經典詮釋過程中諸多武斷、教條、牽強、比附的弊端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致使其並不像是一個追求真理、理性思辨的哲學家。因此，康有為難以獲得哲學上的創收，但這“並未阻礙康氏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個試圖建立哲學系統的思想家、第一個用西學來擴大與充實中國哲學的思想者”。

緒論

第一章 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研究現狀分析
第一節 新時代儒家經典詮釋研究的重要性
第二節 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的局限性分析
第三節 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的價值與意義

第二章 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研究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與西方進化論思想的融合
第二節 康有為經典詮釋研究與“元氣”論思想的發展
第三節 康有為經典詮釋對西方科學理性思想的應用
第四節 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通經致用”的思想傾向

第三章 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研究的主要內容
第一節 康有為《論語》詮釋研究
第二節 康有為《孟子》詮釋研究
第三節 康有為《易》學詮釋研究
第四節 康有為《尚書》詮釋研究
第五節 康有為“大同之世”的理論建構及詮釋研究

第四章 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研究的現代價值
第一節 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研究與維新思想的形成
第二節 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研究與西方科學思想的融合
第三節 康有為儒家經典詮釋研究與儒學的未來和發展

結論
參考文獻
後記

清代統治階級既提倡宋學，也提倡漢學，宋學是官方的意識形態，而漢學是清代學術的主流。針對這種現狀，康有為認為漢學乃新莽之學，並非真正的漢學。而宋學也多尊偽經，而非孔子之經。經過康有為的界定，客觀上從根本上否定了清代統治者所提倡的漢學和宋學的正統性與權威性。
對於孔子的學說，後世學者的理解並不盡相同，甚至有些水火不容，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學者處於在不同的時代，各自具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以及不同的學術風格。康有為企圖利用儒家變易思想來抗所謂的“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頑固、守舊的觀點。然而，變易思想並非今文經學所特有，古文經學派也把《易經》列為重要的經典之一。因此，並不崇尚今文經學的洋務派、早期改良派也屢屢引用《易經》中“窮變通久”的觀點作為改革變法的主要依據。但是，康有為站在今文經學的立場上，吸收19世紀末期中國所接觸到的西方先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把中國的變易思想發展到極致。他以《易經》為變易的哲學，以《春秋》為變法的制度規範，以“三統”“三世”說證明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進化的，從而建立起一套系統性的關於自然和人類社會的演化及其規律的理論。康有為利用今文經學的形式，為維新變法運動規劃了一套政治綱領，就是讓中國率先實現“小康”社會的君主立憲制度，進而實現“太平”和“大同”的民主共和制度。康有為借助經學闡發其變法理論，在社會上產生了“颶風”效應。他的得意門生梁啟超在戊戌變法時期就是康有為維新變法運動的狂熱的支持者、追隨者，就像維新變法旗幟的一面旗幟，進行維新變法的宣傳活動。梁啟超撰寫的那些膾炙人口的宣傳口號與文字也大大豐富了康有為今文經學的內涵與內容，並使之具有更加明顯的東傳科學的色彩。而其他的維新派人士，如譚嗣同、唐才常、夏曾佑和皮錫瑞等也都積極宣傳今文經學思想並以今文經學為理論武器進行維新變法活動。“1896年至1898年，以《時務報》、《湘學新報》、《湘報》、《知新報》、《女學報》、《算學報》等報為代表，是維新派辦報的第二個階段。”
維新派這些報紙都曾宣揚今文學說，在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及其他的追隨者不遺余力地宣傳今文經學，使其一度成為清末民初的“顯學”，它對於戊戌維新變法運動無疑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與此同時，今文經學重在對“微言大義”的闡發、具有的“托古改制”的性質也遭到了頑固守舊勢力的圍剿。洋務派原本就不贊成康有為的變法主張，他們攻擊康有為今文經學體系及其變法理論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另外，維新變法的支持者內部也有人站出來堅決反對康有為以西學、西政為主導的今文經學，其中章太炎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員，作為極具影響力的維新變法派旗手的古文經學大師，他極力反對康有為的今文經學體系，對康有為今文經學思想予以猛烈的抨擊，對其起到很大的破壞作用。還有一些對西學有著濃厚修養的學者，如黃遵憲、嚴復等也反對康有為的孔學思想，甚至包括他的得意門生梁啟超和譚嗣同也曾與其師產生過巨大分歧。
因此，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今文經學思想雖然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震動，但是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對聲浪，並未能真正贏得民心。康有為雜糅西學和今文經學來構造他的變法理論始自1890年前後，那時傳播進來的主要是東傳科學中的自然科學知識，較少涉及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因此，他所謂變法思想的政治綱領有很多牽強附會的地方。康有為的變法理論以今文經學為外衣，也引來較大的紛爭，“今文經學”是否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宗，本身就難具說服力。康有為論證今文經學的方法也過於武斷，缺乏科學的根據，他倡導今文經學並非出於純粹的學術目的，而是源自政治的需要。他並不是要創建一種學派，而是要創立一種指導維新變法的政治理論。因此，他所關注的今文經學的重點在於是否有利於政治變革，而不是關心它的學術價值。康有為倡言今文經學主要不是為了發揚傳統文化，而是借著今文經的形式來宣傳西學，他是想借著今文經的“微言大義”對自己的維新變法理論進行自由闡發。因此，維新運動中，康有為的變法理論采取今文經的形式雖然起到了某些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消極作用非常突出。所有這些，都是戊戌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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