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簡體書）

序：開眼看世界

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他的重要性不在政治、軍事等方面，而在於他對中國近代思想與文化的衝擊。他從 1890年代中期開始所翻譯的書刊，以及他的文章，促成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使他成為中國近代啟蒙的一位先驅。

他以信達雅的文字所翻譯的《天演論》，引介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法則，帶來一個嶄新的科學宇宙觀，並鼓舞國人在競爭的世界中自立自強，“開眼看世界”。他以愛國精神所提出的啟蒙目標，所謂西方“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首度標舉出“五四”時代“科學”與“民主”的大旗。“嚴復所傳播的思想像野火一樣，燃燒了許多少年的心和血”（胡適語）。誠如曹聚仁的觀察，“近二十年中，我讀過的回憶錄，總在五百種以上，他們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論》的影響”，“如胡適那樣皖南山谷中的孩子，他為什麼以‘適’為名，即從《天演論》的‘適者生存’而來。孫中山手下大將陳炯明，名‘陳競存’，即從《天演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語而來”。魯迅的閱讀經驗應該很有代表性。進入江南水師學堂之後，“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幾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魯迅認為：“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眾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魯迅所說的“‘做’過赫胥黎《天演論》”一語是饒有深意的，此書的一字一句都經過細心斟酌，是所謂“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結果。除了《天演論》，他又翻譯了其他有關政治、經濟、法律、邏輯方面的七種著作，這些著作由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出版，被統稱為“嚴譯名著叢刊”，一直到今日，嚴復譯著還受到許多讀者的歡迎。毛澤東在回顧中國民主革命艱難曲折的歷程時說：“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這無疑是對嚴復的充分肯定。習近平也十分肯定嚴復，他在《93年嚴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的序中說：“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嚴復的愛國主義精神，改革創新的思想，提倡科學教育實踐和創造知識淵博的精神財富”，“他的不少論述不僅成了當時維新變法的最有力的理論依據和最銳利的思想武器，而且對於辛亥革命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也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開辟了道路，甚至至今還可以借鑒。”2001年，習近平在任職福建省省長時，主編了《科學與愛國——嚴復思想新探》一書（清華大學出版社），並為之作序以宣揚嚴復的科學與愛國思想，同時肯定他的歷史地位與卓越貢獻。 2021年3月底，他到福建考察調研，特地到福州三坊七巷的嚴復故居參觀。

以往中外學界對嚴復啟蒙之角色的詮釋多受到美國哈佛大學史華慈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964）一書的影響，強調嚴復對西方富強觀念之引介是近代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動力。嚴復特別注意到西方環繞著“福士德 -普羅米修斯”的動力精神，為停滯、落後的中國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拙著一方面同意近代中國發憤圖強的精神動力受到西方之衝擊、啟發，然另一方面認為中國儒釋道的精神力量，如天人關係之體認、經世濟民之情懷，以及理想與現實之差距所產生的“困境感”（這是筆者的老師墨子刻先生在《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一書中的觀點）等也不容忽略。從嚴復的思想之中可以看到，傳統因素對他產生了深刻影響，這些受傳統視野影響的思想傾向，使他一方面積極地接納西學，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批判性的觀點，企圖會通中西而建立獨具特色的啟蒙藍圖。

本書以“筆醒山河”為名正是要凸顯他在啟蒙方面的原創力與重要性。筆者強調將嚴復啟蒙思想與他對西學的譯介結合在一起。他的翻譯策略是一方面引西入中，另一方面援中解西，因此嚴復的啟蒙工作可以被定位為在文化自覺的意識下從事中西思想的交融互釋，而在此過程中嚴復充分反映出翻譯西學、接引西方現代性的主體性思維。“筆醒山河”一語源自 2017年福州所拍攝的一部嚴復紀錄片《筆醒山河——千年大變局中的嚴復》，該片描述了“學貫中西、放眼世界同時又歷經磨難、飽受爭議的啟蒙思想家的一生”。我覺得主標題的四個字最能彰顯嚴復的歷史角色。

本書秉持相同的意旨，希望能以簡潔的文字為一般的讀者介紹嚴復的一生。因此在行文上力求精簡，盡量少用引文，也不像正式的學術著作那樣加上注釋。不過有時為了讓讀者感受到嚴復的文字魅力，在適當的地方仍引述他的原話，以增加臨場感，同時我可以保證書中內容是字字皆有來歷。全書不分章節，而用三個部分、二十多個主題來描繪嚴復的一生。此一工作挑戰性很大，因為嚴復的文字典雅深奧、思想深邃，帶有玄思冥想的哲學趣味，其內容不是一般讀者所容易充分掌握的。他的作品在當時雖轟動一時，然白話文運動之後，一般讀者熟悉的文字是胡適、陳獨秀所提倡的“白話文”，而不是嚴復所用的“桐城派古文”，這使得當代讀者與嚴復的著作有一道鴻溝。這一本書就是嘗試做一個溝通的工作，將嚴復的生平與思想，帶給當代的讀者。

這二十多個主題環繞著兩條彼此交織的軸線。第一條軸線是嚴復的歷史處境、人際關係與社會影響。我從他的生長環境，個性特質，婚姻家庭，師友關係，政治、宗教與文化抉擇等來看他的生命歷程，並反映他所身處的清末民初這一時代之動蕩。第二條軸線則是關注嚴復的思想內涵。文中尤其透過對嚴譯作品的分析，展現他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特點，及其對時代的衝擊。我認為嚴復雖以翻譯而聞名於世，然而他不只是一位介紹西方思想的翻譯家（中國傳統所謂“舌人”），還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思想家。誠如梁啟超所說：“嚴復在中學、西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他以典雅的文字，通過翻譯、評點與著作建構了一套體系完整的啟蒙方案，希望能為後代開啟太平之世。他很有自信地表示：“有王者興，必來取法，雖聖人起，不易吾言”，可見其氣魄。這也是為什麼一直到今天嚴復的思想仍然受到人們持續的關注，並帶給人們許多啟示。

嚴復的一生雖名聲顯赫，卻並非平安順遂，而是充滿了困頓，即上文所謂“歷經磨難、飽受爭議”，或許他所經歷的痛苦使他更了解生命的挑戰，使他在“兩害相權”之中體悟“勵業益知”的意義（嚴復遺囑）。筆者在描述他生命的不同階段時也特別注意他所遭遇到的各種挫折，包括婚姻、家庭、仕宦之途、知識追求、身體健康與心靈深處的各種挑戰，以及外界的不同批評。其中我覺得最讓人感到惋惜的是嚴復在清末民初時被眾人奉為啟蒙先驅，“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卻被認為在思想上逐漸轉向保守；他因支持袁世凱、張勛、康有為，反對胡適與陳獨秀等，以及支持學衡派的立場，而備受批評。至 20世紀20年代之後，中國因思想的“激進化”，進入“主義時代”，主導時代的思潮分別是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與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此時堅持英美式自由民主體制與中西結合的嚴復反而左支右絀，落寞以終。經過一百多年革命的狂潮，在改革開放之後，他才再度得到遲來的喝彩，人們認識到“從閩江走向海洋，走向世界，他的思想理論是具有世界意義的，特別是他的科學教育救國的理論和實踐，對中國現代化的社會變革和歷史進程，有著十分巨大的影響”（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福建省嚴復研究會會長鄭重為北大嚴復銅像揭幕時的致詞）。嚴復所經歷的這一段起伏曲折的歷史值得我們深思。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領域中，我從清代經世思想研究入手，接著再延伸到梁啟超、嚴復、胡適與顧孟余等人的思想。從 1990年代中期開始，我比較系統地閱讀了嚴復的著作，而且借著開會、訪學之余，走訪了嚴復一生所去過的幾個重要的地方，如英國倫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法國巴黎的凡爾賽宮和天文臺等，中國的福州（陽岐、郎官巷）、天津（大獅子胡同、北洋水師學堂舊址）、北京、上海等地。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我曾先後以嚴復為主題出版了兩本中文書（《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一本英文書（ 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自由的意義：嚴復與中國自由主義的起源》），並發表了多篇論文，也編輯過他的作品《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嚴復卷》《群己權界論》等。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特別受益於孫應祥教授的

《嚴復年譜》與嚴復後人嚴孝潛先生的《嚴復的一生》 ,敬表謝意。成稿之後好友劉秋蘭教授為我逐字細校，盛情感人。這一本小書是我多年嚴復研究成果的結晶，簡明扼要地描述嚴復“走向世界”的挑戰、成就與挫折，我希望讀者會喜歡它。

黃克武 2021年 4月 6日於臺北

選自黃克武《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3月

第一部分 成長經歷與人際網絡

早年生活

留英歲月

異性情緣（一）：原配王夫人

北洋當差：味同嚼蠟

異性情緣（二）：納江鶯娘為妾、娶朱明麗為妻

嚴復的煙霞癖

嚴復與梁啟超：津、滬維新派士人之間的交往

張謇與嚴復：清末民初改革派士人之異同

忘年之交呂碧城與何紉蘭

嚴復與尚書祖廟

嚴復的閱讀世界

第二部分 以翻譯開啟民智

甲午海戰的衝擊與“海權”觀念之譯介

信達雅的挑戰

“達”的問題：讀者觀點

“信”的問題：嚴譯忠實於原著嗎？

《天演論》是怎麼“做”出來的？

“天演之學”的理論體系

佛法與天演

天演驚雷

嚴譯《群己權界論》

嚴復的自由主義：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思想

道家思想與自由主義之會通

嚴復的經濟思想

嚴譯斯賓塞之社會演化論

第三部分 政治與文化的抉擇

嚴復政治思想的特點

改革抑或革命？——嚴復與孫中山

嚴復、袁世凱與《居仁日覽》

嚴復論中西文化

嚴復對“國性”的思考

嚴復論教育：精英領導、德育優先

嚴復與靈學：科學、宗教與迷信之關係的再思考

嚴復對“五四”時期新舊學人之影響

嚴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分歧

嚴復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批判 ——兼論嚴復與“學衡派”

嚴復的歷史意義

歷史與記憶：嚴氏一門三代的命運

嚴復簡譜

主要參考書目

嚴復與梁啟超：津、滬維新派士人之間的交往

嚴復與梁啟超書信的往來其實不只是兩人之間的事，而是代表了在戊戌變法前夕，天津、上海兩地維新人士之間的交往，體現了當時多種學術思潮的交鋒。

——編者按

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任職期間認識了比他小約 20歲的政壇新秀梁啟超。兩人相識是在甲午戰後，大約1896年夏、秋之際。在此之前梁啟超已讀過嚴復在天津《直報》所發表的《原強》《辟韓》等文，兩人卻未曾謀面。1896年3月，因強學會被查禁，梁啟超離開北京前往上海，開始與黃遵憲、馬良、馬建忠兄弟等人交往，7月梁任公與汪康年、黃遵憲等創辦鼓吹革新變法的《時務報》。

嚴、梁訂交的牽線者之一是黃遵憲。黃遵憲與嚴復相識大約是1895年7月，黃赴北京參加強學會之後的事。1896年夏末，黃遵憲赴天津，將他與梁任公在上海創辦《時務報》之事詳細地告訴嚴復，也趁機尋求嚴復的支持。該年8月18日，嚴復寫了一封信給汪康年與梁啟超，從信中“穰卿進士、卓如孝廉均鑒”的稱謂，以及“前寄一函，想經偉照”的內容，可以推想此時兩人初識，且已有書信上的聯繫。在此封信中嚴復表示願以具體行動支持《時務報》。《時務報》館後來收到了嚴復捐贈的100銀元，在1896年9月出版的《時務報》第 7冊，刊登“嚴又陵觀察助銀一百元”的消息。

嚴、梁訂交的牽線人還有嚴復的好友馬良、馬建忠兄弟。1877年嚴復赴英留學之時，馬建忠因李鴻章選派，以隨員兼法文翻譯身份同行，與嚴同船赴歐，馬建忠後進入巴黎政治學堂，修習國際法與外交，1880年3月返國。在歐期間，嚴復與馬建忠因為郭嵩燾與李鳳苞的關係，也曾偶爾見面。馬良與馬建忠均熟悉西方語文與洋務，並與李鴻章關係密切。嚴、梁初識之後雙方繼有書信往還。1896年9月2日梁啟超在寫給嚴復的信中十分稱讚嚴著《原強》一文，也告訴嚴復他正跟馬建忠學拉丁文，並希望嚴復能挑選幾篇稿子交《時務報》發表。嚴復則在回信中予以勉勵，並表示《天演論》手稿已完成，寄請任公指正，而《原強》一文“自覺不成一物……擬更刪益成篇，容十許日後續呈法鑒”。後來不知何故《時務報》沒有刊登《原強》，僅於 23冊轉載了批判專制的《辟韓》一文，還引起了激烈的論辯。

1897年2月，嚴復又寫了一封長信給任公，對他在《時務報》的言論，特別是《變法通義》的主張提出批評，這封信原件不存，我們只能從任公的回信中約略地了解其內涵。他認為任公不當的言論將會對社會大眾產生重大的影響，“毫厘之差，流入眾生識田，將成千裡之謬”，而且“茍所學自今以往繼續光明，則視今之言必多可悔”。這一封信在嚴、梁關係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在此之前嚴復對任公多為讚賞、鼓勵，此後則轉為多所批評。

梁啟超收到來信之後，沒有立刻回復，至三四月間才寫了一封信給嚴復。從這一封信我們可以了解《時務報》時期任公的思想狀態，以及嚴、梁思想上的交會。梁啟超對嚴復在信中的批評深表感激，“知天下之愛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但對嚴復的批評，他提出了不少的辯駁。他也向康有為稟告此事，“嚴又陵有來書，相規甚至，其所規者，皆啟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學實精深，彼書中言，有感動超之腦氣筋者”，似乎顯示任公企圖向康表示嚴復的來信並沒有動搖他原有的思想路向。

其實這時任公思想已經在康、嚴之間遊移，從他的《說群序》明白可見：他一方面跟隨康有為的“以群為體，以變為用”的觀念，另一方面覺得康有為並沒有將“群”的概念說得十分透徹，直到他讀了譚嗣同的《仁學》與嚴復的《天演論》，才“犁然有當於其心”。任公因而想將康有為的想法與《仁學》和《天演論》之觀點結合在一起，建立一個有關於群的理論。任公後來思想的發展與他在康、譚與嚴之間的取舍有關。

《與嚴又陵先生書》中嚴復與任公思想之差異，代表了戊戌變法前夕兩種對文化修改的看法。在目標方面，任公揭橥者乃康有為式的，奠基於孔子改制，並環繞著政治核心全面改組的激烈變革。誠如學者所指出：任公“一再主張廢科舉興學校的《變法通義》，其實際所企圖的，並非在普及西洋方式的學校教育，而是在擴大以共同擁有基於孔子改制的解讀方法為起始的康學的講學之場所。要將康學的方法通過報刊，在不知不覺中滲透進讀者的腦中以養成風氣”。在方法方面，任公所宣揚的變法是以“陳勝吳廣”揭竿起義的精神，從各方面抨擊現況、強調變革的重要性，因此缺乏全盤規劃，也沒有分清楚各項改革的緩急先後。在思想風格上，此時康、梁均傾向徹底改造的轉化思想。

嚴復對此很不滿意，他不但批評任公立言草率，而且認為任公以康學為中心思想的改革方案具有“西學源於中國說”的特色，亦即“引中國古事以證西政，為彼之所長，皆我所有”，任公所撰《古議院考》，所謂“議院之名，古雖無之，若其意則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的說法，即為一例。嚴復認為這樣的方案無法認識到中國的病根與西方的優勢，“黃種之所以衰，雖千因萬緣，皆可歸獄於君主”，“中國歷古無民主，而西國有之”。

這一封信對任公思想產生不小的影響，當時他雖然還是“康學”的支持者，仍處在康陣營之內，但已種下後來思想變化的種子。這封信拉開了梁啟超與今文經學傳統的距離，致使後來梁與康的分道揚鑣，並破除了“中華中心”論，使任公更積極地引介西學。此後任公對中西文化的看法產生變化，他不再像康有為那樣，對西學的讚賞只以合於孔子的言論為限。具體而言，在歷史觀方面，任公開始不全然肯定“三世之義”“孔子改制”，而從歷史進程的本身與自由精神的伸展，追索人類進化的規律，這也劃分出三世說與演化論的界線。

其中最明顯的一個征兆是有關“保教”的問題。保教一說源於康有為，在受到嚴復（以及黃遵憲）的質疑之後，梁啟超開始反對此一說法。1902年任公在《新民叢報》第 2期所撰《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批評康有為之說，肯定思想自由的價值，即源於嚴復在信中所謂：“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保教而進，則又非所保之本教。”難怪嚴復讀到這一篇文章之後非常稱許，認為“凡此皆非囿習拘虛者所能道其單詞片義者也”。後來任公在《清代學術概論》之中，清楚地敘述他在26—30歲之間（1899—1903）逐漸質疑康有為學說的過程。

從整體的思潮趨向來觀察，1897年嚴復與梁啟超書信的往來其實不只是兩人之間的事，而是代表了在戊戌變法前夕，天津、上海兩地維新人士之間的交往。上海的維新人士以梁啟超的《時務報》為核心，天津則以嚴復為首，再加上王修植（菀生，天津北洋大學堂總辦）、夏曾佑（穗卿，天津育才學堂總辦）、杭辛齋等人，他們的言論機關是《國聞報》。嚴復晚年曾回憶辦報的經過，“在光緒丙申、丁酉間，創《國聞報》，實為華人獨立新聞事業之初祖。余與夏君穗卿主旬刊，而王菀生太史與君（杭辛齋）任日報。顧余足跡未履館門，相晤恒於菀生之寓廬”。可見四人彼此之間之情誼。

嚴復寫給梁啟超的信，寄出之前，也曾給王、夏等人過目。上文提及嚴復致梁啟超的長信寄出之後，任公沒有立刻回答，在這期間王修植寫了一封信給汪康年，希望任公對“吾黨切磋之意”早做回復，而且“當論是非，不當爭勝負”。不久，任公回信寄達嚴復之手，嚴復也將此信與天津友人分享。王修植再度寫了一封信給汪康年，又談到“但宜論是非，不宜爭勝負”，而且強調，以此精神為基礎，雙方才能夠“同舟共濟”。信中“然其持論，亦仍不免有主張之處”似乎透露天津的這一批人對任公的響應不甚滿意。但雙方的關係仍然繼續維系，在同一封信中王修植和汪康年談到將在天津創辦《國聞報》與《國聞匯編》，希望能與《時務報》的代表相磋商。我們不確定《時務報》是否立刻有人來津洽談，僅知道在戊戌變法之前，上海、天津之間維新人士，因為合作辦報紙，一直維持密切的關係。例如《時務報》在創刊之初就曾將宣傳文案交王修植，請他轉發同仁。《時務報》在天津的經理人後來即由王修植的表兄弟“西學官書局陸汲甫茂才”擔任，陸氏定期將天津所收到的《時務報》“報資”寄交上海。王還向汪康年表示此人“甚為可靠”。王修植與嚴復也承諾將不計稿酬，為《時務報》撰寫論說。

總之，天津的《國聞報》與《國聞匯編》就在津滬士人合作的氣氛之下，於1897年10月創刊。在創刊之前，嚴復、夏曾佑與王修植又聯名寫了一封信給汪康年、梁啟超與麥孟華，希望在《時務報》上刊登《國聞報啟》，並請求《時務報》館能協助《國聞報》在南方各省的發行工作，這時黃遵憲也時常往來津滬，從事雙方之間的溝通工作。八月初一汪康年收到信之後，立刻有所行動，並在8月11日出版的《時務報》第38期中刊登“本期附送天津國聞報館啟”。然而《時務報》卻沒有協助《國聞報》的發行工作。根據1898年2月，王修植致汪康年函，《國聞報》去年在上海委托《新聞報》館代銷，津滬雙方之間的合作似乎不那麼順利。

無論如何《國聞報》在1897年10月正式出刊，在《國聞報緣起》一文，編者表示該報仿英國《太晤士報》（按：現譯為《泰晤士報》）之例，宗旨為“通上下之情”與“通中外之故”，而其緣起則受到《時務報》等報紙的鼓勵。至 1898年初，《國聞報》的發行遭遇困難，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缺乏采訪人才，導致新聞來源不足。王修植說“《國聞》訪事人亦無好手，均系敷衍角色。京中時有重大新聞，或系得自西人，或系得之交好，亦無一定也”。另一個問題是缺乏翻譯西文的好手。嚴復透露： “《國聞報》館曾將原文西報分與此地學生教習等翻譯，而其中須重行刪改者，十人而七八”，可見學生翻譯的文章最後還需偏勞嚴復再作校閱。總之， 1898年初《國聞匯編》停刊，《國聞報》則繼續發行，每天的銷路只有 1500張，此一數字遠遠不如《時務報》上萬份的發行量。這時王修植只好請求汪康年協助“推廣銷路”。王修植甚至請汪康年幫忙，希望請求張之洞模仿《時務報》《知新報》之前例，“通飭各屬士商看報”，信尾還表示“嚴復附筆致候”。

這些請求幾乎都落空了，這顯然是因為當時《時務報》內部發生紛爭，梁啟超與汪康年意見不合，梁啟超、麥孟華與章炳麟也“輒如冰炭”，黃遵憲則“幾與汪穰卿決裂”；1897年秋天，黃遵憲、梁啟超乃先後赴湖南推行新政，倡辦南學會、時務學堂。1898年初《時務報》方面自顧不暇，並無余力協助天津的朋友。

這時嚴復主編的《國聞報》不但得不到上海方面的援助，還受到朝廷的壓力。1898年2月29日王修植致汪康年函中，沮喪地表示“日來心緒惡劣”，因為“此間館事頗發阻力，總署已具稿，將奏請北洋封禁”。與此同時，夏曾佑寫給汪康年的信也提到，2月底、3月初之時，《國聞報》館受到各種壓力，因此只好將報館賣給日本人。3月6日起，《國聞報》改由日本人西村博接辦，加印“明治”年號。夏曾佑並表示《時務報》所需要的文章，“嚴老近無暇，弟亦無暇，菀生方作之，日內想可寄上”。

夏曾佑所說“嚴老近無暇”，主要是因為當時《國聞報》館正承受“政府阻力”，嚴復被人指控“與外人勾串”，光緒亦得知此事，上諭指示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調查《國聞報》館現辦情形。王文韶調查之後稟告“查無其事”，但仍“諭斥嚴復並學堂學生等，嗣後不得再有只字附登館報，以自取戾”。後來嚴復在7月29日蒙光緒召見，光緒還問他與《國聞報》之關係，嚴復輕描淡寫地回答，“臣非該館主筆，不過時有議論，交於該館登報耳”。

當《國聞報》被人指控之時，康有為在京師發起保國會。閏三月十五日（5月5日），任公寫信給夏曾佑，一方面談到保國會受人參劾，另一方面則請夏曾佑將《保國會章程》刊登於《國聞報》之上。閏三月十七日（5月7日），《國聞報》注銷《保國會章程》三十條，由此可見天津士人對康梁改革主張的支持。其後《國聞報》對保國會的活動，做持續的報道。

因為津滬士人相互合作的關係，在這期間嚴復等人密切地注意《時務報》內部的紛爭，6月3日嚴復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說到自身的處境，並關心內斗對汪的打擊：“《國聞報》被劾事已解矣。近聞御史宋伯魯（1854—1932，戊戌變法中的重要人物）奏請以《時務報》改為官報事已交孫五先生議矣，據有人言此舉乃報復，意欲使公不得主其局，不知曾聞否？”嚴復所說的心存報復之人很可能指任公。這時《國聞報》發表了汪康年、黃遵憲與梁啟超相互攻擊的啟事。1898年7月10日，《國聞報》又注銷嚴復所撰寫的《〈時務報〉各告白書後》。對此事，嚴復較同情汪康年，而批判梁啟超、黃遵憲，認為他們奏請改為官報之舉是“借貴位尊勢以劫制天下”，與任公平日強調“憑公理以悅服人心”的論調不符。這一件事情後來無疑影響到嚴復對梁啟超的評價，也使兩人關係益為疏遠。總之，1898年6月《時務報》停刊，《國聞報》則早在同年3月起歸日本人經營，風格轉變。不久發生百日維新與戊戌政變，任公流亡日本。嚴復在事變之中行事低調，幸免於難。嚴、梁關係至此暫時終止。

選自黃克武《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