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屠刀為鄰：倖存者、劊子手與盧旺達大屠殺的記憶（簡體書）

引言

發生在盧旺達尼亞馬塔（Nyamata）的大屠殺開始於1994年4月11日（周一）11點，一直持續到5月14日（周六）14點。這期間的每一天，從上午9點半到下午4點，胡圖族民兵和平民在尼亞馬塔的山崗上屠殺圖西人。圖西族約59,000人口中，有近50,000人死於屠刀之下。這就是本書的起點。

1994年4月6日晚，盧旺達共和國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Juvénal Habyarimana）的專機在首都基加利（Kigali）的機場上空爆炸。這次襲擊點燃了已籌謀數月之久的大屠殺的引信。屠殺於第二天黎明在基加利街上爆發，並迅速蔓延到整個國家。

尼亞馬塔坐落於遍布山丘和沼澤的布蓋塞拉（Bugesera）。四天之後，大屠殺從這個小鎮的主幹道上開始。大批圖西人有的立刻跑到教堂裡避難，有的逃進香蕉園、沼澤地和桉樹林中躲藏。僅4月14日到16日的三天裡，在尼亞馬塔和恩塔拉馬（N’tarama，位於尼亞馬塔20公裡開外的另一座小村莊）的教堂中，就分別有5,000名圖西人被胡圖族的民兵、士兵和眾多鄰居殺害。由此，這片幹旱的紅土地上的大屠殺拉開了帷幕。屠殺一直持續到5月中旬。在這整整一個月裡，訓練有素的暴徒們帶著屠刀、長矛和大棒，在卡云巴（Kayumba）的桉樹林和尼揚維扎（Nyamwiza）的紙莎草沼澤地中，一邊高聲歌唱，一邊包圍和追捕那些逃跑的人。當地六分之五的圖西人死於他們之手，而在整個盧旺達農村，圖西族人口被屠殺的比例也差不多如此，遠高於城市中的比例。

在此後的歲月裡，這裡的大屠殺幸存者同別處僥幸活下來的人一樣，都變得沉默寡言。他們的沉默和納粹集中營幸存者的沉默一樣令人費解。一些幸存者解釋說，“生活崩潰了”；另一些人說“生活停止了”；還有一些人覺得“生活必須要重新開始”。但所有人都承認，關於大屠殺的那段往事成了他們之間唯一的話題。

所以我才要回到盧旺達，到瑪麗—路易斯的店裡喝幾瓶啤酒，或在基本戈（Kibungo）的酒吧裡喝點香蕉酒，去土墻房中、小酒館露臺上或金合歡的陰涼下和他們聊天。在那裡，我拜訪了卡修斯（Cassius）、弗朗辛（Francine）、安熱莉克（Angélique）、貝爾特（Berthe）以及其他幸存者。他們起初還很靦腆，後來漸漸和我熟悉起來。我也有了更多信心，去說服他們講出自己的故事。他們中有很多人表示疑惑，不明白為什麼要對一個外國人講述大屠殺，或是不理解為什麼一個外國人想要傾聽他們的故事，但是他們並沒有拒絕我。

他們解釋了自己長久沉默的原因。比如,“感覺自己在大屠殺裡陷得太深而被邊緣化了”或是“不敢再信任別人了”，他們感到灰心喪氣、孤苦伶仃，“被徹底毀了”。還有人因為自己占據了親朋好友生存的機會而活下來，或者因為重新開始適應正常的生活而感到不安，甚至覺得自己應該受到譴責。

農婦、牧民、商人、教師、社會工作者、泥瓦匠助工……他們在尼亞馬塔或附近的山上，每天向我講述自己的故事，坦承他們的疑慮或回憶帶來的痛苦，並且回答我聆聽過程中提出的新問題。雖然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並不認可歷史能給我們以教訓，或對此並不關心，但還是試圖與他人分享自己持續至今的不解、惶恐和孤獨。

大屠殺不是一場傷亡慘重的殘酷戰爭，而是一項滅絕計劃。戰爭過後，幸存者會有強烈的欲望去做證和講述；但屠殺過後卻恰恰相反，幸存者無比希望閉口不言。他們的閃避令人困惑。

書寫這段歷史需要很長的時日。但本書無意於為那些已經公開發布的調查、檔案和故事添磚加瓦（其中一些非常出色），只希望將這些幸存者令人震驚的講述帶給讀者。

借用一位女性幸存者的話來概括，大屠殺是由人類策劃出的反人類事業，它太過瘋狂又太過縝密，讓人無法理解。克洛迪娜（Claudine）、奧黛特（Odette）、讓—巴蒂斯特（Jean-Baptiste）、克裡斯蒂娜（Christine）以及他們的鄰居，這些幸存者在沼澤地裡逃生的經歷，他們居無定所、窮困潦倒並被羞辱和邊緣化的故事，他們對他人目光的恐懼，他們的困擾和默契，他們對自己那段記憶的探尋和審視，他們作為幸存者、村民及非洲人的反思，這一切都讓我們能夠盡量走近大屠殺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