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國譜系

長時間來，坊間充斥了共產主義在中國打天下坐天下的擴張史，充斥了近代各派政治思潮與力量在中國消長起伏的春秋演義，卻唯獨沒有一本著作從頭至尾系統性地展現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歷程及其代表人物的思路風貌。事實上，中國自由主義並非如人們長期的偏見和印象那樣羸弱、乏力，精神蒼白，無關痛癢。它源遠流長，歷經磨難曲折，數次浴火重生，成就了自由主義在一個偉大文明中繁衍生長的故事，成就了一個當代自由民主的典範國家――台灣中華民國。

《自由中國譜系》所意圖展現的，是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一條活生生的內在傳承脈絡：它的人物，它的光榮，它的夢想。

揆諸歷史，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起，一條清晰的脈絡已經呈現在中國近代史中，其價值指向昭昭在目，同氣相求。把這一條綿延貫通的精神脈絡命名爲「自由中國譜系」，是有其實實在在的歷史依據的。

《自由中國譜系》，是要重新點燃七十多年前在中國大陸被窒息的自由之薪火，並把它傳遞到更爲深邃廣袤的時空中去，以完成其未竟之志業，發煌其自由的道統。這一近代中國的自由脈絡，從王韜、嚴復、康有爲、梁啓超以降，至蔡元培、胡適、陳寅恪、儲安平、周樹人、梁漱溟、熊十力、錢穆、張君勱、徐復觀、張東遜、史量才、邵飄萍、張季鸾、羅隆基、馬寅初、傅雷、殷海光、雷震、林昭、顧准、遇羅克、李慎之、楊小凱、王小波、陳子明、劉曉波等；從五四的突破，到西南聯大的集結、《申報》、《大公報》與《觀察》的慘淡經營,直至1957年春季、1976年「四五」、1979年西單牆、1980年代、1989年民主運動、2008年《零八憲章》運動等各次民間力量的湧動……

這一歷史脈搏，時斷時續，時隱時現，時強時弱，雖屢經橫逆，仍不絕於縷。本書勉力追溯和探究的，就是上面所說的那一脈細微而柔韌的自由香火。

【陳奎德】

1946年生於南京，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博士，於復旦大學哲學系任教。1983年6月，在桂林召開的全國學術會議上，代表復旦大學六位與會者作了「關於認識論的幾點意見」的發言，激起中國哲學界的變革思潮，被稱為「桂林事件」 。1988年1月，擔任現華東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及上海《思想家》雜誌主編。1989年3月14日在北京組織《思想家》發布會時與戴晴等徵集與會人員聯署發表了人文社科知識界43人公開信。

1989年赴美,任美國波士頓學院訪問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民主中國》雜志主筆，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人文學部常務協調人、《觀察》網站主編、主筆，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自2005年起，多次被評為「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和「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現任自由亞洲電台《中國透視》專題節目主持人、智庫《對話中國》學術委員以及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兼《縱覽中國》網刊發行人和主編。

著有《懷特海哲學演化概論》、《新自由論》、《懷特海》、《煮酒論思潮》、《海耶克》，主編有《中國大陸當代文化變遷》、《自由荊冠：劉曉波與諾貝爾和平獎》（與夏明合編）、《民主中國與未來西藏》等。

推薦文
　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個人權利至上，確認人類個體至高無上的內在價值，將人類個體視為人類社會一切組織、制度和集體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作為人類現代文明最重要的成果，自由主義最初成型於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然後逐步傳播與全球。自由主義落實於政治制度，便是人權、民主、法治三位一體的憲政民主；落實於經濟制度，便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歷史，也就是中國人追求上述自由主義價值理念以及相應的政治、經濟制度的過程。

　陳奎德的《自由中國譜系》一書，選取一百多年各個時期的代表人物，以提綱挈領的方式，展現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人為自由中國前仆後繼的歷史畫卷、勾勒自由中國的精神譜系，別具一格，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有獨特的貢獻。

　此書所論述的二十八位人物，並不都是合格的自由主義者，更別說是純正的自由主義者。作者所做的這種選擇，符合了中國的實際歷史。按照古典自由主義的嚴格標準，近現代中國確實缺乏純正的自由主義者。其實，當十九世紀中葉中國人開始從西方引進自由主義，西方的自由主義也已經受到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左翼思潮以及民族主義思潮的廣泛侵蝕，成色已大打折扣。中國在左翼思潮盛行的國際氛圍中接受和傳播自由主義，而且中國是以集體主義和皇權專制主義為傳統且源遠流長的國度，自由主義在中國難免駁雜。《自由中國譜系》一書不為尊者諱，如實記錄和評述中國自由主義人物曲折複雜的心路歷程，這種史識與功力，誠可嘉許。

　《自由中國譜系》的另一個特色，是採用「以人物爲經、事件為緯」的方式，將思想表達和實踐活動緊密結合起來進行綜合分析，使其更為紮實和豐滿。此書所論述的中國自由主義人物，大多數是直接積極投身於中國憲政的轉型實踐，而不僅僅在書齋中坐而論道。誠如此書所述，從晚清的康有爲、梁啓超，到民國的蔡元培、胡適、張君勱、羅隆基，再到在台灣抗擊中國國民黨威權黨國的殷海光、雷震和在大陸抗擊中國共產黨極權黨國的陳子明、劉曉波、李慎之，既在學理上不遺餘力地闡發中國自由主義，也在實踐中篳路藍縷，推動中國和台灣憲政轉型的事業。
雪梨科技大學中國研究副教授
馮崇義博士

前言

　本書所講的自由主義，取其廣義，即經歐洲古典自由主義繁衍發皇而逐漸瀰漫全球的政治思想主流。

　本書所謂自由中國譜系，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想脈絡。

　自由主義之進入中國，僅有一百四十多年歷史。1949 年國運丕變，該思潮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幾近湮滅。直至 1976 年毛澤東駕崩，方重新冒芽出土，蜿蜒潛行。

　人們注意到，中國大陸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對國際社會有限開放後，內外貿易如潮。有一東西，其消費速度凌駕萬物之上。若問何物？答曰：「觀念。」八十年代以降，在古老廣袤的土地上，飢渴已久的國民精神世界，如大旱之望雲霓，嗷嗷待哺。諸種理論和思潮，蜂擁進口，粉墨登場。新角亮相之日，「弦管齊鳴，票房熱賣」。然其壽命，卻相當有限。大紅大紫的角兒們，登臺幾個回合，被速食式倏忽消費之後，就都免不了一一鞠躬，黯然下臺。

　四十年來，「時髦」成了「創造性」的同義詞。

　歷史悠久的自由主義，居然也成爲上述諸觀念之一。據說，它在1998 的中國大陸「浮出水面」，風行草偃，笙歌一片。隨之，發生了自由派與新左派的激烈論戰。但不過幾年，就風聞「自由主義已死」的消息，並且說：「自由主義已成爲某些時髦人物口中的笑料。」傳言紛紛，據說都在替它準備葬禮了。於是，即使有人偶爾提及自由，也識時務地不再「主義」了。它已變成髒詞。

　特別是 2008 年之後，關於「中國模式」、「北京共識」的議論高調出場。隨後，恰如筆者在美國金融海嘯甫一發生時所預言的，這一輪對「中國模式」的頌詞和論爭被賦予了意識形態的涵義。事實上，若干論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戰勝「自由主義」的論著已日漸喧嘩。

　據報載，一名中國外交官在 2009 年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一個活動上，問伊恩．布藍默（Ian Bremmer）：「現在自由市場已經失敗，你認爲政府應該在經濟中起什麽作用？」（見《紐約時報》）其居高臨下之勢，果然氣貫長虹。

　目前精神世界的局面，不由不令人自然聯想起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全球法西斯主義和共産主義的一時之盛，同時也勾起對中國當年開明知識界內部關於「國難當頭，民主還是新式獨裁」大爭論的回憶，那是九十年前迴盪在中國海歸前輩們之間的一場大辯論。

　世事循環如斯，夫復何言？

　但時髦的獵奇者們或許忘了一點小小的專屬於自由主義的特徵。

　訴諸歷史，這只文雅纖弱其貌中庸的自由鴿，卻是一隻「不死鳥」──屢仆屢起，長生不老，且「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悄悄帶起了一個瀰漫全球的「擴展的、延續的秩序」，持久不散。而當年很多別出心裁、深刻犀利、武功超凡、風頭旺健的思潮，卻倏忽而起，轟然而落，而今業已灰飛煙滅，不知所終。

　十幾年前，筆者曾在網絡上發表了一個講座系列連載──《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追溯自由主義進入近代中國的脈絡及其相關代表人物，曾引起中國內外讀者的關注，同時收到一些頗有見地的建議和討論。唯因當年囿於講座的形式，所以略嫌簡略。如今，時移世變，這條線索已經日益彰顯，一些新的材料已經破土而出，一幅更全面具體的中國自由主義族譜的輪廓也愈益澄明。因此，筆者對原系列做了
大幅更動，增添了人物，深化了內容，引入了近年的一些學術進展，遂有了這本《自由中國譜系》。

　如所周知，自由主義是近代歐洲的産物。它的有些基本要素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的希臘羅馬，追溯到歐洲中古時期，其來有自，源遠流長。而遠古與中古時期的中國，作爲一個相對獨立的文明體系，與源自西方的自由主義有相當不同的政治生存模式和政治思維方式。

　換言之，它們是兩種類型的政治文化，截然有別。然而，自從近代各文明體系有了大規模的空間接觸之後，中國也同其他文明一樣，進入了深刻互動的全球流變的政治經濟文化脈絡中。

　作爲西方主流的政治思潮與制度構架，自由主義自然也就進入並影響了中國社會，特別是其中的知識階層。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自由主義順理成章地也繼承了其屢仆屢起的「不死鳥」特性。

　有論者或不以爲然，稱：中國之自由主義極其幼稚，豈能謂之已成傳統？頂多不過是一些零星人物與思想，難見貫通浩蕩前仆後繼之勢；同時，很多著名自由派人物其實並非純正的自由主義之輩。此外，吳國光教授也敏銳地指出中國上世紀的自由主義賦有某種「反政治」的特徵（吳國光：「反政治的自由主義：從胡適的憲政思想反省憲政主義的失敗。」《當代中國研究》2003 年第四期），從而在現實的政治過程中自廢武功，難望推動中國的憲政轉型。

　誠然，如殷海光先生所指出的，中國自由主義「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一些相關人物的思想菁蕪並存，並不純粹。然而，這並不足以得出邏輯結論：中國自由主義沒有傳統。事實上，我們確乎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國它的一條活生生的內在傳承脈絡。

　此外，誠如吳國光所言，胡適等自由主義先賢賦有某種「反政治」傾向，這固然是事實；不過，它也正是中國「政治缺席」的殘酷社會現實與儒家士大夫傳統互動的産物。這一特徵，使中國自由主義難有立竿見影抵達憲政之政治效用。但是，在某種意義上，這其實是某種捷克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式的「反政治」的政治。從長程歷史眼光看，作爲思潮，總是「不安於室」的，它不可能永遠拘泥遊蕩在學院象牙塔中，並非總是自外於中國的政治萌動過程。

　回顧歷史，中國推動憲政的自由力量，有兩條基本的成長線索：一是「辦刊議政」，一是「參選組黨」。一條側重理念，另一條側重實踐。一條走菁英化路線，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爲主；另一條則是走草根路線，以有志實際從政者爲主。二者都對志同道合者起了精神和組織凝聚的作用，一爲理念的凝聚，一爲人員的凝聚。前者立言，後者立功。並且，這兩者並不是完全隔離的，事實上，它們常常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這點在台灣的《自由中國》事件和《美麗島》事件中呈現得非常清楚。胡適先生，無論在中國大陸時期還是在美國以及台灣時期，自然屬於辦刊立言者，確如國光兄所說，是走的菁英路線。然而，不可否認，雖然是滯後的，但他的思想與言論仍然産生了某種政治功能和效應，在精神上引領了中國特別是台灣的政治轉型。

　揆諸歷史，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起，歷經《新月》、《努力周報》和《獨立評論》諸公，挾帶「人權論戰」、「民主或獨裁論戰」煙雲，再至《申報．自由談》、《大公報》、《客觀》、《觀察》撰稿人群體，之後穿峽過海，《自由中國》運動湧起，與台海西岸 1957 年北大的五一九運動、右派群體之鳴放雖斷絕交通，卻「心有靈犀」，遙相呼應，其後台灣的《文星》撰稿人群、「美麗島運動」與大陸的 1976年「四五運動」、1979 年「民主牆運動」、1989 年「天安門民主運動」、1998 年中國自由主義復興、2003 年「人權年」訴求、2008 年《零八憲章》運動……，一以貫之。一條清晰的脈絡已經呈現在中國近代史中，其價值指向昭昭在目，同氣相求。把這一條綿延貫通的精神脈絡命名爲「自由中國譜系」，是有其實實在在的歷史依據的。

　從外緣影響的角度觀察，中國近代自由主義大體上有三條基本支系，一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受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杜威（John Dewey）和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等觀念影響的，賦左翼色彩的自由主義，另一條則是上世紀後期受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等影響的，賦右翼色彩的自由主義，第三條則是受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影響的中間偏左的自由主義。

　何以因時代差異而在政治思想光譜上有如此不同的分配？顯然，第一條線索與上世紀前半葉的全球左翼的精神氛圍以致共産主義的崛起並至中國掌權有密切關係，第二條線索則與共産主義大失敗息息相關。第三條線中國的追隨者尚少，目前未成氣候。

　本書目的之一，正在於呵護自由這隻「不死鳥」，期待其繁衍滋生，代代不絕。猶記 1950 年《自由中國》創刊時，胡適專門撰寫的創刊號文章的最後一句話是：「如果個人不能自由發展，便談不到文明。」此言與他的前輩嚴復先生所言「自由爲體，民主爲用」遙相呼應，勾勒出了自由中國譜系的精神線索。

　關於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影響，有一典型例證。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的西元 1946 年，中國各黨各派政治力量，齊聚一堂，探求國家走向，正處於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留英歸國的儲安平先生，趁此國運轉圜之際，於 9 月 1 日在上海創辦了一份政論週刊──《觀察》。當年，有七十名中國知識界人士，均爲鴻學碩儒引領風潮之一時之選，以特約撰稿人身份，把自己的名字臚列於《觀察》封面。承載著七十份誠摯而嚴肅的承諾，未幾，《觀察》銷量竟高達十萬。一份以思想和時論爲主的週刊，竟致洛陽紙貴，遂成一時佳話，這一賦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言論重鎮，點燃了中國進入現代憲政的希望。不幸的是，內戰的烽煙，不久後即以燎原之勢瀰漫開來，《觀察》在風雨飄搖中勉力掙扎，存在了兩年多的時間，後來就被逼仄的歷史格局所腰斬，而中國也遁入更深的暗夜之中。但《觀察》所標舉的自由主義旗幟，
以其理性之清明，立場之客觀，精神之寬容，卻從此化成了現代中國精神天空中的一顆恆星。

　《自由中國譜系》，是要重新點燃七十多年前被窒息的自由之薪火，並把它傳遞到更爲深邃廣袤的時空中去，以完成其未竟之志業，發皇其自由的道統。這一近代中國的自由脈絡，從嚴復、康有爲、梁啓超以降，至蔡元培、胡適、陳寅恪、儲安平、周樹人、梁漱溟、熊十力、錢穆、張君勱、徐復觀、張東蓀、史量才、邵飄萍、張季鸞、羅隆基、馬寅初、傅雷、殷海光、雷震、林昭、顧準、遇羅克、李慎之、
楊小凱、王曉波、陳子明、劉曉波……從五四的突破，到西南聯大的集結、《申報》、《大公報》與《觀察》的慘淡經營，直至 1957 年春季、1976 年「四五」、1979 年西單牆、1980 年代、1989 年民主運動、2008 年《零八憲章》運動等各次民間力量的湧動……。

　這一歷史脈搏，時斷時續，時隱時現，時強時弱，雖屢經橫逆，仍不絕於縷。本書勉力追溯和探究的，就是上面所說的那一脈細微而柔韌的自由香火。

　我們尤其不能忘卻的是，台灣中華民國自由民主轉型成功的輝煌典範，從根本上說，正是中國自由主義所結出影響深遠的政治果實，她已經塑造成為台海兩岸政治正當性法統的標竿，她已經獲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讚賞和強力支持。今天，在世界自由主義秩序與殘存的共產極權秩序之歷史性對決中，在民主與專制的全球激烈競爭中，自由民主的台灣中華民國，已經成為文明世界矚目的民主模範、自由榜樣和科技先驅，成為對抗共產中國的中流砥柱，一身而繫天下安危。

　最後，作者想特別說明的是，本書所含括的，是廣義的自由主義，即歐洲古典自由主義在近當代的繁衍發皇。在這個意義上，北美和歐洲的左右兩翼自由主義，都共存於這一傳統之中；譬如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都在這一古典自由主義籠罩之下，而非單指狹義的美國加拿大的自由派（liberal）。

　本書追溯的中國近代自由主義，以人物爲經，事件爲緯，講述自由主義在中國所經歷的曲折歷程，探討它的影響和侷限，它所取得的成就、所遭遇的挫折、所陷溺的困境。誠然，以當代自由主義學理來衡量，我們所闡述的人物，大多數基本上都籠罩在當年全球左翼的精神氛圍之下，很多都留有費邊主義（Fabianism）或拉斯基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的深深烙印，有些人甚至可能還不能稱爲自由主義者；但是，以他們在中國自由主義發展史上的貢獻及地位，從他們的基本傾向，要洞悉考察中國自由主義事業，是不可能繞過他們的。正如法國先賢祠（Panthéon）中的人物的作用一樣，他們仍是引領中國的星辰。透過對他們的梳理和叩問，當可更清晰地界定我們當下的歷史位置，更清楚地確定我們的精神座標，從而導入和擴展自由秩序。

　在自由中國群體出現之前的 1820 年，對精神的流變有驚人敏感與直覺的先驅龔定庵曾以《又懺心一首》爲題賦詩曰：
　佛言劫火遇皆銷，何物千年怒若潮？
　經濟文章磨白晝，幽光狂慧復中宵。
　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
　心藥心靈總心病，寓言決欲就燈燒。

　詩成三十四年之後，1854 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盜火者嚴復出生，一卷卷璀璨的自由中國譜系於焉鋪開。展讀這一幅幅身姿各異心胸豁然的人物畫卷，本書祈願讀者諸君能藉以想像自由先驅們的音容笑貌，貼近他們的「經濟文章」和「幽光狂慧」，親炙他們那一顆顆「洶湧」而「纏綿」之「心靈」。從而展開一場跨越兩個世紀的精神對話，再續慧流。

　倘能如此，予願足矣。
陳奎德

推薦文
馮崇義
夏明
胡平
前言
第一部、洋務運動至戊戌變法──萌動期
1.0 導引
1.1 西學東漸先驅──王韜
1.2 中國自由的盜火者──嚴復
1.3 清末民初康梁的憲政思想及其活動（1）
1.3.1 康有為開闢政治思想新局面
1.3.2 清末憲政主義的輿論驕子──梁啟超
1.4 清末民初康梁的憲政思想及其活動（2）
1.4.1 民初梁啟超的思想與政治影響
第二部、戊戌變法至五四運動──擴張期
2.0 導引
2.1 從蔡元培到胡適（1）2.1.1 自由派教育家──蔡元培
2.1.2 自由主義的旗幟──胡適
2.2 從蔡元培到胡適（2）
2.2.1 反極權的中流砥柱──胡適
2.3 從蔡元培到胡適（3）
2.3.1 中西合璧 文化橋樑──林語堂
第三部、五四運動至 1949 年──對峙期
3.0 導引
3.1 民國憲法之父──政治家張君勱
3.2 自由民族主義者──學人張君勱
3.3.1 人權理論家與活動家──羅隆基
3.3.2 自由主義政論家──儲安平
3.3.3 新人文思想者──潘光旦
3.4 自由主義輿論重鎮
3.4.1 史學家與社會批評家──傅斯年
3.4.2 獨立報人──張季鸞
3.5 自由主義思想重鎮
3.5.1 自由派哲學家──張東蓀
3.5.2 自由儒家──徐復觀
3.5.3 自由的悲劇象徵──殷海光
3.5.4 從「坐而言」到「起而行」──雷震與《自由中國》
3.5.5 中國憲政理論的先驅──蕭公權
3.5.6 曠達雅致自由的文學家──梁實秋
3.5.7 自由的卓越闡釋者──張佛泉
第四部、1949 年至 1979 年──潛水期
4.0 引論──中國大陸的自由殉道者
4.0.1 中國的聖女──林昭
4.0.2 學術獨立的中國典範──陳寅恪
4.1 文革中的萌動：地下自由主義
4.2 引論
4.2.1 孤獨的先知──顧準
4.2.2 紅色中國爭人權的先驅──遇羅克
第五部、1979 年至 2017 年──復興期
5.0 引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
 中國自由主義的復興之路
5.0.1 晚鳴的自由鐘──李慎之
5.0.2 經濟學家的憲政理念──楊小凱
5.0.3 自由而幽默的文學魂──王小波
5.0.4 憲政自由殉道者──陳子明
5.0.5 自由中國代言人──劉曉波

 

1.3.1 康有為開闢政治思想新局面

　康有為與梁啟超二人是清末民初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活動家，二人是師生關係。早期，作為學生的梁啟超受到康有為較大影響。但是戊戌變法之後，特別是中華民國建立後，在中國自由主義的譜系上，梁啟超對後世的影響超越了其師康有為。

　康有為生於官僚家庭，1882 年他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南歸時途經上海，購買了大量西方書籍，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在當時的中國，康有為的思想富有原創性，他改造早期儒家思想，揉和進當時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及社會發展分階段論思想，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維新變法之思想體系。康有為寫了《大同書》。在書中，康有為依據公羊派的三世說，結合《禮運篇》的小康大同說，佛教慈悲平等以及基督教博愛自由平等的教義，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天賦人權論，又加上道聽的歐洲空想社會主義學說，構想出了一個大同的世界。所以，康有為把此書命名為《大同書》。康有為把自己的歷史觀概括為「三世說」，即把歷史劃分為「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三世。他把自己身處的時代定位於從「據亂世」向「升平世」過渡的階段。

　康有為改造儒學的一個基本構想，是把儒學改造為一種中國式的宗教──儒教（孔教），從而與基督教國家有某種可類比的平行式結構。這一孔教立國的構想雖然並未成功，但仍然對後世中國人產生了長遠的影響，毛澤東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他打開了中國人，特別是儒生和官員的視野，開闢了一個嶄新的精神與政治天地，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力。1891 年後，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就有梁啟超等人。

　戊戌變法之初，在康有為的幕後主持下，光緒皇帝推動了一系列的改革，後人稱為戊戌變法。後因慈禧太后的干預，維新運動失敗。

　政變後康有為逃至天津，又得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牧師協助，搭乘重慶號到上海海面，再由英國領事館職員協助在上海海面轉船到香港，由香港逃往加拿大，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在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 年 7 月 20 日）組織保皇會，又名中國維新會，鼓吹君主立憲，反對革命。為獲得國際支持，他曾遊歷列國，會見歐洲各國君主。1900 年曾參與自立軍起義。

　辛亥革命後，康有為於 1913 年回國，定居上海辛家花園，主編《不忍》雜誌，宣揚尊孔復辟。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清廢帝溥儀復位。1917 年 6 月 28 日康有為從天津秘密進京，與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勳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

　就思想層面來看，康有為的政治理念自戊戌變法之後就再也沒有實質性的進展了。誠如梁啟超所感慨之概括二人的區別：「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戊戌之後，憲政的旗幟由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接手，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獵獵翻舞，風生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