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芽歲月

由戰亂年代的磅礡國史到個體微細的人生歷程。
鍾玲沉澱時光，以照片為引，歷歷刻畫成長於上世紀的軍人子女、作家與學者，半生所遇人事與生命轉折。

鍾玲既是著名學者，亦是勤於筆耕的創作者。七○年代在美國威士康辛大學麥迪生校區取得比較文學博士後，於國內外各大學任教，學術生涯成績斐然。同時寫作之筆並未停歇，出入詩、散文、小說，也跨足電影《山中傳奇》等編劇工作，意境交融間引出深意。本書為鍾玲自述散文，加以照片佐證，描繪對其人格養成與生命啟發影響深遠的青芽歲月。
父親為駐外海軍武官、母親出身廣州富裕家族，生於二戰末期的鍾玲，成長正與戰後的中華民國史相映照。全家隨父派駐日本之際，正值國共內戰。作者除了回憶幼時懵懂的扶桑生活，也不忘由長輩口中或書籍紀錄中拼湊大時代的動亂離散，銘刻自身來處。敘述父親索還甲午戰時遭日軍擄去、展示於公園的戰艦鐵錨，洗刷國恥；又或是健筆書寫突破共軍包圍的鄰家伯伯、加入撤退國軍的小舅、一江山戰役的衛國將士，刻畫時局下人們的艱難選擇。
由大我的國史轉入小我的生活史亦切換自得。或在長廊屋串門、或在禁區樹叢探險，橫跨世代的交情串起關係緊密的眷村生活。上了中學，少女鍾玲談笑指點，編導戲劇轟動女中，舞台上一展創作導演長才，台下則與同學共享真摯友情，吸收中國古典、外文小說，甚至仙俠小說《蜀山劍俠傳》的文學啟蒙。五、六○年代台灣與美國關係微妙，身為軍人子女，在第一現場感受其中的矛盾複雜。先東海而台大再至美國威士康辛大學，在人文之風的薰陶下，鍾玲珍視生命中每一段緣分，細數受教於余光中、齊邦媛、聶華苓的師生情誼，也娓娓談起與林文月、方瑜共度親密相知的時光。
以自述為軸，全書卻不盡以編年作傳，而是用散文筆法勾勒出流轉於各地、沉澱思考的半生風景。五十篇文章描寫生命裡五十個起點，在節制的情感調度與曉暢的行文中，細緻描繪時代氛圍與人物像，更探索人的內在如何形成，指認外在世界的影響如何在一個人的身上留下印記。

鍾玲
威士康辛大學麥迪生校區比較文學博士。曾任職紐約州立大學艾伯尼校區、香港大學、國立中山大學、香港浸會大學、澳門大學，任協理副校長、院長及教授等。著有小說《餘響入霜鐘：禪宗祖師傳奇》和《深山一口井》（九歌）、《鍾玲極短篇》（爾雅；香港，匯智）、《天眼紅塵》（北京，人民文學）；詩集《芬芳的海》（大地）、《霧在登山》（匯智）；散文集《發光的人》（佛光文化事業）、《大地春雨》（香港，天地）等。學術專書五本。

開場白

你會問，《我的青芽歲月》是自傳嗎？但讀起來不像自傳嘛，而是一篇篇散文。自傳體應該是由小到大，按時序寫的人生傳記：何時出生，一歲家裡發生什麼事，六歲讀小學表現如何……按照時序寫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但這是我們熟悉的傳統寫法，寫歷史、傳記的編年概念，《春秋》、《左傳》、《資治通鑑》為這個概念、為我們的時空觀打了底。但是人生真的是這樣嗎？
我想，我們生命中發生的每一件事，無論大事小事，都有來龍去脈，都有前因後果。編年的寫法會忽略了跨越時間一系列事件的前後關聯性，也會忽略隱藏在事件後的深層脈絡。所以我試著以一事件、一位人物的出現、或一張照片為出發點，探索其來龍去脈，其時代場景，其在我生命中不同面向的意義。這樣能串聯我不同種類的活動，也為今天的我，探求源頭。因此我依據照片，選擇生命中的點，它們在我生命中拉出一條或長、或短的線。生命線便是由無數條長的、短的線條組成。但是這本自傳仍然具有編年的成分。大致按生命中有緣分人出場之先後來安排，所以依舊有用到編年順序。
你看過、感覺過一棵榕樹的群根嗎？除了伸延地面上的根，又有樹枝上垂掛下來的氣根，還有地底下蔓生糾結深扎的盤根。我們生命中一件多少具有意義的事就是那一條榕樹樹枝上垂掛下來的氣根，樹枝的汁液是它的來龍，落地生根的願望是他的去脈。榕樹垂下的無數鬚根，就是我們生命中拉出的那些無數條或長、或短的線。那棵槎枒挺立、根鬚茂盛的榕樹，就是生活中的你我，地底下蔓生糾結的榕樹盤根，就是你我生命中那些在視線以外、在潛意識層裡複雜交織的情感、欲望、夢想、妄想。
我稱這本書為自述罷。你會問，這本自述到底要呈現什麼？我的回答是，探索人的內在是如何形成的。像是榕樹的種子，沒有土壤的養分、雨水的滋潤、適當的溫度、太陽的光和熱，是不會成長為樹。所以我會側重描寫親人、師長、朋友的給予，會側重描寫周遭大環境、小環境、人生際遇、甚至歷史事件，對我的影響。我們的內在有很大成分是因各種影響交織而形成。希望這本自述能呈現成長的歷程。
其實我是個比較低調、隱祕的人，不大向朋友談私人的事情，也很少在作品中談私人的事情。我個人的經歷有時出現在小說中，但是經過小心的轉化、變形，我盡力隱藏自己的、親人的和朋友的私密。怎麼竟然寫起自述來呢？這都是因為游紫玲的鼓勵，或曰鼓動。游紫玲是我學術著作《文本深層：跨文化融合與性別探索》（台大出版中心，二○一八）的責任編輯。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我們漫步在台大思源街校區林子裡，她說：「鍾玲，妳可以寫自傳。」
我非常抗拒這種想法，說：「我自己的事情，不想公開，而且沒有什麼值得寫的。」紫玲說：「哪裡，值得寫。妳可以想一想，用不同的方式來寫。」
回到南部，考慮紫玲的話，忽然想到我童年時期，父親為家人拍了許多照片，因為攝影是他三十多歲時的嗜好。於是以照片為中心的自述遂成形。
近二十年來常常反思自我中心的毛病，自我中心會蒙蔽我們的清明理性，令我們自大盲目、令我們更加任性，罔顧他人的感受。寫自述不是挖個陷阱給自己跳？令我更加自戀？所以這本自述寫得步步為營，修改稿子的時候，會檢查有沒有自我膨脹，有沒有臉上貼金，有沒有設身處地寫別人。另外一個問自己的問題是，對讀者要坦白到什麼程度？什麼算是不能公開的隱私？我想定個原則罷，以不傷害親人、朋友、自己為原則。這就要考慮詳盡、思維細緻了。但是在不傷害人這尺度下寫出來的人生，少了隱私、少了祕事、少了壞心眼、少了鬥狠，不是太平淡了嗎？希望我的筆捕捉得到動人心弦的事、捕捉得到生活的踏踏實實，但願動人和踏實的事，不會平淡。
《我的青芽歲月》的五十篇描寫我生命裡五十個起點，以及它發展出來的緣分、事件、它結的果。這些緣分、這些果，可以發展十年，或二十年，甚至發展到今天。這五十個起點由一九四五年我在重慶出生，排到一九六七年二十三歲離開台灣到美國留學。五十篇分成五輯：「由懵懂的神州稚齡說起」、「由幸運的扶桑童年說起」、「由左營的海軍小學說起」、「由高雄女中女兒國說起」、「中部的東海和北部的台大」。
這本書由二○一九年四月開始，先寫一篇篇散文，發表於《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人間福報》等副刊，還有《文訊》雜誌、香港的《明報月刊》。二○二一年秋開始把單篇連起來，重寫內容，把它深化。我進入寫作狂狀態，早上一爬起來，沖一壺阿里山珠露茶接著寫，吃完早餐接著寫，一直寫到腦子不再靈光熠熠。吃完午飯睡兩個小時起來再寫兩三個小時。有時吃飯吃到一半，腦中蹦出捕捉到感覺的詞句，放下筷子就到電腦前，加這一句。能夠過這種忘我的創作時光，活得異常充實，覺得自己在發光。拍紀錄片《大俠胡金銓》的林靖傑導演跟我聊天時說，他很羨慕這種寫作狂狀態，所以我現在描寫一下這種幸福狀態。林導演拍片時就不能享受到創作狂狀態，因為拍片涉及要安排各種煩心的人和事，不像單純的寫作那麼容易集中心神。
這本書能寫成，要深深感謝父親鍾漢波和弟弟鍾堅。父親八十歲起出的三本自傳是《我的青芽歲月》的頂梁柱：即《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位海軍軍官的回憶》（麥田，一九九八）、《四海同心話黃埔：海軍軍官抗日劄記》（麥田，一九九九）、《海峽動盪的年代：一位海軍軍官服勤筆記》（麥田，二○○○）。父親自傳中寫的經歷和細節撐起我筆下的童年和少年。父親寫三本自傳都是受到弟弟的鼓勵和協助。此外，弟弟常給我提供拼圖的最後一塊零片，因為他對軍區、眷區歷史的熟悉，因為他對歷來海軍軍艦的研究，所以我筆下童年和少年的軍區生活才完整。這本書能出版，當然要謝謝任重道遠的九歌出版社。希望我這些對生活經歷的理解和感悟，讀者你會喜歡。

鍾玲　二○二二年五月十日於高雄

各界推薦　陳義芝、甘耀明、黃秀蓮、須文蔚、鍾堅

開場白 

第一輯 由懵懂的神州稚齡說起 
1. 童年相片和記憶 
2. 我在抗戰末期出生 
3. 母親十六歲掌廣州的家 
4. 父親一九三○年代是學霸 
5. 疼愛我的祖母 
6. 在上海黃浦江的拖船上 

第二輯 由幸運的扶桑童年說起 
7. 身為海軍的女兒 
8. 任外交官的父親洗刷國恥 
9. 為什麼那麼多童年相片？ 
10. 親切的動物 
11. 我在日本女童祭典上跳舞 
12. 恐懼藏在童年 
13. 舞蹈天成 
14. 做回小孩跟小孩玩 
15. 在東京幸運的娃娃城 
16. 因弟弟的來臨而蛻變 
17. 一生看三歲 
18. 專業花童 

第三輯 由左營的海軍小學說起 
19. 在台灣唯一的親戚舅舅范傑 
20. 親人血緣和生死剎那 
21. 檜木長廊屋 
22. 兩代交情八十七年 
23. 青天白日勳章英雄陳慶堃伯伯 
24. 一甲子無縫接軌的童年玩伴 
25. 肉蕾 
26. 海軍子弟小學的師長 
27. 美國海軍在左營 
28. 一江山和永定艦──父親參戰 

第四輯 由高雄女中女兒國說起 
29. 沒有開花結果的導演生涯 
30. 少女中的成人 
31. 母親的溫煦 
32. 老家滄海桑田 
33. 中學國文老師 
34. 初中的本省、外省同學 
35. 脫代的、孤立的南部文藝青年 
36. 古早的女子中學戀情 
37. 眷村姐姐 

第五輯 中部的東海和北部的台大 
38. 東海的地景 
39. 東海的人情味 
40. 東海學長葉珊 
41. 劇裡劇外情 
42. 弘明對我的衝擊 
43. 齊邦媛老師給我越來越大的驚喜 
44. 文壇女英豪聶華苓 
45. 大四旅美四十五天 
46. 台大的安靜歲月 
47. 師徒緣：余光中老師 
48. 玉緣：范我存和我 
49. 文月姐和臺靜農老師 
50. 池塘到波濤大海──一九六○年代 

引文書目 

1. 童年相片和記憶

有人天生記憶力超強，能清楚記得兩歲時的事；有人天生記憶力弱，連小學一年級最要好同學的名字都不記得。我屬於後者。我稚幼童年時期的回憶應該非常珍貴，應該充滿異國情調，兩歲半到五歲八個月，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一年一月，有三年多住在日本東京，因為家父鍾漢波（一九一七—二○○二）任職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的武官。我們一家三口住的是外交官宿舍，地上鋪了榻榻米，家裡有因父親職務而由公家配置的日本女傭，我上的是大使館和當地華僑辦的幼稚園。所以在東京小小的我通三語：跟父母說粵語，跟日本女傭說日語，在幼稚園說國語。
但是這些榻榻米宿舍、公家配置的日本女傭、華人幼稚園、通三語的回憶，不是真正的回憶，大多是用照片建構的往事。是泛黃的、霉斑點點的照片，加上在我成長歲月中父母作了補充，還有父親自傳著作裡的敘述，這些故事才補齊。湊巧父親在日本期間迷上了拍照，所以留下很多我童年的照片。過了多年，什麼是自己的記憶，什麼是根據照片的推測，什麼是大人補足的？有時混為一體很難分。父親就有超強的記憶力，他七十多歲開始寫回憶錄，連六、七歲讀私塾的細節都記得清清楚楚，他記得私塾位於廣州小南門、萬福橋長興街，為楊氏家塾，啟蒙禮時他向紙質卷軸的孔子像跪拜，向塾師行三鞠躬禮。（《四海同心話黃埔》，十一頁）可惜我沒有遺傳到父親的記憶力，但是應該遺傳到父親清晰的思想理路，還有不知由哪裡遺傳來的聯想力、想像力，謝謝天，所以才能從事文學創作。
照相簿有不少我坐在客廳地上玩耍時拍的照片，背後是一塊塊打橫長方形的、明亮的木框玻璃窗，我坐在硬中帶軟、燈心草編的榻榻米上。這生活空間對我產生莫大影響，影響在四十年後出現，左右了我的起居習慣和空間規畫，我在本書第十七章會詳述。
說到日本女傭，現在我還馬上呼叫得出她的名字，用拼音法她叫 Chiyoko。母親後來告訴我，我發音沒有錯，她名字的漢字是千代子，全名內藤千代子。可見雖然我記憶力不好，童年成天叫喚的名字不會忘記。模糊記得我跟她用日語交談。母親證實我在日本跟千代子學會流利的日語，但回到台灣，住在海軍眷村，沒有說日語的機會，就全忘了。根據父親寫的回憶錄，有關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的眷舍，「公家撥給免費每戶分配日籍女傭一人」。（《駐外武官的使命》，
一○五頁）
有一張在東京的公園裡，千代子抱著我坐在草地上的照片，她年輕而樸素，整齊的套裝，像位老師，不像女傭，父母帶我出遊公園也帶著她，我媽媽待人非常寬厚。依稀記得樸實的千代子很疼愛我，她的杏仁臉和粗直齊肩的黑髮浮現。大概因為她教我日語，三、四歲的小孩很快就學會，她一定很高興鍾長官主人家有一個小人兒能流利地用她的母語跟她聊天。她跟我之間沒有隔閡，不像父母跟她之間和諧的背後有千絲萬縷的糾葛：主人與僕人、戰勝國與戰敗國、被侵略者與侵略者的怨仇。
父親對千代子也特別信任和倚賴。一九五○年九月弟弟在東京的美軍醫院出生後，中華民國代表處加派一名日籍看護女傭，由日本政府付薪水，父親說：「這位看護格調太高，事事指揮原有日籍女傭內藤千代子，她們彼此並不和諧，我夫婦遂將女看護辭退，專用千代子一人，亦能一樣照料我們全家四口的日常生活，勝任愉快。」（《駐外武官的使命》，一○七頁）我想日籍看護大概認為自己屬專業人士，比普通女傭地位高很多，所以指使千代子。殊不知千代子已經任職兩年，不但熟悉工作、熟悉我們的生活習慣，而且跟我父母有默契、有感情。我們在東京的最後三個月。只千代子一個人做，還加了嬰兒弟弟，工作忙得不可開交，但家務細節一切由她決定、由她執行，一定做得開心。也可見我父母不在乎陣仗，以和睦為上。
還有一張照片拍華人幼稚園老師帶著小朋友到日本神社遠足，確定是神社，因為照片中遠處樹立鳥居。小朋友蜿蜒地排長隊，前面穿淺色衣服的就是我。至少我現在認得出來，那六位打扮齊楚的女士不是我的老師，我的老師高而瘦，容長臉，當然不是我記憶好，是因為我保有老師帶我們在草地上野餐的照片。這六位女士都是「跟隊媽媽」。為什麼不見我媽媽呢？因為她正在替大家拍照。透過媽媽拍的其他照片，我知道跟著老師我們爬上一座小石山，我們在林間草地上野餐，坐在帶來的墊子上，大吃鬆軟的麵包。你看，這次遠足的回憶完全是老舊照片建構的。
那麼這些七十多年前的照片如何保存了下來呢？父母親有貼照片簿的習慣，想像在我還未出生時，他們一結婚就貼照片簿，蒐集了他們青年時期出遊的、拍拖的照片、結婚照，那時，一九三○年代，沖洗的照片非常小張，只長五公分、寬四公分，當然全是黑白照。我出生以後在重慶、南京，幾次到照相館去拍全家福、母女照。這本照片簿由南京帶到日本東京，然後一本分兩本新照片簿，有些照片父親會沖印兩張，其中一張貼在我的那一本，我擁有自己專屬的照片簿。一九五一年我們一家由東京回台灣，這幾本照片簿也海運跟著運來，所以在兵荒馬亂的時代，這些照片沒有遺失。我同代遷台的外省小孩很少那麼幸運。
這一本由東京帶回來專屬於我的照片簿在二○二一年的今天，還放在南台灣我家客廳大茶几底下的小櫃裡，雖然黑色硬紙皮的封面、封底仍然存在，但是邊緣磨得脫皮露出米黃色夾層紙，封面跟冊頁也一半脫離，而裡面的照片情況更嚴重，褪色、發黃、發霉了。這本六歲前的照片簿，跟貼我小學和初中照片的淺灰色相簿，高中、大學照片的松綠色相簿，命運一樣，都風塵僕僕，一九七八年我帶它們去了香港，一九八九年又跟我搬回高雄，二○○三年隨我去香港，二○一二年這三本老舊相簿跟另外五本新相簿，終於一同遷回高雄現在我退休的住所，而且派上用場，成為這本書每一章的門面。三本老相簿的照片被時光嚴重侵蝕。為了寫這本書我學會用軟體來修照片，用掃描器增加畫素，我這麼大年紀還自學電腦技術，真有那麼一點得意。

2. 我在抗戰末期出生

這張三人全家福照片一九四五年六月攝於重慶，我一個多月大。還要兩個月，八月十五日，才抗戰勝利，那時抗日戰爭打到末期，物資匱乏，母親范永貞（一九一八—一九九五）營養不良瘦巴巴的，還要餵我奶，那個年代的嬰兒都吸母奶，沒有牛奶喝，現代科學證明，人奶對嬰兒來說最營養，所以當時生活雖然乏匱，我們這一代身體的底子反而結實。父親鍾漢波任重慶國民政府軍令部（等於現在的國防部）第二廳第二處的海軍參謀，那個單位負責派遣駐歐美大使館的武官及處理相關外交事務。身為海軍的父親怎麼會在處理外交人事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單位呢？我出生前後住在重慶南溫泉一座庭院深深的大別墅中，何以這般好運？
因為父母跨越社會階層、跨越時空的戀愛，才會有我的存在。他們相識是因為兩人都就讀廣州中山大學附屬中學，父親比母親高一屆，在那個年代自由戀愛很前衛，尤其母親出身富貴家庭，外祖父范方甫任廣州市稅捐處處長；我祖父鍾友德在廣州市市政府做小職員。自一九三八年，抗戰爆發第二年，之後長達四年，二十歲出頭的父母，分隔在西南大後方和南方廣東，靠的是書信來往和長相思。
一九三九年父親由遷至廣西的黃埔海軍學校畢業，被派到大後方四川萬縣的青島海軍學校任教育組副官。抗戰期間的海軍很尷尬，因為國軍三軍都在內陸，日軍控制了大陸沿岸和長江下游，我海軍沒有海上作戰的實力，年輕的海軍軍官都沒有軍艦可派任，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各海軍學校就不再招考新生了。一九四一年底日軍占領香港，在香港工作的母親避亂回到廣東山區的故鄉大埔，她是客家人。那個年代因為戰亂父母跟萬千國人一樣，茫茫然奔走四方。
到一九四二年父親由萬縣轉去重慶軍政部城塞局任職，生活稍穩定，就去信請母親來相聚，又因為自己可能調職，所以叫她先到貴陽，並請朋友替母親安排暫時在貴州省貴陽紅十字總會工作。母親在戰亂中隻身穿越廣東、廣西、貴州三省，跋涉千里到大後方投奔愛人，她愛得勇敢而堅定。那時父親又調到雲南昆明，任巫家壩的空軍軍官學校教官，教海軍艦艇圖像識別、天文航行等課程。母親在貴陽紅十字總會工作三個多月，一九四三年三月由貴陽來到昆明，兩人因為戰爭阻隔四年，終於團聚了，他們攜手同遊昆明勝景：英國花園、黑龍潭、金殿、昆明湖大觀樓。
母親在昆明如魚得水，因為許多她中山大學附中的女同學都在昆明，她就住進初中同學陳麗芳的女生宿舍房間，麗芳姨正在讀西南聯大化工系三年級。還有兩位要好同學莫惠蘭、許紹芬，已經由中山大學醫學院畢業，在昆明的昆華醫院當住院醫生，好同學吳素馨在中國銀行任職。母親忙著敘舊，還跟同學們一起籌備兩個多月後的婚禮。（《四海同心話黃埔》，一四八頁）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兩人在昆明市舉行婚禮， 父親二十六歲，母親二十五歲。因為雙方家長都被戰火阻隔在廣東，所以由父親一位黃埔海軍學校高三班的番禺同鄉學長，代表雙方家長主婚，就是遷台後曾任海軍總司令的馮啟聰伯伯。證婚人是黎尚武少將。婚禮和婚宴在冠生園舉行，筵席開六桌，抗戰時期民生窮困，一位基層軍官的婚宴能開六桌，場面算盛大。女方的客人有母親中山大學附中初中、高中同學十多人，父親的客人包括在昆明任職的黃埔海軍學校同學二十多位，還有空軍官校的同事和朋友。
新郎、新娘的心中別有滋味，因為這是他們父母和親人不在場的婚禮，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喜悅中摻雜絲絲遺憾和思念，以及戰火中對親人安危的牽掛。抗戰八年多少人跟雙親分隔兩地，婚嫁和生老病死大事都會有這種遺憾，一九四九年之後三十八年間，來台的外省人也有這種深層的遺憾。記得一九九二年我在高雄中山大學任教，父母身體都出了狀況，父親完全不能控制四肢和舌頭，原來是腦微血管慢性出血；同時母親的糖尿病惡化。《聯合報》副刊主編瘂弦因為稿件的事來電話，我向他訴說心中的擔憂，他說：「我倒是羨慕妳，我跟妳像兩代人，有不同的感受。」
他說，他的父母活生生隔絕在對岸，父母步入風燭殘年，不能陪伴；父母面臨死亡，不能一同抵擋；連他們什麼時候過世，病因為何，也是很久以後才知悉。我們承平時代的人應該感謝上天，不需要承受他這種懸空的思念、焦慮、煎熬。結果我父親的微血管出血雖然多，但是在高雄榮總動腦部開刀手術，排出積血以後，完全復原；母親血糖控制成功，不需要截肢了，我陪伴父母一同度過難關。
父母在昆明照相館拍了一張彌足珍貴的結婚照，是結婚當天拍的，是母親中山大學附中女同學安排的流程。父親說：「蒙黎尚武將軍讓予其專用轎車使用一日……前往西南聯大女生宿舍迎接新娘，共赴照相館拍婚紗照，及時抵冠生園舉行婚禮。」（《四海同心話黃埔》，一四九頁）婚照中母親的眉梢嘴角透露幸福，父親表情有一絲凝重，應該是一家之主在展望、規畫未來的各種可能性。
由父親的自傳《四海同心話黃埔》知道，一九四四年夏母親懷了我以後，當時身為海軍上尉的父親覺得為了下一代，不能再在空軍官校待下去，自己應該回海軍發展。一九四五年二月底，我出生前兩個月，他向空軍官校請假三週由雲南飛到重慶謀職，因為他在空軍任職，訂軍機的位子很方便，還可以帶妻子同行。父親最嚮往的出路有二：一是參加接艦委員會的考試，通過考試可以加入軍官團隊去美國接收戰艦；二是參加駐外武官訓練班。不巧錯過了赴美接艦軍官團的考期，武官訓練班又已於七個多月前停辦了。還好父親人緣好、朋友多，他去探訪軍令部第二廳第二處的朋友孫承祖上尉。孫上尉告訴父親，第二處好幾個科都缺人。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日，我出生前二十天，父親由第二處處長曾慶吉將軍面試，通過後派任軍令部的海軍參謀，他才有機會由昆明的空軍官校調到陪都重慶的中央單位，才有機會抗戰勝利後被派到東京任大使館武官。
好運也真的會從天而降。父親在重慶謀職期間，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旬，一天走在路上遇到黃埔海軍學校低一班的學弟溫煦棠，這純粹是天上掉下來的好運。溫學弟任二十六兵工廠駐渝辦事處主任，他的上司劉東來廠長在重慶南溫泉後山擁有一座私人別墅，溫叔叔帶著妻子、兒子就住在別墅裡幫上司看房子，別墅很大，房間很多，溫叔叔知道鍾嫂子臨盆在即，就邀請我父母免費同住別墅。父母和祖母及小叔鍾漢琪在我出生前一個月遷入別墅。南溫泉區在長江南岸，重慶郊區，山勢起伏，林木蔥鬱，許多要人、富豪擁有此區的別墅。日本軍機也沒來轟炸，因為房屋都給樹木掩遮住。另外一件幸運的事是，一九四五年三月父親帶著待產的母親遷入南溫泉的時候，日本空軍已經停止轟炸重慶了。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的重慶大轟炸，中國人死傷幾萬人，好可怕！最後一次日軍轟炸重慶附近的梁山、萬縣、開縣三個地區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那時懷著我的母親還在昆明。我出生的時候，國軍已經有美援的飛機四百架，以及善戰的中美聯軍飛虎隊，日本空軍不敢來犯，而且他們的空軍在太平洋戰爭已經打到捉襟見肘。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出生在重慶一家醫院，出生後就在南溫泉山上這座別墅中住了九個月，才一家人還都南京。我運氣實在太好了，一出生就住在有長工打理內外的大別墅中，出生前二十天，好像老天巧安排，讓父親到陪都重慶進入大好前程的工作單位。其實父母為了下一代，為了孩子的未來，會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真是天下父母心！到如今我沒有探訪過我的出生地重慶，距離最近一次，是二○○五年去成都的四川大學開比較文學學術會議。大概因為對重慶沒有記憶，所以沒有探望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