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論台語文學

寫了廿五年才結集──《典論台語文學》自序

林央敏

對文學的欣賞與吸收，也許是受了國文課的影響，年少時就喜歡古典文學，大半時間都在閱讀中國古典作品，也忘了從哪兒得到的訊息，當時我以為梁‧昭明太子蕭統編纂的《文選》就是一部集合中國古文學最精華的所在，因此十八歲就從書店自購了一本厚厚精裝的《昭明文選》回來自修，即使它是古本照相的印刷也耐心閱讀，一邊啃讀一邊點字，為密密麻麻的字團加記標點。
書中有三篇評論文學的文章讓我印象深刻，也對其中部分文句所傳達的論見格外讚同並引為圭臬：
其一是中國古代的第一篇文論，曹丕的〈典論‧論文〉，曹氏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把文學的功能由賞心悅目的娛樂提昇到治理國家與促進生命不朽的至高價值，這樣文學便具有獨立的生命，寫作也成為一種嚴謹、重要的事務，不再只是揚雄所鄙「童子雕蟲篆刻」的小技。曹丕又說：「君子審己以度人」，這一點也深深影響了我，叫我在往後的創作與評論的進程間會不時審己度人，以了解自己和別人的優缺點，來增強自己的寫作能力，並消除早年曾浮沉在潛意識裡的那種老早以前就被曹丕點明的「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的陋習劣根，進而虛懷以待，細心讚賞和觀摩別人的佳作。
其二是陸機〈文賦〉，當時曾經欣賞他以華美的詞藻寫文論，也感佩他那句對大作家與大作品的見解與形容：「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這是指大作家該具有的豐富想像力及歷史感，也是指大作品會具備豐富的內涵。
其三是蕭統寫的〈文選序〉，那時我著迷於詩又特愛寫詩，他那句「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深得我心，而那句論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話：「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更是叫我至今猶然秉信的一句最言簡意賅的文學詩論，也是我在談創作、論作品時，常會引用的一句話。
這三篇的題目，我最鍾情於曹丕那本散佚的書名「典論」，因為他隱然含有「典範之論」、「經典評論」之意，早年我曾經敦勉自己，將來如果能夠寫評論，希望自己也有能力寫出值得閱讀又令人讚賞的「典論」，後來讀知〈典論論文〉縱然不是永遠的典範之論，至少也體現出幾項「做為文學評論」的時代價值和重要性，因為它肯定了文學的價值、提昇了文學的地位、發前人所未發，也示範了文學評論的方法。因此1980 年代中期，當我在倡議台灣民族文學時，就認為台語文學最具台灣民族文學的面腔，那時已深刻認知台語文學的價值，而開始提倡台語文學，並大力參與台語文學運動，爾後也開始寫作關於台語文學的專論，以求擴大台語的功能與提昇台語和台語文學的地位。
當拙著《台語文學運動史論》的初版與增修版（前衛，1996 與1997）出版後，我的文學評論幾乎都以台語文學為標的，有運動論、發展論、作品論、作家論等等，那時期我就打算未來，當這類評論文章發表到相當數量，可以集結成冊時，將效倣曹丕以《典論台語文學》為書名來出版。第一次啟動結集之念是在拙著《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出版（印刻，2012）後，但那時我粗估一下某些自覺值得選入的文章字數尚不足以成書，何況還有一些已經想好的題目如〈想像的聲音──台語詩的音樂性之三〉、〈戲劇與畫圖──台語詩的兩種情境表現法〉、〈理的表達與美的呈現──論台語散文〉、〈看台語小說的敘述與演出〉、〈沉思母語文學的三線路〉、〈花──台語文學的一個戀愛原型〉……等等評論題材尚待研究和書寫，而且我還打算再針對幾位優秀小說家的台語小說和部分來不及在《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中論述到的某些新問世的佳作加以點評解析，因而把出版此書的計畫再向後推遲，於是又因故拖了10 年，延到今年春節過後才積極檢視已經完成且發表的論述。
結果一經篩選、分類並仔細計算字數後發現：不得了！竟有23 萬字之多，因此必須瘦身，首先將曾經附屬在拙著《台語文學運動史論》裡的論戰文章，以及曾經被他人收錄到選集或著作裡的文章，像是幾篇針對詩人、詩作的專論都只好暫時放棄。其餘概分四輯後覺得一本18 萬字放在冷門的書市還是顯得太厚顏，最後再剔除性質上比較偏屬文學運動的文章，只留下為文學發展及部分作品的重要評論共16篇大約13 萬字，便依文章內容分為三輯：輯一、「文學小史」是關於台語文學發展的簡要介紹；輯二、「彈琴論詩」是專門解析台語詩的某些內容和創作機理；輯三、「史詩小說」是品論台語的敘事文學，包括散文體小說及詩歌體小說一些內涵，後者即為一般所稱的史詩、敘事詩。
以上就是《典論台語文學》這本論文集及其書名的由來與內容，論真說來，這本書是寫了二十五年才結集。本書各篇論述的對象雖然絕大多數是台語文學作品，但在了解作品及創作技巧方面，其實也適用於其他語言的文學藝術。
本文末了，筆者還想交代兩件心意：其一，那些曾發表，卻未收入的成品，以及曾命題，卻未寫成的「空品」，希望來年仍有餘力將它們完成，且有機會將之併合結集。其二，感謝在美國的小說家崔根源先生數年前建議讓「火金姑台語文學基金」也可以贊助出版台語文學的評論集，這是本基金成立以來，首次用在筆者本人的著作上，筆者格外有感受和
感激！
──2022.05.30 寫於新竹尖石山中聆雨廬。

簡述台語文學的發展

依稀記得荷馬史詩中有一句描寫「天光」（天亮）的慣用語叫「黎明伸出玫瑰色的手指」，其中「手指」是複數。
我覺得用這句話來形容發生於台灣的文學也若合符節，因為廣義的台灣文學就像伸出無數支光芒的黎明，由許多不同的語言所創作出來的文學支流滙集而成。在純屬口耳相傳的史前時代（17 世紀之前），台灣島上的文學就開始以多元腔音分別發聲了，按可稽考的古籍文獻所載，在漢人東來之前，島上已有土著分佈在平原及內山各處，這些土著民族，總地說來都屬馬來．印度尼西亞（Malay-Indonesian）種族，其中住在平地到山麓間的原住民統稱平埔族，住在深山峻嶺的原住民在日治時代通稱高砂族。
這些原住民族據說只是從大洋洲移居台灣的先住民族，而非原始土著，因為至少還有一種曾分佈在廣大山區，屬玻利尼西安種的小黑人才是台灣的原始土著，其遺跡記載於荷蘭及清代文獻中，有些高砂族原住民的傳說中也流傳其事蹟，只是都已滅絕。目前的這些原住民族雖同屬南島語系，但自古就各有互不相通的語言，我們知道文學靠語言或文字
產生，並且只要有人類群聚的地方便會產生文學，實際上這些原住民族也留下或多或少的神話傳說、祭詩戰歌及其他歌謠之類的作品。
至於荷蘭統治台灣以及漢人開始大量移民台灣後的歷史時代（1624 年之後），從初期的口傳文學與文字文學並行，到後來以文字文學為主迄今，台灣文學都是由多種語言的創作所構成，其間又增加荷蘭語、漢語文言、漢語中的台語白話及客語白話、日本語、北京語（華語）等文學。因此若要完整介紹各支台灣文學的手指，即使都只做概要記述，恐怕非得幾萬字是做不到的，何況研究者懂得的語言有限，沒人能做到完整的耙梳，所以本文只能選擇其中重要的一支即台語文學來寫，而且對浩翰四百年台語文學的發展也僅能重點概述，讓讀者有個基本認識。
本文既題稱「台語」，就表示所述內容並未含蓋所有台灣的文學，而是以台語這種語言書寫或表述而成的文學作品為對象。又依一般常識及國、內外人士的習慣用法可知，「台語」是「台灣語」的簡稱，而不是「台灣的語言」或「台灣人的母語」的統稱，因為「台灣語」一詞自日治時代伊始，在官方和民間就已成為一個語言的專有名詞，雖然1945年後的新官方（國民黨政府）給予新的名稱「閩南語」，但民間人士及官員在口語間仍普遍使用「台語」或「台灣話」名稱。此外，本文不題用「閩南語」，也不用「漳州話」、「泉州話」或「廈門話」，在於限定台語文學的範疇，即不包括台灣海峽對岸的漳泉廈潮等福建人以閩南語書寫的文學作品，不過這些閩南語文學雖不屬台語文學，卻是台語文學的「近親源頭」，以及其他可用台語文言唸讀的漢語古典作品也具有「遠親源流」的性質，兩者都是台語文學的肥底養分，是吾人學習、欣賞和寫作時所不能全然忽略的。
「台語」或「台灣話」這種語言自然是因「台灣」地名而成語言名稱，而何以這種語言會被稱為「台語」，主要原因是講這種語言的族群，在近代約四百年間一直是構成台灣住民的最大族群，人口佔全體台灣住民的70%（1945年以後）到80%（清末～日治末期）之間，台語的分佈也佔最廣大區域，日治時代、甚至1970年之前，會講台語的人口比例更高於台語族群的人口比例，可說是普遍通行於台灣民間的「台灣普通話」，因此很自然地被視為代表台灣的語言而被約定俗成的賦予「台語」之名。
據說台灣島之所以稱為「台灣」和這個說台語的族群有直接關係。過去有人出於臆想和附會，把某些中國古籍所記的地理名稱如「島夷」（《尚書》）、「岱員」（列子〈湯問篇〉）、「瀛洲」（《史記》）、「彫題」（《山海經》）、「東鯷」（《後漢書》）、「夷洲」（《吳志》及沈瑩《臨海水土志》）、「流求」（《隋書》）、「毗舍耶」和「談馬顏」（南宋趙汝适著《諸蕃志》）等出現在周朝到宋朝間的書籍裡的地名或國名都當做是指台灣，而宣稱台灣與中國很早就有某種牽連。中國古書之提到台灣而可信的，應當是13世紀（宋末）有閩南人移居澎湖後，才知道台灣這個島嶼，甚至要到15世紀末或16世紀初閩南人開始移民台灣後，「台灣」或其諧音的地名才產生。
唸做「Tai-oan」的這個地名之記錄於文獻始自明末的萬曆31 年(1603)，陳第在其〈東番記〉中寫做「大員」，稍後崇禎年間（1628-1644），周嬰在其《遠遊篇》的「東番記」裡寫做「臺員」，其他在同一期間的名稱還有「大灣」、「大圓」、「大冤」、「大宛」等都是閩南語音的假借字，「臺灣」寫法到清代才出現，不過也可能在明末就有人這麼寫，像成書於清代的《蓉州文稿》（季麟光著）就說：「萬曆年間，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始稱臺灣」，《明史》也寫到：「至萬曆末，紅毛蕃舟泊此，因事耕鑿，設闤闠稱臺灣」。從以上諸多文獻可徵，大明一代是將整個台灣島叫做「東番」或「東蕃」，以別於其他東夷，「東番」可能當地名，也可能僅泛指島上的番族或番族之地。而Tai-oan（大員、臺員），明顯只指島上的一個地方，即今之台南安平。漢人移民台灣最早的兩個地方是笨港及安平，而以安平聚集最多，早在荷蘭據台前，安平即被喚做Tai-oan，所以荷蘭人才將安平稱為Taioan，譯做「台員」或「台窩灣」。「Taioan」一詞，應非漢語，而是來自西拉雅語，歷來研究者中，有人認為是住在安平一帶的一個西拉雅部族的名稱或社名，有人認為是當地原住民對外來移民的稱呼，因為西拉雅語稱外來者為Taian 或Taioan，音似南方馬卡道族的Pairan 和排灣族的Airan、Pairan，都有壞人、侵入者的意思。這些來自閩南的移民不其解語意，以為這個地方叫Tai-oan，唸做tai-uan。此後隨著荷蘭當局的需要，大量引進閩南奴工，以及鄭成功入台，漳泉移民越來越多，並逐漸擴散到全台，接著滿清入台，正式採用「臺灣」字樣，最後成為全島的名稱。這也說明最遲到日本入台後，台灣住民開始產生台灣人意識，初期，民間所謂「台灣人」隱含僅指閩南裔台灣人的意味，於是他們的語言也就很自然地被稱為「台灣語」，簡稱「台語」。現在我們知道，台灣人並不單指族語為台語的閩裔台灣人，但已專有名詞化的「台語」之僅指一種語言，情況一如「英語」、「美語」、「法語」、「日本語」、「華語」、「客語」、「粵語」……之僅指一種語言，實是人文邏輯中
專有名詞狹義化的自然現象。
陳第1602年來過台灣，1603年寫作〈東番記〉，可知在此之前已有福建人移居台灣了，據此我們可以推斷台語文學的歷史至今最少已有四百年之久，最初有人將原居地閩南的口傳文學和文字文學都憑記憶和口傳方式帶入台灣，這些口語作品一來可充填旅居或定居台灣的漳泉移民從事某些休閒娛樂時的文藝性內容如戲曲歌謠，和教育子女忠孝節義、待人處世、生活知識……的教材如格言俚諺、弟子規；一來也將成為此地民間素人作家的創作素材，早期的台語作品中有不少以中國的人事物為題材的作品，便屬這個現象。接著台灣土產的口傳文學誕生了，有神話傳說、鄉野奇談、稗官野史、各類歌謠……。而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有人陸續把一些閩南語的文本從福建引進台灣，同時激勵台灣本地的素人作家寫作文字作品，題材有中國的，也有本土的。以上種種屬於台語民間通俗文學的發展階段，歷經荷蘭、東寧（明鄭）、滿清，以迄日治中期大約350年，此間台語作品越來越多，尤其日治中期，寫作和出版台語七字仔歌本的風氣鬧熱滾滾，大約累積了六百種（本）。
民間通俗文學無論口傳的、文字的都屬白話文學，與其相對且並存的是讀書人的文字文學，這類作品當中有一大部分是所謂的傳統文學，即古代文人以漢語文言文寫的，這些文言作品現在被稱為「台灣舊文學」或「台灣古典文學」，泰半出自來台擔任公職、或考查或旅遊的中國文人之手，台灣籍的本土文人及其作品要到十八世紀中期以後才有，這些台灣籍和籍屬福建閩南的文人，他們寫作文言作品時很可能以台語或相當於台語的漳州話、泉州話在思考，尤其土生土長的本地作者應該都是，因為他們多數只會講漳泉話（少數的母語是客家話），如此一來這類以台語直接思考、直接下筆的文言作品，當然也屬台語文學的一部分，然而文言畢竟不同於白話，一篇文言文無論它是以某一種漢語原始思考寫的，都可以用任何一種漢語閱讀，比如蘇軾的〈赤壁賦〉或陳夢林的〈望玉山記〉，都可以用台語、客語、粵語、吳語、湘語、北京話等任何一種漢語直接且順利唸讀。但用某一種漢語直接思考寫的白話文，就只能用該種漢語閱讀，比如同樣寫父母親情，朱自清的〈背影〉和琦君的〈毛衣〉都要用北京話讀才通順，而胡民祥的〈多桑〉和林央敏的〈阿母〉就要用台灣話讀才通順。何況我們很難確定哪些台灣古典文學作品是否用台語寫的？若通通將它們當做台語文言文作品顯然過度膨風，本文除了以閩南裔為參考準據外，還會斟酌作品的台語成分，凡是可視為台語作品的便不忽視。
在日治中期以前的文字作品中，有一類作品的作者大概也應算是讀書人，這些讀書人要不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的牧師，至少也是該教會的信徒，他們的漢文底子未必輸給和他們同期的通俗文學的作者，但他們很少用漢字寫作台語，而是基於向民眾宣道傳教的目的，使用比漢字簡易的羅馬字母拼寫台語白話，這些拉丁字樣的台語作品主要刊登在長老教會自1885 年創辦的《Tai-Oan-Hu-Sian Kau-Hue-Po》（台灣府城教會報）上，裡頭偶而也會出現一些略具文學性的作品，這些作品雖限於一隅，但也是台語文學的一部分，並且該拼音書寫理念及方式對後來的台語文書寫也有影響，自不能忽視。
1920年恰好是日本統治台灣的中途，這一年對台灣文學特具意義，因為它是台灣新、舊文學的分水嶺。當時的台灣人知識精英就在這一年發起新文化運動，呼籲台灣文人應以白話文寫作，很快地白話書寫的風氣遍及全台，主流文壇的作家大多放棄文言文，於是文言文的舊文學從此沒落，這段文學發展，史稱「台灣新文學運動」。然而此時文壇作家所使用的白話文，其實是模仿中國北京話的白話文，與台灣人的語言和生活並不恰合，因此也零星出現寫作台灣語白話文的看法，這項台語寫作的主張到了1930年被黃石輝正式提出，引起祖國派的半山文人反對，而出現為時四年的白話文論戰，這段論戰期，史稱「台灣話文運動」，於文學上，它是台灣文壇首次的台語文學運動。而對台語文學來說，這個年代不只是台語文言文與台語白話文的分水嶺，也是從民間通俗文學走向作家文學的起點。
台灣話文運動雖然如火如荼，但1937 年發生太平洋戰爭，日本當局發佈台灣進入戰時體制，禁止所有政治的、文化的抗爭活動與宣傳，台灣作家的台語寫作因此中斷，以致日治時代的作家沒能留下很多台語作品，反而民間素人作家所創作的通俗文學，數量上遠多於文壇作家的作家文學。
1945年後，新來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在台施行軍事統治，實施比日本時代更嚴苛的國語政策，同時強力限制台灣人母語的使用，使台語文學的種子完全沉寂，直到1970年代才又重新發芽，並於1980年代隨著台灣人意識的復興，台語寫作的主張又形成一股力量，多位台灣籍的華語作家如林宗源、向陽、宋澤萊、黃勁連、黃樹根、林央敏等人都在此時跨足台語文學創作，使戰後這一波的台語文學運動在1987年正式成形，而於1989年到1991年間也發生台灣作家應以什麼語言寫作台灣文學的論戰，論戰之後台語文學開始蓬勃發展，雖然運動的態勢在2000年之後不再熱烈，可是台語寫作已然生根，並持續到現在。
綜合語言、文字與文學來說，戰後這波台語文運動所及的範圍及影嚮遠超過日治時代的台灣話文運動，單就文學來看，實際從事台語寫作人口多出數倍，各類型的作品完整到位，不但作品量超越日治時代甚多，品質也大大提升，比之同時代的主流文壇，部分台語白話作品的藝術成就已然不輸華語白話作品，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又單純就台語文學來說，作家文學已成台語文學的主流，寫作傳統的通俗文學的人已越來越少，而且這類素人作品，百年同調，大多仍屬通俗文學的層次。
以上就是台語文學四百年史的發展輪廓，由前述可知，二戰後的發展是台語文學的黃金時期。
在20 世紀的最後一百年間，台灣人自稱「蕃薯仔子」，這是因為台灣島形如蕃薯，於是屢遭外來統治的島民，當他們開始有命運共同體的感知而產生台灣人意識後，便自稱「蕃薯仔子」以別於高高在上的外來統治族群。「蕃薯」既有生根於此母土的本土意象，也象徵台灣島及台灣人的身世和命運，當然也反映著台灣的本土語言、文化及文學的滄桑歹命。所以台語文學的歷史也帶有蕃薯的性質，是一部處於一而再、再而三被宰割、被遺棄、被禁制的宿命中，努力爭生存、求發展的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