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博弈：一戰、巴黎和會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懂一百年前的凡爾賽體系，才能讀懂當今世界格局，預判全球發展趨勢。（簡體書）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全世界都在渴望建立一個穩定的秩序，希望永久和平。但巴黎和會及《凡爾賽和約》並沒有結束舊世界各大國、小國之間的緊張對立局勢，反而是將這些緊張局勢延長到戰後時期，並在此基礎上造成了新的衝突，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根。

德國歷史學家埃卡特·孔茲帶我們回到一戰結束、凡爾賽體系建立的那個時期。從客觀、中立的角度，通過一個個歷史細節，生動還原了凡爾賽體系建立背後的複雜博弈，探討了國際秩序的未來發展方向，揭示了所有對世界抱有和平的期望都不過是巨大的幻想，因為不管是戰勝的協約國，還是戰敗的德國及其他戰敗國，都無意建立真正的和平。

一戰後建立的凡爾賽體系，上承維也納體系，下啟雅爾塔體系，它不僅能幫助我們理解舊秩序中大國博弈背後的底層邏輯，也能讓我們看清當今復雜的世界局勢，把握歷史的發展機遇。

埃卡特·孔茲（Eckart Conze）

德國馬爾堡大學教授，著名現當代歷史學專家。著有《尋求安全之路：1949德意志共和國至今歷史》《德意誌第三帝國外交部變遷史》等。

蒙敏莉

德國語言文學專業碩士，獲德語二級筆譯證書，中國翻譯協會會員。曾在德國貝塔斯曼集團任專職高級翻譯和譯審。

中東百年沖突的根源是什麼？

美國為什麼能夠主導全球秩序？

大英帝國衰落的原因是什麼？

歐洲的版圖為什麼是今天這個樣子？

龐大的奧斯曼帝國為什麼瓦解？

納粹為什麼大規模屠殺猶太人？

……這一切的答案都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巴黎和會。

★德國馬爾堡大學教授，現當代歷史學家埃卡特·孔茲誠意之作

一本書讀懂凡爾賽體系背後的真相，弄清帝國間博弈的內在邏輯。從更高的維度理解當今世界格局，預判全球發展趨勢。

★精選12張珍貴歷史圖片，圖文結合還原激盪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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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919年的凡爾賽——和平問題

Part 1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尾聲

幻想之戰：戰爭目的及和平倡議（1916—1917）

全面戰爭後的和平003

“勝利的和平”與“全面的勝利”008

進軍直至奪取勝利018

戰爭，只有戰爭022

“興登堡和平”與“謝德曼和平”028

“為了民主的安全”？伍德羅·威爾遜和十四點原則

世界大國總統035

沒有勝利的和平043

潛艇戰和參戰049

新外交054

十四點原則057

德國的獨裁者：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

民族自決作為武器070

俄國革命075

一個東德帝國083

西線的抉擇096

“黑暗的日子”：1918年，德軍崩潰和停戰

無力再戰100

停戰努力和自上而下的革命103

與威爾遜的互換照會109

黑暗的日子118

蘭辛照會120

貢比涅123

戰爭結束了嗎？ 128

Part 2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出路

停火期的理想世界：會議之前對和平的期望

威爾遜萬歲！ 141

對威爾遜式和平的期待147

競選及民眾的聲音165

巴黎——世界的首都：全球政治角逐的舞台——和平談判會議

權力體系和會議組織174

預備會而不是和平談判集體大會183

1919年1月18日，會議召開187

大國主導——北部大國為首194

全球政治中心巴黎203

一個和平的世界？國際聯盟與帝國統治的連續性214

世界和平聯盟214

帝國作為國際聯盟223

和平還是安全？ 230

國際聯盟的綜合平衡240

“維護帝國利益的世界安全體系”——國際聯盟託管地 245

自決與文明使命251

中東沖突的根源258

Part 3締結和平

對德和約？巴黎談判與《凡爾賽和約》

締結和平的挑戰與各種和平主張269

俄國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幽靈295

賠償和戰爭罪責問題305

阜姆危機與山東問題——用雙重標準衡量317

國家榮譽問題：在凡爾賽宮簽約？ 337

1919年6月28日的凡爾賽370

不要迦太基式的和平375

寬恕和遺忘？和平條約的刑法規定

罪惡與贖罪382

萊比錫審判384

絞死德皇！ 393

伊斯坦布爾審判405

舊帝國與新國家：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解體

暴力與自決411

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417

東南歐的贏家和輸家430

多民族國家及其少數民族443

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病人450

協約國政治與土耳其民族運動454

洛桑會議462

Part 4從《凡爾賽和約》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反《凡爾賽和約》469

修正政策而不是暴力政策481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政治影響485

綏靖491

第二次《貢比涅停戰協定》496

結語：100 年後

“結束一切和平的和平”——中東沖突的根源

德國殖民地及其轉化為國際聯盟託管地的問題，到《凡爾賽和約》簽署時，都得到了解決。然而近東和中東的重組花費了很長時間才完成。它造成的衝突比處理德國殖民地時的衝突要大得多，其後果一直持續到今天。

在當代歷史學家戴維·弗洛姆金（David Fromkin）的眼裡，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為了結束所有戰爭而引發的一場戰爭。近東和中東地區當時的事態發展，導致巴黎和會達成的和平是“結束一切和平的和平”。為什麼會這樣？戰爭年代，那些達成的協議和承諾相互矛盾，大多數是為了參戰和提高勝利機會而簽訂的，並不是為了建立穩定的戰後秩序。

這在巴黎可見一斑。在那裡，麥加的埃米爾·侯賽因的兒子埃米爾·費薩爾，在1916年底阿拉伯反抗土耳其統治的起義初期就已經接受了“阿拉伯國王”的封號，並於1918年12月在大馬士革宣布成立獨立的阿拉伯政府，作為獨立泛阿拉伯國家漢志王國的官方代表。費薩爾把希望主要寄託在美國總統身上。 1919年元旦，在寫給美國代表團的備忘錄中，費薩爾首先不是從歷史或文化角度，而是從技術飛速發展的角度，論證了建立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的願望的合理性。 “今天，鐵路、電報線路和航空使統一成為可能。”在過去的條件下，一種共識不可能廣泛傳播。後來研究民族主義的文獻將這種理由稱為“民族作為傳播工具”，費薩爾強調的那些方面，正是現代民族主義興起的主要原因。

費薩爾試圖逐條批判大國的統治，試圖說服列強：阿拉伯地區曾經是偉大文明的中心；它的所有居民都說相同的語言，並且屬於同一種族——閃米特人；該地區的社會和經濟是一體的，構成了統一的未來新生國家；在戰爭中，阿拉伯人與協約國盟友並肩作戰，有兩萬人喪生，數千平民被屠殺；而且，協約國自己在美國總統的十四點原則裡曾承諾人民有自決權。

費薩爾還談到文化認同方面，阿拉伯人在文化上沒有對抗和防禦，而是力求相互理解，但同時反對西方文明論斷。費薩爾向最高理事會表示：“請你們不要將整個文明強加於我們，而是要幫助我們，讓你們的經驗為我們服務。”當然，各國自身仍需發展。阿拉伯人希望在未來“成為東西方之間的紐帶，以將西方文明傳遞給亞洲。”儘管費薩爾寄予瞭如此高的期望，但英國和法國兩個大國對中東垂涎已久，他們想利用1916年簽署的《塞克斯-皮科協定》，對中東實施託管地的管理，瓜分中東，建立各自的控制區。在最高理事會上，阿拉伯代表團的一名成員反對此協定，要求法國和英國宣布該協定無效。但他沒有成功。

1919年3月，法國根據《賽克斯—皮科協定》，公開主張對敘利亞的控制權。該協定裡涉及的地區，在奧斯曼帝國時代包括伊拉克、敘利亞、約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幾乎全部領土，即大敘利亞，首都為大馬士革。巴黎和倫敦政府對美國總統威爾遜所倡導的調停不感興趣，因此他們沒有參加威爾遜所提議的聯盟間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任務是調查該地區居民的利益和願望。 1919年夏天，只有兩個美國使節亨利·金（Henry C. King）和查爾斯·克蘭（Charles R. Crane）前往敘利亞。他們寫的報告伍德羅·威爾遜可能從未讀過。該報告直到兩年後才發布。報告裡建議將阿拉伯的各地區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並建議由國際聯盟來託管敘利亞，而不要將其轉交給法國。

可事實恰恰相反。 1920年4月，最高理事會在意大利里維埃拉的聖雷莫舉行會議，準備製定與奧斯曼帝國的和平條約。同年8月，該條約在塞夫爾簽署。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代表分別是政府首腦勞合·喬治、米勒蘭（Millerand）和尼蒂（Nitti），日本由一位大使代表，而美國祇派一名觀察員作為代表，因為，在此期間美國參議院第二次拒絕批准《凡爾賽和約》。磋商的結果毫不意外：承諾法國獲得對敘利亞和黎巴嫩託的管權，英國獲得對美索不達米亞，即後來的伊拉克以及伊拉克北部庫爾德人居住區的託管權，這裡有豐富的油田，法國也可以開採其中的四分之一。

巴勒斯坦首先按照《塞克斯-皮科協定》的規定進行了國際化，由國際聯盟管理。不久之後，國際聯盟將此國際任務移交給了英國。甚至在聖雷莫會議之前，有關協約國瓜分計劃的傳言就引發了該地區的暴力動亂，會議之後更加劇了動亂。法國軍隊立即進軍敘利亞，並用武裝力量粉碎了阿拉伯王國。根據“分而治之”的口號，敘利亞被劃片分割，以便更好地控制該地區。敘利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才獲得了獨立，其領土基本保持了今天的模樣。黎巴嫩也是如此。 1920年，英國控制該地區後，伊拉克發生了大規模動亂，建立獨立的大阿拉伯國家的最後希望破滅了。為了平復局勢並重新控制該地區，倫敦政府將新建立的伊拉克王國的國王寶座授予了被法國人趕出了大馬士革的埃米爾·費薩爾。英國的託管權以及統治權得到了保留，並在1922年的條約中再次得到確認。特別是在外交方面，伊拉克沒有任何主權。直到十年後的1932年，伊拉克加入國際聯盟，英國的託管才結束。

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無疑是戰爭年代，尤其是奧斯曼帝國解體的產物。那些年的事態發展催生了反土耳其和阿拉伯民族主義力量，特別是在英國的支持下，這些力量在戰爭結束時在政治上得以體現。與阿拉伯歷史神話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並不存在一個阿拉伯國家。在政治上發展起來的民族團結情感，雖然只是在這幾年才出現，但能夠與歷史以來傳統的區域認同和文化緊密地聯繫。這與新生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力量並不衝突，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它仍然是其留存至今的遺產的一部分。阿拉伯國家是在西歐大國（尤其是英國和法國）的支持下組建的，肩負著政治統一的使命，結果卻成為這些大國追求其帝國利益的棋子。所以，許多人此前的看法都錯了，都對此感到十分失望。

巴勒斯坦問題的繼續發酵，進一步證實了這種觀點。今天，人們普遍認為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是巴勒斯坦衝突的起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些衝突發展成為阿以沖突，在全球政治捲起大風浪，至今仍未消停。這種觀點，既正確也錯誤。正確的是，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民建立“民族家園”的承諾，導致了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緊張關係。錯誤的是，這並不一定會升級為暴力和仇恨衝突。

在1919年1月，巴黎和平會議的前幾天，埃米爾·費薩爾和參加和平談判的猶太復國主義代表團團長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簽署了一項協議，其中規定根據《貝爾福宣言》在巴勒斯坦建立獨立國家。該協議規定了對阿拉伯人民、文化和宗教的保護條款，承諾穆斯林人可以自由進入耶路撒冷伊斯蘭教聖地。當然，該協議必須與建立一個獨立的阿拉伯國家關聯在一起。最後，建立獨立的阿拉伯國家這一目標沒能達到，《費薩爾-魏茲曼協定》也就無效了。

巴勒斯坦的未來問題變得十分尖銳。雖然在大馬士革宣布成立的阿拉伯王國也應包括不與猶太移民相抵觸的巴勒斯坦，但英國，特別是在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參與下，力推實施英國對巴勒斯坦的託管權。這些局勢的發展，雖未導致在猶太人主持下的民族獨立，但達到了《貝爾福宣言》期望的結果。哈伊姆·魏茲曼已於1919年2月底向最高理事會表明，不排除會建立猶太人國家。當時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還不想在巴勒斯坦建立獨立的猶太政府，而只希望建立在國際聯盟託管下的管理機構，能讓每年七萬至八萬猶太人遷移到巴勒斯坦。但是後來，“如果猶太人在那兒佔絕大多數，那足以建立一個與該國的發展水平及其理念相符的政府”。

聖雷莫會議後，阿拉伯人反抗歐洲大國及因歐洲大國的中東政策所引發的動亂，影響了巴勒斯坦。例如，1920年復活節期間，發生了阿拉伯人的抗議活動，其目的是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遷入。英國試圖鎮壓動亂，這影響了原定於1921年在中東實施的計劃，即將巴勒斯坦分為東部和西部兩部分託管區。在約旦河以東部分，今天的約旦，在英國的託管之下，埃米爾·阿卜杜拉（Emir Abdallah）登基任國王。他的兄弟埃米爾·費薩爾（Emir Faisal）幾乎同時在伊拉克登基。國際聯盟也將巴勒斯坦西部與地中海沿岸的地區交給了英國託管，並規定在那裡執行《貝爾福宣言》，支持猶太人民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園。這項託管任務的目的並非組建國家，而是全面承認巴勒斯坦非猶太人群的公民和宗教權利。

在一百年前的事態發展中，中東沖突的巨大復雜性體現在爭奪國家主權中。這雖然使得今天尋找解決方案變得十分困難，但問題的解決也不是不可能。將這些衝突簡單歸結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衝突，顯然十分不准確。當回顧1919年左右的決策時，很明顯，在決策中，政治、經濟、宗教勢力、帝國利益和民族希望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形成了錯綜複雜的問題。在內部發展和外部影響之下，這些問題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不斷發生，反復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尤其是一百年以來，加劇了各種暴力和動亂，導致了戰爭、內戰、恐怖主義等，受害人民不計其數。

巴黎和會既沒有標誌著帝國時代的結束，也沒有標誌著民族運動時代的結束。 1919年之後，民族主義原則和帝國主義原則的影響力仍然存在。有時兩者在大規模衝突中碰撞，有時又合併在一起，例如，當民族國家努力通過帝國主義擴張來增強其國家實力時，這一點就很明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帝國，尤其是英國和法國才達到其擴張頂峰。巴黎和會在其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在主要來自英國的壓力下，歐洲帝國通過託管體制，創建了一種具有多種功能的政治工具。

國際聯盟為託管體制提供了官方認可。託管體制的全球使命與大國的權力利益不衝突。它不僅創造了穩定的世界秩序，而且有助於歐洲帝國的擴張，因為託管只是委託管理，很快就不再引起任何人的興趣。決定性因素是對領土的實際控制，權力無疑被掌握在託管國手裡，儘管託管國需每年向日內瓦提交託管報告，但其統治不受任何限制。 1919年以後，託管地與“真正的”殖民地沒有任何區別。無論是“A 類託管”還是“C類託管”，都只是按各列強的國家權力利益來劃分而已。這種託管體系，被解釋為大國的文明使命和白人的責任，可以十分協調地融合到舊的帝國主義政治裡。如在倫敦或巴黎看到的那樣，這種責任不是由託管地區的人民背負，而是由西方大國背負。西方大國的責任因託管地的增加而增加。

託管體制以一種既巧妙又有創造性的方式，在確保不破壞美國主張的無吞併的和平目標的同時，又可以擴大領土。同樣，實施民族自決權也是合法的，與《國際聯盟盟約》中關於託管的約定並不矛盾。反而可以這麼說，託管體制通向民族自決之路。

巴黎和會拯救了歐洲帝國，國際聯盟為此賦予了新的合法性，正如揚·斯穆茨（Jan Smuts）在其1918年的文章中所預見、描述的那樣：然而，託管體制的實施過程（一些無視民族訴求的情況除外）滋生了破壞穩定和帝國解體的病菌，帝國主義擴張的根本合法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受關注，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