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增訂本)（簡體書）

本書是作者的一部專題研究文集，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翻譯的文化學反思”，首次在中文的語境下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譯學轉向，並結合翻譯學自身的邊緣特徵對其作出了全新的描述和界定；中編“文化闡釋與經典重構”，在從文化學視角重新界定翻譯的基礎上將其視為一種文化闡釋，並認為通過文化的“闡釋”或“翻譯”有可能實現對文學經典的質疑乃至重構。下編“文化研究與文化理論的闡釋”，對進入新世紀以來文化研究在西方的蕞新走向和未來前途作了理論描述，並勾勒了“後理論時代”西方理論的蕞新發展和最有潛力的幾種理論思潮的現狀及走向。
書中不少篇幅曾以英文的形式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或者是作者在歐美一些國家的大學演講的內容，在國際學術界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本增訂版在修訂原有內容的基礎上，新增了論述新文科視域下的翻譯研究、理論闡釋的循環與悖論等問題的四篇作者較新的研究成果。

王寧，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委員，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文科資深教授；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1989年獲北京大學英文和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92年破格晉升為教授。1997年至2000年任北京語言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兼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點學科帶頭人兼創始導師。2000年調入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為該校英語語言文學二級學科和外國語言文學學科帶頭人。2000年獲國務院特殊津貼，2010年當選為拉丁美洲科學院院士，2011年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2013年當選為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學術兼職包括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前任會長，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等。著述甚豐，對現代性理論、後現代主義、全球化與文化問題、世界文學、翻譯學等領域的研究較為精深，出版3部英文專著和20多部中文專著，發表450余篇中文論文，並在30多種國際權威刊物或文集發表英文論文130余篇，收錄SSCI或A&HCI數據庫論文110余篇，部分論文與著作被譯成多種文字，在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界有著廣泛的影響。

適讀人群 ：高校文化、文學與翻譯學者

王寧首次在中文的語境下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譯學轉向，並結合翻譯學自身的邊緣特徵對其作出了全新的描述和界定。他以冷靜的態度審視文化翻譯的得失，將翻譯定位為一種能動的文化建構，並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與建構。本書以中西比較文學為主線，從對翻譯的文化學反思開始，其重要價值表現在：一方面，它結合中文語境以批判、吸收和創新為研究思路，把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拓展為跨東西方文化的翻譯學轉向，並與國際文化翻譯理論界進行直接的對話和討論；另一方面，本書還結合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詳細介入具體的個案研究，為譯學研究者提供了獨具慧眼的研究範例。王寧整合中西文化的辨證思維和學術創新，有利於促進更深入的文化翻譯研究，並推進從西方文化語境中抽象出來的翻譯理論的重構。

王寧教授的力作《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基於中西文化的整合，以中西比較文學為主線，撥亂反正，明確指出翻譯學研究的出路是對話的文化翻譯，即翻譯是一種能動的文化建構。王寧的這一新著填補了中文語境下文化翻譯這一領域的一個空白。

後 記

本書主要是根據我寫於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一些論文修改完成的一部專題研究文集，曾於200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此次出版的修訂本又增加了幾篇論文，其中包括近年寫的論文，並作了一些修改，編輯成專著體例。本書共分為三部分，或三編。第一編“翻譯的文化學反思”首次在中文的語境下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譯學轉向，並結合翻譯學自身的邊緣特徵對其作出了全新的描述和界定。第二編“文化闡釋與經典重構”在從文化學視角重新界定翻譯的基礎上將其視為一種文化闡釋，並力圖通過文化的“闡釋”或“翻譯”而實現對文學經典的質疑乃至重構。在個案研究中，作者首次對浪漫主義的“全球性”意義作了闡述，並在國際學術界率先提出“易卜生化”的概念，將其視作後現代時代的美學原則。第三編“文化研究與文化理論的闡釋”對進入新世紀以來文化研究在西方的最新走向和未來前途作了理論描述，並勾勒了“後理論時代”西方理論的最新發展和最有潛力的幾種理論思潮——流散理論、媒介研究、語像批評和性別研究等——的現狀及走向。書中不少文章曾以英文的形式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或者是作者在歐洲的一些國家和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一些大學演講的內容，曾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一定的影響。
我覺得有必要對本書的撰寫過程再作一些交代。
本書為原先的一篇篇單篇論文修訂後的專題研究合集，那些論文大部分發表於國內學術刊物，有八篇曾在英文國際刊物上發表，其中五篇由選修我在清華大學開設的比較文學導論課的博士生劉立華和董娜兩位同學幫助譯成中文，我再作校訂，兩篇由我本人重新用中文撰寫。首先，我謹向曾對我的研究提供資助的清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表示感謝。其次，我謹向率先將我的這些論文發表於國內外刊物的雜志編輯們致意。這些雜志包括：《文藝研究》、《清華大學學報》、《中國翻譯》、《社會科學戰線》、《天津社會科學》、《中國比較文學》、《南開大學學報》、《思想戰線》、《甘肅社會科學》、《外國文學研究》、《當代外國文學》、《譯林》、《探索與爭鳴》、《俄羅斯文藝》和《山花》。他們的青睞，使我有機會及時聽取國內學術同行們的意見，對於我後來修正我的一些不成熟的觀點頗有助益。由於我的一些文章最初用英文撰寫發表於國外刊物，或收入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在此也向這些刊物或文集的編輯們致謝：加拿大卡爾加裡大學編輯出版的ARIEL (《國際英語文學評論》)、挪威奧斯陸大學編輯出版的Ibsen Studies（《易卜生研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哲學與文學》）和勞特裡奇出版社編輯出版的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視角：翻譯學研究》)等雜志，以及美國艾奧瓦大學出版社(Unversity of Iowa Press)和新加坡馬歇爾·卡文蒂希出版社(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他們的約稿和編輯加工使我能夠步入國際學術界和西方學術同行們進行直接的對話和交流，對於提高我的學術研究的層次無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本書初版曾得到北京語言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北京市重點學科項目”的資助，在此謹向時任北京語言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高旭東教授和張華教授表示感謝。此外，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國際學術交流項目也使我在2005年有一學期的時間擺脫國內的教學行政雜務專心致志地修改書稿，在此我也向邀請我訪問講學的該校東亞系表示感謝。
最後，我還想借此機會向中華書局和譯林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表示感謝，感謝他們在當今學術著作出版艱難的情況下毅然絕定出版我的這部專題研究文集，同時也向為本書的編輯出版工作花費心血的編輯人員表示衷心的感謝。沒有他們的努力工作和認真校閱，本書也不會以這種形式順利出版。當然，文中如有不當之處乃至謬誤，則由我本人負責，同時也期待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

王 寧
2020年10月於上海

目 錄

1 第一編 翻譯的文化學反思
翻譯的文化建構和文化研究的翻譯學轉向……3
重新界定翻譯：新文科視域下的翻譯研究……15
翻譯與跨文化闡釋……23
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譯研究……41
翻譯學：走向科學的學科……51
中西比較文化語境下的翻譯研究……61
理論的翻譯：中國批評話語的重構……72
流散寫作與中華文化的全球性特徵……86

97 第二編 文化闡釋與經典重構
文學的文化闡釋與經典的形成……99
再論文學作品意義的形成及演變……112
全球化語境下華語疆界的模糊與身份的重構……123
現代性、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經典重構……133
作為文化“非殖民化”的翻譯……147
惠特曼與現代性：中國現代文學語境中的惠特曼……156
浪漫主義、《鏡與燈》及其“烏托邦”的理論建構……166
作為藝術家的易卜生：易卜生與中國重新思考……178

191 第三編 文化研究與文化理論的闡釋
全球化、文化研究和當代批評理論的走向……193
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分析……205
文化研究語境下的性別研究和怪異研究……218
理論闡釋的循環與悖論……230
圖像理論與語像批評的轉折……239
文化研究語境中的巴赫金與理論的旅行……248
德裡達與解構批評：重新思考……258

附錄一
關於歐洲作家與中國文化等若干理論問題的對話…………佛克馬 王寧……278
附錄二
關於文學翻譯及翻譯研究的對話……………………………王寧 生安鋒……287
後記……297

走向一種文化研究的“翻譯學轉向”

有鑒於文化研究的此種境況，西方一些學者便認為，如果1990年代初翻譯研究領域出現了“文化轉向”，那麼在現階段，是否應該呼吁文化研究領域出現一個“翻譯轉向”？既然任何跨越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研究都離不開翻譯的中介，或者說它本身就是一種超越了語言字面之局限的文化的翻譯，那麼呼喚文化研究中的翻譯轉向就應是理所當然的。由於文化研究的日益學科化趨向，翻譯的學科意識也應該強化，因此我把“翻譯轉向”改為“翻譯學轉向”，其意在於從學理上來討論這個問題。毫無疑問，翻譯實際上已經成了一種文化傳播和文化闡釋。特別是文學作品的翻譯更是複雜精致，因而即使是在全球化的時代，機器翻譯也無法傳達其深邃的審美意蘊和優美的文學形式。要想達到理想的文學翻譯，必須在譯者和原作者之間獲得一種平衡。也即（1）當譯者的水平高於原作者時，譯者就有可能隨心所欲地對原作進行“美化”或修改；（2）而當譯者的水平低於原作者時，譯者往往會碰到一些他無法解決的困難，留下的譯作就會是漏洞百出的“偽譯文”。最為理想的翻譯應當是：（3）譯者與原作者的水平相當或大致相當，如果暫時達不到原作者的水平，譯者也應該通過仔細研讀原作或通過其他途徑對原作者有足夠的了解或深入的研究。只有這樣，他生產出的譯文才能達到原文的水平；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讀到優秀的文學翻譯作品。可以說，在目前的中文語境下，翻譯作品達到第一層次者微乎其微，達到第三層次者也不在多數，大量的譯作僅僅停留在第二層次。那麼英文語境下的中國文學作品或學術著述的翻譯又是如何呢？毫無疑問，我們都認識到，在當前的全球化語境下，我們的文學翻譯和文化翻譯應該轉變其固有的功能，也即過去我們大量地把外國文學翻譯成中文，現在既然很多人已經可以直接閱讀外文（主要是英文）原著了，我們翻譯的重點就應該從外翻中轉變成中翻外，也就是說，要把中國文化的精品，中國文學的精品翻譯成世界上的主要語言——英文，使它在世界上有更廣大的讀者。我想這也是全球化時代文化翻譯的另一個方向。而目前中國的文化學術界的狀況又是如何呢？人們也許經常會問，為什麼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國文學史上曾出現過許多佳作，但至今卻為世人知之甚少？我想翻譯的缺席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文化的翻譯。因此從事跨東西方傳統的文化研究尤其需要翻譯的加盟。
在文化學術研究領域，我始終主張，我們一方面要大力引進和介紹國際學術界已經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則要不遺余力地將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國際學術界，以發出中國人文學者的強勁聲音。這也就是我為什麼一如既往地呼吁中國的翻譯研究者走出國門，在用中文著述的同時也提高英文著述的能力，通過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來打破國際學界實際上存在的中國人文學科“弱勢”的狀況。可是，在當前中國的文學理論批評界，卻一度出現了這樣的擔心：一些人認為，我們中國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失語了，中國的學術患了“失語症”，也就是說，在我們中國的學者中，能夠在國際論壇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者寥寥無幾，在國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我們中國人的聲音幾乎是難以聽到的，或者即使有時能聽到，其聲音也是非常微弱的。那麼這種狀況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當然有很多人認為這是我們所使用的語言造成的，但是我認為這不完全是一個語言的問題。首先是我們是不是已經提出了目前國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前沿話題；第二，是不是能夠把它準確流暢地表達出來，還是說只是在部分層次上跟國際學術界進行對話。如果我們和國際同行在不同的層次上進行對話，那麼這種對話便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當然最後才涉及到語言的問題。如果我們將中國的文化研究與翻譯研究的國際化水平作一比較，那毫無疑問後者高於前者，其主要原因在於翻譯研究者的文化意識遠遠強於文化研究者的翻譯意識。如果從文學的角度來看，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即使是用漢語寫的，西方的漢學家也會用英語把它翻譯出來，用英語把它轉述，用英語把它表達出來，或者他也可以來主動找你進行對話。所以說，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文化的失語現象在相當一種程度上也是存在的，造成的後果是中國文化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學理論批評遺產，竟然不為世人知道，當然除了少數漢學家以外。我們知道，漢學在國際學術界是非常邊緣的，歐洲的很多大學都沒有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美國也只有一些主要的大學的東亞系，還有更多的一些學院，才有中國語言的課程，而教授中國文學和文化課程的大學則很少。對許多外國人來說，為什麼要學中國的語言，並不是要了解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而只是為了和中國做生意，所以他們在學了一點漢語之後，立即就轉到其他的經貿和商業領域去了，真正留在文學領域裡的人是極少數。所以我們如果沒有積極主動的姿態去和國際學術前沿對話，只是被動地等待西方的漢學家來發現我們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優秀作品的話，顯然就會處於一種滯後狀態。其結果自然就會造成失語的狀況。
因此，在（包括翻譯研究在內的）文化研究方面，與國際接軌，並不意味著與西方接軌，而是意味著與西方進行對話，當然通過這種對話，來逐步達到理論和學術的雙向交流，而在這種交流的過程中，我們中國的學者才能逐步對西方的學者產生某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全球化的時代，幾乎人人都在學習英語，試圖用這種具有世界性特徵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聲音，那麼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將有何作為呢？我們都知道，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我們的科學家已經非常自覺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語在國際權威刊物上發表出來。而在我們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卻有相當一大批的學者還不能夠和國際學者進行直接交流，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於翻譯的中介。我們知道，有些東西是不可譯的，尤其從字面來看更是如此，比如說中國古典詩詞和一些寫得含蓄且技巧要求很高的作品就是如此，因為在翻譯的過程中這些東西會失掉，所以我們要想使得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迅速地進入國際前沿，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得不借助於英語的中介。我認為，在與國際學術界進行交流的時候，即使我們有時用的全球普遍使用的語言——英語，但是話題的內容和觀點卻是中國的，也就是本土的，那麼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文化會被西方文化殖民。相反，它會更為有效地使我們將中國文化學術的一些觀點逐步介紹到全世界，從而一方面使得中國的人文學者在國際論壇上發出的聲音越來越強勁，另一方面也可以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這方面，中國的文化研究和翻譯研究所做出的努力應當得到實事求是的肯定。
當年蘇珊·巴斯奈特在和已故安德烈·勒弗菲爾合著的專題研究文集《文化建構：文學翻譯研究論集》第八章“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中曾頗有見地地指出：

總之，文化研究已經走出了英語的起始階段，朝向日益加強的國際化方向發展，並且發現了一種比較的層面，對於我們所稱的“跨文化分析”十分有必要。翻譯研究也擺脫了一種文化的人類學概念……逐步走向一種多元的文化之概念。就方法論而言，文化研究放棄了那種與傳統的文學研究相對立的說教式的階段，越來越緊密地關注文本生產中的霸權關係問題。同樣，翻譯研究也走出了沒完沒了的關於“對等”問題的辯論，轉而討論跨越語言界限的文本生產所涉及的諸種因素。這兩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都一直經歷著的種種過程始終是驚人地相似，因而可以導向相同的方向，也即二者將最終認識到一個更為國際化的語境，同時也需要平衡本土的與全球的話語。

由此看來，得出“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之結論就是水到渠成的了。但是，畢竟巴斯奈特連同她的合作者勒弗菲爾都是西方文化語境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們同情和理解東方文化，並且對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東方文化也予以過不同程度的關注，但他們畢竟與之十分隔膜，所掌握的一點東方文化知識也是通過間接途徑獲得的，遠遠不能滿足他們從事跨文化傳統的翻譯研究的需要，更不能實現其推進文化研究的“翻譯學轉向”之宏大目標。因此這個歷史的重任無疑將落在我們中國學者的肩上，對此我充滿著信心並將為之而作出自己的努力。
走向一種文化研究的“翻譯學轉向”

有鑒於文化研究的此種境況，西方一些學者便認為，如果1990年代初翻譯研究領域出現了“文化轉向”，那麼在現階段，是否應該呼吁文化研究領域出現一個“翻譯轉向”？既然任何跨越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研究都離不開翻譯的中介，或者說它本身就是一種超越了語言字面之局限的文化的翻譯，那麼呼喚文化研究中的翻譯轉向就應是理所當然的。由於文化研究的日益學科化趨向，翻譯的學科意識也應該強化，因此我把“翻譯轉向”改為“翻譯學轉向”，其意在於從學理上來討論這個問題。毫無疑問，翻譯實際上已經成了一種文化傳播和文化闡釋。特別是文學作品的翻譯更是複雜精致，因而即使是在全球化的時代，機器翻譯也無法傳達其深邃的審美意蘊和優美的文學形式。要想達到理想的文學翻譯，必須在譯者和原作者之間獲得一種平衡。也即（1）當譯者的水平高於原作者時，譯者就有可能隨心所欲地對原作進行“美化”或修改；（2）而當譯者的水平低於原作者時，譯者往往會碰到一些他無法解決的困難，留下的譯作就會是漏洞百出的“偽譯文”。最為理想的翻譯應當是：（3）譯者與原作者的水平相當或大致相當，如果暫時達不到原作者的水平，譯者也應該通過仔細研讀原作或通過其他途徑對原作者有足夠的了解或深入的研究。只有這樣，他生產出的譯文才能達到原文的水平；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讀到優秀的文學翻譯作品。可以說，在目前的中文語境下，翻譯作品達到第一層次者微乎其微，達到第三層次者也不在多數，大量的譯作僅僅停留在第二層次。那麼英文語境下的中國文學作品或學術著述的翻譯又是如何呢？毫無疑問，我們都認識到，在當前的全球化語境下，我們的文學翻譯和文化翻譯應該轉變其固有的功能，也即過去我們大量地把外國文學翻譯成中文，現在既然很多人已經可以直接閱讀外文（主要是英文）原著了，我們翻譯的重點就應該從外翻中轉變成中翻外，也就是說，要把中國文化的精品，中國文學的精品翻譯成世界上的主要語言——英文，使它在世界上有更廣大的讀者。我想這也是全球化時代文化翻譯的另一個方向。而目前中國的文化學術界的狀況又是如何呢？人們也許經常會問，為什麼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國文學史上曾出現過許多佳作，但至今卻為世人知之甚少？我想翻譯的缺席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文化的翻譯。因此從事跨東西方傳統的文化研究尤其需要翻譯的加盟。
在文化學術研究領域，我始終主張，我們一方面要大力引進和介紹國際學術界已經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則要不遺余力地將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國際學術界，以發出中國人文學者的強勁聲音。這也就是我為什麼一如既往地呼吁中國的翻譯研究者走出國門，在用中文著述的同時也提高英文著述的能力，通過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來打破國際學界實際上存在的中國人文學科“弱勢”的狀況。可是，在當前中國的文學理論批評界，卻一度出現了這樣的擔心：一些人認為，我們中國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失語了，中國的學術患了“失語症”，也就是說，在我們中國的學者中，能夠在國際論壇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者寥寥無幾，在國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我們中國人的聲音幾乎是難以聽到的，或者即使有時能聽到，其聲音也是非常微弱的。那麼這種狀況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當然有很多人認為這是我們所使用的語言造成的，但是我認為這不完全是一個語言的問題。首先是我們是不是已經提出了目前國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前沿話題；第二，是不是能夠把它準確流暢地表達出來，還是說只是在部分層次上跟國際學術界進行對話。如果我們和國際同行在不同的層次上進行對話，那麼這種對話便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當然最後才涉及到語言的問題。如果我們將中國的文化研究與翻譯研究的國際化水平作一比較，那毫無疑問後者高於前者，其主要原因在於翻譯研究者的文化意識遠遠強於文化研究者的翻譯意識。如果從文學的角度來看，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即使是用漢語寫的，西方的漢學家也會用英語把它翻譯出來，用英語把它轉述，用英語把它表達出來，或者他也可以來主動找你進行對話。所以說，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文化的失語現象在相當一種程度上也是存在的，造成的後果是中國文化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學理論批評遺產，竟然不為世人知道，當然除了少數漢學家以外。我們知道，漢學在國際學術界是非常邊緣的，歐洲的很多大學都沒有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美國也只有一些主要的大學的東亞系，還有更多的一些學院，才有中國語言的課程，而教授中國文學和文化課程的大學則很少。對許多外國人來說，為什麼要學中國的語言，並不是要了解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而只是為了和中國做生意，所以他們在學了一點漢語之後，立即就轉到其他的經貿和商業領域去了，真正留在文學領域裡的人是極少數。所以我們如果沒有積極主動的姿態去和國際學術前沿對話，只是被動地等待西方的漢學家來發現我們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優秀作品的話，顯然就會處於一種滯後狀態。其結果自然就會造成失語的狀況。
因此，在（包括翻譯研究在內的）文化研究方面，與國際接軌，並不意味著與西方接軌，而是意味著與西方進行對話，當然通過這種對話，來逐步達到理論和學術的雙向交流，而在這種交流的過程中，我們中國的學者才能逐步對西方的學者產生某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全球化的時代，幾乎人人都在學習英語，試圖用這種具有世界性特徵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聲音，那麼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將有何作為呢？我們都知道，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我們的科學家已經非常自覺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語在國際權威刊物上發表出來。而在我們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卻有相當一大批的學者還不能夠和國際學者進行直接交流，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於翻譯的中介。我們知道，有些東西是不可譯的，尤其從字面來看更是如此，比如說中國古典詩詞和一些寫得含蓄且技巧要求很高的作品就是如此，因為在翻譯的過程中這些東西會失掉，所以我們要想使得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迅速地進入國際前沿，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得不借助於英語的中介。我認為，在與國際學術界進行交流的時候，即使我們有時用的全球普遍使用的語言——英語，但是話題的內容和觀點卻是中國的，也就是本土的，那麼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文化會被西方文化殖民。相反，它會更為有效地使我們將中國文化學術的一些觀點逐步介紹到全世界，從而一方面使得中國的人文學者在國際論壇上發出的聲音越來越強勁，另一方面也可以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這方面，中國的文化研究和翻譯研究所做出的努力應當得到實事求是的肯定。
當年蘇珊·巴斯奈特在和已故安德烈·勒弗菲爾合著的專題研究文集《文化建構：文學翻譯研究論集》第八章“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中曾頗有見地地指出：

總之，文化研究已經走出了英語的起始階段，朝向日益加強的國際化方向發展，並且發現了一種比較的層面，對於我們所稱的“跨文化分析”十分有必要。翻譯研究也擺脫了一種文化的人類學概念……逐步走向一種多元的文化之概念。就方法論而言，文化研究放棄了那種與傳統的文學研究相對立的說教式的階段，越來越緊密地關注文本生產中的霸權關係問題。同樣，翻譯研究也走出了沒完沒了的關於“對等”問題的辯論，轉而討論跨越語言界限的文本生產所涉及的諸種因素。這兩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都一直經歷著的種種過程始終是驚人地相似，因而可以導向相同的方向，也即二者將最終認識到一個更為國際化的語境，同時也需要平衡本土的與全球的話語。

由此看來，得出“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之結論就是水到渠成的了。但是，畢竟巴斯奈特連同她的合作者勒弗菲爾都是西方文化語境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們同情和理解東方文化，並且對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東方文化也予以過不同程度的關注，但他們畢竟與之十分隔膜，所掌握的一點東方文化知識也是通過間接途徑獲得的，遠遠不能滿足他們從事跨文化傳統的翻譯研究的需要，更不能實現其推進文化研究的“翻譯學轉向”之宏大目標。因此這個歷史的重任無疑將落在我們中國學者的肩上，對此我充滿著信心並將為之而作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