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霸權的衰退和墮落：冷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檢討

美國神話變成謊話，美國民主變成笑話。
美國的資本主義其實是戰爭的資本主義、
掠奪式的資本主義和贏者通吃的資本主義？

美國一向自認自己的偉大，自認是「山頂之城」、「希望之地」和「天佑之國」，
「美國第一」不僅是現在或未來，而且是永遠。
冷戰之後，美國成為世界上的唯一霸權，至此便不允許其他國家挑戰美國的地位。
但是，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會永遠維持下去嗎？

美國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國家，也是最霸道的國家。在許多跟美國外交有關的書中，都常強調美國的天賦使命和與眾不同，美國認為自己是「例外」的，並有著強烈的優越感和使命感。
美國認為自己有使命去宣揚基督教和教化落後的國家和人民；美國認為自己自身成功的例子可作為其他國家的榜樣；美國只相信資本主義，排斥非資本主義的國家；美國以「利他主義」來包裝美國的自私自利，以「自由、民主和人權」、「解救被壓迫的人民」為口號，在海外打仗，但其實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因此，這種表面正義實際自私的想法，使美國的外交政策進退失據，方法跟手段極度不當，失去了美國人民的信心和支持。
本書討論分析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偏重在美國戰略上的失敗，使美國享有的「單極時刻」在不到20年的時間便被消耗殆盡，不僅如此，還走上衰退，「大美和平」也只能曇花一現。

●介紹冷戰後美國的戰略選擇以及重大外交政策，像是北約東擴、攻打伊拉克、阿富汗戰爭、推動以巴和解、北韓的核武問題、與中國的「化友為敵」等等，分析美國由勝而衰的原因。

●探討為什麼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失敗？著重介紹美國充滿野心的外交精英集團──「美國戰狼」，和老布希、小布希、川普時代的美國，他們如何面對其他國家的崛起及反抗，尤其是中國這個大威脅？美國夢的消逝、衰落中的西方、瓦解中的西方秩序，相對的就是中國的崛起，新的權力平衡出現，東西方的文明衝突不斷，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嗎？

●然而，美國外交戰略上有什麼新的選擇？如何重建？分析美國大戰略的新基礎及如何執行，並評價美國的五位總統及外交政策上認知的錯誤，和美國國內的危機。

本書深度剖析美國冷戰後的種種失敗的外交政策，詳解美國霸權的衰退和墮落，並整理許多學者跟專家的論述，且看美國如何重建新的外交戰略！

◎引述名家之言
肯楠(George Kennan)
在國際社會中維持權力平衡比宣揚美國的價值重要。美國敵人在安全上對美國造成的危害，遠低於來自美國政治菁英們的幻想。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美國自認其力量和德行無人能及，如此只能削弱美國的影響力。美國必須了解必要性和選擇的重要，美國對其核心利益仍無明確定義。冷戰後，美國首要工作是妥善處理俄國問題。美國應認真對待這一失敗的帝國，如能化敵為友，將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應與中國在戰略上保持言而不宣的合作。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美國不可將武力過度伸張，並應重視世界貧富不均的問題。美國要爭取俄國留在西方陣營，俄國不能失去烏克蘭。美國應重建大西方，爭取俄國和土耳其的合作；在亞洲進行大和解，要與中國合作，並以日本和印度牽制中國。美國最大的夢魘將是中國和俄國、伊朗的合作。
漢廷頓(Samuel Huntington)
冷戰後，世界進入多極和多元文化並存的時代，西方文明將與非西方文明衝突，美國應接受非西方文明，並尊重多元文明。
西方文明的沒落，除了經濟和人口問題外，主要的是道德敗壞、文化墮落和政治分歧。
從1960年代迄今，美國人民對政府的信心一直在下降中，美國今日的情況是菁英與國家疏離，人民對政府失望。
佛格森(Niall Ferguson)
美國未能記取歷史教訓，帝國不能只靠武力，還需要正當性。美國入侵伊拉克是公然說謊，美國認為可以很快在伊拉克建立民主，也是神話。對於一場耗時又費錢的戰爭，美國居然沒有任何警覺。
美國的衰退不在恐怖主義和流氓國家，而在國內的財政危機。美國這一自我否認的帝國，不會支持太久！中美兩國關係密切，合則兩利，分則兩害。中國的文化是難以匹敵的力量。
卡布蘭(Robert Kaplan)
中國的崛起沒有任何不合法和不合理之處，美國沒有必要予以敵視。一個堅實、持續有進展的美中關係不僅合理，也是21世紀全球體系最好的狀況，有助於全球治理的成型。
東亞的現狀不能視為理所當然，分裂的國家經常會以出乎意料之外的方式統一。
艾里森(Graham Allison)
美國應重新界定自己的重大利益，除了防止戰爭之外，其他都是次要的。美國應與中國建立長期的和平關係，美中兩國應維護共同的核心利益。美國應把重心放在國內，避免治理的失敗。

關中

1940年生於天津市。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美國佛萊契爾外交與法律學院文學碩士、外交法律碩士、國際關係博士，印第安那玻里斯大學榮譽法學博士。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副教授、台灣大學兼任副教授、淡江大學講座教授、中國政治學會祕書長、亞洲與世界社董事長、民主基金會董事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召集人、美國研究學會理事長、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考試院院長。
主要著作包括《國際社會與國際關係》、《變動世界秩序中的國際關係》、《美國外交與中美關係》、《美國對華政策的檢討》、《認識美國霸權主義》、《意識型態和美國外交政策》、《中國命運．關鍵十年》、《川普和川普主義：分裂的美國》等五十餘冊。

序言
當年我在美國唸書時（1966-1968，1971-1973），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國的「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在所看到和美國外交有關的書中，莫不強調美國的天賦使命和與眾不同，美國人的優越感和使命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經過探討，發現美國「例外主義」有三個主要背景：
一是美國是一個高度宗教性的國家，美國自認是「山頂之城」（a city upon a hill）、「希望之地」（the land by promise）和「天佑之國」（the providential nation），美國人民是上帝的「選民」（chosen people）。由於這種強烈的宗教信仰，美國給自己製造了許多的「神話」，包括美國有使命去宣揚基督教福音和教化落後的國家和人民。
二是美國自認本身成功的例子可作為世界其他國家的楷模。美國得天獨厚，有最好的地理位置和最豐富的資源，南北無強國，東西有兩大洋的屏障，國土本身從未受到安全的威脅，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均以後來居上之勢，收割勝利的成果。從此美國便認為自己偉大，「美國第一」不僅是現在或未來，而且是永遠。在冷戰結束成為唯一霸權之後，更不能允許其他國家挑戰美國的地位。
三是美國只相信資本主義，排斥社會主義。美國認為資本主義創造了美國的富裕、繁榮和機會均等。由於沒有歐洲的貴族和封建制度，美國先天就是一個平等主義的社會結構，一個成就取向的價值體系。左派思想在美國被視為異端，冷戰時代更強化了這一觀念。迄今美國對非資本主義體制的國家，仍然是敵視的，如中國、俄國等。
但矛盾的是如果美國自認是「例外的」，對世界其他國家去推銷 美國的價值便沒有必要。因為其他國家和美國不同，也沒有美國那麼幸運。但美國偏偏要以推銷美國價值當它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其結果便是造成美國外交政策上的虛偽、不道德和雙重標準。
進一步探討為何美國需要如此做的原因，發現是因為美國外交菁英必須以「利他主義」（altruism）來包裝美國的自私和自利。他們不斷告訴美國人民，美國在海外打仗都是不得已的，不是為了權力和財富，更不是為了取得土地和資源，而是為了民主、自由和人權，為了解救被壓迫的人民。
為了維護美國這種正義感和使命感，美國的外交菁英對外界對 美國的批評是聽不進去的。他們認為，即使方法或手段不當，也會被美國高尚的理想和理念所抵銷。久而久之，美國成為一個傲慢、自大，甚至不講道理的國家。
基本上，美國人民並不關心外交問題，他們認為美國是為了美國人民而存在，不是為其他國家而存在，這是為什麼川普會有將近一半美國選民支持的原因。今日美國的情況是政治（尤其是外交）菁英與人民疏離，人民也普遍對政府失望。從1960年代迄今，美國人民對政府的信心一直在下降中。
在過去50年間，雖然在工作上未能如願長期投入教職，但我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興趣始終未減，也陸續看了不少相關的書。但我看的書愈多，對美國的反感愈深。為了維護美國的霸權，美國可以無惡不作，甚至謊言說盡。的確，美國是空前的強大，強大到不容忽視，但一個如此強大的國家，不去關心世界上人類共同的問題，不去照顧窮困和貧苦的國家和人民，只追求自己利益的極大化，把自己的安全無限上綱，把不肯配合美國的國家予以打壓，把不接受它頤指氣使的國家稱之為流氓國家。它好像把這個世界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天下有這樣霸道的國家嗎？
美國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國家，在它建國246年的歷史中，本土幾乎沒有受過戰爭的波及。但從20世紀初成為帝國主義後，是對外發動戰爭最多的國家，約打了280次。美國的對外戰爭，從來不是為了自衛，美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但美國卻以「利他主義」──民主、自由、人道──為藉口去干涉他國內政，甚至可以採取「制先攻擊」。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後曾揚言以「法治促進和平」，曾幾何時，美國已完全不講法治了。當前美國的口號是「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問題美國的規則，既不是國際法，也不是聯合國通過的法律，自1994年以來美國從未批准過任何聯合國通過的法律，包括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因為美國宣稱不能接受高於美國法律的約束。相反的，美國近年來還傾向以美國國內法來超越國際法、國際公約和外交協定。例如，如今提到「一個中國」政策時，美國的順序是「台灣關係法」優先於「美中建交公報」。美國今日所講的「規則」就是符合美國利益的規定，這是一個法治國家所應為的嗎？
我個人一生醉心於研究美國外交政策，但我年輕時對美國美好的看法已完全破滅。美國的神話變成謊話，美國的民主變成笑話，美國的資本主義成為戰爭資本主義、掠奪式的資本主義和贏者通吃的資本主義，毫無公平、正義和理想可言。美國今日之內政不修，外交進退失據，已非三言兩語可以描述。我不揣冒昧提出一些個人閱讀的心得，敬請關心國事和天下事的同好參考，如有錯誤或不周之處，也請不吝指正。

關 中2022.07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冷戰後美國的戰略選擇
一、美國自我角色的定位
 （一）冷戰後世界權力結構的可能變化
（二）美國對後冷戰世界的看法
 （三）冷戰後美國戰略的辯論
 （四）對美國力量的解釋
 （五）美國角色的自我定位和表現
二、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大戰略
 （一）以反恐為理由，採取片面主義的外交政策
 （二）新帝國主義大戰略的內容
 （三）對美國新帝國主義大戰略的批判
三、如何定位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包括20位學者的論述）
第二章 冷戰後美國的重大外交政策
一、北約東擴
二、人道干預
三、反恐戰爭
四、攻打伊拉克
五、阿富汗戰爭
六、和伊朗交惡
七、以巴和解的無解
八、金融風暴的外溢效應
九、北韓的核武問題
十、與中國「化友為敵」
十一、製造烏克蘭的戰爭
十二、美國由盛而衰的原因
十三、拜登的外交政策主張
第三章 為何美國外交政策一直失敗
一、錯誤的選擇──自由霸權
二、為什麼自由霸權失敗了
三、美國外交菁英集團的野心
四、美國外交菁英集團的特性──無人當責
五、介紹美國外交菁英集團──美國「戰狼」
六、老布希政府時代（1989-1993）
七、小布希政府時代（2002-2010）
八、「九一一事件」和侵略伊拉克
第四章 美國霸權的空洞化
一、美國帝國的衰退
（一）美國帝國如何由盛轉衰
（二）惡性重大的帝國主義
（三）川普時代的美國
二、其他國家的崛起
（一）其他國家的崛起
（二）中國的挑戰
（三）美國的選擇
三、全球權力的反抗
（一）衰落中的西方
（二）美國夢的消逝
（三）美國之後的世界
四、東方化的世紀
（一）從西方化到東方化
（二）戰爭的危機
（三）中國不再「韜光養晦」了嗎
（四）美國的反應
 （五）西方秩序的瓦解
 （六）西方仍享有的優勢
五、美國如何面對中國的崛起
（一）中國的崛起
（二）新的權力平衡
（三）中國想要什麼
（四）文明衝突
（五）為什麼戰爭並非不可避免
六、和平的起落
七、美國霸權的空洞化
第五章 美國外交戰略的新選擇
一、重建美國失敗的外交政策
二、美國大戰略的新基礎──克制戰略
三、軟性平衡
四、更好的選擇：離岸平衡
五、如何執行克制大戰略
第六章 檢討與評論
一、冷戰後美國五位總統的評價
（一）老布希
（二）柯林頓
（三）小布希
（四）歐巴馬
（五）川普
二、美國在外交政策上認知的錯誤　
三、何謂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
四、川普的「脫軌」和美國的重建
五、美國國內的危機
（一）美國民主的倒退
（二）美國的貧富不均
（三）美國的種族主義
（四）亂象不止，擴大分裂
第七章 結論
參考書目

第一章 冷戰後美國的戰略選擇
一、 美國自我角色的定位
（一）冷戰後世界權力結構的可能變化
冷戰時代的世界權力結構是「兩極」（bipolarity），由美蘇兩大超強的恐怖平衡形成。1970年代，美國首先提出「多極結構」（multipolarity），一方面希望緩和美蘇對立，另方面也務實面對日本、西歐和中國的崛起。當時認為是軍事上的雙極──美、蘇，政治和經濟上的五極──美、蘇、日、歐、中。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推動「聯中制蘇」，有所謂「美、蘇、中」三角關係。卡特（Jimmy Carter）總統時期，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又以「三邊主義」 （trilateralism）──美、日、歐──來強化美國與蘇聯對抗的力量。1999年漢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說美國的「單極結構」已成為「單極─多極結構」（uni-multipolar structure），不久將成為「多極結構」。這些事實說明了一件事，世界權力結構在改變中。
1991年蘇聯解體後，對世界權力結構的可能變化，漢廷頓提出下列六種「場景」（scenario）：
1. 單極安定（unipolar stability）。
2. 雙極合作（bipolar cooperation）。
3. 多極合作（multipolar cooperation）。
4. 全球共治（global governance）。
5. 挑戰霸權（challenge to hegemon）。
6. 裂解混亂（fragmented chaos）。
謹分別說明如下：
1. 單極安定（unipolar stability）
單極（unipolarity）加上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會帶來最和平、最安定和最繁榮的時代。
沒有其他國家有能力或意願來挑戰此一全球霸主（global hegemon）。
美國不濫用其權力，其他國家不聯合對抗美國。
美國與主要大國維持友好關係。
美國和俄國在STARTⅢ之後將飛彈減至1,000個以下。
日本仍以與美結盟為主，但在影響力上已遠不如中國。
歐洲仍是邦聯型態，但已組成不包括美國和加拿大在內的歐洲軍隊。
法國和德國成為歐洲中的核心（a Euro-Europe）。
中國、俄國、印度、日本集中力量發展內部。
台灣和中國仍分離。
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WTO）較有影響力。
世界人口維持在80億左右。
2. 雙極合作（bipolar cooperation）
在2025年時，中國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上與美國已不相上下，雖然平均個人所得仍 遠在美國人民之後。
兩國經濟相輔性大於競爭性。
由於美國與中國彼此均無領土野心，雙方的合作已證明對彼此有利。
中國在聯合國不算活躍，但在有關和平維持活動中，甚少和美國作對。
台灣問題已在「一國兩制」下解決，不再是美國和中國的困擾。
中國雖算不上民主，但也不是獨裁國家。
3. 多極合作（multipolar cooperation）
雖然權力分散，但大致彼此可以互補。
民主和平的範圍擴大，動亂的範圍縮小。
土耳其、烏克蘭等國已確定在民主國家之列。
俄國和中國也極為接近民主。
民主與和平互相加強，國際社會相互依存和貿易的程度大幅提高。
2025年時，美俄戰略武器已將彈頭減至500個，中國同意其上限為300個，其他核子國家的上限是175個。
聯合國安理會成立一軍事委員會，多數會員承諾提供安理會所需要的軍力集體安全成為事實。
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已能和平相處，巴勒斯坦共和國成為中東的「新加坡」。
第三世界國家持續快速發展，農業科技改進使大多數國家在基本糧食上可以自足，很少國家只依賴少數或單一農產品。
4. 全球共治（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world government ）
一個超國家的公民社會正在形成。
四分之三的人類接受共同的價值，包括政治上自由選擇，對自由市場的信賴，以及對人權的尊重。
國家仍然存在，但為了解決共同問題，大家同意經由國際組織，政府或非政府的組織去處理。
國家仍有主權，但每一個國家都可被「滲透」（permeable），無論是阿爾巴尼亞或是美國。
跨國公司比大多數國家還要富有（在2000年時，全世界一百大經濟體中，51%是跨國公司，49%是國家）。
聯合國安理會與祕書長負起維持和平與安全的責任，安理會有自己的快速反應部隊。
經由國際和平學院、中東大學等設計，到2025年時，聯合國可以提供一批處理國際問題的專家。
5. 挑戰霸權（challenge to hegemon）
當美國走向弱勢之時，中國便會企圖推翻美之霸權。
儘管中國人民仍然貧窮，但中國巨大的生產總值使得中國可以建立強大的武力，中國的科學家將會把中國推到科技領先的地位。由於對戰略物質的需要（例如石油），中國對控制中亞與南中國海的動機便會加強。
中國已由獨裁走向民族主義的民主，中國不必然要改變世界秩序或走向蘇聯帝國模式，但擴大其主權訴求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可能要求日本拒絕美國的「地區飛彈防禦體系」（TMD），也會要求台灣接受「一國兩制」，美國可能又派航空母艦到台灣海峽，但是否依然有用？中國自1990年代便開始研究在高科技戰爭中，如何以小博大，在20-30年之後，中國還會輕易退讓嗎？
一旦中國將美國逼退，中國便取得挑戰美國霸權的資格。
6. 裂解混亂（fragmented chaos）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的處境可說是進退兩難，內外交迫。
美國如過分使用其權力，將會激怒其盟友和敵人；如美國無所作為，追隨美國者將紛紛求去。
在外，有強烈的反美情緒；在內，本身矛盾層出不窮。

以上六種「場景」（scenario）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實現。一個安定的單極會存在約十年左右，然後會被其他模式取代，美國與中國可能會合作一陣子，但當中國較為強大之時，便會挑戰美國之霸權。另外一種可能是美國和中國的合作可能面對第三者的挑戰──如俄國、日本、或印度。
經濟和環境上的不確定因素將會呈現，人為的鬥爭及自然的災害會耗損掉十幾年或幾十年的經濟進步，在若干地區，農技的突破會帶來繁榮，但另外一些地區可能仍困在長期的艱苦狀態。
最大的問題將是在安定和平與混亂貧窮兩者之間，那一個會愈大愈強？那一個會愈小愈弱？這兩者的關係又將如何？那一種模式最好？那一種模式最可能實現？
很容易看出，第五、第六兩種模式是最不好的，在霸權和挑戰者之間的衝突以及裂解混亂可能造成巨大人命和物資的損失。暴力愈大，傷害愈大，重建也愈難。有影響力與負責任的國家應設法阻止這兩種狀況的發生。
只要能促進和平和繁榮，其他的模式都可以接受，其中第四種模式──全球共治──還有兩個好處。第一、它促進一個真正超國家社會的發展，第二、它比任何單獨國家可以處理具有全球性的困難問題。
（二）美國對後冷戰世界的看法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花了無數的人力和物力研究蘇聯，但幾乎沒有人預測在1980年代末期，蘇聯會走上解體。因此，面對蘇聯的解體後的世界新情勢，美國的學者和政策官員幾乎一時不知所措。在1990年代，不同觀點的論述一波一波的推出，一如美國傳統的外交政策辯論，主要仍是樂觀論和悲觀論之分，也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爭。

1. 樂觀論點
最早的樂觀論者是日裔美人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是一位與美國政府關係十分密切的學者，他認為冷戰以不流血的方式結束，代表的是一個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自此之後全世界將走向西方的、自由的民主資本主義，因為隨著蘇聯集團的瓦解，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辯論已經結束了，所以美國今後的外交將是和平的時代。
隨著這種看法，一些學者主張美國應有責任在全球推動民主，並認為民主的國家比不民主的國家較易和平相處，如Bruce Russet之《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1993），Tony Smith之《America’s Mission》（1994），以及Strobe Talbott之《The Democratic Peace》（1996）。
隨著福山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時代的來臨以及在全球推動民主，美國興起了一批新的力量，這一股力量的範圍包括政治學者、新聞界、律師、投資顧問、企業界及經濟學者。他們的目標要成為全球主義者（the Globalists），他們的樂觀和信心遠超過任何傳統的政治菁英。他們認為傳統的民族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已落伍了，代之的是國際與跨國的利益。
麥休斯小姐（Jessica Matthews）1997年在她〈權力轉移〉（Power Shift）一文中指出「全球公民社會的興起」，經濟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力量。柯林頓政府商務部次長蓋頓（Jeffrey Garten）明白的指出由於美國已沒有軍事上的敵人，推動商業是美國外交政策合乎邏輯的基礎。德國政論家越飛（Josef Joffe）指出，如果強權以服務他人而被接受才是維持強權之道。
1998年葉金和史坦尼斯洛（De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合寫了一本《制高點》（The Commanding Heights），把過去50年的國際關係歸納為自由市場和國營經濟的競賽，冷戰結束後因為思想上的分歧減少，全世界國家將更加團結。
在美國最知名的此類著作是紐約時報外交專欄作者佛萊德曼（Thomas L. Freidmen）所寫的一本書《高級車和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他的中心論點強調美國外交應以犧牲橄欖樹來促銷高級車。換言之，鼓勵世界採取最新的資本市場模式，不鼓勵對領土或教條的辯論和衝突，其結果是更全球化、更多的高級車，甚至連橄欖樹也不反對全球化，反而成為全球化的助力。佛萊德曼更進一步推出他「防止衝突的金黃色弓型理論」（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認為只要有麥當勞連鎖店（McDonald’s franchise）的國家，彼此之間就不會發生戰爭。不可否認的，佛氏對全球化已有了一種使命感的熱心。這些全球主義者很認真的相信在後冷戰時代，只有高舉資本主義的美國才能贏得其他國家的信賴。
2. 悲觀論點
悲觀論者始自漢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把世界分為八個「文明」，每一種文明有其地緣上及價值上的特點，並對其他文明有排斥性。在冷戰時期，由於美蘇長期的緊張對峙，壓制了這種文明上的差異；在後冷戰時期，這種文明上的差異成為國際關係上的決定因素，以及外交政策上的基本事實。
漢廷頓論點是建立在人類的彼此仇恨上，同時他對文明的定義也過於主觀，他的論點基本上代表著白人的優越感，有強烈種族主義的味道，我很懷疑他對中國的儒家思想有多少了解。
由於美國在1990年代動輒以人道的理由進行軍事干涉（Somalia 1993, Haiti 1994, Bosnia 1995, Kosovo 1999），若干美國學者對「民主和平」反感，他們不認為有所謂「公正干涉」（impartial intervention）的存在，也不認為美國有這種能力，他們甚至懷疑美國追求的往往變成「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
這些論點強調美國應扮演較保守的角色，他們認為評估美國能力比評估美國利益重要，有一位學者曼德包（Michael Mandelbaum）甚至批評美國不能把外交當作社會服務（foreign policy as social work）來做。曼德包的同事，Johns Hopkins大學的哈潑（John L. Harper）也持同樣的立場，認為決定成為美國夥伴的重要條件不是「民主」，而是「利益」。
在美國政府擔任過重要職務的人士，多以地緣政治，權力平衡及國家安全為其主要訴求，1996年蘭德公司（RAND）的一篇研究報告建議美國作為全球領導的國家,必須扮演一個平衡者的角色。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建議美國應扮演十九世紀英國的角色，在歐洲加強北約，阻止俄國再起；在亞洲借助中國力量維持亞太均勢。越飛（Josef Joffe）認為或應學習十九世紀末德國俾斯麥的政策，以各種雙邊或多邊同盟來阻止反美力量的結合。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認為為了防止挑戰美國地位的聯盟出現，美國應鼓勵北約東擴，拉攏中國，最終建立一個共負責任的全球核心。
曾擔任國防部長的史勒辛吉（James Schlesinger）認為後冷戰時期，美應恢復傳統的國家安全目標，並應特別重視核武擴散問題。歷史學者小史勒辛吉（Arthur Schlesinger, Jr.）認為如果美國不能建立新的集體安全體系，就會面對一個混亂而危險的世界。他甚至說，如果美國不肯付出代價，包括金錢和鮮血，就不可能建立「世界新秩序」。他坦率的指出，美國必須有一個敵人，才能凝聚力量。
比較折衷的觀點，以哈阿斯（Richard N. Haass）為代表，在其《勉強的警長：冷戰後的美國》（The Reluctant Sherif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一書中，哈氏說美蘇競爭和核戰威脅的的結束，產生了「失序的」（deregulated）的世界，其中若干國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及處理敵對國家問題上享有較大的自由。哈氏認為美國在重建秩序過程中可做兩件事，一是在其他國家之間防止侵略，二是鼓勵其他國家參與全球經濟。哈氏指出美國不可擔任全球警察但應公平的與其他國家合作，擔任一個「誠實的掮客」（honest broker）。兩年後哈氏在1999年《外交事務》上的另一篇文章〈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 〉更進一步闡述了這種折衷的觀點。他說：美國外交政策的正確目標是鼓勵一個合作和協調，而不是一個競爭和衝突的多極結構。在這種世界中秩序不是建立在權力平衡上的和平，或對升高衝突的恐懼，而是對全球目標和問題上的廣泛協議上。正如季辛吉在其早期大作《A World Restored》 一書中所說的「國際共識」（international consensus）。哈氏認為理想的後冷戰國際社會應建立在四個基礎上：第一，儘量減少使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第二，減少毀滅性武器的數量及擁有這種武器的國家；第三，有限制的人道干涉；第四，經濟公開──貿易自由化和市場透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