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籍之徒：中國流氓的變遷(增修版)（簡體書）

◎在中國歷史上，流氓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兩千多年來，流氓意識作為傳統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歷代政治、經濟、民生、文化、藝術等方方面面。流氓問題實為中國史研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課題。流氓古雖有之，於今為烈。此書不僅有學術價值，更有現實意義。

◎本書初版於1993年，是第一部系統闡述中國流氓問題的專著。縱向上，從先秦時期寫到清朝末年；橫向上，探討了各個時期流氓與社會各個面向的關係。二十年間，經過數次修訂，愈加完備。

◎哈佛大學將此書列為學生研究漢學的參考書。

◎增修版新增了部分史料舉證，修訂了大量引文訛誤。

◎增修版精選24幅明清時期流氓主題插圖，將流氓的多種形態生動呈現。

流氓是社會過剩的勞動階級，也是俠客墮落的產物，是社會上暴力性力量的一部分。對流氓來說，傳統社會的法律、道德規範一概不具任何約束力。流氓的頻繁活動，干擾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威脅有產階級的利益，甚至導致社會局勢極不穩定，流氓意識也隨之滲透至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領域。在中國歷史上，流氓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本書是第一部系統闡述中國歷史上流氓階層及其活動的論著。陳寶良先生爬梳各類典籍，從“四書五經”到“二十四史”，從先秦諸子到《全唐文》，從野史筆記到官方實錄、司法文書，從小說到報刊，乃至於地方誌，就流氓的起源及變遷作了詳盡的敘述，將中國歷史上流氓這一社會階層的生活狀態、形象以及與社會的關係，加以系統地勾勒出來。全書綱舉目張，條理分明，旁徵博引，文筆流暢，是流氓史領域的一部力作。

陳寶良

現任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代表作有《中國的社與會》《明代社會生活史》《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等。

著者從正史、野史、實錄、文集、奏疏、類鈔、筆記、小說、報刊等搜羅、爬梳、剔抉，旁徵博引，無一句空談，顯示了著者嚴謹的學風。
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看，本書都是一本很有學術價值的專著。
——著名歷史學家、作家 王春瑜

這是一部史料宏富、創見頗多、結構嚴謹、文字清新的開創性著作，對中國古來形形色色流氓的諸般“行狀”做了一次總清理，完成了一件學術要績，值得史學界、讀書界重視。
——作家 李喬

緒 論 / 1
一、流氓的定義與稱謂的變遷 / 3
二、流氓與遊民的區別及聯繫 / 30
第一章　先秦時期的惰民與遊俠 / 53
一、惰民與閑民 / 55
二、戰國遊俠 / 60
第二章　秦漢時期的惡少年 / 69
一、概說 / 71
二、閭巷少年 / 80
三、秦漢遊俠 / 88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無賴 / 99
一、概說 / 101
二、無賴少年與輕俠 / 110
第四章　隋唐時期的坊市惡少與市井凶豪 / 115
一、概說 / 117
二、坊市惡少 / 124
三、閑子與妙客 / 128
第五章　宋代的破落戶與搗子 / 131
一、概說 / 133
二、訟鬼與“業觜社” / 142
三、“十虎”、“閻羅”與地方豪橫 / 147
四、浮浪人、閒人與“沒命社” / 152
第六章　元代的無籍之徒 / 157
一、無徒與無籍之徒 / 159
二、豪民、衙內與閒人 / 162
第七章　明代的光棍與喇唬 / 169
一、逸民、喇唬與光棍、把棍 / 172
二、打行與青手 / 188
三、衙蠹、訟棍與訪行 / 194
四、閑漢、幫閒與老白賞 / 213
五、秦淮健兒與莠民 / 226
六、神棍：僧道的無賴化 / 232
七、豪強大猾與流氓 / 242
八、秀才鬧事及其無賴化 / 254
九、太監與流氓 / 279
第八章　清代的無賴棍徒 / 295
一、概說 / 297
二、大猾與豪強 / 314
三、流氓的種類：各色棍徒 / 327
四、北京的流氓 / 375
五、天津的“混混兒” / 382
六、上海的“白相人” / 397
七、清代其他地域性流氓 / 411
第九章　流氓手段舉隅 / 421
一、欺騙 / 426
二、訛詐 / 447
三、打鬥 / 461
四、搶掠 / 466
第十章　流氓活動與中國社會 / 469
一、流氓團夥與組織的形成 / 471
二、政治參與及政治的流氓化 / 490
三、把持或壟斷經濟 / 507
四、軍兵的流氓化 / 523
五、參與文化活動 / 532
六、流氓與地方社會 / 541
餘 論 / 555
一、擾亂社會 / 557
二、行俠仗義 / 564

主要參考文獻 / 573
後 記 / 595
再版後記 / 603

餘論（節選）

流氓是俠客墮落以後的產物。換言之，真正意義上的俠客、劍俠一流人物，理應是秉天地之正氣，能為人雪不平之事，霜鋒怒吼，雨血橫飛，最稱得上是世間第一快人、行世上第一快事。所惜者，後世所謂的俠客，已經很少得此真傳。世人偶然學得幾路拳，舞得幾路刀槍，便儼然自命為俠客，不是貽禍身家，便是行同盜賊，最後還是把一個“俠”字弄壞了。
何以言此？這可以從《水滸傳》的出現加以說明。清初人劉廷璣儘管承認《水滸傳》一書，在刻畫英雄好漢形象時有諸多成功之處，但最後還是不得不指出，《水滸傳》的作者即使“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不過是“賊盜”，未免與司馬遷《遊俠列傳》的立意相同。他進而指出，若是“不善讀《水滸》”，難免會產生一種“狠戾悖逆之心”。 清代乾嘉時期著名學者錢大昕也明確指出，自很多小說作品出來後，逐漸影響到民間百姓的一些倫理道德觀念，也即“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 上面所謂的“以殺人為好漢”，其實即指《水滸傳》一書而言；而“以漁色為風流”，則指《金瓶梅》一書。清末曾任江蘇巡撫的丁日昌更是坦然承認，自從《水滸傳》、《西廂記》一類的戲曲、小說出來後，“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而其最後的結局，則會導致“少年浮薄”之人“以綺膩為風流”，而“鄉曲武豪”之人，則“借放縱為任俠”，甚至將“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 這三人的說法，不能不說有誇大小說戲曲功能之嫌，但有一點則無疑可以肯定，即自從《水滸傳》出來以後，俠客確實不再是完美的正面典型，而是“以殺人為好漢”，“借放縱為任俠”。簡言之，俠客已經流為一種像梁山泊一百單八將那樣的“賊盜”。用清代小說《仙俠五花劍》的作者海上劍癡的話說，在《水滸傳》一類小說中，儘管也說一些“義俠”的事，但確實已經將那種“頂天立地”的“大俠”弄得像是“做強盜一般”，所以所做的盡是一些“插身多事，打架尋仇，無所不為，無孽不作”的事。其最後的結局，不免會使一般的平民百姓將一個“俠”字與“賊”、“盜”兩字並在一起，很難再加區分。 可見，在“強盜”與“好漢”之間，不過只有一線之隔。當他們行俠仗義之時，即為好漢；而當他們打家劫舍之時，則為強盜。
流氓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歸根結底仍是遊民群體中的一個分層。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遊民是一個具有很大寄生性的社會群體，除了在經濟上進行掠奪之外，還有其本身特殊的社會寄身方式。這種寄身方式不僅決定了遊民的社會地位，而且決定了遊民與大社會中各階級之間的關係。
流氓是遊民隊伍中闖蕩於鄉鎮、無所事事的職業遊手。他們大量出現，並長期遊蕩於城鄉社會之間，從而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流氓的活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並且常常是無所顧忌。對流氓來說，傳統社會的法律、道德規範一概不具任何約束力。流氓的頻繁活動，最終導致社會局勢變得極不穩定，不僅有產階級的社會利益受到很大威脅，而且一般平民百姓的正常生活也受到干擾與破壞。如清代有一位叫“王禿子”的流氓，凶狡無賴，所到之處“童稚皆走匿，雞犬亦為不寧”。 最值得指出的是，流氓通過掠奪性的手段迫使社會向他們提供維持生活乃至享樂揮霍的費用，而這些費用最終還是由從事生產勞動的平民百姓來負擔。這樣，流氓階層的存在，事實上加重了平民百姓的額外負擔，更加導致了平民百姓的貧困化。而這些平民百姓，他們安分守己，向朝廷納稅服役，是傳統統治的社會基礎。他們的貧困化，最終也會動搖傳統統治秩序。顯然，流氓活動具有很大的消極作用。
在中國歷史上，對傳統社會最高統治者構成極大威脅的不外乎下面兩類人：一是地方豪強，如曹操、楊堅、李世民之流；二是流氓，即被統治者罵為“亂民”的那批人，如劉邦、朱元璋之流。大致說來，地方豪強有財有勢，平時積累財富，招納亡命，聚集門客，一旦社會動盪，他們就會起兵奪權，便於成功。而流氓光棍一條，一無所有，了無牽掛，所以能做到勇於冒險，無所顧忌。儘管歷史上流氓爭奪帝位的鬥爭頻繁發生，但其成功者卻寥寥無幾。當然，爭奪帝位的野心，卻是這些流氓人人具備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歷史上，儘管豪強與流氓是兩個不同的社會集團與社會階層，但他們的行為卻頗多相似之處。尤其是，豪強需要流氓，流氓也離不開豪強。他們臭味相投，雖不可能結成永久性的聯盟，卻也能一時狼狽為奸。流氓一旦依附于豪強，其違法活動就會得到庇護，得以逃避國家法律的懲罰；而豪強如果得到流氓的支持，就會在原有財勢的基礎上，增加一些潑皮的膽氣與手段，從而在政治角逐中所向披靡。
歷史學者薩孟武曾說：“中國的流氓與羅馬時代的貧民不同。羅馬時代的貧民乃出身于公民階級，他們有公權（選舉權），他們可利用公權向國家及富豪勒索金錢，以維持自己的生活。他們在經濟上雖然沒有直接的貢獻，而卻有間接的作用。” 此論頗當。中國的流氓，實是遊民，是“無籍之徒”，既然沒有向國家納稅服役的義務，所以也就無“公民”的權利。他們與安分守己的農民與各務生理的手工業勞動者不同。農民與手工業勞動者雖然也過著窮苦的生活，但他們是創造財富的生力軍，構成傳統社會階級中“四民”的成員。一旦他們停止勞動，也去社會上遊蕩，就不僅動搖了傳統社會的經濟基礎，而且使社會的傳統秩序陷於混亂。而流氓則是一批不務生理的遊手好閒之徒，他們不參加生產勞動，也懶得勞動，社會並不依靠他們而存在，有時朝廷將他們另立籍冊，嚴加看管，而流氓則需要依靠勞動者的成果而生活。換言之，流氓不僅是農村勞動力的過剩，同時也是城市勞動力的過剩，即使他們全部消亡，也不會給社會造成任何威脅。相反，流氓的消亡，倒會使社會秩序變得安定。
對傳統社會的統治者來說，最令他們撓頭的確是無知“強盜”，即流氓一類。流氓豈無人心？豈不畏法度？其實，有一批不拿刀斧的流氓強盜，平常百般剝削驅迫，使農民日益貧困化。窮弱者只好苟且逃亡，成為流移他鄉的“流民”，而那些本身就極具流氓性的壯士，就落草為“寇”，做起了土匪或流氓的買賣。所以，“貧窮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國社會快要發生大亂了。……歷史都可以證明：因貧窮而作亂的，多由流氓發動。他們沒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樂既未嘗過，死的痛苦也不恐怖。他們最肯冒險，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于雲霄之上。他們個人雖然沒有勢力，而成群結隊之後，就可以橫行江湖。紳士怕他們搗亂，農民怕他們魚肉，他們在中國社會上，乃是化外之民，隱然成為一個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