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洋史與西洋史之間（簡體書）

日本學者的心血之作 一部振聾發聵的私家文明史
亦是一部顛覆歐洲中心主義歷史觀的著作

資料詳實 論證縝密
譯文忠實可靠 語言通暢
一部振聾發聵的私家文明史
亦是一部顛覆歐洲中心主義歷史觀的著作
A地中海世界不應被納入歐洲史，伊斯蘭是地中海文明的創造者
B 歐洲統治者對異教徒的屠殺導致文明的衰退
C成吉思汗征服歐亞大陸的手段並非殺戮，而是打破了東西方貿易壁壘
D 日本和瑞士曾經是雇傭兵的輸出國

作者從社會經濟史及人文地理的立場出發，試圖描繪真實的世界史——對存在于西方史和東方史之間的諸多問題，都有獨到的見解。此書的主要觀點，如伊斯蘭文明對地中海世界形成的作用，以及成吉思汗征服歐亞大陸的貿易因素等，足以顛覆歐洲中心主義歷史觀。此書可以稱之為一部撥亂反正的私家文明史。
作者告誡道：我們真正應該追問的是，這套既定知識體系和套路所規定的思考方法，究竟是在怎樣的歷史情境下形成的？

飯塚浩二（1906-1970）
20世紀日本人文地理學代表性學者之一。1930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1932年留學于法國索邦大學，1953年獲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立教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東京大學教授等。主要著作有《人文地理學說史》《亞洲之中的日本》《地理學與歷史》《滿蒙紀行》等，主要譯著有《人文地理學原理》《印度的發現》等。
張晶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日漢翻譯、日語語言學。主要譯著有《我的伯父周恩來》（日譯）、《岩波日本史：明治維新》等。
黃博典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博士，研究方向為日漢翻譯。主要譯著有《中國扶貧史》（日譯）等。

目錄

第一部 東洋史與西洋史之間
 ——世界史與世界地理的交涉
一、 所謂“已知世界的擴大” 3
二、 單一的世界，複數的世界 11
三、 東方即地中海世界與歐洲地位的變遷 39

第二部 阿拉伯的西西里，諾曼的西西里
 ——東方即地中海文化史的縮略圖
一 、阿拉伯的西西里 81
二 、諾曼的西西里 103
【附錄】“東方始于比利牛斯山” 147

第三部 世界史與遊牧民族
 ——以成吉思汗霸業為中心的人文地理學考察
一、“時間”是最高的審判官嗎？ 161
二、視蒙古為蠻族之論調 167
三、沙漠的交通地理意義 175
四、遊牧民族戰鬥力的構成 185
五、他們是破壞性的嗎？ 193
六、他們得以利用的文化水平 201
七、遊牧民與商隊商業的結合 211
八、作為商路治安維持者的蒙古政權 218

第四部 西方古地圖上的“日本士兵”與東西傭兵隊
一、作為火槍手的日本傭兵 229
二、被遺忘的兵器 234
三、效力他國“靈魂之偉大”與“獻身之無數” 240
四、被販賣的士兵 246
五、不宜作教材？ 251

西西里的“東方即地中海文化考古、歷史博物館”

意大利美術史入門寶典《意大利神跡》（我所用的版本為1930年修訂增補的英文版）對西西里作了如下介紹。
“所謂‘西西里是歐洲考古學博物館’，的確恰如其分。因為，從史前人類留下的巨石文化遺跡，到腓尼基人和卡塔戈人建造的城牆地基，希臘風格的神殿、劇場和城堡，羅馬技師修築的橋樑、水道和圓形劇場，源自薩拉森的清真寺和塔，甚至諾曼人的教會、城池、宮殿，都可以在西西里見到。其數量之多數不勝數，精彩之至難以描述。”①
該書作者在末尾將諾曼時期的建築物也算入其中，並稱之為“歐洲的考古學博物館”，頗耐人尋味。自十一世紀後半期諾曼人成為該島主人以來，西西里在形式上已然屬基督教歐洲的一部分。而實質上——近一個半世紀的諾曼王朝時期雖然短暫，但以“黑暗的歐洲中世紀”籠罩這座島嶼的亨利六世時期和再次被信仰的西方世界視為異端的腓特烈二世時期為過渡——最遲自十三世紀中葉起，該島也已全然是歐洲的一部分了。因此，將西西里視為“在歐洲”的博物館也無可非議。
然而，正如佩夫斯納所堅持的，從嚴格的學術角度來理解作為文化概念的歐洲，那麼這座博物館所展示的紀念品在歐洲文化之產物這一意義上是否屬歐洲呢？在這一點上，《意大利神跡》的作者有必要對“恰如其分”這一形容做出解釋。不過，我憂心作者因此記恨我，說那傢伙（指我本人）把歐洲和西方有趣的地方左一個右一個搬出來，像個半路打劫的。我不善應對此類記恨，因此要拉建築史家佩夫斯納教授做個伴，他能用擺在眼前的物證證明自己的主張。他在《歐洲建築緒論》的前言中聲明，“除史前時代和古代外，公元最初一千年的建築基本排除在外（既然標題已強調為歐洲建築）”①。因此，即便難得有希臘風格神殿，薩拉森時期結束以前的西西里也被排除在外。而諾曼時期的西西里也因“與阿拉伯風格相結合（對歐洲而言）屬異國”，令佩夫斯納敬而遠之。這一點在第四節已有介紹。不止西西里，威尼斯也是如此，這位教授視其為拜占庭風格，也屬異國，因而不論聖馬可廣場多麼魅力無窮，也絕不將其納入歐洲建築美術史。正如迪爾所言，那裡的繁華是“東方分店”的繁華。
總而言之，還是將上文的比喻改為西西里的“東方即地中海文化考古歷史博物館”為好，如此也不至引發誤解。“除古代外，公元最初一千年的建築”被遺落，沒能以歷史悠久的建築為豪的確可惜，但自羅馬風格尤其是近代以來，格外豐富、多產的歐洲文化做出這點讓步，總不至於斤斤計較。
正處於大顯身手階段的近代西方代表，從東方各地掠走大量古往今來寶貴的文化遺產，陳列于大英博物館或盧浮宮之中，數量之多令人咋舌。十一、十二世紀的諾曼人將這座名為西西里的“東方即地中海文化考古歷史博物館”連同整座島嶼攫為己有，贈予歐洲。如若直言不諱，事實便是如此。

視蒙古為蠻族之論調

向外來掌權者屈服，甚至與之狼狽為奸的統治階層，為了外來掌權者，更為了自保，而採取各種違背人民利益的行動。諸如此類的問題或許和文化水準無關，也不是我們眼下的論題。將蒙古的稱霸簡單地歸為未開化“蠻族”的殘酷武力和恐怖政策的成功，這一教條式的說法之所以長期存在，還有一個原因，恐怕也是最有力的原因，即這一基本說法根源于定居的農耕民族或商業都市市民對遊牧民族掠奪行為的憎惡與恐懼。不僅如此，擁護這一說法，其實是被害者後裔為了滿足其回憶加害者時所抱有的虛張聲勢的報復心，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筆誅，極易被濫用。
作為“歐文蒙古史中最可靠之經典”（田中萃一郎譯著《蒙古史》序言）通行至今的“多桑男爵著作”，在宣揚這一說法上也堪稱“最可靠之經典”。他以“蠻族”派神父那極具權威的語氣講述道，蒙古人的侵略使亞洲的局面為之一變：多少大帝國傾塌，多少舊王朝覆滅，多少國民或蹤跡全無或消亡殆盡，蒙古鐵蹄所到之處，唯見廢墟與枯骨；殘忍之至，勝過最野蠻的人類，在殖民地，他們不論男女老幼冷漠屠戮，縱火遍野使城市鄉村化為焦土，蹂躪作物使肥沃樂土化為沙漠。然而，這樣的說法並不是在憎惡之感與復仇之情的驅動下產生的，他甚至都不清楚那些滅絕了的國民的名稱。“若是各國歷史在這一點上沒有達成共識，想必世人都會相信是歷史記載誇大了蒙古人的殘暴。”這著名的論調與其說是承接上文，不如說是貫穿全書。“蒙古人的歷史就是其暴行的記錄，因而無非是些可怕而討厭的事實”，可以說，多桑就是以此為基調，完成了他獻給蒙古的“憎惡組曲”全樂章。
然而，與此同時，多桑無愧為一名忠於史料的歷史學家，他意識到有必要做出如下補充。這一點雖值得注意，但出於此念，多桑——事實上只是一廂情願地——為提高自己主張的權威性而孜孜不倦。他說，“進行此研究（蒙古史——即多桑所謂暴行的記錄）時，可供參照的史料絕不在少數。各被侵略國的史書，即便難免疏漏，也足夠拾遺補缺。”①多桑在此談論的就是戰爭的勝負，因而他隨手便可為我們舉出無數例證。可即便是成吉思汗時代蒙古“暴行的記錄”，其歷史記載也應由達成共識的“各國”共同書寫，原告/受害人，尤其是作為戰場失敗者的原告，其單方面的證詞怎能為被告/加害人的沉默“拾遺補缺”？多桑的贅言，真可謂不打自招。
然而情況就是如此。即便《馬可•波羅遊記》中有如下記載，成吉思汗之所以被推上王位，是因為他是“眾人公認的廉正之士，是有偉大智慧、威風凜凜的雄辯之主，其勇武無人能敵，即位之後始終堅守正義，把握分寸進行統治，與其說人民視其為君主，毋寧說奉其為神明而敬愛之”，“由於他極重正義、德行出眾的品格，所到之處民眾爭相臣服，承蒙其保護與眷顧幸福度日”①。這不失為一個“沒有達成共識”的史料。然而，它不僅沒有成為反省和再推敲的契機，反而淪為對作者馬可•波羅的質疑，甚至反感。
另外，我們通過對歐洲人書寫的歷史教科書進行改編，從而學習西方史或西方人慣例下的世界史，對於十字軍東征，耳聞目睹的盡是些體面話。正因如此，在這一問題上本該是全然公平的第三者的我們，卻在彼時的學問、藝術和所有的文化中，完全誤解了伊斯蘭世界、十字軍母胎及中世紀歐洲孰為師孰為徒。不過，歐洲中世紀的“黑暗”可不只是針對人文主義或文藝復興之輩，伊斯蘭文化作為他們打破中世紀黑暗之機緣，其啟蒙性作用卻被近代歐洲拋諸腦後，這嚴重的健忘症真值得此刻大書特書。談及蒙古史，言必稱多桑。這些人及其同黨，將如此這般的學界情形，不如說是慣性奉為圭臬，一方面對成吉思汗的遠征大放厥詞，惡語相向——就連格瑞納德（Grenard）之流都醉心於書寫“沿路白骨堆積成山”“狗都不再吼叫”等絕妙文章。另一方面，他們那以十字軍形象亮相的中世紀祖先，是如何“將信仰和野蠻的掠奪、荒淫、爛醉的豁免混為一談”，又是如何將那像極了黑暗時代天選之子的舉措翻來覆去①。論及這些時，他們竟又以“沉默是金”取而代之。其裝瘋賣傻也真值得大書特書。
成吉思汗以疾風之勢席捲廣袤土地，建立起前所未有的陸上大帝國蒙古，而歐洲的十字軍重複著跨越兩個世紀屈指可數的遠征計劃，卻始終未能達成預期目標而潦草收場。不過，將二者進行對比，評判誰更加未開化、更加野蠻，並不是我們目前要討論的問題。想來問題的本質也不在於此。在昔日狹隘的社會關係中，人們的視野受到局限，一旦離開同族、同鄉或同宗教信仰的關係，就失去了同類意識，而以自己的人脈為中心，形成極為封閉的、排他的世界觀。而出於這種基本的生活情感，對於不屬各自社會集團的他者，要麼毫不關心，要麼將其視作對自己有害的存在而產生敵意。當人們只知道這兩種態度時，人情與正義只通用於特定社會集團內部，其中甚至也出現了一些運用人情正義時非必要的道德準則。於是，異民族、異教徒、無關聯者間的往來，則完全聽任非人情、非道德的單純力量的支配。
出於對極富“人對人是狼”色彩的近代個人主義式社會關係的反撥——不過，為了近代社會的名譽，我想在此補充一二。不管怎樣，我們已然設想出一種覆蓋全人類的自然法則式的和諧，作為個人主義成立的條件——也出於對“去日是好日”的牧歌式的憧憬，人們往往容易美化共同體式的存在，也即那種同族、同鄉同心同德聚合起來的往昔的社會生活。因此，想要在這種基礎社會集團內部的人際關係中找到人類的樂土，找到標語“全員和睦”中的風景，也不是全無理由的。不過這種情況下，人們往往容易忽視，這樣單位式、細胞式的社會集團，一旦同心同德牢固地凝聚在一起，則會形成極抗拒、極封閉的對外特徵。或者更確切地說，這種單位式的共同社會的集合，比起原本血緣、地緣的紐帶，更多是由排他的封閉性以及對未知、陌生事物的敵意支撐和壯大起來的。異民族、異教徒間的相互關係，除了交往雙方社會集團構造是單細胞式還是複合式的差異外，原理相同。尤其是在征服或侵略戰爭中，這種集團的排他性和敵意被無限制地發揮，又被有意識地、有計劃地強調甚至誇大。換言之，即便是戰爭行為，也有國際法的嚴格制約，而這種情況卻與之存在原理上的差異，只要與外邦人、異教徒相關，人們就可以完全心安理得地屠戮非作戰人員。真可謂化外之民，野蠻至極。歷史學家米肖（J.F.Michaud）也對十字軍的行跡做了極具特色的記錄：“這支窮凶極惡的大軍依舊一路燒殺搶掠向南疾行。……他們把砍死人的頭顱當作體育運動，大肆進行……將死屍從墳中挖出，在悲痛欲絕的市民面前，將一千五百具屍體梟首示眾”，等等。
不過，正如米肖對十字軍將士的問責所言，他們“將信仰和對野蠻的掠奪、荒淫、爛醉的豁免混為一談”，是因為他們這些宗教狂熱分子沒有將異教徒看作自己的同類或關聯者，而只將其看作自己道義之外的存在，才與之發生鬥爭①，此種“暴行的記錄”不足以證明中世紀歐洲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是“蠻族”。如果這一邏輯成立，那麼單將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排除在這一邏輯之外，則毫無道理可言。而如果“時間”必須做出審判，最先應該審判的就是這種學術上的偏頗與不公。
那麼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將蒙古霸業視作暴力恐怖成果的論調，不過是給蒙古扣上了一個未開化蠻族的汙名，在學術上產生了一堆無用的廢話，而對局勢分析起不到任何作用。另外，我還想補充一點，這種歇斯底里的論調，使人們只靠武力與恐怖壓制政策就可以建立並維持一個大帝國的妄想一度橫行於世，導致那些渴望從歷史中吸取些許教訓的好心人陷入簡單粗暴的一家之言，而它還極易成為害己、誤國的導火索，到那時候，就不只是無用，而是相當有害了。
當然，我並不是為了向多桑問罪才執筆的。他出生於君士坦丁堡的那一年是1780年，《蒙古史》第一次出版是在1824年。且不論多桑能夠寫出這部古典文獻的稀世博學與努力，但他那只能將成吉思汗與抜都征戰下的蒙古視作殘忍殺戮者的先入之見，極有可能導致他對於這一大事件發生的舞臺的人文地理和社會經濟史一知半解。在他能夠運用的珍貴資料之中，那些本該與蒙古遊牧民族特質相聯繫進行理解之處，卻未得到相應的解釋，實為可惜。不過，考慮到多桑著作成書的年代，如今再對其挑剔苛責本就不合情理。然而，我之所以認為有反對甚至充分批評的必要，是因為在一個多世紀的歲月已然過去的今天，信奉多桑式看法的作者依然屢見不鮮。如若這只是筆者一人的過慮，那再好不過。可萬一這多少已成事實，那麼越是想到這一世紀內諸般學問的突飛猛進，則越讓人感歎，這簡直是一個故步自封的奇觀。